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当旅行遭遇大瘟疫
最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你可能和我一样，都困在原地，努力压抑自己的愤懑。千言万语汇成两个终极拷问：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我到底哪天才能出门？
在曹县新闻也会被屏蔽的世界，这样的问题可能没有答案。
我试着说服自己，沉浸在愤怒里是无济于事的，不如回看一段尘埃落定的历史。
1918-1920年，史称「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的甲型H1N1流感肆虐全世界，从塞拉利昂到阿拉斯加的各个角落。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那是怎样的年代，当时人们怎样经历隔离、治疗，又怎样维持对日常生活的热望，人们怎样旅行——这是我尤其关心的——如今已经相当模糊。
因为种种原因，那次“大流感”甚至没有被好好书写过，被称为「被遗忘的大流行」。但一些书籍、媒体报道和论文还是能大致还原昨日的世界。今天大喇叭里喊出的许多名词，其实人们在百年前就听过了；有一些前人用过的有效措施，直到现在也没施行。
人们常常援引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或许历史曾显现过答案，或许百年前的抗疫史会给我们一点“作业”抄，但这些问题太大太专业了，我回答不了。
我能做的，就是去寻找一点慰藉。我发现，和百年前那些梦想跳上火车流浪，或者开着老爷车去自驾国家公园的普通人一样，我们对脚底土地与头顶星辰的渴望，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旅行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什么非分的愿望。
# 当我们谈论百年前的旅行，我们在谈论什么
1910-1920年代，世界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最大的出行难题，不是护照签证，也不是防疫政策，而是普通人根本无法把肉身运到想去的地方。交通工具的发展，决定着大众所能抵达的边界。
飞机在一战中已经粉墨登场，也开始有了短途商业航线，但速度并不快，体验也不舒适。在当时的欧洲，民航飞行员需要按照指定的路线飞行，避免乘客在上空可能看到铁轨，以至于让他们想起还有更快更舒适的选择。
不过高铁的前身的确迎来了黄金时代。
“巨大的普尔曼式火车正气宇轩昂地向前奔驰，从车窗放眼望去，似乎只是证明得克萨斯州平原在向东倾泻而出。广袤平坦的绿地，色彩单调的仙人掌，零星的座座木屋，嫩绿色的树林，一切都向东飞驰，越过地平线。”
——《新娘来到黄天镇》，斯蒂芬·克莱恩
这部短篇小说描绘的，是19、20世纪之交美国新婚夫妇乘普尔曼列车旅行的场景。「普尔曼」是指卧铺车厢的发明者乔治·莫蒂默·普尔曼（George Mortimer Pullman）。他在1865年第一次推出带有卧铺、餐饮服务和私人车厢的火车，不仅拥有优雅内饰、华丽装潢，还有管家式的服务。到了一战之后，普尔曼列车遍布全美的9800个车厢里，竟然配备了上万名列车服务员。
豪华列车代表着舒适性的革命，也直接改变了欧美人乘马车出行的习惯，让人们得以惬意地跨越欧洲大陆与美国大平原。在旧世界大名鼎鼎的东方快车，就是效法普尔曼的豪华卧铺车打造的。
大受追捧的不仅是火车本身，世界各地的火车站常常是本地最豪华的建筑，从安特卫普到伊斯坦布尔，火车站如同「敬奉蒸汽国王的圣殿」。在遥远的东方，宏伟华丽的孟买火车站也彰显着前宗主国的富庶。
火车之外还有邮轮。其实邮轮才是20世纪初最拉风的长途旅行方式。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泰坦尼克号，这个曾经地球上最大的人造移动体，标志着一九一零年代跨洋旅行的巅峰。它在1912年4月14日23:40，在与自由女神像还剩3天航程的时候，与冰山相撞沉没，共1514人罹难。
但这并未消减人们远渡重洋的热望。各国迅速修订了海事安全标准，引入定期的救生艇检查。此后，远洋客轮经历了强劲的反弹，苏伊士运河不得不扩建以容纳吨位更大的轮船。
汽车是私家出行的新星。如今的自驾爱好者该感谢当时的价格屠夫。当然，不是大众更不是比亚迪。
荣光归于福特T。它诞生在1908年的底特律，让美国真正变成车轮上的国家。亨利·福特通过启用装配流水线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刚推出时，T的售价只有850美元，不到市面其它车型的六分之一。8年以后，这个价格降到345美元。直到1927年退市，福特一共生产了一千五百多万辆T型车，让美国中产阶级探索荒野的梦想照进现实。
有钱也要有闲。福特的另一个贡献是实施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这改善了厂哥厂妹的生活质量，让他们拥有了周末，可以开车加入消费主义大潮，享受罪恶的资本主义生活，汽车成为自由的象征。很快，世界上第一家汽车旅馆于1925年出现在美西，被称为Milestone Mo-Tel，每晚房费1.25美元。
还有一个有趣的变化。1920年，90%的汽车都是开放式的，没有车窗车门和外界隔绝。但到了1924年，43%的汽车都开始装配封闭门窗，这是一个全新的，局促又浪漫的私人空间，让「爵士时代」的年轻人难以抗拒。
所以，尽管交通工具经历了迅猛的更新迭代，但是在一百年前，大众旅行依然被技术牢牢限制了出行距离。主导大规模人群迁徙的，仍然是战争而非旅游。
当然，除了战争以外，还有许多事情值得铭记。中国迎来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美国迎来宪法第18、19修正案——禁酒令让人们更贪杯，女性获得了投票权。爵士乐来了，有声电影来了，可可香奈儿来了，盖茨比来了，欧美迎来将近十年的经济奇迹，史称「Roaming Twentieth」（咆哮的二十年代）。
旅行也有新进展，许多进步一直让今天的我们受益。护照有了统一的国际标准；女性旅行者数量暴增，时尚杂志《Vogue》的编辑甚至开始指导女性在旅途中的穿搭；米其林开始对餐厅作星级排名；在一战中立国瑞士和西班牙，第一批欧洲国家公园宣告成立。
托马斯·库克的Cook & Son公司制作的那不勒斯旅行指南，出版于1922年。©Archive.org/Altexsoft
在欧美，人们似乎很快从战争的梦魇中苏醒过来，享受第二次科技革命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美丽新世界了。
吊诡的是，如今令人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遗忘了。
# 苍白的马
「西班牙流感」的得名与战争密不可分。这并不是因为瘟疫源于伊比利亚，「零号病例」也不在那儿。只是由于在一战中，主要参战国为了避免影响军队士气，对疫情相关的媒体报道实施了严格审查。只有当时的中立国西班牙让瘟疫见报，反倒使人误以为西班牙的疫情最严重。还有更污名化的名字「西班牙女郎」（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骨瘦如柴的形象出现在欧洲漫画里。
事实上，就像梅毒在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的籍贯一样，「西班牙流感」也有五花八门的户口：在西班牙被叫成法国流感，在巴西是德国流感，塞内加尔称之为巴西流感，波兰人称之为布尔什维克病，丹麦人说它来自南方，就像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他们南方一样。这些称谓基于战时的舆论需要，也充满了歧视、指责和诘难的意味。至于它的发源地到底在哪儿，和Covid-19一样无迹可寻。
这场大流感的影响范围和破坏力，就像战争中的伤亡结果般无法准确统计。如今采信比较多的数字，是它造成了大约5亿人感染（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约2000-5000万人死亡。从感染人数上看，传染性更强的Covid-19已经超过了它，但死亡数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和Covid-19不同，「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病例中，一半以上都是生命力最旺盛的21-30岁青年人。
一些知名艺术家都曾经染疫。
爱德华·蒙克在康复之后，创作了两幅《流感过后的自画像》——粗重的身体、通红的面容和一双木讷失神的眼睛尽显疲态；体弱的卡夫卡在肺结核未愈时又染上流感，但他奇迹般地从双重肺病中痊愈，到1918年底，他又回到以前的保险公司上班了；但奥地利分离派画家埃贡·席勒就没那么幸运，在28岁那一年夫妇双双染病离世。
在席勒去世之前，同样因为瘟疫先走一步的还有他的老师，著名画家克里姆特。1918也被称为维也纳分离派的消亡之年。被夺走生命的还有法国作家罗斯丹、诗人阿波利奈尔等一长串名字，被瘟疫扼杀的作品可能比它催生得更多。
因为****「西班牙流感」在当时极少被严肃地书写。经历了瘟疫的知名作家像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以及1920年游历欧洲、写下《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几乎对大流感只字未提。美国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 Pale Rider）被誉为描写瘟疫最好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品。那是时隔20年后，她在1939年回忆并创作的。小说记录了作家自己患病的经历，头痛和战争交缠在一起，剧院、商店和饭馆大门紧闭，主人公米兰达也像《边城》中的翠翠一样，等待「也许明天会来」的救护车。
无从知晓为何人类常常在瘟疫面前集体沉默。《大瘟疫》（The Great Influenza）的作者约翰·M·巴里认为，人们之所以惯于书写战争和大屠杀，惯于讲述人与人的冲突，却不习惯记录疾病和瘟疫，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然强加给人类的恐惧，在这些恐惧面前人类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大流感正与此相和」。
可能也不尽然。上至荷马史诗，疾病从未在文学中缺席，但流感过于年轻，症状多变，和其他疾病常常难以区分，无法唤起令人生畏的崇高感。苏珊·桑塔格说，也许小说家们倾向于选择中世纪气息浓厚的黑死病，或者有神秘起源的癌症。甚至是让脸颊红润，能带来些许「孱弱浪漫」的肺结核，都比流感更适合记录。
而1918年的大流感，是这种疾病第一次横空出世，自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隐喻。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对面的敌人姓甚名谁，因为人类根本看不到病毒，只能盲猜流感是由一种叫「Pfeiffer's bacillus」的细菌引起的。直到1943年，人类才第一次拍出流感病毒的电镜照片，看清这匹苍白的马。这个连完整细胞都不是的RNA片段一直在战争的阴影下潜伏孳生，像被禁的「瘟疫公司」游戏那样，在不同大洲的土地上开出淌着脓液的花朵，横扫瑞士、塞拉利昂、阿根廷和中国。许多流感带来的死讯，看起来更像是战争惨剧的延伸，或许并未带来对瘟疫最直接的恐惧。
要等到1940年代，第一个通过许可的流感疫苗才姗姗来迟。
# 百年“作业本”
缺医少药，也看不见对手，人类像苍蝇一样死去。在1918年，我们如何面对大流感？
从当时的媒体报道可以得知，巨量的病例很快让各国的医疗资源不堪重负。医生只能开出自认为能缓解症状的药物。美国卫生局局长、海军和美国医学会杂志都建议使用阿司匹林来治疗流感，但推荐的剂量是每天服用30克，超过今天安全剂量7倍。以至于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在当年10月发生的大量死亡病例是由阿司匹林中毒引起的。在其他许多地方，抽烟喝威士忌也都被认为有预防感染的作用。
尽管全世界都陷入大恐慌，但回顾这一段抗疫史，你仍然能窥见许多今天的影子。如今我们经历的许多管控方式，在一百年前就有了雏形。
当时面对瘟疫最重要的举措，也许就是非药物干预（NPIs，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的大规模施行。在缺乏有效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限制社交距离，重视公共卫生教育的NPIs被认为是控制流感大流行最后也最有效的方式。
在美国在美国以后，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推行的不同隔离和宣教措施，都不处于绝对开放或封闭的两极，也从未在施行以后一成不变。人们在减缓瘟疫传播和保障社会公共生活之间不断作权衡和调整，直至疫情结束。）
在美国
各州的干预措施都不尽相同。圣路易斯和费城常常拿来作对比。人们相信，圣路易斯的迅速反应，即刻实施社交距离管理，让这座城市的死亡率峰值只有费城的八分之一。附近军营爆发的流感首次蔓延到平民社区时，圣路易斯就立刻关闭了学校、电影院和台球厅，禁止了所有公共集会。到病例激增时，成千上万患者在家接受了志愿护士的治疗。
相反地，在1918年9月21日，费城报道了首个平民病例。但是当地卫生局和医疗委员会认为，费城人可以通过保持身体温暖、双脚干燥和肠道通畅来降低感染风险。一周后，一场万人空巷的自由贷款游行如期举办，人群在市中心蔓延了两英里，造成火上浇油式的瘟疫大爆发。
学者认为，两座城市在疫情中的不同表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响应速度。圣路易斯在首个病例报告的第3天就作出反应，而费城直到第17天才开始实施隔离，当时大量病例已经淹没了本地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
纽约被视作应对出色的超大城市。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策略，是卫生委员会制定了错峰的企业营业时间表，在保证不会停工停产的状态下，缓解高峰期公共交通系统的拥堵。这个时间表根据受影响最大的企业主的意见来制定，同时也可以视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另外，纽约的学校和剧院在瘟疫期间一直保持谨慎开放。卫生委员会认为，将学生留在学校由专业的医务检查员看护，是比让学生停课在家更安全的管理方式。而影剧院的开放，不仅提供了教育公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够防止「恐慌和歇斯底里症的传播」，使公众免受不良心理状况的影响。
纽约同样实施了隔离措施。有症状的患者被转移至城市医院，接受严格的观察和治疗。但对于没有症状的患者或家属，卫生局认为他们只需要自愿居家隔离，并且不会公布他们的身份和位置。
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教育被认为是必要的举措和补充，因为每个公民自发改变的个人行为，可以根本性地铲除病原体传播的土壤，其中控制随地吐痰非常重要。「不要吐痰」的宣传小册子从19、20世纪之交就被翻译成了四种语言在街头分发。大流感期间，教育劝说和执法同时进行，被发现吐痰的纽约人会遭到围捕，并被带上法庭缴纳罚款。
在欧洲
1918 年5月，当大流感造成第一个有记录的受害者时，英国仍处于战争状态。瘟疫来袭时，许多剧院，舞厅，电影院和教堂被关闭了数月，酒吧的营业时间已经受到战时的限制，但大多保持开放。顶级足球联赛和足总杯因为战争被取消，但是其他比赛依然在举办，也没有限制观众入场。音乐厅的表演仍在举办，但被限制在3小时以内，演出之间需要通风半小时。
在瑞士，当疫情来袭时，剧院、电影院、音乐会和射击比赛都被暂停，但大规模的停摆导致了社会恐慌。在西班牙，学校被关闭，但教堂、电影院和剧院仍然在开放。
在澳大利亚
由于远隔重洋，检疫政策在瘟疫抵达前就被建立起来，澳大利亚是大流感死亡率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也是如今Covid-19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里的大流感病例在1919年初才出现。在报道病例的第二天，新南威尔士州就关闭了所有的图书馆、学校、教堂、剧院和室内娱乐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也受到了限制，并要求人们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其他州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在中国
据史料记载，1918年6月初，上海《申报》刊登了几份疫情报告和警报。流感自南向北传播，因为病原不明，传播速度快，曾被坊间称作“五日瘟”。当时，北洋政府受南方内乱影响，无暇抗疫。个别地方政府组织民众在房屋上喷洒石灰水，或者焚烧大黄、苍术等药物消毒，并建议多食用绿豆汤。此外，定海知县曾经撰写《救治时疫之布告》刊登于《申报》，建议民众复用“银翘散”来抗感染。据说现在的“金花清感方”就是以“银翘散”为基础方改进而成的。
民间组织在中国的防疫工作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教会医院、药铺开展慈善义诊，同乡会组织募捐和运送物资，红十字会在上海和周边地区设立了临时医院，还对偏远地区寄送了药物和药方。翌年6月，民国第一个公共卫生机构“中央防疫处”在北京成立。
由于相关的医学记录十分有限，据推测，中国的大流感在1919年初结束，估计死亡人数有400～950万。
# 当旅行成为疗愈之路
虽然大流感传播的主因并非旅行，但瘟疫就像今天一样，也会影响到出行的每个环节。首先，短期的经济疲弱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更拮据；其次，很多受到游客青睐的餐馆和影剧院都关闭了，让他们不得不自备食物，并对空气清新、开放自由的露天自然产生了向往。人们开始缩短出行半径，把目光转向城市附近的小镇、乡村和海滩。
在美国，锡罐旅游（tin can tourism）就此诞生。
这个名词如今已经走入历史，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部被撤档的电影《无依之地》（Nomadland）之中的房车一族。1910年代，美国的高速公路开始通达南部各州，来自北方的冒险者得以驾车前往佛罗里达这样的亚热带泽地。自驾客急剧增加，开始有人驾驶着拖车，在小众偏僻之地小住几天或几周。
也许是露营客偏好罐头食物，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座驾常常是著名的福特T，他们的组织得名为T.C.T.（Tin Can Tourist）。一个焊在汽车散热盖上的锡罐就是T.C.T成员原初的标志。这个组织成立的目标，就是为加入的拖车露营成员提供安全、干净的露营区、健康的娱乐活动以及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每年至少会举办两次大规模的聚会，这便是如今房车露营的前身。直到今天，T.C.T.仍在运营中。
但仍有比锡罐客更热情的人，他们在大瘟疫之中坚持不狂欢，毋宁死。
上世纪初，巴西的首都还不是年轻的巴西利亚，仍是东南部的热带大都会里约热内卢，这里也是巴西旅游业的起点。当时，里约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场旧貌换新颜的市容美化工程，希望用宽阔的林荫道、公园和剧院取代殖民时期的葡萄牙风格建筑，打造一座现代化的欧洲城市。1907年，托马斯·库克公司的拜伦号邮轮就抵达了这里，见证了「美妙之城」（wonderful city）的诞生。第二年召开的巴西国家博览会接待了超过100万游客，被认为是巴西酒店业发展的里程碑。
1918年9月16日，皇家邮政（Royal Mail）旗下的SS Demerara号自利物浦航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途中停靠里约。这是一艘货轮，主要运载咖啡、黄金和糖，但乘客也有商人、移民和旅行者。
瘟疫从此爆发。SS Demerara号如同两年前停靠日本的「钻石公主号」，被视为带来死亡的容器。
瘟疫迅速蔓延，头一个月里，酒店、餐馆、酒吧和剧院悉数关闭，足球运动员在空旷的球场上踢球。《城市生活》杂志的记者报道「昨天的城市非但没有熙熙攘攘，反而比往日更加压抑。街道空无一人，贸易关闭……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感到沮丧。……」
当局的反应和处理措施显得无效，公共卫生总局局长被解职，卫生系统崩溃，许多葬礼来不及举办。甚至时任的巴西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也在1919年初死于「西班牙流感」。
既然各种方法都无效，那么各种奇特的热带配方也不妨试试，这让公共卫生领域成为富有创造力的热土。
瘟疫期间，肉桂香精和洋葱汁得到推崇，添加蜂蜜和柠檬的白兰地也被认为能「杀死细菌」。慢慢地，旅行也成为一种药物。当时的医学观点认为，当这种疾病来到巴西本土时，这里的热带气候能有效减轻它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肆虐时的毒力（在“COVID-19”刚开始肆虐时，也有许多人持同样的推测）。
据此推测，同样是出于气候的考虑，里约的精英们开始重拾古老的乡村旅游（villeggiatura），期待大自然发挥疗愈的作用。里约热内卢70公里外的山城彼得罗波利斯（Petrópolis），被上世纪的旅游指南描述为「a Rainha das Serras」（山脉女王）、「healing city」（疗愈之城）。人们认为山区干燥凉爽的气候有利于让肺部保持清爽。
为了躲避瘟疫而隐于山林还远远不够。就在大流感爆发的第二年3月，里约热内卢就举办了迄今为止规模最盛大的狂欢节。狂欢节是里约最负盛名的节庆活动，而1919年这一场，成为结束世界末日式（end the end of the world）的传奇派对。
人们对瘟疫愤怒的宣泄达到了顶峰。
1919年年初，本地的报张便铺天盖地报道狂欢节的准备工作，商店开始提供狂欢节礼服，居民开始出租可以观赏到游行现场的公寓，一些街区的窗口都被改造成了临时小屋，啤酒、喷雾剂和汽车广告纷至沓来。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当年狂欢节的一大主题之一是「治疗脱发」。
战争和瘟疫让里约人太过压抑，经历太多的苦难之后，这次狂欢节不再有任何禁令，甚至不再有任何秩序。全城的人都上街了，他们抛弃了之前严格的着装规定。也许是幸存者们感到有责任庆祝生命，将哀悼变成欢乐，将悲剧变成笑话。
盛况空前。报纸Gazeta de Notícias说里约完全被「疯狂统治了」（In the Reign of Madness）。就连拾荒者都很快乐——狂欢节之后，在里约街道上收集到的彩带和纸屑重达40吨。而狂欢节上发生的性行为之多，让那一年出生的婴儿被称为「流感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flu），其中不乏性暴力事件。
在狂欢节结束的圣灰星期三，A Noite报这样报道：1919年的狂欢节是当之无愧的里约式的狂欢节，人类经历如此多的恐怖之后，开始享受和平新时代的第一年。
和《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的小说结尾竟然不谋而合：
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瘟疫。只有大炮声停止后茫然的静寂；拉上了窗帘的没有闹声的房子、空荡荡的街道、严寒彻骨的明天的光明。现在是干一切事情的时候了。
凯·安·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
就像是死亡被自由净化了一样，经历这样大规模的聚集之后，里约不再有「西班牙流感」病例的报道。看起来，疫情似乎还促进了里约旅游业的发展。
1920年春天以后，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变得不再那么致命，与季节性流感几乎没有区别。就像被奋力撕碎再投入大火的日历，它很少再被提起。
其实直到今天，每年流行的甲型流感，依然都能找到当年病毒的遗传密码，只是它的破坏力再也没有回到从前。
历史学家认为，瘟疫的结束分为两个层面，医疗意义上发病率和病亡率大幅下降到一定程度，即是瘟疫的结束；社会意义上，公众对疾病的普遍恐惧消退，即为瘟疫的结束。
所以，哪一天，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派对？
-END-
**参考资料**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约翰·M·巴里 著，钟扬、赵佳媛、刘念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凯·安·波特著，鹿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英：流动性与现代性——美国小说中的火车与时空重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秦颖, 赵梦娇等. 中国流感大流行的百年历史。《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8,39（8）
Stefan Gössling，Daniel Scott，C. Michael Hall：Pandemics, tourism and global change: a rapid assessment of COVID-19
Coronavirus: How they tried to curb Spanish flu pandemic in 1918. BBC News
The Spanish flu and the fiction literature. PMC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 in New York City: A Review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PMC
How U.S. Cities Tried to Halt the Spread of the 1918 Spanish Flu. www.history.com
What travel looked like after the last global pandemic. Love Exploring.com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and epidemic intensity during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PNAS
The tourist topicality of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flu in the city of Rio de Janeiro (Sep. 1918 - Mar. 1919)，Alan Faber do Nascimento
O carnaval do fim do mundo: como a gripe espanhola revolucionou a folia carioca，360 meridianos
The History of our Tin Can Tourists, tincantourists.com
A Brief History Lesson on Travel: Why, How, and Where We Traveled in the 1920s， Altexso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