随感

大部分摘录自朋友圈。

1

倘若不对具体确切的事物有所欲求，这一欲求将被对欲求本身的欲求接管。每每当后者无法忍受它的空洞跟不可满足带来的不安的焦灼、过剩的恶心时，它就转向前者，试图以历史感跟有限性驯服那份不羁跟贪得无厌。

空洞的、不能餍足的对一切欲求之欲求可以被理解为人对某类（非经验、非历史、甚至是非此世）事物的需要，这一需要不足以合法，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有益于清醒的历史感跟有限性，并在（不管因为什么）发现不能被满足时频频回到对该类事物的非法篡取上去。一种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式的论断是，A对B的认识失败了，恰好说明A的存在。这个精巧结构的重演跟不断失败从未保证欲求之欲求所涉事物的实在-潜存性，不过说明人对某种形式的意义有着执着的逻辑-心智上的爱好。而这一事实的存在依旧可以被视作历史的某个阶段、特定类型的人的精神副产物。

2（评某页书）

这几乎是悖论：对抱负的弃绝构成渴望和温暖，对挣扎的放弃实现表达和成功，以及，对自我的背离使得“去接纳我们的情感和音乐”成为可能。这似乎说明，情感内容和音乐素材就其本质而言具有自规定性和被给予性，在个体意识到自身意识的孤立和个别后，一个amor fati的动作被召唤出来，旨在弥合自我和自然的分裂，将病症引向“舒适、简易和快乐”。然而，后者一旦真正成为现实便不再生产匍匐和顺从的狂喜、反讽和冷嘲的自矜、对逝去自我的哀悼和久久的垂听。（浪漫主义）音乐或许生成于et in Arcadia ego的苦涩和“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的呼告中，和声进行发生在这一运动行进的过程之内，和声的不断扩展以至于和声体系崩裂恰恰说明该运动有其行进方向的必然性，伊甸园的快乐作为理想图示可以被接近或戏谑式使用，但从来不是可以、或者应该回到的地方。

3

或许具备一定融贯性的是：阿多诺优厚的出身与早年形成（非苦寒而得）的学养；以业余爱好者（amateur）的身份谈论黑格尔、尼采、晚期风格并见证旧欧洲的崩溃；认为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发展部说明了“浪漫主义的可交换性”、“主题的虚妄”、“暴力行动及其幻象”（这个发展部先少见地重复了乐章的引子，然后对呈示部中依次登场、原本或可说明外向型冲撞（主题）-稍内向型省思（副题）接续性的主题-连接部-副题时间结构予以破坏，形成连-副的新乐句、主在低声部的进行）；面对学运说“警察对学生做的比学生对我做的宽厚得多”。

4

恰恰在调性体系被摧毁后，（如果顺从于十二音技法，它要求的）必然性和体系化才排除了一切自由意志的可能。客观性战胜了主观，并把后者由乐曲以外传来的声音宣布为或可追究、但无必要的偶然。爱呢，人性的星星呢，介入而不能被统摄的绝对外部性呢（贝多芬111那个不记仇、含着眼泪温情脉脉告别的升c），这是否确实比较虚无，比较德意志精神，甚或于蜕变为纳粹……

不过另一方面来说或许这就是“心不由己、覆水难收”的一个体现，在这里，自我放逐可能不是自愿作出的，必然性对一切素材的统领也不再具备主体介入的主动性。主体只是被淹没了，它在被结构中失去了和世界的关系，而又对时代可以提供的那种关于匮乏的主体表达方案（看看吉皮乌斯的《歌》）不感兴趣。不仅占有不可能，并且占有不义，在勋伯格看到了前进的必然性的地方，贝尔格的心碎裂了，他亲手为自己挖下坟冢然后跳下去，“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5（评某文章）

按《套中人》的说法，这样的生活主要由于住在城里、空气浑浊；而如果参考《饥饿艺术家》，那么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食物，于是宁愿饿着肚子、把身体虚弱引为美德。恐惧跟犹疑是有的，并且大量存在，因为这样的那喀索斯式自我贯注（对自我贯注的厌倦不意味着对其的取消，而意味着一种二阶的自我贯注）只会让生活不断坍缩，从范围上、也从深度上。形而上的玄思是失去了，对一样事物的喜爱变成了失去根底、不再渴望自身归家目的实现的诺斯替运动，于是一切情感贯注可以被心理学还原，最终沦为对某种颜色的乡愁，对所谓命运以及附属的趣味（文学、哲学、音乐）的不再古典、却偏偏要以古典为形制的表达。这篇文章在表达上并不高明，也就能让人看到这种被“抽空”的虚无主义品格的生活问题所在（如果这依然被当作“问题”），而不是陶醉在某种美学之下，抱着对从未经历过、可能也（在完满的形而上意义上）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的感动之情，以最为饱满空洞的激情在虚空中跟风车搏斗。

6

从社会功能（考察音乐与社会其它部分的互动）来说，新音乐结束了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市民的共生关系，并以孤绝艺术家使用音乐语言的高度自律性形成了一种局部的“理性化”，对抵资本主义整体的理性化入侵与收编。但是，音乐与世界的对抗不意味着两者缺乏共同点，恰恰相反，两者在始终存在的微小距离中构成灵晕（aura）式的对应关系。勋伯格的革新使得音乐结构与规律压倒一切，首先是整体，然后才是部分，主题既无意义、也不可理解，能理解的只是主题与其变体之间的变化模式、它们在时空中展开形成的关系——这很像数理哲学与现代公理化体系中符号的位置，以及资本主义整体理性化中，原子化个体的位置。

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理解原则，勋伯格本人的出发点是必然性，而不是效用性，他对音乐的世界历史做出审判（“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指出由调性体系演进到十二音体系的必然性，而不考虑社会批判的功能。他似乎想将音乐从希腊引向罗马，从伦理的优美性引向抽象的普遍性，却声称非实定的“直觉”得以被保留。这个过程中，“心的碎裂”可能意味着敏感的心灵在一种过于年轻的衰老中预感到抽象实定性的野蛮与暴力、内在精神性的缺乏（《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在经济上自由，法国在政治上自由，德意志在这两者上都不自由，却已经开始了对它们的批判），于是甘愿退后一步，顺从于分裂、顺从于安提戈涅式神法与律法冲突牺牲品的命运。

7

性别议题的赛博审判经常让人觉得又太过又不够，太过是因为权力关系在一些特定社交平台显然得到了逆转，受害者通过大zι报特定字样就可以充分获取同情，同仇敌忾夺得私人复仇的成功，这种报复跟（仅限于特定赛博空间）逆转的轻易很容易让人上瘾，不论是发声人还是支持者共同陷入短平快的欣悦幻觉，喷射着毒液沦为尼采意义上的奴隶。于是，审判在这里完全变成了策略性武器，停留于报复欲的释放跟对个人当前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涉及境况背后更为普遍根本的一些东西，这也是赛博审判不够的地方——下一次受害者依然可能落入同样的处境，甚至受害者及支持者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享乐，被审判的人只能得到一些形式上的错误原因、（当然是赛博上的）惩罚而无法“理解”自己的错误，只能因为（或许有用或许没用的）威慑而不再做一些事。

这种常识性思考推演下去，似乎会变成对受害的一方（以及支持者，毕竟他们常觉得自己离被常人化了的弱者更近）的苛求，逼迫他们整全、富于深度地理解自身处境并且担负起所谓公众宣讲的责任，毕竟，施害一方不作宣讲，只作辩护——当然根据权力的逆转关系，施害跟受害者两方虽然从不模糊，却经常彼此调转。但不论如何，这种苛求是必要的，在公众平台上发言并且知道如何装配语句、把自己讲的话推向公众议论中去的人需要多想一点，需要发现跟承认自己不仅是判官，还同为受审者跟刽子手，不仅两眼泪汪汪四肢绵软无力，还编织了个人的隐秘恶意，参与了享乐跟对权力的篡夺，永远无法声称绝对的清白。按常识语境，承认这点人们得面临骇怖跟折磨，但如果不这样做后果就是一次次得到“都是他的错”“社会什么时候能好”“快跑”这样截断思考、要求人保持在情绪层面的话，或者是“这样的事多了”“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去总体化、回归（虽然从未离开过）日子的词句，然后反复陷入相同的被动反应、躲避久久的虚无——这无疑是更绵长耻辱的痛苦。

以上当然是不充分的，比如经济事务没得到考虑，自媒体搅合这种事总是哪怕不以利益为目的也为基本盘，比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从这里退回到什么完美受害者论、规范性维度或者心性政治、要求不行动只忏悔，那跟反复陶醉于小小的dιαn覆并没有本质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说赛博审判依旧永远不够，技术化的斗争策略、公共的正义诉求跟私人的复仇欲望永远是紧密交织不可分离的，问题从来不在于解除私人的部分，而在于以它们为催化剂导向公共的结论，并且以成熟现实的斗争技术作为辅佐。不过嘛这是尚且遥远的话，毕竟人们是如此习惯于日子，习惯于表面形式激烈的一次次重复跟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