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富勒&安德鲁·高菲：《邪恶媒介》导论

《邪恶媒介》导论 Evil Media

作者｜马修·富勒 & 安德鲁·高菲 翻译｜灰狼 校对｜Mia

《邪恶媒介》（Evil Media）一书试图拓展我们对当代媒介系统、技术与媒介化实践的理解，在这个参与性的、大规模的网络时代中，技术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各类思想或更显著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一样多，这类冲突反过来又会分化为新的热潮、激情、项目乃至规划。本书将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属于工作和管理领域最易识别的灰色媒介（gray media），它们影响着政府、企业和文化的惯例，但它们本身极少作为媒介被认知和探索。所谓灰色媒介，指的是诸如数据库、团队工作软件、项目规划方法、媒介形式以及技术，它们的运作远离了关于消费者、赋权或可疑的信息经济智慧那更为显见的信息风暴。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述，媒介通常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加普遍，而这种更广阔的媒介观点所包含的技术，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离散对象、实践、技术与知识关联到一起。《邪恶媒介》一书的基本论点是：媒介于我们生活中的在场，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抽象社会关系，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为分散和广泛。此外，越发多样化和海量化的事物、习惯和角色正在成为媒介，或者被激活为一种媒介化行为。

尽管从事和关注媒介研究的研究人员长久以来对传播的简化观点提出质疑，并试图传达当代社会生活中媒介过程具体的、物质性的“厚度”，但他们通常都忽视了那些通常不被视为媒介或媒介化形式的设备或技术的钝态不透明性。在《邪恶媒介》中，媒介化以及构成媒介化的不同过程的博弈，上升到一个普遍的原则，也就是从软件的基本建构模块延伸到管理方法、心理技术、语言因素以及操纵工作背后的诡诈。在此，媒介与其说是指涉其他事物的符号运动，不如说是指涉那些本身就如有形的、可命令的事物一般活跃的符号运动。当报告、文章或非法数据转储中的一组词汇被放置在一个容许甚至要求无限制访问的机制中时，与这组词汇被放置在一个封闭目录中或规划成一本书时，其意义会截然不同；容许这般开放访问会对理念的接受产生直接和实际的影响，但这只是它们可能被操作的一个范围。举例来说，文本也有自动化的读者，搜索引擎就是如此，它并不意味着只有读者变得自动化，而是表明一种物质类别和另一种物质类别之间的动态流转换。该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控制论的基本观点，但它进一步暗示了不同种类的规模、过程、对象、物件所提供的细微承受力，这总会让事物变得更为复杂，并引入可能导致他人（无论事物还是人）误入歧途的微妙转变。媒介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要比一套规则能处理的事情多得多（在某些类型的灰色文献，如政策和程序文件、自我改进手册等等之中，对规则的渴求几无界限可言）。

如此，《邪恶媒介》绝非对成功规则的梦幻般承诺，而是采取一系列策略（stratagems）的形式，其中每一个策略的目的都旨在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某种规模的操作或者呼吁关注一种工作方式。我们既对媒介的显在结果感兴趣，也对媒介的非预期效果或者次要效果感兴趣。同时，根据吉奥乔·阿甘本的观点，这一策略视角拒绝了某种假设，即观众的观点在理解媒介操作的过程中具有特权优势。传统的媒介研究（更不用说伦理学）都过于关注从观众的角度思考事物。邪恶媒介的方法表明，无论一个人是否有意识地承担起观众的角色，媒介化都需要成为一个被激活的过程。以下五个部分（关于媒介可被定义为邪恶的方式、书籍的性质、灰度作为一种构成形式、复杂的技术以及策略的概念）阐述了本书作为一套整体操作的潜在议题。

邪恶

“不作恶！”（Don’t be evil！）谷歌这句人尽皆知的格言被重置为一种公关手段[1]，进而在今天的其他实践理性表达中寻找到广泛共鸣——从思考善念、具备积极的情感、对他人表示同情和怜悯的要求，到历史上公认的以道德术语限定有组织的生产活动的趋势。这条命令或许比其他任何命令都更清楚地展现了经济思维及其相关社会技术实践的神学残余，更不用说当代形式的帝国主义原教旨倾向了，对后者而言，超验价值的无可争辩性为打包票建立同盟、甚至技术发展提供了巧妙的诡计。[2]好莱坞那摩尼教木偶式的主体、被军事-工业-公司管控的主体、追踪和根除邪恶并支持与“善”相一致的地缘政治和谐的主体，所采用的修辞一般来说与它们声称要动员起来反对的恶意一样强烈。[3]“不作恶”这句格言和其他近似的挑衅性格言一样，总是一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架势，以卡通式的单纯方式预示了一个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信息字节、每一次触屏、每一次清醒的思维和行动，都被清除了生命能量之对立形式的反常和欺诈倾向。以不符合社会指令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的倾向被中和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以无摩擦的透明媒介形式来塑造行为。任何未能通过全球化信息学实用性测试的活动都会被禁止，并被公开谴责为恶意的、病毒式的、恐怖的，或者更简单地被视为违规而晾在一边。[4]

在这种语境下，提出邪恶媒介的假说或多或少是一种悖论。如果今天有一种普遍的黑暗预感在发挥作用——这种预感有助于将某种简单的禁令合法化，即在所有真实和想象形式中反对恶意——那么这种预感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有助于传播该预感的媒介化操作造成的。这不仅体现在媒介形式以光明战胜黑暗、以善良战胜邪恶、以正确战胜错误（邪恶的媒介化）的叙事方式上，也体现在更隐蔽、或许更持久的内在意义上，即媒介生态的物质构造本身在散播惊骇、恐惧和不祥的感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类感觉首先引起了先入为主的判断。数字通讯无孔不入的延伸有助于消除边界感或领土的固定性，否则这种边界或固定性就会让经验固定在某些相对已知和熟悉的地方。媒介化行为刺激和放大了某些事物的产生，如令人不安且模棱两可的社会进程、脆弱且易受影响的活动网络、不透明的非知识领域等等——换句话说，这就是媒介之恶。虽然今天全球化网络的理想延续了将技术与审美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普遍传统[5]，但除了通过表征问题的简化之外很少考虑到伦理的问题，这让我们在把握媒介价值论方面感到茫然。与其说这是震惊和敬畏，或者观众锚定在屏幕上而产生的命运崇高感，不如说是经由社会技术中的活跃齿轮而产生的混合了恐惧与凄惨、快乐与喜悦的感觉。[6]

近年来，研究者们非常关注情动（affect）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重要性，也关注它与可识别的情感（emotion）之间的区别，同时还有情动劳动与通往更抽象的物质性与基础设施形式的经济倾向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较少关注情动配置与更广阔的、不稳定的能动者及中介者组成的网络（我们本身也是其中一环），它们难以觉察的边界以及产生各种困惑和不确定性的相关范围正在被组合起来。[7]媒介，在经由科技研究、管理理论甚至思辨哲学[8]赋予它的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是情动构成及配置中不可化约的元素。当电话压根不响或者响得过于频繁时，总会让人感到心神不宁，这是由不寻常的数据流量模式产生的恐慌，会导致一位温文尔雅、富于内涵的主管在开会途中发火：这种主观情境是特定社会技术配置的结果，它赋予了游戏过程以加号或减号、对号或叉号、是或否，以及有时候更模糊的符号。

当设备、实践、协议和程序、小工具（gadgets）和应用程序匹配且同步运行时，所产生的活动便促进了透明效果，这创造出巨大的黑箱（black box）或晦暗的灰色地带（grey zone），无可置否的是，或多或少稳定化及已然稳定的人工物，会容许以“无摩擦”传播为特征的抽象社会关系生根发芽。[9]但是这些配置过的操作区如何运作，有什么效果，有何种操作维度，在其传动中有怎样的“发挥”，都是相当开放的问题，也是一个容许意外事件发生的实验范围的问题。在数字媒介化创造的可编程控制的条件下，复杂的基础设施与传播实践进入到各种决策计算中，但它们并非总是作为一个明确的因素，而是更典型的作为一个具备期望的或者未被注意的稳定性的环境变量，从而让决策的目标不受干扰。

本书在“超越道德”的意义上探讨了邪恶媒介的假说。我们的方法摈弃了所谓的不可化约的道德对立之僵局乃至道德绑架性的逻辑，这些道德对立为西方创造的“地狱般抉择”（infernal alternatives，当然还有其诱发的强迫性需求）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罪恶感系数：要行善，不作恶，或者（如果你无法避免作恶）至少选择相对较轻的作恶。[10]我们远未将媒介视为最终与其相关的中性手段，而是将媒介与媒介化视为在它们所处的关系中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不透明及厚度，具有塑造或操纵它们所接触的事物或人的积极能力。在“透明”遭受可疑且过度赞扬的时候，我们试图检视媒介化的具体策略逻辑，因为它们在一系列实践、设备、技巧和技术中得到了发展。众所周知，在为交换而产生的范畴内，这些东西可以成为一种对工作的奴性奉献和天生奴役心理的构成要素。作为无限谴责的对象，媒介经常被免除罪责，并通过“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等宽泛的概念或预先配置的社会能动者（阶级统治、自由精英、既得利益者）的愿景来剥离其自身任何具体的主动性，同时这些手段也被用来为其服务。将媒介视为人类意图的透明性——尽管这些议题常常被意识形态扭曲或误读——是一种调停者作为中介者（intermediaries）的概念，它建立在一种道德预设之上，而这种预设的建构在于它无法理解或感觉到自己在其中的积极贡献。[11]在这种背景下，“邪恶媒介”这一术语使这种令人不安但往往不被承认的不透明性变得清晰可见，它位于通常被假定为透明过程的核心，只有在事物出错的情况下才会浮现。[12]这与其说是揭示了这种不透明性并让其可以辨认，不如说是从中汲取到某种有用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中采用“邪恶”这个限定词，便相当于对全球文化中更普遍的本体-神学氛围的一种剧烈反应。在这种氛围中，人类用自己来替代上帝，进而在对自己命令的卑躬屈膝的顺从中表现出一种善行——这是一种残酷的服从操作，任何探索超越善与恶伦理的努力都必须通过一种不可避免的充满焦灼的幽默来抵抗。尼采可能把超越善恶的领域视作超人的领域，但同一个尼采在智者学派（sophists）的实践中瞥见了深刻的神学价值的过剩，这为一套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方针，因为这套实践可能提供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方式来摆脱无休止的道德禁令和从善如流的劝导。[13]通过挑战“全”、“善”、“真”这些根深蒂固的教条，智者们开启作为人们不应遵从之道路的“非存在”（nonbeing）之路[14]，他们对二元论的攻击，既站在善恶对立的一边又超越了善恶对立的立场，实际上是在招致诽谤、恶意和狡诈的诡计，反过来又将邪恶归咎于此。从对自身运作条件视而不见的理性角度来看，对媒介和媒介化的非道德立场，即质疑那些寻求“真理”的人们假定的道德优先性，将在对符号的操纵以及对传播和媒介化形式的精巧使用的思考中找到其旨趣。

我们已经感觉到“邪恶”这个术语在用法上的混乱异质性了。但是这样一个术语的使用不能不假以条件。我们不得不佩服怀特海这位哲学家幽默严谨的表述，他称“邪恶的诡计”之所以是其所是，不过是“坚持诞生于错误的季节”。

本书关注特定的媒介系统和媒介化过程，但没有为它们建立任何直接的善恶价值观，同时也没有为其开脱，仿佛它们只是为目的服务的透明手段。本书要做的是利用价值分配的惯常方式，并实验其带来的可能性：为什么不思考机器、技巧或技术在成问题的权力价值论中不可化约的构成性作用呢？为何假定再现的道德律令会耗尽媒介化过程呢？这是基于媒介技术对人的移情能力或思考能力之影响的周期性恐慌而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但通常来说这会陷入伪科学的解决方案，并且往往会同时错过重点以及政治问题。对使用的意图而言，任何对象都绝非透明，而是在特定情况下提供了特定的机会——一种选择权或回旋的余地，一种容许特定类型的拐点或变化范围的发展动态或曲线。搞清楚如何操纵这些对象或过程（同时清楚自己反过来被操纵或可被操纵）[15]，以及这种操纵的诡计或狡诈所产生的效果及后果，会带来“时机”的问题、机会的恰当性问题，以及对这些对象、过程、技巧和技术所处关系的相对不稳定性的理解。但这种知识——它或许更多是一种实用智慧或一种美德[16]，而非一种科学——仍然需要培养，同时探索这些对象。这就是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在其建议中格外强调运气和其他偶然的性质。在其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今日兴，明日衰”[17]，这说明了在策略思维（stratagematic thought）中保持警惕的重要性。

书籍

对一种更愿意单方面信任数字之优点的全球性文化而言，书籍作为重要媒介对象的相关操作可能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对书籍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具体辩护，可能会吸引到古董商，吸引到以图书馆为基础的人文主义的深厚传统，吸引到与话语对象（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持续接触的可能性等等；但鉴于书籍是媒介形式生态的一部分，况且这种生态媒介形式自身也在快速转变乃至变异，这种辩护便赋予了它一种地位或利基，这有点类似于让濒危物种免于灭绝。无论如何，这种辩护很容易被数字民主化的修辞掩盖或扔在一边，就像对一个急于维持其特权和特殊性的保守文化精英的所有可预测的嘲笑和指责，这反过来又提出了在一个普遍的数字网络时代中书籍能动性的价值问题。

巴别图书馆

显然，在迅速变化的当代媒介生态中，书籍的历史主导地位并不稳固。尽管文字在其反复纠缠的历史中跨越了诸多门槛——美学的、科学的、政治的、情感的、组织上的——但如果认为文字那明显的美学品质有着优先地位，那么这明显就是一种误解。在灰色媒介的系统和网络中，更模糊且不太光彩的文字或书籍的实例——账目、手册、说明书、政策指南、战略文件——在历史上与文学或科学文本一样属于重要的资源和分析主题，它们虽然显得有点严肃，但也具备某种特定的美感。除了那些直接传达一种崇高感、进行无限对话或提供开放性工作生成的文字之外，还有许多类型的文字，如那些与官僚世界有关的文件、备忘录和事项簿等等，它们作为媒介形式和其本身意义上的能动者也同样值得仔细关注。

文本理论对探索文字以及文字艺术那无声、诡秘的媒介化作用多有裨益。但是大量的文字，在历史上源于记账、组织社会、统计和制定措施，这些基本没有受到文本理论的关注，因为这些理论通常将文化作为抵抗经济一统天下的价值库。[18]那么，那些显然作为文化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没有跨越科学性、文学性、美学性或精神性阈值的书籍呢？书籍作为一个积极的——尽管未必是稳定的——调停者，在更平凡的过程中又将如何呢？书籍是科技研究中可能称为“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的东西[19]，或者心理工程学称为影响机器（influencing machine）的东西？如果书籍被视为作为一系列机遇和负担之承载者的邪恶媒介的普遍语用学（对其而言文本游戏仅仅是一个子集），那么它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或多或少提供了探索和利用潜在对抗性实践方式的对象。

就此而言，一本书似乎能够维持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并给予人们一种共识的表象。为了获得边界对象更多技术意义上的资格，这本书必须提供解释上的高度灵活性——你用你的方式读，我用我的方式读——并且作为一种在集体情况下结构工作安排的方式来运作；它必须有能力产生标准化和非正规的双重使用，例如当一个半文盲的磨坊主从《圣经》中创造出一种宇宙学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显然与一个识字的僧侣在晚间祷告时对《圣经》的用法全然不同。[20]在此，亵渎式的、自由变化的建构式式用，以及抛弃应有的规范标准，都让这本书获得了一种能动性，而非将其交付于读者这么简单，它从而成为多重解释或参考行为的中心及组织原则。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边界对象赋予模糊性以物质形态，这便不再仅仅是语言游戏中的语用学问题，一方面，该对象产生了一种共识——通常是在制度环境中——但另一方面，这种共识并没有消除或者粉碎差异。由于能够标记不同的领土的边界并在此展开谈判，这样的对象（无论概念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就如能创造“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组件一样[21]，似乎在统一差异的能力上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它从未完全实现思维碰撞时的心理标准化，而只是实现了群体间的共鸣、协调以及接触点和对立点（这有点像狡猾的智者学派创造的共识）。[22]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先决条件应该与复杂的媒介生态中完成的不断变化的互动模式联系起来。随着这些生态的变化，群体之间的稳定线也在变化和动摇。“一切都是混沌……中形成的一团——就像从牛奶中制出了奶酪——奶酪里面又出现了虫子，而它们实际上是天使。”[23]

《邪恶媒介》提出了书籍作为媒介的思考及实践，在异质性和差异性的条件下，将其与其他类型的社会技术媒介进行了创造性关联。在这一背景下，那些旨在提供建议的手册，编纂语言竞技游戏中的成套动作、战术指导的短文，或者为这种能动性提供一种探索和实验的成套说明，都超越了意义或文本延异的永恒游戏，而这样一种书籍实践便是渴望如此。例如，向叔本华学习“永远正确”的辩论艺术，就是学习在没有诡计或预谋的情况下，利用语言这种有韧性的材料进行的操作。通过关注艺术争论中的习惯性行为方式，以及话语的时间性展开中可利用的语言中的纰漏和裂缝，叔本华的作品提供了一种确保胜利或赢得共识的多元价值手段，而不需要最终知道对方在追求什么。[24]归根到底，这门艺术没什么好解释的，因为它所提供的一系列策略只提出了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更有效使用问题的预备工作：它是一个施加影响或者“搞定事情”的机器。[25]在叔本华的世界中，即使你真的怀疑你对手的行动背后有一些隐藏的意图或意义，你要做的也不是去披露它，而是要制造混乱让你的对手失去警惕，迫使他们出手，让他们失稳、眩晕乃至被你牵着鼻子走。

叔本华

我们在此提出的观点很简单，即一本书所说的内容必须与它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理解。提供建议和指导，制定成套的规则，探索我们所提到的作家的那种战略或战术，都是非常切实的行为且表明了文本的潜在能动性。但是，只有当一本书能考虑并应对由无数的技巧、技术、对象等构成的联盟或行动者网络，并使之形成今天的社会关系时，才能够保持其实用价值。正如叔本华指出的，赢得人心并非仅靠词语就能完成，而是需要一种超越词语及其所能完成的狡计的感受力（sensibility）。小工具、设备、对象——这些媒介会相互协同或彼此割裂，有序运作或无序运作，消除或转移边界——这是创造共识的关键元素，无论这种协定或赞同是多么人为或人工化的产物。如果像最近宣称的那样，认同确实是一种被设计的东西[26]，那么当权力的诡计取决于黑箱或灰色地带的有效操纵时，我们在此提出的社会技术转折将不得不成为一种逆向工程，以求在媒介系统的谈判和控制中创造出新的行动。

为了确保其霸权，统一的、有组织权力需要书籍、文件甚至多种形式的纸页，因为它们都是动态的、多元价值的技术，为组织、分配和协调各种明确和隐含的合作实践提供了无数种可供性（affordances），而联盟与网络也是经由这些实践被组装起来。它们产生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团结，以一种类似巨大“个体型”（idiotypic）网络的方式将数百万人编织在一起，这些网络的持续互动为有机体提供了抵抗感染的能力。而当这些网络失去其可塑性和多形态功能时，就会出现问题。当行动和反应的网络失去了它们所围绕的物质对象——纸技术时，无法驯服和平息的对立及差异就会激增。一些纸的形式：便条、文件夹上的备忘贴、报告和会议记录等，被嵌入到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实践中，意味着合作和协调的某种类型，但这些合作和协调会以一定的战略成本被丢弃或破坏。假设书籍本身有一种类似的物质有效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人们经常从书籍产生的意义这一角度来研究它。

罗马城水源中富含的铅对人们的毒害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衰落，这一大胆的理论在思考非人类对象在权力语用学中的可变作用方面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根据这一观点[27]，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并非十二位凯撒的玩物丧志，也非基督教的兴起，甚至都不是野蛮人的军事进攻。相反，环境中一个未被察觉的因素所产生的稳定、持续的影响最终削弱了罗马人的生理机能，以至于无法抵抗任何的威胁。就像征服者运送到新大陆的病毒一样，霸权形式的建构（或破坏）是与不可见或不被承认的环境因素联合完成的。[28]

罗马的建立者罗穆卢斯和瑞摩斯

我们只需要参考美国军方下级军官泄露的备忘录和某些期刊文章，并指出在媒介组织生态的快速变异中固有信息的重大损失，就可以证实这里提出的假说。[29]当然，任何精心设计的媒介形式都带给受众某种错觉，即他们知道的比实际知道的更多，但在其交替出现的如弹道版简洁的或者如意大利面那样复杂连接的形态中，数字演示软件将这种错觉发展到了颜色编码的极端，甚至在承认并非每个地缘政治战略问题都是“备忘式”讽刺中就已经出现。但是，技术本身与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实践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美学品质与组织实践、操作角色、管理表象等结合的方式中，技术完成了其最强大的效果。在前往董事会的途中于直升机上粗略阅读，在会后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发布，执行摘要或PPT演示文稿通过替代更耗时和更传统的简报文件，提供了一个节约或压缩时间的机会。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精力于此？答案是如果你有幻灯片，你就拥有知识。

书籍，就如其他每一种媒介形式一样，必须被置于它们所处的复杂生态环境中，也只有在那里可以评估它们的相对优点。马基雅维利以及他之后的从事科技研究的理论家，都强调了建立联盟的重要性——在成为一位君主前必须打好基础——而且人们总是想知道一些新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稳定或可靠。如果共识或其反面被设计出来，那么明智的工程师就会对他使用的材料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有所了解。读书等于向读者提出了一个赌注，即书籍作为一种媒介需要接受这样的检验，写书则是对阐释时刻的赌注。

灰度

灰度（grayness）标志着明确反差的崩溃：一种周一早晨的感觉，一种并非无动于衷也非冷漠无情的空白，是一种接近罗兰·巴特的“中性”（neutral）的东西，是一种褪色和回撤，而非要消除反差。[30]灰色地带——这个由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创造的说法[31]——指代的是一个道德模糊性的活动空间，它有着“不明确的轮廓”以及“复杂的内部结构”。在灰色地带，每个人都被污染了。然而，灰色并非总是黑白之间的可变比例，例如它可以是RGB颜色模型中红、绿、蓝的相等比例。灰色可以是暖色也可以是冷色；除了中性和消色外，还有炮铜色的灰。在一个灰色的日子里，人们很难透过雾霾而感知到地平线。若无明确的反差，灰色就会产生一种模糊的体验。为了摆脱像蒸汽进入云层那样融入背景的平淡感觉，这里需要一点清晰性、定义乃至一种摩擦。程序、协议、形式理性：算法和惯例可以用来削弱一些成问题的反差，或抑制知觉和情动强度或信息过载的状况。灰度是一种易被忽视的性质，但这也是它巨大的吸引力所在，这种不起眼的性质在背景操作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中，退休的英国情报官员乔治·斯迈利通常以一种在街上不会被注意到的平淡无奇的调性出现。如果情报人员由此成为一种灰色的转换，而非一个显眼的人，那么其有效性必须与他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对历史政治档案的巧妙运用相关。勒卡雷对情报文件的关注程度与他对德语文学的关注程度对等，其学术抱负曾促使他去研究德语文学——就像文献即文本，反之亦然，因为在灰色地带二者无法区辨——他以巨大的，但有分寸的、明智的奉献精神来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仿佛是地缘政治的巨大阴谋，它们所预示的尖锐声明和强势反对，在一个没有什么真正清晰度的区域中找到了可出现的条件。同样，在薄雾、浓雾以及暗示暴风雨来临的气流变化的乌云中，灰度也产生了戏剧性和活力。灰色的感觉作为“经验的水滴”凝成了冰雹[32]，这种气象运动指向了情动的环境特质，即一种可变但往往不被注意的背景——至少在环境发生变化，压力或温度发生变化之前不曾被注意到。灰度是一种情动和知觉的状态，它普遍存在且总是令人感到不安，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风暴是否会平息，无休止的阴霾是否会无限期持续。

出于历史上可理解的原因，媒介研究倾向于关注大规模的凝聚区（agglomerations），也就是更为明显的形式，为了进行更好的表达，这一学科也被称作“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其特点往往是有倾向的、单向的，虽然有时候是两步的流动。最近，随着互联网以及所谓参与性技术的发展，媒介研究已经发展出研究社交媒体的癖好。但是，无论大众传媒还是社交媒体，都未能穷尽媒介的范围，这就像历史上的具体技术和实践给予我们一个定义标准，以此理解媒介化的过程和实践一样。因此，虽然怀特海认为在媒介化的问题上“文明的进步取决于它通过习惯进行操作的数量”[33]，但这绝不意味着诸类操作应该免于分析、探索和实验。

面对如此之多类型的媒介实验，从系统管理到数据收集以及各种性质和属性的控制和验证，其不起眼的灰度要求需要一种怀疑性的关注，进而培养一种能发现细微变化的感受力，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地方揭示一种反差。这并不是说灰色媒介是某种可能被揭示的隐藏意义之承载者（它们无需成为解释学的对象），但某种隐蔽性往往是其有效性的关键，而这种隐蔽性也正是它们在此具有实际意义的原因。[34]例如，在系统设计和惯例的领域之外，这很难引起人们对数据库设计细节的兴趣。[35]从伦理和政治上，即使作为媒介化过程的“黑箱”稳定下来并成为习惯性环境的一部分——社会技术的栖息地——涉及一个关键的感知阈值，一个使对象、抽象、再现或系统的依赖性不被注意到的阈值。“黑箱”或许是一个过于明确的术语——箱的边缘太过锐利，无法表述所有类型的操作或媒介化实践。近年来，科技研究也运作于背景当中，并且在分析用于建构市场的无数设备方面表现出色，例如，这造就了对经济学之赛博格性质的详尽分析。[36]这一背景尤为重要，因为在当代，许多被称为政治的东西已经被一个由良性的惯例和经济理念组成的过滤器所解析。从政治问题到财政问题再到具体实施的问题，存在一种延迟或忽略，这是因为没有什么活动是为了政治或“意识形态”原因而执行的。这种实施本身将自己进行抽象媒介化，具有不同程度清晰度和规模的操作层级，它们相互重叠，加剧了不透明性。诸多媒介与媒介化的灰度在此指向了当代民主的社会技术条件以及官僚技术在权力运作中的渗透。[37]

然而，要把自己从业已证明的对媒介思考和分析的确定方式的表征逻辑中剥离出来，可谓是非常困难。现代性的笛卡尔遗产（该表征逻辑于其中堪称普遍）和“自然的分歧”（笛卡尔的作品可谓是某种症状）异化了被称为“灰色本体论”（gray ontology）的东西，这种本体论在认识论中未被声明，因为后者关注的是清晰和明确的理念，并将事物转化为对象或者归属于知识范畴的“事物的灰影”（gray shadows of things）。[38]掩盖事物的本体意味着将它们归类为顺从的对象，自我获得世界知识的表征涉及到对事物的晦暗和成问题的物质性背景的遮蔽。

倘若普利莫·莱维的作品指向模糊地带那令人痛苦和羞耻的性质，那么保罗·克利在绘画中将“灰点”（gray point）引申为在混乱和秩序的出现之间反复振荡的多元价值内核，这表明了此处探讨的过程和实践所承载的细微和柔和的张力。[39]这不仅在伦理上有问题，美学上也是如此，灰度的不同效用和价值（倘若不是灰色本体论本身的话）于此被加以探索，因此可以称为伦理-美学范式。[40]灰色媒介的灰色内在性可以如此表述：一种与构成当代社会大部分抽象基础设施的技术、技巧、实践、和设备无法区分或不可分割的美学。它作为在背景中运作的不引人注意的过程，给予活动和事件以某种形貌。处理（Processing）在转化的意义上来说（技术统治论的陈腐自决权）就是最典型的灰度，它实现了知觉和情动之反差的撤销或最小化，产生了统一性的低强度在场。这种强度的减弱是我们在此探讨的大部分内容的特点：治理的形式取得了进展，是因为没有人看到其实际到来。

保罗·克利，Versunkene Insel（1923）

虽然灰色媒介和它们所产生的的情动和知觉感受力往往不会引起太多的评论，但其后果往往特别惊人：大型IT项目的滚雪球式灾难；通过自动交易算法或通过巧妙操纵新的会计规则造成的股价数十亿下跌；公司惯例的新协议产生的深不可测的不透明性。但是，灰度要求将奇观置于中心地位，聚焦媒介信息、接收或参与环节，并通过承认媒介化的更多社会技术方面的倦怠和无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人们对它们的想象。“最初是无聊，通常被称为混沌。”[41]

精密复杂化

精密复杂化（sophistication）是技术社会和地缘政治需求的结果，就像它是一种对实际状态的描述一样，仿佛拥有某种风格或某种程度的聪明才智。[42]为了沟通、建立联系、把握脉搏、在知识经济中记录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就很难避免与高度复杂的、技术先进的话语或非话语机制相匹配，来组织自己的思考、言说和行动。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上的问题，仿佛精密复杂化只是一个使用更聪明的词汇的问题——尽管行话可以让人兴奋、迷惑并以此巩固联盟。它也不仅仅是能够在多元竞争中成为早期采用者或者在新技术中获得高水平读写能力的问题。熟练操作事物，意味着首先要感觉到是什么让它们变得精密复杂化。精密复杂化并不排除蛮力和粗俗，但它扩展、补充或替代了基于持续性击打的方法，而这一方法需要精心设计和更多的技巧。

本书中所包含的诸种策略本身就是在精密复杂化的标志下拟定的。这是一个在话语互动的流畅性、技术手段的变异结构、日常的系列装置、大量的媒介化形式和媒介形式中传达的命令。电子表格、电子邮件、智能手机、GPS以及项目计划、工作流程算法等升级版灰色媒介，证明了社会关系的传播结构并不简单。比如打电话成为了一个由或多或少有效协调和稳定的行动者所组成的庞大网络中的一个元素，该网络从服务商提供的计费方式开始，经由路由器、交换机、电信协议、卫星天线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一直到了解成功通讯和投递形式的操作模式。这种网络是我们社会技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其中的有效操作需要一种社会技术的感受力，一种社会关系时间中的熟练度，它阐明了实用的力量、行动、行动之上的行动让它们得以产生和稳定，并使得它们对各种意图具备渗透性。这些技术设施的抽象物质性易变且可变，从而为操纵、调节和控制提供了各种机会。黑客擅长利用可编程系统的裂缝，但一种定价结构如何运作的实践知识，也可以让你围着你的服务提供者团团转，同时它也围着你转。了解这些操纵的相互作用，建立操作、回避或听其自然的手段，都变得至关重要，而这样做的前提是对它们的操作有高度的感受力。对我们的活动进行成功校准的无数技术设备、形式协议和物质结构[43]，以及其秩序和配置，应该从权力两字的位移和凝结的角度来看待[44]，因为虽然让机器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可以节省时间，但它也转移了控制的自主权和操作重点。例如，理解一个数据结构，就像一个演说家理解其听众一样——其感受力和关注点——是其熟练操作的前提条件。一个工具或设备的效用是以各种关系的组合为前提，这种效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些与小工具、部件、官僚程序、数字协议一起工作的技术与实践，或者有赖于和现代知识实践之间的联系，能够阐明和安排、塑造和转换为特定种类的活动——生产性的或者其他的活动——的需求而产生的波动的多元力量。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讨论它们如何或可能被如此实施的问题。

在此，我们于精密复杂化这一必要符号下探讨了诸类实践，进而向备受诟病的古希腊大师（黑格尔如此称呼他们），即智者学派致敬。在谈论精密复杂性，以及思考转向语言及当代生产的精湛操演性的时候，就如在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和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等自治论思想家的作品中表述的那样[45]，往往被遗忘的是智者们所体现出来的狡猾、聪慧以及对假定道德判断的挑战。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为了更好地理解生产活动的艺术性或交流活动的政治性，我们不应该求助于亚里士多德，而是求助于智者们。这些恶作剧式的词语技术人员——对他们来说，正确或公正是通过狡猾的利用、一次接一次的操演、对语言在环境中所提供的机会和可供性来实现的——最终获得了毁誉参半的评价，如不诚恳、愤世嫉俗或蛊惑人心。[46]

虽然当代经济肯定是语言、交流和符号操作等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模式，但语言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和材料的情况似乎有些遥远。然而，激动人心的媒体评论、社会网络产生的大量数据采集、构成视听监控实践档案的几个世纪的低分辨率数字录像，或者数十亿行的计算机代码，满载纪录、政策和程序的无数形式和无休止隐性文件的文件存储库，它们构成的语言簇都指向了语言在其众多类别中的基础设施地位。在媒介和文化研究中非常流行的半语言学思维的逻辑结构要么过于粗糙，要么过于精致，以至于无法拆解其中的一些话语机制；而且在其通常对结构形式化的满足中，它忽略了语言和事物之间模糊的、相互贯穿的乃至有时候过于直白的联系，以及在设备、技术、技巧和实践（即媒介机制）中可以发现的不同程度的稳定性、连贯性和异质性。

这里对诡辩术（sophistry）的指涉并非作为当代的语言中心、逻辑中心倾向的严格历史谱系的一部分，但这种连续也不仅仅是一个绘画式的类比。这绝非仅仅说最近对传播之政治和伦理的探索，于其亚里士多德式的传承来说，暗藏着对诡辩术不假思索的批判立场。[47]例如，在媒介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中，早期政宣理论和公关顾问的政治作用，就直接套用了智者学派的大部分立场及它们假定的话术。[48]从历史上看，对这种立场的批判式回应，在假定理性权威的基础上同样符合上述类型，因为它套用了当代许多批判性思维所特有的关于自主和操纵的二元论点：不要被塞壬的歌声所迷惑。[49]然而，正如经常出现的对政治家虚伪和谎言的批评（由那些自认为擅长操纵舆论的记者执行）或者对其胡言乱语的批评（由评论家们以常识的名义执行）所展示的那样，这种立场在其自身的狡猾方面，更多归功于利用、扭曲和延伸论点及词义以达到使用效果的滔滔不绝的能力。当黑客们宣称“让人们决定自己的思想”时，他对受众们的情感呼吁与它对手的任何虚伪能力一样狡猾。

这里提出的对“精密复杂化”这一禁令的理解和回应，尤其受到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启发，他认识到理性本身太过脆弱。在《叔本华的辩论艺术》中，他为读者提供了策略性的建议，以寻找在面对一位不惜一切代价来赢得胜利而枉顾真实立场的对手时赢得辩论的方法。他的建议中包含一系列策略，比如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使得辩证法被幽默地重塑为一种精密复杂且饱含恶意的决斗。叔本华提供的建议让人想起17世纪耶稣会士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hasar Gracián）提供的建议，以及马基雅维利在完全不同背景下提供的建议（尤其是在《君主论》中）。与这些早期作家一样，叔本华也倾向于某种多义性。葛拉西安的艺术关注的是努力、责任和表象，是一场漫长的游戏，但同时也是一种定位，是对运气、规范、规则和幻影等其他力量有关的操纵。[50]这与其说是诡计多端的立场，不如说是保持风度，避免因资源、原则或信息过度投入而受阻的立场。马基雅维利也持有双重立场，这经常被解释为舞台上的耳语，就如一份被泄露的君主们所玩游戏的资讯文件。它有着手册的特点，是一种通过设计问题来找到问题核心的手段。

在任何情况下，在对语言的无约束操演进行驯化的歧义性尝试之前，在通过像修辞学等学科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非矛盾律这样的正统脉络来重写诡辩术之前，正在发挥作用的是一种被诅咒的语言。就历史上来看，通过它所开发的工具和技术——逻辑、理性、原则和不太明确的编码惯例形式——哲学已经相当成功地将语言这一不规则的事项转化为交流中的过错、裂缝以及干扰，或者说是萦绕和形成各种媒介行为的故障、漏洞和悖论。简而言之，从超验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构成了被认为应该从语言和交流中更广泛地加以清除的根本性邪恶。[51]比起美德来说，诡辩术那超越善恶的伦理学可以在为说话乐趣而说话的偏狭想法中得到体现，这是一种奢侈浪费的消耗形式，在此形式中权力、技巧、专业知识都会累积到言辞的不可估量的乐趣中，且不受正确语言之规范性前提的限制。[52]

然而，针对我们在此从高尔吉亚、卡利克勒斯、普罗塔戈拉和安提丰等人那里汲取的灵感价值，存在一种明显的反对意见，即诡辩术是一种或一套只用自然语言操作的实践。正是自然语言无可救药的暧昧性，它们对同义词无限扩散的倾向（卡辛称之为根本之恶[radical evil]）要求无休止地消除歧义的程序（如你的意思到底是x还是y），这首先促进了各种形式逻辑的发展。事实上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关于自然语言之恶的批评正是这种关切的精确表达。[53]然而在逻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形式化的过程产生了自身的非一致性和非连贯性，在编程语言、系统协议和各种技术中实现形式化的努力的历史同样不是无缝的，也不是没有自身的断层线，尽管这是为无休止的升级、补丁、重写和技术转换提供的借口中的一种。软件工程师不能避免对应用程序或工具的使用方式做出假设，而这种假设在更多方面和更多意义上是成熟可用的。[54]

因此，不仅仅是通过修辞学、语法学和话语惯例，也同样经由形式逻辑、技术协议、社会礼节等，语言那含糊不清的声音物质、字形的穿透性以及电子光的催眠式诱惑被编纂、线性化、合理化、最终化且归于实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在此建议思考的技术是精密复杂化的。然而，由于缺乏一种可充分肯定的狡诈感，并且产生于外部最终结果的基础之上，今天精密复杂化的交流很少能产生将对手的立场化为鬼畜式笑料的那份纯真喜悦。不过，它也确实产生了大量成堆的、层级化的、用完即弃的、了无生气的语言物质，就像聚集在浴缸塞子处的头发一样凝固了，数据相当于腐烂的内脏、表达身体功能的语言残骸，以及无休止的程序性和程序化交流的灰色情动秩序。今天所谓的精密复杂化，指的是与媒介形式、技巧以及技术一起运作，它们在目的和用途上都是过度的、荒诞的且最终确定的，但又具备显在的、个体无缝的诱人表面，被编码为某种官僚主义的诱惑。从正确的角度来看，这为灵巧和精心设计的利用而提供了多重契机，只要它们对无情动的平滑影响被用于探测器吸收到的能量。另外，当交互规则出现问题时，当一个组织遇到程序手册中陌生的事件时，或者当机会本身成为显在的规则时，人们就可能在崩溃、发狂或不顾一切走向最近出口时发现某种灵活的策略。

策略

一个设备或小工具、管理实践或思维形式的有效性，往往是通过技术与科学范畴的不稳定结合来理解或解释，尤其是考虑到工作或知识经济的环境要素、基础设施或媒介选择时更是如此。技术创新经常被视为对科学知识无利害范畴的应用，以至于对它们的任何批判性思考都倾向于假设基础知识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仅仅是寻找意识形态运作的证据，而非直面技巧或技术本身的问题。但是，尽管可以天真地假设所有形式的科学知识都如它们所宣称的那样，或者科学不能解释以其名义建立的技术的某些方面，但在此发现的关于技术科学及其人造物的操作所提供的实际的、实验性的可能，于此必须具备一定意义。

这种思维习惯所证明的认识论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和等级制度本身并不新鲜。在古希腊，诡辩论中被禁止的部分源于对技术的系统性歧视，并以此支持知识的认识论价值，这种禁止和歧视在过去的诸多世纪中都产生了共鸣。我们对邪恶媒介的探索呈现出某种偏好，即以理解技术为名来思考媒介与媒介化，认为它们完全不从属于知识，并且具有自身的积极价值。我们把对媒介和媒介化的探讨进行框架化的方式——作为策略——为的是引起让人们对这些实践的关注，这些实践不能或者太过容易被解释或证明为对技术原理的科学应用，被解释为某个全球宏观行动者的产物，或者某种其他概念抽象化的可核实表达。这里提出的很多内容都没有将追求真理作为其目的，即使它经常利用自身的主张来讲述真理。因此，尽管这本书并非关于技术或技巧的，尽管这里探讨的策略概念并非技术性的，但《邪恶媒介》对操作或活动的方式，对特定类型行动的形态与范围以及可以从中得出的后果进行了实际探索。

策略并不指向它们所描述的媒介化操作中非问题化的中立性（除此之外，这将使我们回到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标准价值分配，机器是实现独特人类目标的终点）。如前文所述，如果这里存在一种中立性，那也是灰度意义上的中立性，其中性质上的反差模式趋于柔和化和隐性化，而非单纯地不存在。策略性操作所提供的可供性或机遇使其成为更广泛的行动或活动的一部分。例如，在医院引入等待时间的目标，或者使用其他成套的关键指标，将会促使一个机构转移资源以避免排名下滑的危险，使用定价机制会让一位学生变成消费者，这是市场逻辑应用的一个向量，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理解成偶然性的副作用，但也必然有其用途。

布鲁诺·拉图尔

STS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此处涉及的概念。布鲁诺·拉图尔说：“只有弱肉强食的审判，更简单来说，只有天然的审判。”[55]这句话必须被理解为不是针对某些预先设定的实体——如人类——进入彼此的争斗。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关于事物本身的强有力论述[56]，而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赋予它一些策略性的扭曲。事实上，STS在其早期的一些形式中呈现了某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灵感，本书也以自己的方式采用并发展了这些灵感。这里的重点在于，当我们思考权力的实用性时，力量（或弱点）就是一个人所能掌握盟友的功能，而美德与智慧是与一个人设法建立的联盟有关的东西。“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城镇和王室之间的联盟是不断变化和不确定的。但我们思考的是大脑、微生物、电子和燃料之间更多的变动和不确定的联盟，而非将城镇与王室绑定在一起的联盟。”[57]当然，人们可能会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它是科学知识产生的方式，然而这并非本书的重点；我们感兴趣的是媒介和媒介实践的阴暗领域，其中传达的指令和它们涉及的联盟是变动和暧昧不明的。将行动委托给当代媒介基础设施的抽象物质性，这一点既不明确，也并非对权力的行使没有影响。[58]

正如“锁定”（lock-in）等现象表明的，这些建立（或打破）联盟的过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59]浏览器之间的战争、软件的捆绑以及对源代码的专有控制代表了经济领域中一些相当明显且有意识的战略形式，其方式可能被视为类似于毒品成瘾在特定社区的传播，同时伴随着相应的安抚和控制能力。

然而，即使这些明显的策略形式也有其问题：企业密集地针对年轻人，渴望他们迅速消费，当这种消费的确切经济条件消失时，就会产生反作用；数字数据可以被容易被收集起来，这给人类带来意味深长的可理解性的问题；某些市场运作的证券化产生了风险巨大的、不透明的债务等等。由此我们可以假设，某些种类的策略在拟态经济计算中——一种享乐的且更为有害的计算中——具有一种快速递减的边际效用。如果一个策略部分地通过它成功调动的情感或情动能量来获得其效力（它自己并不知道），那么在其他地方重新投注或转移这种能量，就需要更大的支出来达到同样的效果。[60]

如前文所述，我们在此探讨的媒介方法需要培养某种伦理-美学的感受力，它试图欣赏诸类对象——如数字人工物及其实践、知识管理、软件设计或审计，甚至是理论与知识——可以被操纵和实验的方式，鉴于权力动态的差异性生产，这往往远离了某种隐含或明确采用观众视点的伦理与美学。[61]阿甘本强调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种采用造就了灾难；巴迪欧则认为在伦理学领域，这样的立场导致了虚无主义的逻辑以及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那种对邪恶的准先天禁令。我们试图在此站在权力生产性动态的立场上，尽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承认这让我们处于问题化的开放性、实验性的位置。在这方面，策略而非可遵循的简单配方，或许能在它们必须被接受、使用、协同工作的意义上更好地被理解为操作性结构，当然这也带有一定的谨慎和狡诈，以避免其失败和崩溃。[62]

策略并未凝聚成一个体系，否则它们可以被当做定理，或者按照历史悠久的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区别进行重新分配。即使这是可能的，也未必真正可取，因为化约的操作——这在上述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是被容许的。相反，策略最好以广泛的、无限的清单形式罗列出来，通过这个清单，这些策略及其优点就可以被一一列举出来，并根据其自身情况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呈现出某种不可判定性，因为不可避免的是策略并不描述或规定一个在结果上确定的行动。因此培养感受力并非是美学家的操作，而是此处采用方法的一个实际元素，是对习惯形成的稳定性的一种缓慢推进。正如福柯在探讨尼采谱系学的“灰色、细致和耐心的记录”时所强调的那样，对细节的细微差异——即那些减弱的或隐性的反差——的某种关注对于评价正确的操作至关重要。[63]对于一个算法、一项技术发明、一个管理者的非正式媒介化实践而言，这意味着对精确操作范围的关注，在这个范围内算法、发明或实践将会达到预期效果，葛拉西安可能称之为agudeza，即敏锐、锐利、机智等。就像政治家遵守当代演说规则，在公开演讲时过度使用三段论或意味深长的停顿一样，策略的实用性总有失误的风险[64]，尤其是当它被视为一个简单的代码而无需在部署中留一手的时候。当然，应用一个规则或遵循一个协议确实有其价值，但成为一个机制的一部分的欲望就这种应用和遵循而言证实了一点，即它本身就是对力量关系转换操作的一种策略上的有益误解。自然的泄露、排列、队规结构，更不用说心理学操作或情报收集中历史悠久的实践，都可以被解释为潜在的可形式化元素的组成要素，而且在某些阴谋论中常常被这么认为。然而，这种做法仍有其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夸大并因此低估了它们的有效性。同样，看到战术在发挥作用（我们在此看到的是策略）也同样有轻易默认的风险，因为在对比中发现，我们假定了战略的基本连贯性，忽略了环境的关键操作和适当时刻的突发事件。[65]

在一种并不清晰但无疑可以确定的与诡辩术的关系中，叔本华对“辩论的艺术”（他调侃地声称其具有辩证法的地位，也就是重读亚里士多德并反对黑格尔）的探索，需要制定一系列策略，也就是利用论证语言的倾向性来愚弄、误导和陷害对手。[66]在这种情况下，策略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游戏，而且是一种利用自然语言和话语的时间性展开所提供的机会的蓄意尝试。利用对方对语言的感受性进行诱导和诱捕，并随时从语言可能带来的优势中获利，其风险始终是一个人可能自欺欺人，陷入了自己的语言游戏，错失了一招制胜的机会。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种策略的方法和编目，相对来说是在一个高度受限的媒介生态中运作的，在这一生态中我们可以合理地声称，权力的运作与主要依赖语言和文字的交流活动的形式有关。今天的情况却非如此，当言论和写作通过越来越长的由人、社会和协议构成的链条及网络不断再媒介化时，“辩论”就仅仅在有限子集的系统内发生。因此，虽然策略分析的一般原则仍然发挥作用，但由于媒介的扩散，材料的范围，语言或符号系统的各自发挥作用，如今的任务就变得更加困难。在任何情况下，叔本华的语言辩论如今显然是一项视觉运动，因为如果人们试图用这里的策略来捕捉思考的价值，就必须远离前厅的灯光和噪音，在一种“关联工作”中让烟火成为可能。正如我们从马基雅维利和葛拉西安等人身上学到的那样，某种离散的无存在感往往是最好的发光方式。

如此，文字的策略模式提供了一种探索媒介与媒介化的机遇及其可供性的方式。遗憾的是，它提供的并非一套成功的方法，即使我们对媒介运作的广泛领域中的某些出版物的算法或幻想倾向抱有好感。[67]在此，这种方法再次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得到启发，在西方政治的传统中，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已经变成赤裸裸的倡导欺骗价值的代名词。然而，正如最近最具研究精神的评论家所建议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实际上采用了一种作伪的实践，一种包含暗示的反讽式的方法，意在帮助读者在评估表象方面锻炼自己的技能：这是“关于欺骗的作伪”，而非纯粹和简单的辩术。[68]但想要回到过去，在几代学者、政治家和寓言作家的多层次版本和想象的建构之下重建真正的马基雅维利，已经是为时已晚；况且，一旦想到自己可能在模仿这样一位过去的人物，就会产生某种奉承和夸大的可能性。正如艾丽卡·本纳（Erica Benner）所言：“他很清楚，现代的王公贵族和共和国经常模仿古代的名称、格言和其他表象，旨在给轻率和不诚实的行为披上伟大的光环。”这一观点本身应该被视为具有当前价值的遮蔽性警告，因为“马基雅维利不太可能希望他同时代的人以这种浅薄的方式来模仿古代的政治工作”。[69]所有的教训到此一目了然了：除了与过去、与真正的马基雅维利的完全真实的关系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错误的。但是想象的、幻想的或粗鲁自然化的马基雅维利也有其价值，因为虚构的存在总会有一种不可低估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向关于作伪之欺骗的实用价值。这种策略与想象和现实中的诱人价值进行谈判、博弈并向其屈服，从而为邪恶媒介提供了一个出路。

参考文献

[1] 这一口头禅，被视为谷歌之使命宣言的一部分，见http://investor.google.com/corporate/code-of-conduct.html

[2] See, e.g., Peter Galison, “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 Critical Inquiry 21, no. 1 (Autumn 1994): 228–266.

[3] Roger Silverstone, “The Rhetoric of Evil,” chap. 3 of Media and Morality (London: Polity, 2007).

[4] 这属于对此格言的功能主义颠覆，即信息是“产生差异”的差异。

[5] See, e.g., David Nye, The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对大卫·奈来说，技术的崇高与大型工程项目的壮观品质相关。或许，对最近大规模参与软件的产品来说，也是类似的情况。

[6] 美学造就的神圣区分——观众和艺术家之间的区分——可能是当代媒介形式的伦理学赌注之一。正如阿甘本所言，观众生活的艺术和艺术家生活的艺术之间的割裂“恰恰是一种恐怖”。Giorgio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trans. Georgia Albe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 史蒂文·沙维罗提出了关于情动的思考与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之间的联系，并为探索社会中更广泛的情动配置提供了一种方法。Steven Shaviro, Post-Cinematic Affect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0). 赛宁·盖（Sianne Ngai）在她关于“丑感”研究中更细致地探讨了这种指涉。盖的工作主要限于文学文本研究，但对更广泛的媒介化实践同样有效。Sianne Ngai, Ugly Feel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民族志研究同样呈现了如何超越一般抽象来抵达情动工作的诸多方式。See, e.g., Kathleen Stewart, Ordinary Affec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对怀特海来说，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媒介。例如，给定两个实体A和D，他说：“A和D之间的媒介包括所有那些位于A的实际世界而不在D的实际世界中的实际实体。”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2nd ed. (London: Macmillan–Free Press, 1978), 226; see pt. 3, chap. 1. 更普遍来说，怀特海将对象视为情感的中介或承载者。

[9] 对让·鲍德里亚来说，由媒介构成的抽象社会关系——由此它们产生的符号互惠性被消解——是一种给定的东西，一种宏观的社会事实。但更实际的是，探讨这些关系的构成（其真实性不可置否）作为摩尔效应。但在媒介技术的情况下，如果不这么做，通常会导致某种决定性的争论。Jean Baudrillard, “Requiem for the Media,” i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Charles Levin (St. Louis: Telos Press, 1981).

[10] Eyal Weizman, The Least of All Possible Evils: Humanitarian Violence from Arendt to Gaza (London: Verso, 2012).

[11] 厘清透明的中介者和积极的调解者之间的区别，对理解科学技术研究提出的各种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参见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9.

[12] Graham Harman, Tool-Being (Peru, IL: Open Court, 2002).

[13] 尼采讨论诡辩术的文章参见Nietzsche, “boundary between good and evil is erased.” Quoted in Barbara Cassin, L’Effet sophis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5), 7.

[14] 根据弗朗索瓦·弗拉奥（François Flahault）的说法，对善恶二元论思维至关重要的一神论根源来自巴门尼德的《论自然》和《约伯记》。正如弗拉奥所言：“这两部哲学诗都标志着混沌的消失和存在的到来，它们同时是一个全体且超越任何变化。”这种思想在希腊化的犹太人文化中发展起来，之后进入了基督教文化。François Flahault, Malice, trans. Liz Heron (London: Verso, 2003), 23.

[15] 要引诱，就必须反过来被引诱——这一观点源于智者学派。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明需要培养某种感受力，一种同时作为美学的伦理。

[16] 即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美德”。

[17]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 George Bull (London: Penguin, 1964), 131.

[18] See, e.g., Jack Goody,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9] Susan Leigh Star and James L. Griesemer,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 (1989); and Susan Leigh Star, “This Is Not a Boundary Object: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a Concep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35, no. 5 (2010).

[20] 见卡洛·金茨堡关于弗留利磨坊主梅诺奇奥的著作《奶酪与蛆虫》，梅诺奇奥在16世纪的非正统学习让他受到审判，以异端罪名被烧死。参见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Tedeschi and Anne C. Tedeschi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在我们看来，梅诺奇奥的宇宙学是将《圣经》（以及《奥维德》）作为边界对象进行“错误使用”的绝佳案例。

[2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22] Cf. Cassin, L’Effet sophistique. 这里使用的是homologia而非homonoia，意味着指的并非思想的碰撞，而是文字声音的情感共鸣。我们事实上并不赞同或理解对方；只是听起来好像我们表示赞同。

[23] Menocchio, in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53.

[24] 但这里不仅仅只有叔本华，我们还可以追溯到巴尔塔沙·葛拉西安（叔本华是其粉丝）以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对这两人作品的其他相关阐述，参见Guy Debord, e.g., i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1970).

[25] 这正如一个更现代的指导和建议来源所认为的那样，可参见本书题为“结构数据”的策略环节。

[26] 参见乔姆斯基的著作。

[27] E.g., Jerome Nriagu et al., “Saturnine Gout among Roman Aristocrats: Did Lead Poisoning Contribute to the Fall of the Empir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8, no.11 (March 1983): 660–663.

[28] Alfred Crosby J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9] 维基解密也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例子，但更有说服力的对军方用于内部通讯的演示软件之遮蔽性的抱怨。See Elizabeth Bumiller, “We Have Met the Enemy and He Is PowerPoint,”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2010.这篇文章探讨了美国军方在使用演示软件方面采取的各种立场。

[30] Roland Barthes, The Neutral, trans. Rosalind E. Krauss and Denis Holli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我们应该注意到巴特并未将中性和灰度两个术语联系起来。

[31] See 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trans. Raymond Rosenthal (London: Abacus, 1989), chap. 2, esp. p. 27. See also Alan Blum’, The Grey Zone in Health and Illness (London: Intellect, 2010). 艾伦·布鲁姆在本书中发展了灰色地带这一概念。德勒兹与加塔利在提及海德格尔时也讲到了这个概念，他们想知道“所有概念是否都包含这一灰色地带和不可分辨性，在此地面上的争斗者在那么一瞬间陷入混乱，思想家疲惫的双眼会把一个人误认为另一个人。”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Graham Burchell and Hugh Tomlinson (London: Verso, 1994), 109.

[32] 在怀特海的泛经验主义（而非泛心理主义）的哲学中，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经验；一切都是感觉、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在其精确性方面，怀特海的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对技术与物质装置的情动内在性及其知觉处理进行概念化的方式。See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33] Ibid., 18.

[34] 相关论点见Mark Andrejevic, iSpy: Surveillance and Power in the Interactive Era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 Armand Mattelart, The Globalization of Surveillance (London: Polity, 2010).

[35] Cf. Susan Leigh Star,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1999): 377.

[36] See the work of Donald MacKenzie in particular; and Philip Mirowski,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不让自己受到太多关注是“地狱般抉择”产生的操作特点。See Isabelle Stengers and Philippe Pignarre, Capitalist Sorcery: Breaking the Spell, trans. Andrew Goffey (London: Palgrave, 2011).

[37] Andrew Barry, Political Machines (London: Athlone, 2001), and Michel Callon et al.,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这部作品对当代政治的诸类社会技术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我们看来，灰度是最符合这些发展的美学感受力。

[38] Jean-Luc Marion, Sur l’ontologie grise de Descartes (Paris: J. Vrin, 1975), 190.

[39] 关于保罗·克利的分析讨论，参见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44–345.

[40] 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 trans. Paul Bains and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Institute, 1995).

[41] Alberto Moravia, Boredom, trans. Angus Davidson (New York: NYRB, 1999), 8.

[42] “精密复杂化”这一术语的源自古希腊的sophist，即智者或诡辩家，他们是语言精密复杂化的代表，富勒以这一术语来指代媒介世代的对应操作/话语策略。——译注。

[43] Cf. Richard Coyne, The Tuning of Pl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44] Cf. “Micropolitics and Segmentarity” and the discussion of Gabriel Tarde and the “cycle” of assemblages in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45] Christian Marazzi, Capital and Language (New York: Semiotext[e], 2008);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s Casson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But see also work on economics as performative such as that collected in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46] 关于该论述的重要文本参见Cassin, L’Effet sophistique.

[47] 除了保罗·维尔诺与哈贝马斯之外，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作品也同样具备重要参考价值。

[48] 这呈现为某种暧昧不明，包括对精英主义的辩护，对煽动性潜力的认可以及对真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参见Edward 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8)。其他相似的论点参见Romain Laufer and Catherine Paradeise, Marketing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Formation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trans. Noel Castelino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0).

[49] 参见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奥德修斯的评价，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chap. 1 of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1997).

[50] Balthasar Gracián, The Art of Worldly Wisdom, trans. Joseph Jacobs (London: Shambhala, 1993).

[51] “根本之恶”是卡辛在讨论亚里士多德时给出的描述。另见其L’Effet sophistique, 234. 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种根本之恶与巴塔耶的“被诅咒的部分”（accursed share）之间的关联。

[52] 这里对诡辩术的援引同样体现了对“说服性技术”和“说服性游戏”进行理论化的再框架化努力。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只能让我们了解到这种设备捕捉和调解注意力的编码管理形式。

[53] 在一篇名为“真理与证据”的文章中，塔尔斯基对众所周知的说谎者悖论——即源于欧布里德的“我在说谎”——进行了探讨，并认为该悖论在自然语言中呈现为“一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邪恶力量，这进一步迫使我们放弃所有为自然语言澄清真理概念的常识”。Alfred Tarski, “Truth and Proof,”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1969; reprinted in R. I. G. Hughes, A Philosophical Companion to First-Order Logic (Cambridge, MA: Hackett, 1993). 在探讨这一悖论时，克劳德·安伯特（Claude Imbert）诙谐地将克里特岛的骗子描述为一种“双重间谍”，并且更普遍地指出了形式逻辑对自然语言之暗中依赖的隐蔽性。Claude Imbert, Phénoménologies et langues formulaires (Paris: PUF, 1992), 357.

[54] 在一个稍微不同的背景下，凯文·米特尼克（Kevin Mitnick）将其关于计算机安全系统的大量工作用于探讨社会工程，或者联邦调查局在1956年的专题文献中描述的“借口和掩饰的技术”，参见http://mitnicksecurity.com/FBI_Pretexts_and_Cover_Techniques_May-1956.pdf

[55] 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 Alan Sheridan and Joh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8. 这里应该注意到拉图尔对诡辩术的兴趣，对此可以参见《潘多拉的希望》最后一章中对苏格拉底与卡里克勒斯之辩论的评论，参见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6–236. 拉图尔的论文“论技术媒介化”（On Technical Mediation）在讨论技术操作时提及了代达罗斯的诡道以及墨提斯的狡猾。将其与诡辩术联系起来，似乎是为了探索其中权力和政治的明显延伸。

[56] 在这方面，哈曼关于拉图尔的著作的前半部分有系统论述，Graham Harman, Prince of Networks (Melbourne: re.press, 2009).

[57]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8.

[58] 在拉图尔提出的技术媒介化概念中，“授权”的过程至关重要。在此，我们可以用一种类似于德勒兹/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对授权操作的批判式探索来加以考虑。

[59] 参见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的相关著作。

[60] 策略是为了“做事”。就此而言，策略可以和关于述行言辞的理念联系起来。由于在（a）卡辛作品中诡辩术与奥斯汀式述行之间以及（b）述行与当代知识实践之间，特别于经济学领域已经建立起联系，因此进一步确立这种联系具有相当的诱惑性。如果我们在此避开述行的概念，那是因为在（b）中它太容易掩盖知识与技术之间的联系，而在（a）之中保留了对语言之中心地位的关注。参见MacKenzie et al.,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61] 正如吕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与阿甘本的著作中分别强调的那样。参见Luc Boltanski, Different Suff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See also 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trans. Peter Hallward (London: Verso, 2001).

[62] 伊莎贝尔·斯滕格尔（Stengers）在一篇关于加塔利的文章中提出了操作性建构的概念，参见“Relaying the War Machine,” in The Guattari Effect, ed. Eric Alliez and Andrew Goffey (London: Continuum, 2011).

[63]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9–164. 正如这本文集的编辑所指出的，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中更充分地运用了细微差异的概念，当然，我们在此给出的细微差异的概念并非与福柯作品中完全一致。

[64] Max Atkinson, Our Masters’ Voices: The Language and Body-Language of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4).

[65] 福柯赋予策略的范围，似乎被他历史研究的具体关注领域严格限制了。因此，如果从未说明但更广泛的普遍角度出发，就很难看到这种工作如何能够变得有效。

[66] Schopenhauer, The Art of Always Being Right.

[67] E.g., 50 Cent and Robert Greene, The 50th Law (New York: Harper, 2009).

[68] 本纳认为马基雅维利与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之间有很大程度的连续性，并如此解释欺骗和作伪之间的区别：“欺骗涉及到试图说服其他人，使其相信自己的意图与真实的意图完全不同。相比之下，作伪掩盖了某些意图或品质，同时以间接的方式揭示了其他意图或品质。”Erica Benner, Machiavelli’s Eth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5.

[69] Ibid., 101.

原文出处：《邪恶媒介》，MIT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

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

英国媒介理论家，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其理论深受德勒兹、加塔利、基特勒等人的影响，旨在将一种德勒兹式的生机论与德国媒介学派强调的物质论结合起来，是新世纪媒介生态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媒介生态学》（2007）、《软件研究》（2008）、《邪恶媒介》（2012）、《如何睡眠》（2018）等。

安德鲁·高菲（Andrew Goffey）

英国媒介理论家，诺丁汉大学文化、电影与媒介研究系副教授，研究范围为媒介理论、技术哲学与法国当代哲学，高菲是菲利克斯·加塔利与伊莎贝尔·斯腾格尔等人的多部著作的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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