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人本占星学(译文)- Part 2
作者：Michael R. Meyer （Part 1译文链接位于文章末尾）
人本占星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人本占星学运动对占星界产生了巨大(尽管往往是表面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情况几乎绕回到了30年前的原点。占星行家和小白都越来越醉梦于通过统计学方法“证明”占星术。占星界的新进展可能催生出许多“预测必杀技”，让占星师能够精准定位和描述每一个生命事件，包括“死亡时刻”。占星复古主义的倡导者甚至提出了一句口号“别把自由意志和糟糕的技法混同”(never confuse free will with bad technique)，这是“与其批评西方占星学的自由意志，不如批评糟糕的技法”(what we think of as being due to freedom in Western astrology is due to bad technique)一语的简化版。
有鉴于此，虽然人本占星学运动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28年里变化不大，但我们关注的程度却大大增强了。事实上，一个新的问题便是，占星术吸引了一大批新人，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人本占星学的真正理念。除此之外，对人本占星学运动日益增长的支持也清楚地表明，现在是时候再次广泛而毫不妥协地宣传人本占星学的宗旨、本质、原理和忧虑了。不幸的是，占星界的状况在过去几年里已经严重恶化，看来人本占星学运动在当前关头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毫不妥协地向尽可能多的受众表达它的忧虑。事实上，当前的“占星界状态”已经达到了自维多利亚时代占星复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进入新千年之际，人本占星学运动是唯一有资格挑明占星学界的内在危机的。
有鉴于此，看来有必要花大量篇幅来考察人本占星学运动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些担忧包括：
1.将预言、宿命论和决定论再次引入当代占星学。
人本占星运动的一个公开宗旨是让公众意识到，从预测、事件层面解读占星数据并不是唯一的占星术。同时必须让公众注意到，对具体事件的预测可能引发身体、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伤害。
从占星界内部发出占星预测导致心理和精神危险的警告，这类尝试在人本占星运动之前就有过。事实上，占星术可能一直存在两种基本的路线——神圣占星和世俗占星（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在古代，世俗占星术关注集体和环境问题，如农业、战争、天气和国家事务。特别是在公元前600年之后的地中海地区，当人类处于强调从生命和集体价值观进化到个性和个体价值观的转变阶段时，世俗占星术借着迎合个体和他们的恐惧、野心和不安全感而蓬勃发展起来。正如鲁伊尔在《人格占星术》中所述，从那时起，占星术“外围退化的漫长周期开始了。它开始扩张，肤浅化，只是算命……占星术很快就沦落为有商业头脑的人的工具。”(22页)。
这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和他们的继任者给占星学带来了耻辱，也玷污了未来占星师的声誉。他们狂妄自负地宣称自己有能力预测具体的生命事件，包括死亡的时刻和条件，而且他们迎合并巧妙利用社会各阶层的希望和恐惧、野心和不安全感、期许和欲望——从最强大的君主到最卑微的臣民。于是占星术颜面尽失。
对世俗占星师的断言及行径的抗议不时爆出，它们都是发自于接受过占星理论和实务训练的知识分子。普罗提诺（Plotinus），4世纪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对星体决定论的荒谬论调颇为不屑，尤其对占星预测意见最多。15世纪的占星师、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马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用“星体决定论如恶魔般的狭隘、粗俗”一类文字表达厌恶之情。16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兼医生巴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则持有类似于当代人本占星学的观点。
最近，菲奇诺受到了广泛关注。和20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遥相呼应，菲奇诺把占星术视为一种象征性语言。他发展了一种心理占星术，用来促进自我展现和顺应宇宙的奇妙过程。菲奇诺强烈反对世俗占星术的非理性本质。菲奇诺对预测性占星的践行者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对占星师论断的驳斥》中，他把他们称为“狭隘、粗俗的占星恶魔”，并指控他们犯有“星体决定论之罪”。菲奇诺致力于清除占星术的“粗俗”从业者，并恢复占星术的神圣成分。
占星术中有关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话题足够写一本书。然而，为了不偏离主题，我们将仅仅概述一些从当前占星界卷土重来的宿命论、决定论和预测导向中暴露出的问题。
星体决定论之谬误。真正的预测占星术必然认定决定论。这里要强调“占星术”一词，用以区分那些或多或少严格基于占星术的预言，和那些由某种心灵能力或心理洞察力起决定性作用的预言。这里讨论的预测是针对具体的事件，而不是常见的人类所有成员或某一特定群体大致的发展趋势、条件或阶段。例如，如果表述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在12岁或13岁左右会经历生理和情绪上的变化，这类陈述并没有指称特别的个体的事件。这与预测她13岁时会被性骚扰的陈述截然不同。
预测占星术和星体决定论侮辱了当代男女的诚信度，招来了对整个占星界的嘲讽，并认为人类个体比原子粒子享有更少的自由——这一观点几乎违背了所有古代和现代哲学。正如詹姆斯·琼斯（James Jeans）在《科学的新背景》中所述，“现代物理学唯一确定的决定论仅仅是统计出来的。”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统计学只处理庞大的群体，而不是个体。这里的重点是，单个原子粒子的路径是无法预测的，但星体决定论的教义却认为，借助占星技术，可以精准预测人类个体生活中所有重要事件的特征和原委。
人本占星学运动的成员深切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新决定论的倡导者反复声明：“与其批评西方占星学的自由意志，不如批评糟糕的技法。”任何负责任的当代占星师都必须质疑这种言论的价值，以及它们对占星师和公众的影响。然而，这些权威人物发出的观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严肃的占星媒体上，旁观者或许会以为，星体决定论者构成了占星界最庞大和最杰出的群体。事实上，星体决定论的支持者人数不多但嗓门很大，享有并不相称的高知名度。
尽管占星界许多人士已经主动通过展示一种非预测性的、象征性的占星理念和方法，来修复占星术糟糕的公众形象，而且这一理念未必与当今新科学的整体性世界观冲突，新决定论的支持者却已激进到否定当今科学的新模式，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它必然会排斥占星术。
然而，真正的人本占星学的整体性理念根基于今天的新科学框架内，因为20世纪物理学的革命性发现肯定了“一体性”。作为一种坚定建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符号语言，人本占星学并没有脱离科学前沿和当今的先进思想，但也不会曲意逢迎科学、学术和专业团体。
占星预测的假设违反了不确定性原则。著名的海森堡不确定原理(也称为测不准原理)指出，一个物体的位置和速度不能同时准确地观测到。我们对其中一个了解得越多，对另一个了解得就越少。
在《以人为本的占星术》中，鲁伊尔阐述了我所说的“鲁伊尔星体不确定原理”：
“即使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当确定的天体运动发生时，地球上肯定会有广为人知并类型相对确定的事件发生，而且作用于个人生活，但这没有考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当把这些知识告诉人类，它将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诚实理性地看待预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占星师预测未来事件时，他很少能够提前(1)精准确定到底发生什么事件，(2)指明在具体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3)指出人的意识和身心健康会受到什么影响。”(74 – 75页)
预言一旦说出，它就成为它所预测的全部画面的一部分。占星师无法将他们自己与预测的情境脱离，他们也无法预测他们的预测所带来的后果。
自我应验的预言和占星师的责任。如果我们参与自我展现的过程，对未来事件的预测并不能唤起可能带给我们的积极能量。相反，如果预测是负面的，可能会带来困扰和麻烦；如果是正面的，又可能会产生盲目乐观和懒惰。预测到未来会有麻烦，可能会造成焦虑和压力，同时也会在客户的精神层面对预测的事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任何预测都有可能自我应验，而不是作为建设性的准备而发挥作用。
一个真正的人本占星师意识到他或她是整体情境的一部分，并为其中的角色承担责任。事关重要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态度和反应，以及我们应对重要事件的能力，将其作为漫长而负有使命的一生中的建设性步骤或转折点，促进自我实现和最终的自我转变。
不幸的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对现状的干扰，是要避免的事情，是要绕过的麻烦或障碍。然而，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重大的进步都是借助某种危机来实现的。你怎会知道，凭着预测而躲过的那场危机，不会带给你最需要的那种经验，以便在自我展现的生命旅途中迈出下一步？你怎会知道，刻意绕过预测到的困难，生活不会变得毫无意义、彻底躺平，而性格不会落得神经兮兮、疑神疑鬼，只能去跪舔占星师？而预测的魔力会让人上瘾。一些占星师或许声称他们可以从星盘中预见一切，包括他们的预测的影响，但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星体决定论和个人权威的极端表达。这样的占星师，有意无意地，把她的客户视为被动的器件：这些东西记录星体力量的效应，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预定的方式反应。而且，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和方法不做调整，用“业力”代替“星体力量”和“决定论”去解释也无力回天。
预测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占星师和他们的客户鲜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占星师要做预测？为什么公众需要它们?预测有任何实质的价值吗？或者，占星师和客户情不自禁的被预测迷住，就像赌徒去赌博一样?
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个体事件预测带来的一些问题，但对世界层面的事件预测又如何呢？唤起对关键的社会转折点的注意，并以普适性和建设性的方式探讨相应的挑战和机会，以及探讨如果忽视或逃避严重的挑战可能引发哪一类的问题，这是一回事；在某一特定月份预测地震或空难，则是另一回事。在特定的季节预测一系列的空难事故，或在特定的一周预测某个地方的特大地震，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呢？要关闭航空公司吗？要罢机吗？为我们或爱人的城市，会因天灾毁于一旦而提心吊胆吗？谁从这些信息的传播中受益？狂秀肌肉的占星师，和迎合公众口味的占星媒体。
回到对个人生活事件的预测上来。我们已经提到过预测占星术经常操纵人们的恐惧、期许、欲望和不安全感。这些人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是坏事，如何避免。“有备无患”这类俗语被预测占星师拿来作为自圆其说的重要论据，但这种论辞华而不实。一些占星师声称占星技术可以提供预见，所以“当我们看到前方的障碍时，我们可以绕过它。”然而倘真如此，“预见”的能力不该被承认，因为预测的事情被躲过去了，没有发生。如果预测的事件不是必然发生的，而仅仅是可能发生的，那么占星师的警告就会强烈影响事态的发展，并可能对最终结果发挥决定性作用。
受“预警”心态影响的预测占星师常常列举一些案例，去说明其中的致命事故本来是可以因为占星师发出的预警而避免的。但是没有人能确定如果占星师根本没有预警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除非有人认定占星师神通广大无所不知。在《数理精要》一书中，马克·琼斯写道，正是这种自负“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占星术……它变成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宿命论，极大阻碍了将占星解读作为真正精密的科学兴起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和今天。”(15页)。
“预警”综合症在吠陀占星术中屡见不鲜。据说，预测出的可怕的事情，甚至死亡，可以通过“化解”来避开或削弱。祈祷、咒语、忏悔、禁欲等等一类的化解方法，据说可以削弱导致不幸发生的业力。整件事都透着贿赂神灵好让命运少点苦逼的味道。
正如我们看到的，预测和宿命占星术充满了讽刺、浅薄和矛盾。例如，一位预测占星术的狂热吹捧者，为了不顾一切的说明即便预测到的死亡迫在眉睫，也有其正面价值，最近居然拐弯抹角的宣称，曾立下那个臭名昭著的死亡预言的罪人——从其历史背景来看，更像是死亡威胁——实际上是在友好地建议受害者，让他多注意自身健康。好家伙。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寻求占星干预的人期望和需要预测，占星媒体的受众和职业占星师的客户也不例外。如今许多占星师宁愿远离预测业务，但还是有一些人最终在编辑的要求和客户的期望面前认了怂。这个反应可以理解，但它引发了一种浓烈的上瘾——对发布预测的快感和虚荣上瘾。这里，世俗占星之蛇吞下了它的尾巴，占星预言的危险而本质上罪恶的循环终于完结；占星师和她的受众都陷入永不休止的死循环中。
放眼当今占星界，对更强大的预测技巧的极度狂热，以及将占星作为职业的权力饥渴和勃勃野心，让人不禁好奇，如果占星师的预测都得到应验，我们身处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少有人会停下来细思极恐：作为占星师的我们如果抱负都得以实现，会带来什么影响和后果。正如下一节所述，这样一个世界浸淫的操纵和绝望，堪比奥威尔的小说《1984》。
占星界有些人或许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剧烈膨胀的社会权力和相应的责任。这种观点，如果是真诚的，那么便揭示了对世俗占星师的品性和诚信度的认知有多么不现实，以及对当今世界活跃而且真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及其计划的理解有多幼稚。坦率地说，如果世俗占星师们以为，一旦发现（如果可以的话）那些玄乎又牛逼的预测技术，并证明其是有效可靠的，他们就可以决定和控制如何使用这些技术，那么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至于占星师能否应对相关的权力和责任，根本就无足轻重，因为如果预测技术的威力确实可以得到证实，它们肯定会被豪横的经济和政治大咖一口吞掉。
一个打了鸡血般汲汲以求认可、声望、尊重、影响、权力、地位的固执己见、孤芳自赏的占星团体，根本无法认识到其野心下笼罩着的可怕阴影。如果世俗占星师们珍爱的——幸亏也是玄乎的——梦想得以实现，那么这阴影可能吞噬我们所有人。
2.寻找占星术的圣杯：证实占星术在预测事件、行为和个性方面的可靠性。
为了让世人尊重占星学，并让这一职业享有声望和影响力，占星师和占星组织参与了统计研究项目，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许多占星师相信，占星术可以被证明是预测人类事件、行为和性格的有效可靠的工具；于是，近年来试图用明白的事实来传达这一隐含的信念，已经成为占星界追求的圣杯。然而，很少有人提出占星学是否与科学方法论兼容，也很少有人担心一旦科学文化领域认可占星学，会对社会伦理层面带来什么后果。
虽然某些占星领域可能可以接受统计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统计方法只在大范围群体中有效，不能针对独特的、个体的情况。例如，即使统计研究表明，具备某种特定星盘配置的妇女有66%会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绝经症状，占星师为有此配置的某一位女性解盘时，也无法根据这一数字来判定她是属于这66%还是其余。这类的统计数据，以及占星术被官方认可后便会不可避免衍生出的将占星与人口统计融合的某类学科，或许对那些意图操纵大众，一直愚弄某些人的家伙颇有价值，但对关注个体成长的占星流派没啥卵用。尽管如此，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统计研究，也无意暗示这种做法本质上有什么不对。我们只是关注这些研究的结果如何被利用或滥用。
真正的人本占星学对当今占星界和全社会严重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有着强烈的关注和忧虑。在《以人为本的占星术》前言中，鲁伊尔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我倡导的‘人本主义’理念的唯一目标，是反对当前的使我们西方文明岌岌可危的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的趋势，并支持将个人放在占星术中应有的——即，以人为本——的位置上。我关心的不是某些方法或某份职业，是人——那些为了实现自身存在的最大潜能而正在生活和奋斗的干饭人。”
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些有难度的问题。如果占星术在不久的将来被科学证实，那么它会被如何利用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占星技术从科学视角看来是有效可靠的，势必会被投入利用。换句话说，如果占星术确实获得官方认可，随后必然会被运用于商业、政治和教育的所有领域。对此，许多占星师可能会高呼：“当然啦！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啊！那真是太棒啦！”
希望得到官方认可的占星界人士，似乎也只是把视野放在了带来威望、权力和影响力和财富的身份上。事实上，我很好奇占星圈子里是否有人花时间把情况考虑清楚，掂量一下官方认可占星术，除了美化占星术和占星师之外，还会意味着什么。近30年来，我一直警告人们，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这种认可笼罩着可怕的阴影。现在，让我们瞥一眼这个阴影，并诚实地问自己，是否愿意发挥我们的作用将它投放到已经看起来糟糕透顶的21世纪。
我们当中有谁真的愿意生活在人生轨迹在出生时就由占星师判定的社会中？我们当中有谁期待生活在阶层等级由天象决定，命运天定不可逆转的社会中？我们投递简历面试时可能被要求提交准确的出生数据，而且占星师——甚至是电脑——看到星盘后或许直接就给拒了，有谁会对此感到舒服吗？我们想要向社会释放另一种形式的歧视吗？我们当中有谁想要由占星师来决定我们的大学专业(或者我们是否够格接受高等教育)，我们的职业，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升职？我们都期待把占星术当作工具给大众洗脑和PUA吗？我们是否享受这种目的的工作? 在一个特别“暴力”的行运期间，我们是否愿意自己被拘禁，以确保不会伤害自己和别人？我们是否期待看到我们的孩子被惩罚或“改造”，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下的罪行？
在占星术被发扬光大的美丽新世界，除了这些，还有更多指日可待。因为如果占星术被证明“有用”，可以肯定，它将被用于最坏的结果。有人可能会认为，上述情况是对一个严酷的极权社会的偏执想象，并不能代表未来开明的占星社会。但是，谁会无条件地相信我们的政客、政府和跨国公司呢？谁愿意看到哪怕是最轻微的窘境变成现实？谁又能保证美国不会沦为法西斯呢？
占星师能否应对相关的权力和责任，根本就无足轻重，因为如果预测技术的威力确实可以得到证实，它们肯定会被豪横的经济和政治大咖一口吞掉。任何对此质疑的人都应对20世纪末的现实审视一番。如果你发现了“强大的占星技术，能够定位每件人生大事，包括死亡的时间和缘由”，你会将其转手给烟草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们吗？但愿你不会。
但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占星师找到传说中的圣杯的可能性很小；万一找到，很可能最后才发现那只是被世俗占星之蛇缠绕的一杯毒药。
在一个奔向自我毁灭的社会里，难道没有比权力、影响和地位更高尚的追求等待着当今占星师吗？不是为了认可、权威和名望而奋争，而是为了理解并推广作为占星基础的核心原则，为了在神圣的生命旅途中与宇宙和谐相处，实现我们独特的使命，而探索和追求。
3.古代占星术的复兴和引进
对占星古籍进行公正、准确的翻译和出版，使读者能够根据当前的需要判断其价值和效用，对具备必要的自主性和资质的人而言，是一项美好和值得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是一种事业。
对过去的文献及其译本进行深入而客观的考察，试图理解其内容，并确定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对具有必要的时间和专业背景的人而言，这是一项光荣的追求。这样的活动被认为是研究。
对历史记录的深度解读是对人类知识的宝贵补充，因为它提供了有效、新颖和重要的洞见。这样的作品谓之评论。
将失落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体系的碎片拼凑起来的尝试，被定义为重建。了解陈旧的观点和体系有时是有用的，但我们永远不能确定一个特定的重建是有效和完整的。此外，重建并没有充分地告诉我们过去存在的某个模式是如何固化的，也没有揭示该模式的固有偏见、局限和假设。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像古人那样思考和感受，我们把自己的假设投射到古人身上也是不合理的。对古代人类来说合适而重要的东西，对今天的男女来说未必是有效和有意义的。同样，5岁的孩子可以接受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不一定适用21岁的青年，反之亦然。
提倡重建古老的信仰体系，并将其视作本质上超越并更合理于任何现代体系，被认为是复古主义(revivalism)和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故意歪曲和偏颇地贬低当代学术观念的前提、特征、价值和目标，被称为学术欺诈。
我们在此有两方面的担忧：1)将过去为满足特定文化下特定需求的一类占星术，引入到正跨入全球化的当代男女大众，这是否合理；2)有关复古主义的特别难题。
古代占星术对现代人有效吗?当个体体现了某个文化样本的特征和要求，而某类古代或外来的占星术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那么它就适用于这个人。例如，吠陀占星术可能比西方占星术更适合居住在印度乡村的正统印度教徒的特别要求。吠陀占星术是印度教团体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被“设计”用来帮助其文化成员融入印度教限制性的、等级森严的团体制度，并在被指定的团体位置中找到满足感。类似地，古代的占星术也不能充分满足当代世界居民想要创造性地发挥最大潜能的空前需求。
这并不是说人本占星学运动“反对”吠陀占星术，对于当时当地以及需要它的人来说，吠陀占星术无疑是有用且重要的。虽然人本占星学运动成员对占星术中有关业力、命运、决定论和预测的观点与西方吠陀占星术的代表人物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尊重和欣赏他们的诚实、正直和学识。
然而人本占星学运动的立场毫不动摇：每一个伟大的文化都会发展出它自己的人类和宇宙的形象，自己的人类社会和宇宙哲学的模型，自己的占星体系，以满足特定时空下特定民族的特定需要。今天，一个整体、包容的宇宙和人类形象，整体论哲学和人本占星理念满足了新兴的全球化人类的紧迫和空前的需求。
再来说复古主义的问题。翻译和出版古代占星师的著作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些活动的监督者利用他们的名望，一方面去曲解人本占星学，使其看起来与古代占星术的星体决定论遥相呼应；另一方面贬低和嘲笑人本占星学，试图使它看起来不值一提。这就有点尬了。
复古主义的操办者忽略（或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而简化)了新物理学的真正革命性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在科学界和当代思想中可能带来的模式转变。他们看起来甚至不顾一切的与当代思想潮流彻底断联。复古主义的倡导者尤擅故弄玄虚，不明觉厉，这是他们特有的做派。很少有论题能阐述的清晰连贯，很少有基础原理能解释的明明白白。事实上，复古主义鼓吹者们空洞含糊、不可理喻的声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权威和人格力量：他们要么不指名道姓地模糊引用“古希腊哲学家们”，要么不确认来源地模糊引用成分极端驳杂的“西方神秘传统”，而这些支持太不给力。
我们认同复古主义操办者持有的当代占星术与古代占星术大不相同的观点。但我们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之，就像马克·琼斯在他的自传《数理精要》一书中所述：
“20世纪人们对占星术的爆涌的热情，源于它转变成了一种高度直觉化的艺术，与盲目的宿命论预言截然不同，后者将人视为事态无情运转当中的一枚脆弱的棋子. . . .今天对占星术的理解跟过去大相径庭。彼时，不仅对于所有年龄段未受教育的大众而言，占星术扮演着算命的角色；而且占星术本身，就常常代表着人类的宿命观，这一点在各类不同的学术文献中都提到过。”(第84和116页)。
马克·琼斯谙熟古代占星术，在《占星学运作原理》一书中，他提到无端仰仗古人权威的问题，以及特定门派的占星术和孕育它的文化体系的不可分离性。琼斯写道，占星术“总是产生并服务于一个特定的世界。”“占星术并不存在于真空中，与以变化和发展为特征的宇宙绝缘。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种星体艺术如何被信奉……而是这样或那样的占星体系如何形成，人类的自我认知如何发展……”(第405页)。
琼斯接着探讨了传统占星崇拜者的发展障碍和惯用手法。他的智慧非常准确的预料到了当今占星界的复古主义。琼斯指出：
“那些负责重建占星术的‘保管员’……实则主要都是落泊失势的占星爱好者。由于被剥夺了与天文学、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杰出人士的所有合作伙伴关系，他们经历了文化层面上的滞后，为此他们不应受到谴责。就像被孤立的种族群体期望在全世界保留陈旧的语言风俗一样，深受隔绝的占星师们以看似稀奇实则惯常的方式，坚守着一种早期而过时的科学观……这种占星理念的偏执表现在：(1)对古籍的无端尊崇；(2)将这门艺术的开创元老们的话视作无妄真理，莫敢不从；(3)认为占星术之心要与神力，若非源于天启神授，则必于远古之时铁定如山。”(410页)。
结语
占星界的人本占星学运动旨在恢复占星术的神圣面貌和弥补世俗占星术在心理和精神上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努力其实可以被看作持续了数千年。它一向鼓励和促进整体性的思想，而这正是当前的人类向前迈出下一个进化步伐所需要的。人本占星学是唯一有资格解决占星界的权威主义、宿命论、复古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占星理念和方法。它把过去放在一个连贯和有意义的背景下，照亮了未来的创造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