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Donald Kagan-希腊史（三）城邦的崛起

上节课讲到了赫西俄德，在他的《劳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他提到了他和他兄弟的争端，他兄弟贿赂法官之后他是如何被粗暴对待的。在这里，他引用了一则鹰和夜莺的寓言，这则预言很好地阐释了“强权战胜正义”这个信条。鹰说：“我是一个愚蠢的、妄图和强权较量的傻子”，它会输掉较量，也会输掉颜面。所以不要妄图跟强权斗争。赫西俄德说这是错误的信条，更好的方式是走正义之路。正义在这里被拟人化为狄刻（Dike）女神，她在我们面前对着城邦和聚集的人群哭泣，她使黑色的雾气笼罩自己，并对所有驱逐她、出卖她的人施以诅咒。赫西俄德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城邦”这个词，他对比了那些即使面对异乡人和不谙世事者，仍秉持公正的人，和那些残酷暴戾、恶果累累的人。对于前者而言，城邦兴盛，人民富足，宙斯使他们远离战争。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赫西俄德不是希腊唯一一个呼吁“不要航行”的人，因为我们是不可能返航的，但希腊人恰恰是一个航海民族。那不走正义之路的人，宙斯会对他们施以惩罚，一个城邦可以因为一个恶人连坐。赫西俄德的句子表明了一个事实：城邦已经存在。至少在BC700，就有诗人谈论城邦，诗人关于正义的观点都是城邦的——只有城邦里有正义，过好日子的唯一方法就是住在城邦里。一个恶人就可以连坐一个城邦：这是非常集体主义的说法，这种价值观和《伊利亚特》、《奥德赛》是非常不同的。

接下来，就可以谈论对城邦来讲重要的问题了——某种意义上对我们而言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某种形式的文明的集体之中。怎么去协调不同的利益和欲望？如何去协调个体和家庭的康乐、家庭和集体的康乐？如果他们是冲突的，我们怎么做？希腊人的答案很明确：个人应该服从集体的利益。我们会不断看到这种观念，但没有人会对回答感到满意。

希腊人是如何认识城邦的本质的？这里我想谈谈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早些谈论历史的时候，他提起自己去吕底亚拜访大暴君克罗伊斯（Croesus）的故事，他同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克罗伊斯问他：“你见过最幸运、最幸福的人是谁？”梭伦那时年事已高，并且备受尊敬，他最后被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已经见识到了他数不清的宝物。可索伦说：“雅典的泰伦斯（Tellus）。”大家都不认识泰伦斯，梭伦回答道：“根据资料记载，他的城邦繁荣又富庶，他的儿子们英俊又善良，他亲眼见证了孙辈人的出生，这些孙辈人也长大成人，在度过舒适的一生之后，他的结局也很荣耀：战死疆场。雅典人给了他无比尊容的葬礼，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誉。”为什么这是最幸运、幸福的人？这就是希腊人的观念，幸福和生命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之间有多么紧密相连。为什么他的生活这么好？因为他的城邦运转良好，他自己好好行使了自己的本分，如果不这样，他怎么可能幸福？

关于儿子，这和希腊人关于永生和死亡的观念有关。希腊人不相信个人的永生，那他们怎么达到不朽？其中一条道路就是通过家庭，让儿子们继承姓氏，这意味着你的名字、记忆会一直流传下去，这是不朽的一种形式。 当然，如果你将阿喀琉斯以及跟随他的英雄获得永生的事迹进行一个比较，你将发现最高级的不朽，就是为城邦而战，直到为你的城邦光荣牺牲。那时你就会被城邦赋予卓越的荣誉，你就会与城邦的记忆共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都可以跟随希罗多德谈论泰伦斯。泰伦斯之所以可以不朽，是因为他在城邦中的功绩，这是得以永存的最佳途径。

城邦和其他国家的城市都是不同的，目前没有发现其他城市国家的文化中存在一种思想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与城邦关联并为其服务。我引用的最后一份文献来自梭伦的一首短诗。我们稍后会发现，梭伦是雅典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在雅典至关重要的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雅典人会赋予他作为唯一公共领袖的荣誉和责任，为了给雅典起草一部新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这是项伟大的事业。完成这项事业的过程并不轻松，为了保护自己在完成后不受到攻击，她写了一些类似于政治小册子的东西，来捍卫自己的行为，并以此阐明那些法律的基础。你也许知道，在希腊最早的写作形式是诗歌，人们在写出来之前通过诗歌记忆。（用诗歌这种朗朗上口的方式记忆，就很难忘记）但是背诵散文非常难。这就是为什么梭伦的小册子都是用诗写的。“公正覆灭，贫穷侵袭了每个公民的房屋，庭院的大门再也无力阻挡它的脚步。它跨越高墙，尽管有人身先士卒，试图将它锁在小屋或者壁橱里，但它还是破门而出。我的灵魂大声疾呼：雅典的人民啊！是谁让雅典变得如此疾苦？是那腐朽的政府（Dysnomia）啊！不可饶恕！廉洁的政府（Eunomia）使城邦井然有序，她一次又一次给法律的破坏者套上枷锁，Eunomia平定纷扰的乱世，驱逐暴力的威胁，遏制绝望之花的生长，她平反不公的判决，驯服了膨胀贪婪的野心，终结了分裂和冲突， 她平顺憎恨带来的苦痛，在她的普照下，人类的生活呈现一片祥和安康之景。” 这太美好了！这样的美好景象是从上帝哪里来的吗？不！是从城邦里。当法律完善之时，意味着Eunomia在人间，而不是Dysnomia. 这个法律不仅仅是当今的法律条文，荷马时代的法律主张培养人类的性格秉性，一个好的城邦有好的法律，它不仅可以惩罚错误的行为，还可以培养出行为端正的市民。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希腊政府都是这么做的。时事大势可以各有不同，但其核心主旨始终是：政府必须培育良民。

我们不能小看“公民”（Politas）这个词。公民就是生活在城邦里的人。在前城邦时代，世上没有公民这一说，只有“臣民”，一群服从着首领、上帝、国王等等类似的人。人们可以拥有臣民，但没人能拥有公民。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我们要仔细考察这种形式是如何贯穿了整个古希腊历史的。

我之前提到过，自私是人的固有本性，起初我们自寻欢愉，然后我们组建家庭，但如何能更大程度地满足社会需要而建立家庭呢？希腊人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但你如果研究下五世纪，你会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读到一篇伯里克利在BC430年所写的举世瞩目的悼词。以我来看，这是伯里克利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并且将这个思想斗争过程公诸于世。他认为，个人至上的需要，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至高目标只能通过城邦来实现。自身的幸福和快乐和城邦的健康稳固息息相关。如果你不是一个虔诚的公民，你就无法达到你想要的。这理论是伯里克利的一生所求，它解释了希腊人民为何对独立、城邦的自治权如此虔诚，去竭尽全力美化城邦的独立。

但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城邦更强大，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邻邦更强大，因此，这有时会引起战争。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频遭战火的民族，如果你回顾人类历史，凡是准备充足发动战争的，都会尽力让战争持续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希腊贯穿其历史的战争确实远远多于其他文明，因为其他文明经过一段时间过后，总会有一股强权来统摄其临近地区，埃及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所以和平年代来之后，对立面必然显现：总有一件事情变得难以实现——自由。希腊永远在打仗，因此希腊公民几乎有无限的自由。战争与自由之所以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是因为城邦这一系列事务的紧密连接。

我们再来看看城邦的其他方面：不是理念，而是它的职能、它的只能如何发展的，如何形成它成熟时期的特征的。有三件事必须要同时说，其中一件是：在黑暗时代末期以及城邦初现的萌芽时期，人们是如何生存的？第二件：他们如何战斗的？第三件，他们是如何被治理的？这三个问题对于理解城邦的发展、实现是必要的。

在黑暗时代，希腊的人口规模已经远远小于它在迈锡尼时期的人口，远达不到“稠密”的程度。如果你想了解在希腊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曾经耕种过什么的话，可以看看荷马史诗。在当时最重要、最显著的群体叫做家族（Oikos），寓意着家族本身、家族拥有的土地。家族是什么样的？奥德赛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奥德修斯（Odysseus）的父亲拉厄尔忒斯王（oikos of King Laertes），奥德修斯成为国王时他还健在。我们所看到的他，出身贵族，曾任国王，在农村耕种，他所做的一切都有启蒙意义。他无疑身处于一个向古风时期转型的早期。

古风时期展现出拥有武装的大规模部队四处掠夺，他们擅长豢养牲畜，似乎养绵羊要比养山羊和牛更容易。他们也养马，这对于贵族阶级发动战争很重要。让我们跳回迈锡尼时代，我们就能看到希腊的巨大进步了。还记得近东国家的农业、游牧业、和中央集权吗？他们的个体没有自主性，他们被统治着。这样的文明和其他的地中海文明一样发达，他们知道怎么培育葡萄酿葡萄酒、做橄榄油、园艺、果树的改良和嫁接等等。他们不断尝试将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保存在王宫中，国王和他的子民可以发通告或者政令，让所有人都实行他的方法。当贵族阶层垮台之后，整个国家也垮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一类人口锐减，为什么“黑暗时代”如此黑暗。但是同时，就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们可以去学习、使自身变强大。

大概在8世纪，人类经历了最伟大的转变。贵族家庭控制了大片土地，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希腊语称之为Kleros（份地）,家族成员所知道的是，他们现在拥有这片土地，代代都如此，一切都改变了。这种固定资产可以作为一种契约，这是一切土地投资的基础，在这块土地上你辛勤劳作，以期待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Kleros或是私有土地不再属于单个人的观念产生了。土地也可以属于单个的家庭或者领主。比较新旧两种方式可以发现，人们可以从一个大的农场主那里租种土地，或者农场主雇佣一些一无所有的人。那些被强迫耕种的农奴、或者直接成为奴隶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投资钱财、改善作物。在明确所有权之前，没有人愿意冒险。这就是关键性所在。一旦他们拥有了土地，他们就会栽种长期作物，这就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和观念。

这是一次家庭农业的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据我所知，希腊之外没有先例，当它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当你发现它发生在大概公元前900年到700年之间时，我猜它有巨大的跨越性。然后你会发现人口急剧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希腊这片土地上。他们都干什么？人越多，产出越大，这在临界值之前都是好事。但是一旦超过了临界值，花费就会超过所得了。它导致了对土地扩张的需求，对此也有几种解决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内部殖民。内部殖民时这么运作的：当你从事农业，你自然而然地会关注土壤，去找最肥沃的一块地在哪里。当你需要更多土地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开口说“我要最肥沃的土地”，你必须搬到一块以前没人耕作过的土地上，因为这不是那么有利可图。所以，边际耕地需要更加辛苦的精耕细作，你如果是一位农民，你就必须理解你所从事事业的方方面面，我认为他构建的图景让我们想到了荷马买到的刻着人的本质的陶罐：两口宙斯的陶罐。这告诉我们，靠投机取巧是很难成功的。只有包含运气、意志、勤奋的事业才会成功。他描述的是西方理解的私有财产广泛存在的真正开端。

要当个优秀的农民很难，这需要非常勤奋的劳作。并且，你还需要地方去储存你的成果，如果情况理想，你的成果有剩余，你还可以卖掉它们。你可以以物易物，去换那些你需要但不能自给自足的东西，也可以换钱。于是希腊人发现了制陶的重要性。关于这些农场，如果你要更深刻的了解它带来的社会意义，你就必须知道：过程是缓慢的、细微的。我们在谈论的不是农业贵族，而是农作村舍、小家庭是如何进行生产的。这种小家庭农业的发展是随着各城邦开始采用奴隶制度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奴隶制度像人类历史一样遥远，但是在黑暗时代并没什么奴隶——你要养奴隶，你必须很富有。贫困的社会是没有奴隶的。随着小家庭农业生产的兴起，奴隶制也在兴起，这是从利润角度去说的。如果你只种稻谷，你只需要播种、等它长大，在这个过程中你干什么？没什么可做的。所以这样的农场没有奴隶，奴隶主不可能一年都在喂养他，但是他只干一点点活。奴隶出现在一年何时都有不同的利润作物要照顾的农场里。当我们提起奴隶的时候，不要想当然地去联想到南部种植园，那些只有一两个奴隶的农场里，奴隶主和奴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用更现代的观点来看，他们更像雇农，只不过他们不是自由人。

家庭农场的兴起促成了城邦的兴起，公民制度在这片土地上兴起，即自由人拥有自由人的权利的制度，这同时也伴随着奴隶制的不断发展。奴隶制和自由制在希腊的同一时期共存着。我们在希俄斯岛的一处残缺碑文上发现一处文献，它记载着类似一次会议的文字：boule he demosia，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翻译是：人民的议会（Consil of the people）。它未必是全体公民的议会，它更像寡头制或者贵族制的议会，但重要的是，新纪元开始了：需要一个固定的官方组织扮演一个政治角色，从属性上来讲很常见。Demos的意思就是人民。

只有在早期希腊，个体农户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奴隶的所有权。最终，通过议会的方式，控制了他们所在的部族。尽管他们的政治发展比经济落后，但是终究有一天，它还是来临了：新兴的农民不同于以往的农民了，他成了有政治身份的公民，一名士兵，但这个士兵不再受国王或者权贵的指挥，而是能够自由地参与到何时发动战争的辩论中来、参与到城邦的政策和决策的制定中来。他是如此独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全新的人。它不断发展，并成为城邦制度的脊梁。同时，残余的贵族并没有全部没落，因此，新型的公民和残余的贵族之间难免会有些紧张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