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夫人郗璇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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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璇墓碑回到绍兴 王羲之诸多密码得以破译
来源：绍兴日报 作者：周国勇 2006-07-18
继今年３月，流失海外达１３００多年的王羲之手迹《丧乱帖》首次“回国省亲”之后，目前，书圣夫人郗璇的一块墓碑“回到”绍兴。
专家初步考证后认为，此碑如果是真迹，将是中国文化史、中国书法史上的惊人发现。根据碑文内容，专家已经解开关于王羲之及其家族的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此碑为研究王羲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
艰难收藏
７月１３日，郗璇墓碑的收藏者——市区的文物收藏爱好者张先生携带墓碑的拓片和部分实物照片来到报社，讲述了这块古碑的艰难收藏经历。
因为痴迷收藏碑帖等文物，张先生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其中北京是他除绍兴之外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几乎每年都要去很多趟”。郗璇墓碑就是在北京的意外收获。张先生说，这块碑其实早在前年就听说了，但真正看到是在去年上半年。一次，他去北京的一个大型旧货市场“淘宝”。在一家地摊转悠时，摊主再次跟他提到了这块碑的事情，说他可以帮忙联系墓碑的主人。一听之下，张先生大感兴趣，双脚再也挪不动了。“那是夜里，北京所谓的‘鬼市’，找到那个主人后，大家就在一个暗处打着手电看，我当时看得模模糊糊的，但突然给我看到了‘右将军’、‘会稽内史’、‘献之’等字样，我顿时觉得这碑非同寻常！”
虽然满腔的兴奋难抑，但作为一名已有２０多年收藏经历的资深藏家，张先生并没有马上拍板买下。一则当代艺术品市场假货较多，二则这件藏品价格惊人，岂能轻易下手。
张先生回忆说，为了买这块墓碑，他光是看货就不下１０次，还多次征求了北京和上海等地文物专家的意见，意见很多，但总体上都认为值得一买。最后的决定当然留给了张先生自己。
经过大半年的苦苦权衡犹豫，去年年底，张先生最终决定“咬咬牙”将碑买下。但花的巨资至今让张先生“心惊肉跳”。
到底多少价格？张先生不想透露，但只笼统地抛出一句：“几百万！因为手上现金不够，我还向银行抵押了３套房子。”其间，张先生的家人和朋友很多都反对他这么做，但他的坚决没有被动摇。
张先生表示，我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收藏的爱好，另一方面，也有为绍兴人挣点面子、抢救文物的想法。“要知道，这碑如果卖给外国人，那是再也难以挽回的了！”
鉴定真伪
今年春节过后，张先生将碑搬回了绍兴。之后，上海博物馆的多名专家闻讯赶到绍兴，对郗璇墓碑进行鉴定。６月下旬，北京又有几名文物专家飞到绍兴，对郗璇墓碑作了考证。大家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此碑的真假性上。到目前为止，“产生了几派意见，有真有假，但多数认为是真迹”。
据了解，此碑长约６８．５厘米，宽约５６厘米，厚约８．８厘米。从照片上看，整块碑面呈现棕黑色，碑的底部有３～５厘米遭到磨损，每一行末尾都有１～２字无法辨认。但经清理后，碑文绝大部分可读，共计２８行３５４字。刻字为隶书，字体古雅质朴。从侵蚀处看，专家认为墓碑材质似石灰岩。
对于此碑的真伪，多数专家认定“毋庸置疑”，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４条：
首先，从碑铭全文构思来看，难以造假。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历代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一位专家说，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如果真是如此，则造假的成本太高，且只造一块，意义不大。
其次，“长子”一说，常人不知。目前所见的各类史书都记载王羲之夫妇共生育七子一女，而墓志上却刻的是八子一女，造假者不可能去多造一个正好符合王羲之子嗣排行的“长子”。
第三，书法水准，非同凡响。众所周知，晋碑出土极少，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长江以南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晋碑（墓志）约２０块，仅《谢鲲墓志》书法上乘，并与《郗璇墓志》的风格接近，因此估计为同一时代。
第四，污垢清理，顺乎自然。专家在清理碑面的污垢时，在器物和污垢之间，并没有发现任何“现代黏结物”的痕迹。污垢较硬，且均匀一致，应是自然生成。用水一抹，垢的吸水性比器物要好，立显深浅，也方便了清理工作。
解开悬疑
之一：生卒纪年
据了解，《辞海》从１９７９年问世以来，每隔１０年都会更新其内容，很多都是纰漏的修补或错处的纠正。然而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９年这３个不同的版本中，关于王羲之的生卒纪年始终是“３１２－３７９，一作３０３－３６１，又作３０７－３６５”。这说明，因为缺乏可靠的证明资料，这本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学术性的辞典历时多年，却对王羲之生于何年、死于何年这个最基本问题依然无从确认。但在这３个不同的生卒纪年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王羲之都活了５９岁。这点跟史料记载不谋而合。《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年五十九，赠金紫光禄大夫。”
根据墓志结尾刻的墓主人“升平二年戌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的记载，升平二年即公元３５８年。碑文第四行则记载，“逸少年五十九”。一个简单又明确的算术题：王羲之享年５９岁，比夫人郗璇晚去世３年，王羲之的卒年就是公元３６１年，则王羲之的生年应为公元３０３年。这与《辞海》三个说法中的中间一个完全相同。至此，专家认为王羲之的生卒纪年可以明确了，就是公元３０３－３６１。
之二：官职称谓
墓志显示，王羲之生前的官位应是三品的“右将军”，而不是现在人们知道的四品的“右军将军”。《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品秩第二。”三品官死后，“赠金紫光禄大夫”，追晋一级，正合东晋官制。专家认为，古称“王右军”，可以理解为对“王右将军”的简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王羲之在成为“右将军”之前，曾担任过“右军将军”一职。
之三：墓地位置
自古以来，对于王羲之的墓地有多种说法，如唐代何延之《兰亭始末记》称在“山阴县西南三十里兰渚山下”；《绍兴县志》称在“会稽云门山”；《诸暨县志》称在“苎萝山”；《嵊县志》称在“金庭”。目前，在上述４种说法中，仅嵊州市金庭镇存有大量的地面建筑物，并存有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１５０２年）所立墓碑以及《布政司督令修墓徼》等珍贵文物。《郗璇墓志》的“横空出世”，给王羲之墓葬地的考证提供了最新的实物资料。
墓志在最后一行写道：“（郗璇）月廿八日庚戌葬于会稽山阴南乡”。专家表示，中国历来实行“夫妻同穴”之礼，王羲之晚夫人３年而卒，“如果没有异常，一定也是和夫人郗璇安葬一处的。”
绍兴县文联主席、王羲之后人王云根在其研究王羲之的著作《王羲之家世》一书中写到，升平五年（公元３６１年），“羲之、郗璇夫妇带第六子操之等离开山阴，去剡县金庭巡视庄园。”
而根据这块《郗璇墓志》，专家认为，王羲之死前若是带着夫人去金庭，那必定不是已故的正室夫人郗璇，而应该是其他的夫人。另外，如王的研究正确，王羲之在去世的那一年带着一家大小去了金庭，那么结合《郗璇墓志》的内容，他的墓葬地将有３种可能：
一是王羲之与正室夫人没有合葬在一起，郗璇葬在“山阴南乡”，王羲之葬在嵊州金庭；二是三年前埋葬的郗璇遗骨被迁去金庭与王羲之“合穴”，原来的“山阴南乡”只留下了这块墓碑；第三种可能是，王羲之与郗璇葬在“山阴南乡”，金庭只有王羲之的衣冠冢。
之四：子嗣排行
在目前所有的历史文献中，王玄之是王羲之的长子，但他的字却是“行二”的“仲思”，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古人的兄弟排行，历来是按照“伯、仲、叔、季”的顺序。玄之如果是长子，他的排行就应该是“伯”，而不是“仲”。
墓志解开了这个历史悬疑的谜底。在介绍完王羲之及其夫人郗璇的简要生平“行状”后，墓志第五行刻有两个字：“长子”，但其名、字、生卒、享年及妻、子等情况一概没提。第六行才开始按照墓志的“格式”提到“次子玄之”，及其他所有有文献记载的子女的情况。专家据此判断，原来王羲之夫妇还有一个真实的“长子”，但因为早夭而没有传名后世。但是他的“伯”的排行却被保留了下来。因此，王羲之夫妇其实一共生育了八子一女，而不是１６００余年来，历史所流传的七子一女。
在这些考证推理之外，根据这块墓志，专家还解开了“王羲之密码”的其他诸多信息，诸如王羲之在正室郗璇之外，还有一个“如夫人”——“沛国武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两代的婚姻情况；作为妻族和“亲家”的郗璇家族的情况，等等。
书者猜想
在墓志的解读、考证之外，关于这块人物特殊、意义重大的墓志的书写者会是谁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从总体上看，郗璇墓志的碑文是隶书风格，但有的专家认为，这又不是一般的隶书，它里面“有点楷书又有点行书的味道”。
７月１３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书画鉴定专家杨臣彬教授，他告诉记者，他看到过这块碑的拓片，感觉符合魏晋时期的书法风格，从字迹上看，不像是唐人的字，也不像近现代人搞的。但“因为没有落款，所以也很难下结论说是谁写的，或者是哪个时代的作品”。
兰亭书法博物馆馆长喻革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也只是看过此碑的拓片，但感觉字体的风格跟东晋时期的书法风貌很接近，从刀刻痕迹和风化程度来看，应该有点历史了。而且里面所记录的人物、信息都非常符合我们所了解到的王羲之的生平面貌。“但光是通过碑拓，很难判断此碑的真伪。”喻革良说，此碑值得书法界、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但除了墓碑本身，如果能找到王羲之的墓地那更重要。“通过对墓地的形状、大小、周围情况等的研究，将对考证此碑的真伪、碑文的信息大有帮助！”
目前专家认为，考虑到郗璇是王、郗两大书法世家的“关键人物”，因此最有可能给她书写墓志的有４个人：丈夫王羲之、长子王凝之、长兄郗þ和族兄王洽。
而考虑到与墓主的关系及家族背景、社会地位，以上４人中，可能性最大的又是丈夫王羲之。
让专家作出这种判断的，最坚实的依据还是此碑的书法风格。“回顾东汉《乙瑛碑》和北魏《大代华岳庙碑》之间的书体风格，《郗璇墓志》具有明显的‘雄强’之势，这从‘将’字和笔画较少的‘右’‘史’‘王’和‘之’等典型字来感觉，尤其明显，与梁武帝萧衍所评价的王羲之晋隶作品‘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相吻合。”
但正如作家、王羲之研究者王云根所说，无论是碑的真伪性，墓志所记录的信息，还是墓志的书写者，目前都还有待更多的实物资料来佐证。但尽管如此，各位专家都可以有一家之言，因为学术欢迎百家争鸣。但争鸣的最后，应该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相对普遍认同的结论。
藏家论述：
《郗璇墓志》考辩
张笑荣
前言
晋王羲之，一代书法大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史乘有名，民间传说更有多种版本，然迄今为止，有关王羲之的家世、生平，甚至其墓地、子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郗璇墓志》的发现，将以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佐证，为人们解开重重历史迷雾，从而推动有关王羲之生平事迹，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及其流变，晋代的婚姻，殡葬风俗制度等等的学术研究，向前迈进一步，并最终得出结论性的研究成果。在此，笔者希望通过个人的肤浅认识，把《郗璇墓志》推到公众面前，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并希望百家争鸣。
墓志真伪刍议
一、墓志的真伪认定
《郗璇墓志》，青石质，长68.5厘米，宽56厘米，厚8.8厘米，下部因长期为泥垢侵蚀，少数文字不可读，大部分尚可辨认，现经清理，计为28行，354字，全文如下：
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乡都乡口
平里郗氏之墓识
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讳羲之口
逸少年五十六
长子
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口阳范氏父讳汪字玄平吏部口
书
次子凝之字叔平妻陈国谢氏父讳奕字无奕使持口
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次子涣之字季文妻颖川陈氏父讳逵字林道使持口
卫军淮南刺史
次子肃之字糼恭妻陈国殷氏父讳浩字渊源使口口
中军将军扬州
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讳籍字项羽荧阳口
守
次子操之字重妻济阳江氏父讳霖字思玄右口口
会稽内史
次子献之子敬
女适南阳刘畅字序元抚军大将军掾父遐字子口口
将军会稽内史
夫人外氏沛国武氏
夫人长姊伤祉相失
妹适济阴卞轸字道重封建兴公
弟愔字方回临海太守南昌公
妹适济阳蔡奚字子狩太宰司马
弟昙字重熙散骑常侍北中郎军司
升平二年戌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以其年口
月廿八日庚戌葬于会稽山阴南乡离上里离东山口口
诚然，作为新的发现，真伪的甄别鉴定首当其冲，至关重要，如系伪造则一切均不必论。笔者现经多方辨识，探讨，以为《郗璇墓志》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理由是：
1、与已出土的同类晋代墓志，无论材质，程式，刻造风格均接近。据笔者所知，从二十世纪开始，长江以南地区考古发掘晋碑约二十块，《郗璇墓志》与《谢鲲墓志》相类似，
可见处同一时代产物。晋代对于墓葬多所限制，墓碑率皆粗糙。《郗璇墓志》碑面未经打磨，缘由即为此。
2、墓志所表现的书法风貌，与已出土晋碑相一致。此一点，本文将另作阐述，此不赘述。
3、以反证言之，笔者以为此碑造假绝不可能，因其与假古董不同，假古董以假乱真，真在先，假在后，先者须是名物，此碑不存在这问题。设若仿真，动机又是什么？另有真碑平白无故制作此一假碑有何用意？再者，如本碑所载，王羲之八子，与历来七子说有异：王羲之夫人历来惟知郗夫人，不知外氏——沛国武氏，墓志出世，震世骇俗。真耶？伪耶？如果造假，除非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串通深谙王羲之家世的历史学家，碑帖权威，书法泰斗共同策划方能得成，但真如此，不仅造假成本太高，风险亦大，难道世间真有此类好事之徒？
4、文字中以缺“歌功颂德”内容与其它墓法格式有异，笔者认为：其一，三国魏晋的严格碑禁，对“私下立碑”造成了种种限制。其二，中国古代妇女能“相夫教子”便是她的最大“功德”，墓主郗璇有王羲之这样的丈夫和一大群“足以傲世的子孙”，一句话“足够了！”其三，实践证明：1965年6月南京出土的夏金虎（王彬继室）墓志，1998年12月南京出土的王建之夫妇墓志…。在这些东晋妇女的墓志上都没有“歌功颂德”之词，《郗璇墓志》出在同一时代，亦不可能有例外。上述问题，无碍大局。借用一句断语：白壁微瑕。
羲之悬案试释
本文开头说到，《郗璇墓志》的被发现，其文本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使许多久悬未决的疑案找到正确的判断，而一些新发现的史实，更有助于学界对于王羲之其人其事其书的研究，兹试阐述如下各点：
1、生卒纪年定音
《辞海》从1979年问世以来，每隔十年都会更新其内容，然在1979年1989年，1999年这三个不同年代的版本中，王羲之的生卒纪耳皆同为公元312—379年。一作公元303—361年，又作307年—365年。我们没有理由责怪《辞海》对中国的“书圣”怎么可以连生卒纪年都不清楚？在这三个不同的生卒纪年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王羲之享年五十九岁。因为史书有定论，《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一九八五年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王羲之（公元321—379年）《历代人物综合表》作（公元303—379年）”，这两个生卒纪年全错了。因为没有实物佐证，错了亦正常。
墓志结尾刻有墓主人“升平二年戌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升平二年即公元358年。碑文第四行告诉我们，时年王羲之56岁。一个简单又明确的算术题：王羲之享年59岁，比其夫人郗璇多活了3年，王羲之的卒年就是公元361年，卒年扣除享年就是生年，王羲之的生年即为公元303年。这与《辞海》中三个说法的中间一个完全相同。因此，可以一锤定音，王羲之的生出纪年当为公元303~361年。王云根先生在《王羲之档案》一文中称：“现代史学家大都认同王羲之的生年为‘公元303年’说”。墓志内容不仅解开了我们心中之谜，亦使中国文化史、中国书法史有了一个无需再“认同”的定论。
2、官职称谓考
墓志告诉我们，王羲之的官职是三品的“右将军”而不是四品的“右军将军”。《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光禄大夫加金章紫授者，品秩第二。”三品官死后“赠金紫光禄大夫”，追晋一级，正合东晋官制。笔者认为，古称“王右军”，可以理解是对“右将军”的简称，故不能说包括房玄龄《晋书》和梁武帝《书评》在内的古籍有错。一种另类的猜测是王羲之在“右将军”之前，曾担任过“右军将军”。一千多年来已经约定俗成，今天再说到王羲之的官职“右军”时，只要认定其为“右将军”的“右军”，而非“右军将军”的“右军”就是了，不宜过分苛求古人。诚然，仍可继续研讨下去。
3、夫人外氏初知
碑文中有一段：“夫人外氏沛国武氏”，笔者认为应该是王羲之除了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郗璇而外，还有一位外氏夫人“沛国武氏”，这在其他文史资料中都未曾有见。在正室夫人的碑文中出现夫人外氏的资料，突现了东晋时中国婚姻文化的一个特点。武氏夫人有无生育？如有生育，哪个儿子由她所生？皆不得而知。
徽之爱弟甚深。并将次子直之出继治操之。三子靖之出继给献之，再据传说从性格分析，徽之浪漫（任性执着）、操之精细（管理金庭）、献之潇洒（公主爱慕），三个小兄弟的性格都比较外向和开放，似与其几个长兄有所不同。不由得产生一个猜想：王羲之的这三个孩子（徽之、操之、献之）或由武氏夫人所生？！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夫人外氏沛国武氏”。这一句的意思是表示郗璇的外婆家的姓氏，也就是郗璇的母亲是沛国武氏，只因郗鉴的夫人的资料，近来还比较少见，难以考证。这里笔者很想与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4、墓地位置再说
自古以来，王羲之的墓葬地点就有多种说法：其一，唐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语，在“山阴县西南三十里兰渚山下”;其二，《绍兴县志》载，在“会稽云门山”;其三，《诸暨县志》曰，在“苎萝山” ;其四，《嵊县志》云，在“金庭”。目前，仅嵊州金庭一地存有大量
的地面建筑物，并存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年）所立墓碑，以及《布政司督令修墓徼》等珍贵文物。今天，金庭已是国家旅游定点之一的王羲之故居和王羲之墓地。《郗璇墓志》横空出世，应该怎样再来认识这个问题呢？
中国历来实行“夫妻同穴”之礼，王羲之晚夫人3年而卒，如果没有异常，一定亦是和夫人郗璇安葬在一起。王云根先生在《王羲之家世》一书中说到，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王羲之59岁，“羲之、郗璇夫妇带第六子操之等离开山阴，去剡县金庭巡视庄园。”《郗璇墓志》将更正这个说法！羲之死前若是带夫人去金庭，必定不是已故的正室夫人郗璇，而应该是夫人外氏的沛国武氏。一个前提，若以“金庭说”为主流说的话，那末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羲之与正室夫人没有葬在一起（一个在山阴南乡，一个在嵊县金庭）：第二种可能性是，将三年前埋葬的郗璇遗骨迁去金庭“合穴”，原来的山阴南乡只留下了这块《郗璇墓志》;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第三种可能性是，王羲之本人并没有葬在金庭，而是与正室夫人葬在了“山阴南乡”，“金庭说”只是王羲之的衣冠冢，应该和另一个夫人沛国武氏葬在一起，其后事似应由操之经手办理。对于这三种可能性，只有期待日后更为可靠的出土资料来加以确定。
5、子嗣排行重识
一、关于伯仲叔季排行
众所周知，王凝之是王羲之的二子，字却为“行三”的“叔平”。多少年来人们始终没有提出一个该提的问题？中国兄弟排行，历来是按“伯、仲、叔、季”的原则，凝之的“字”排行应该是“仲”而不是“叔”。《郗璇墓志》解开了这个悬案的谜底：原来王羲之夫妇还有一个真实的长子，因为早夭而没有传名后世，然其“伯”字地位却被保留了下来。凝之的”大哥“玄之实为二哥，故其字为仲思，排行中用了“行二”的“仲”字。《郗璇墓志》第五行所刻“长子”二字，余皆缺失，可理解为或因早夭。
二、关于排行顺序
一些著作或文章，对羲之几个儿子的排行，因为利用现成文史资料，多有以讹传讹，今天，据《郗璇墓志》计可知王羲之有八子一女排行有序（详见表一）可供各界引为依据：
表一 羲之子嗣排行一览表
本表所载不见于《郗璇墓志》的部分另据资料补充
一千六百余年来，人们习惯称献之为王羲之的第七子。若要改为第八子，似有别扭之处。但不改，显然有违事实，又不能理解诸子伯仲叔季排行何以错位。笔者认为，如以“尊重历史”为重，凝之（叔平）应由五子改为六子、献之（子敬）七子改为八子为妥当。
三、关于书家传人新补
墓志告诉我们作为书法世家王家尚有传人，如六子王徽之亦是名载史册的书法大家，尤擅于行草，传有《得行帖》等。徽之是性情中人，其一生不仅有“剡溪访戴”的美谈，还有爱弟至深的故事。献之卒时，徽之奔丧当场昏厥，月余因背发溃疡亦亡。更感难能可贵的是“子孙兴旺”，墓志载：“妻汝南梅氏”，徽之夫妻有三子：
长子桢之，为隋代大书法家释智永之五世祖：
次子宣之过继给其弟操之，为今兰亭王氏之祖：
三子靖之过继给其弟献之，献之生子尚之，为今新昌王氏之祖。
据墓志郗璇与其两个儿子玄之（约35岁）、涣之（约29岁），同卒于公元358年。这一年中，羲之从兄王洽以及羲之从弟王兴之的长子王闽之亦相继去世。应该不会完全是巧合，从史书看，这一年既没有战争亦没有洪水，唯不知会稽是否发生疫情？可以在流行病学历史上再作深入考查。
6、联姻脉络明断
东晋元帝司马睿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导的从兄大将军王敦以“清君侧”之名，
自武昌举兵叛乱。琅琊王氏家族逐步被排挤出东晋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虽然王导还有身居丞相的高位，但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王导为保全整个家族的利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通过联姻，争取到了郗鉴的大力支持。郗鉴，高平金乡人，当时任徐州刺史坐镇京口，手中握有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足以抗衡其他的反对势力。郗鉴的第二个女儿郗璇（本文墓碑主人）即嫁给了王导的侄子王羲之，造就了一段“东床择婿”的千古佳话。《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耶！’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这段故事发生在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同年羲之与郗璇结婚。
郗鉴及其次女郗璇、长子郗愔（字方回）、次子郗昙（字重熙）、长孙郗超、次孙郗恢，一门6人皆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郗两家联姻，不仅巩固双方各自的政治地位，亦促进了两大书法世家的交往。生平四年（公元359年）那应该是郗璇死后一年的事情，也有可能是郗璇死前为了不使王郗两家政治亲情等问题，把外生女儿许配给王献之，但在郗璇死那年，王献之尚未结婚，第二年王羲之和郗璇的糼子献之，又娶了郗璇的侄女郗道茂（郗昙之女）为妻。因为“新安公主”的“插足”，受皇室礼仪所限，献之被迫与道茂离婚。《晋书•卷八十•王献之传》载：“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结合前部分，笔者分析如果献之是郗璇所生，则献之不可能把自己表妹家称为郗家，而应该称为“惟亿与表妹离婚”。一般来说，不是嫡亲才会称作郗家，所以，笔者端测可能为沛国武氏所生。武氏后来与王羲之住到了现在的嵊州金庭。然记载较少。在当时来说妾的社会地位较低，世人没有人知道王羲之还有一位妻子——沛国武氏。
墓志较为详尽地记录了郗鉴的子女（2男4女），对研究东晋郗氏书法世家的三代人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正是墓志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我们才得以在《琅琊王氏谱系表》中，将羲之和献之的两代婚姻勾划得一清二楚。
7、王氏谱系清楚
琅琊王氏源远流长。
琅琊王氏是中国王姓中的一个大分支。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周灵王泄心。《新唐书•卷七十二•表第十二中》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现在，数以千万计的王氏子孙都以“晋”或子晋、（子乔）为一世祖。
秦末、刘项争霸，天下大乱。秦时的“三代名将”（王翦、王贲、王离）已先后去世。为避战乱，王离的两个儿子，19世纪王元、王威分别迁至琅琊和太原，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两个王氏望族------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由此而起。24世王吉乃西汉谏议大夫，28世王音系东汉御史大夫。31世王祥“拜太保，进爵为公，”为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主角。祥弟导、祖王览为西晋光禄大夫，导父王裁为抚军长史。33世王导为东晋丞相、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跟随琅琊王司马睿南迁，并定居在建邺（后改建康）乌衣巷（今南京市秦淮河南），王氏后人又称王导为“乌衣巷一世祖”。王导为了巩家族的地位，不仅与谢家联姻，还与郗家联姻，东晋时的王、谢、郗等豪门世家为历史留下了诸多动人的故事。再从墓志可以看出王羲之的各个子女亦都仍延续着东晋时期与世家大族联姻的关系。(详见列表二)
由于这块墓碑的重见天日，使谱系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迎刃而解，为此，笔者绘制了一张以唐未五代为截止期的“琅琊王氏谱系表”（详见表三）。说明一点：墓志中的东晋用字系“耶”，而目前的习惯写法为“琊”。这里仍用目前的方法写作“琊”。鉴于琅琊王氏自9世祖王错至44世祖王綝（方庆）多有史可查。应该说，大的方面没有问题，小的或许有些差错。假以
时日，一定会有更多的实物资料重现人间，将进一步予以补充和更正。
8、书法世家可窥
《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即44代王綝）传》载：“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
从东晋至隋代的三百年间，仅就书法家而言九代琅琊王氏人才辈出，名垂青史的姓名就有三十二个之多。
三十三世（7人）：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王邃、王旷、王廙
三十四世（5人）：王恬、王洽、王邵、王荟、王羲之
三十五世（9人）：王珣、王珉、王廞、王玄之、王凝之、王涣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
三十六世（1人）：王昙首
三十七世（2人）：王僧绰、王僧虔
三十八世（3人）：王俭、王慈、王志
三十九世（2人）：王骞、王筠
四十世（1人）：王规
四十一世（2人）王褒、释智永（羲之七世孙）
王、郗两大书法世家共有书法家三十八名，在表三《琅琊王氏谱系表》中，皆以双线方框表示。为让大家对这三十八名书法家有进一步的了解，笔者将有关资料汇总至表四《王郗两大书法世家个人简历》。表三与表四一并附在本文最后。
墓志书法探讨
晋碑在汉后，故读书法必从汉碑起,今存汉碑多为东汉碑，而且主要是桓灵之际的隶碑。这个时期的太学生数高达三万余人，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六百倍之多，据此，可初步了解东汉桓灵时期的文化脉息。东汉隶碑瑰奇伟丽、博采众长。早期多带圆转的篆意，中晚期时渐趋方整，品类俱全、仪态万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东汉篇》中言及：“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缇》，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庙》、《张寿》，高浑则有《石门颂》、《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庙》、《樊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熹平石经》、《张迁》等碑，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笔者以《郗璇碑》与上述诸碑比较，其收体风格似接近《乙瑛》、《史晨》、《熹平石经》、《张迁》等碑，品味感觉之中与《乙瑛碑》的风格最近。《乙瑛碑》可说是汉碑的经典之作，字体匀适、结构严密、粗细协调，书法端庄、秀丽清逸、气象雍容。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评曰：“尔雅简质可读，书益字古超逸。”清代方朔《枕经金石跋》称：“而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宫之富。王箬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中国碑史在三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下令禁碑，魏末又再次下令禁碑。《宋书•礼志二》载：“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是为
这一禁令起始经过。西晋继续禁止立碑。《宋书.礼志二》载，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下诏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始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恩营葬，旧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礼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
传世的主要西晋石碑有：泰始六年二月丙子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休碑》，字体近似楷书，清代道光十九年在山东掖县出土，现藏故宫博物院。泰始八年《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清代乾隆五十八年由张孙庄访得。书体刚劲，唐欧阳询房彦谦碑显受它影响。该碑现在泰安岱庙。太康十年三月十九日《齐太公吕望表》，现在河南汲县。大亨四年四月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是罕见的云南古代石刻，清代乾隆四十三年发现，书体在隶书、楷书之间，是文字形体发展的一件典型实证。
东晋继续实施碑禁。沙孟海在《中国书法史图录-东晋》中说到：“长江以南未见一块正式的碑表。偶出木石，写刻亦多粗拙。那一时期较为著名的《爨宝子碑》、《广武将军碑》，都是边疆作品。这些遗物都不足已代表那一时期的书风。”
历史老人给华夏子孙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在南京地区连续出土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几块墓志。
1、王兴之夫妇墓志。兴之是羲之的直系从第，卒于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其妻卒于永和四年（公元348年）。
2、王闽之墓志。闽之是兴之的长子，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
3、王丹虎墓志。丹虎是闽之的长姐，卒于升平三年（公元359年）。
4、夏金虎墓志。金虎是兴之父亲王彬的继室，卒于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
王一羽先生在《东晋字体没有脱离隶书笔意》一文中言及：“以上四方墓志书法朴实谨严，方整遒劲，皆带有浓重隶意…..王兴之等出自‘书圣’之家，其
墓志不书则已，要书必出自书家之手。”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3个墓志是同一个人所书，虽具汉隶质朴的遗风，然有楷书先声的稚气，可研究其书法的过渡特征，却难登居高位的艺术殿堂。
历史老人又一次让书法前辈沙孟海和大家得以满足。1984~1987年间，在南京北郊象山、司家山等地又连续发掘了七座东晋墓葬；这些都是东晋豪门王氏、谢氏、颜氏和高崧家族的墓地。虽这十四座墓志都在长江以南，然其值得赞美的书法，除琅琊王氏的王建之夫妇墓志外，余者皆不如人意。比较而言，王建之墓志书法与《郗璇墓志》相比，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谢鲲是东晋宰相谢安的伯父，1964年9月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2年），唯其书法风格与《郗璇墓志》相近，却还是稍逊一筹。
再看魏碑，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大代华岳庙碑》在北魏早期，将其与《郗璇墓志》放在一起，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样地保持着汉碑的遗风。对于东汉《乙瑛碑》和北魏《大代华岳庙碑》而言，东晋隶书奇葩《郗璇墓志》与《谢鲲墓志》共同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笔者书法知识有限，探讨到此。有待专家、学者作进一步品评。
墓志书者猜测
《郗璇墓志》书法为精美的晋隶，书法执笔人似应从的善隶书的近亲中去寻找。东晋司马聃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墓主郗璇去世。是年，丈夫王羲之56岁，次子王玄之（字仲思）35岁、三子王凝之（字叔平）33岁、四子王涣之（字季子）29岁、五子王肃之（字幼恭）26岁、六子王徽之（字子猷）23岁、七子王操之（字子重）20 岁、八子王献之（字子敬）15岁。因为玄之早卒，凝之即为兄弟中现实的“长兄”。在郗璇的直系亲属中，最有可能的执笔人是丈夫与长子。这一年，在王羲之近支族兄中，有身份的书法家王恬已卒，王
洽与墓主同年去世，如其卒月迟于墓主，亦应在可能之例；王珉善草、王荟善行书，这两位似可能性不
大，考虑到王郗两大书法世家的“关键”人去世，其碑文书法绝不可能马虎（事实如此！）。这个执笔的重任必当落在善写隶书的近亲之中。笔者提出四个最有可能的人选是：丈夫王羲之（公元303-361年）、长子王凝之（公元325-399年）、长兄郗愔（公元313-384年）、族兄王洽（公元323-358年）。献之还只有十五岁,不可能担此重任。
1965年5月22日，郭末若在《由王榭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的结尾处说到：“王羲之的章草传世很少，而他的隶书则从来没有见过。”再查找流传有序的研究成果《王羲之书迹目录》（刘秋僧、王汝涛辑录），王羲之书迹目录凡231条，其中小楷8件，行草（墨本）30件，行草（刻本）193件，唯不见有当时盛行的隶书。
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8年在位）《书评》中言及：“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书法作品中，观篆书、楷书少有“雄强”之势，看行书、草书更是难言“雄强”，梁武帝《书评》所指“雄强”应主要是指隶书，而王羲之的隶书又“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对这块墓志书法执笔人的寻觅并确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王羲之对于墓主郗璇而言，不仅担当丈夫的身份，还有书法世家联姻的背景，又具地方长官（会稽内史）的地位，更享后人称之谓“书圣”的资格。这么一看，其他3个人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我们虽不能肯定墓志是王羲之所书，然其可能性最大。再回顾介于东汉《乙瑛碑》和北魏《大代华岳庙碑》之间的书体风格，《郗璇墓志》具有明显的“雄强”之势。对墓志书法进行仔细品味后，以“将”字和一些笔划较少的“右”、“史”、“王”、“之”、“父”等典型字来感觉，似更可寻觅到梁武帝关于“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跃凤阙”的丰富想象，墓志执笔人已是呼之欲出。然因郭末若的一句话“从来没有见过”，目前说王羲之书只能是猜测。
结语
丙戌年初，《郗璇墓志》横空出世，引起碑帖界与书法界的高度关注，然其真伪成了研究者的首要问题。如“真”，可谓“石破天惊”，若“伪”则“庸人自扰”，但是综观实物，历历在目；追寻史料，详实有据。笔者对之日久，似无破绽可言。为此，笔者冒谬认为，虽有微瑕，总是白壁。我想一旦得到社会认可，则对王羲之的研究、深化大有补益。中国“书圣“的形象可在世人面前更为清晰明亮。由于魏晋时期，严禁碑志，故存世晋碑甚少，目前所见者，主要是近半个世纪来出土于南京原王、谢两大豪门的家族墓石。在近二十件器物中，最能反映晋隶雄风的墓石，仅有王、谢两家各一块。羲之夫人《郗璇墓志》当推首位，谢安伯父《谢鲲墓志》紧随其后，从其书法风格而言，可谓凤毛麟角，至为珍贵。其它墓志书法难属同类档次（如《王建之墓志》、《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等），不足称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欣逢盛世，《郗璇墓志》从天而降，小子何幸，属文以庆，尚祈各界正之。
注解：1《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中华书局1974年11月出版
2《中日美术家人名词典》
3 王云根先生《王羲之档案》2003年11月出版 方志出版社
4 《绍兴县志》
5 《嵊县志》
6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7 《新唐书》卷72表第十二
8 《广艺舟双楫•东汉篇》清康有为
9 《宋书》礼志 中华书局出版
10 《宋书》礼志 中华书局出版
11 《中国书法史图录•东晋》
12 《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 1973年出版
13 王云根先生《王羲之世家》
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
祁小春
近闻有人提出“惊人观点”，考定王羲之乃“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 (事见《绍兴晚报》４月１日)。笔者认为，此事未宜轻易断案。
其实关于此疑问，前人早就提出过，所以并不能说是“惊人”的发现。如清人姚鼐《惜抱轩笔记》即曾考辩之，以为“王羲之是王右军,而本传(唐修《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误作右军将军，致使王方庆进右军帖所题衔，亦袭其误，而《乐毅论》后伪褚跋之误,又不足论矣。”
按，姚鼐说非是。“右军将军”与“右将军”史书文献常混称之，故后人遂不能知其详。张金虎在其著《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中华书局，2004年)于此问题有详考，他认为“将前、后、左、右军将军与前、后、左、右将军相混，在今本《晋书》及唐宋人着述中颇为常见”(同书P259～260)，并举证王羲之等诸例论证，结论是《晋书》王羲之传之作“右军将军”是正确的 。
又据提出“惊人观点”者称，后世之误作“右军将军”者其源出唐修《晋书》，并谓南朝早期史料王羲之皆作“右将军”，应依早先的南朝资料为准(均见《绍兴晚报》４月１日报导)云。事实亦未必如此。据近年出土的南朝王羲之孙女婿《谢球墓志》记载：“球妻琅琊王德光,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见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文化局报告《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七期)由此可见，“右军将军”非出自唐修《晋书》，在东晋末期已有文字证据，且此墓志文字当出自王氏子孙家人，所据来源应较为可靠。
另外据提出“惊人观点”者称∶“在王羲之自己的文章《临河序》中，即自称为‘右将军’，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显然颠倒事实。按，《临河序》云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说的是孙绰，并无自称为“右将军”的文字。
故笔者以为，此事尚需再考，以不急于作定论为宜。
说点题外话，还闻此人有《兰亭》集会是一次军事秘密会议的惊人见解；又闻那里最近还出土了王羲之妻郗璇墓志，但发现过程一概不公开、墓志拓片也秘不示人。唯据看志者引述墓志内容，称王妻先右军而亡，与《世说》等记载其长寿高龄不一样云云。
总之，近来新鲜事太多，但总令我生疑。
原载《书法报》第二十一期 2006年5月24日（总第1116期）
网友质疑：
奥勒留：
郗氏墓识也好志也好，奈何一字不提主人郗氏名字、享寿、父亲讳字或官职？何况大名鼎鼎的郗鉴？
郗氏享年不记，按识中意思羲之似在，何必详细罗列生者年龄?
右将军等于右军将军吗？
既在老七王献之兄弟之前加了个长子使献之成了老八，为何“长子”之下无一字？孩子丢了还是字丢了？还是没想好咋写呢？也真严谨，宁可空着，怎么也得写个幼殇、不育、×岁亡什么的啊？
“夫人外氏沛国武氏”何解？
儿媳父亲、女儿公公讳、字、官职写的清清楚楚，就是不说墓主父亲。哪怕他厉害：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拜安西将军，假节镇合肥。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与王导、卞壸同受遗诏辅少主。进太尉，封南昌县公。谥文成。
综观识文，主体缺失，没用的一顿罗列，真所谓顾左右而言他。
书法整体风格不一，精神不聚。“识”字似《王兴之墓志》，多数字似某些晋碑隶、楷之间的字，而与时间很近的《王兴之墓志》、《王兴之妇宋氏墓志》、《王丹虎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夫人刘媚之墓志》迥别。
“出土”地在北京？
以上数点，颇为迷惑。望高手不吝赐教！
陈老濂：
原帖由 咖啡一剑走江湖 于 2010-7-27 12:35 发表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长子早夭，不算在内也是可能的，至于你所说的后一种，无法考察，但并非不可能。
呵呵，當然什麽都有可能，但需要論證。目前就《郗璇墓志》文字來看，明顯值得懷疑。
《晋书》王羲之传谓玄之为长，早卒。那麽既然《儿女帖》所言七子能包括這位早卒的玄之，爲何不能包括另一位早卒的長子呢？《世说新语》刘注引所引《王氏譜》等梁代以前的早期文献，都明確記載了七子長幼的順序，這與《郗璇墓志》所載順序不同。如王凝之为第二子 (语言篇七十一刘注引《王氏谱》)；肃之为四子(排调篇五十七刘注引《王氏谱》)；徽之为五子(雅量篇三十六刘注引《中兴书》)；操之为六子(品藻篇七十四刘注引《王氏谱》)。另外，据《郗璇墓志》是王羲之生前夫人已经去世，但据《世说新语》贤媛三十一注引早期文献《妇人集》引郗璇《谢表》云：“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可知羲之夫人得高寿，活了九十余岁。所以，要想使《郗璇墓志》的説法成立，不但要證明王羲之《儿女帖》和《晉書》王羲之傳的説法不可信，還得證明南朝梁以前的《王氏譜》《中興書》等文獻记载都是错误的，而且多次出現错误（语言篇，排调篇，品藻篇引《王氏谱》），更须证明《妇人集》所引郗璇《谢表》也是杜撰的。
哈哈！這個難度实在太大，得忙死他们，因为它超出了作僞者知识范围之外，这都是作伪者始料未及的！
blite：
原帖由 陈老濂 于 2010-7-27 17:50 发表
呵呵，當然什麽都有可能，但需要論證。目前就《郗璇墓志》文字來看，明顯值得懷疑。
《晋书》王羲之传谓玄之为长，早卒。那麽既然《儿女帖》所言七子能包括這位早卒的玄之，爲何不能包括另一位早卒的長子呢？《 ...
先聲明，我不認為這塊東西一定就是真的，也無意與兄唱反調，只是提出若干意見商榷呵呵
早卒和早夭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即使成年以后，甚至起家居官以后，二十來歲就死了，在六朝也是叫早卒的。這和幼兒早夭有本質的區別的。所以這一條不是堅強的反證。
至于王羲之諸子的次序，其實六朝時候特別是這種記錄兄弟次序、生卒年、有幾個兄弟姐妹之類的地方，史書經常有錯，這些地方也正是學者常常要考證的。手頭無書，不敢說死，但印象里記得史籍中對王羲之諸子的排行的記載似乎本來就不是那么一致？總之，這一條也不能打死這塊東西。反過來如果最終證明其為真，反而就成為考證史籍錯誤的依據
最后王羲之夫人高壽的記載，但世說其實并沒有明說是郗夫人。如果依據這塊東西，那么認為是王的另外一位夫人得高壽，我想也完全是說得通的
繼續討論呵呵
陈老濂：
原帖由 blite 于 2010-7-27 23:05 发表
先聲明，我不認為這塊東西一定就是真的，也無意與兄唱反調，只是提出若干意見商榷呵呵
早卒和早夭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即使成年以后，甚至起家居官以后，二十來歲就死了，在六朝也是叫早卒的。這和幼兒早夭有本 ...
还是需要靠证据说话。只是说我觉得如何，我印象如何，是没有说服力的。我这里的证据需要您推翻，没有能推翻的反证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另外，您说《世说》注所引的不是王夫人的。可是刘义庆《世说》贤媛三十一原文是：“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刘孝标为这一句话出注。而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也作了如下说明：《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则其九十岁当在太元十七年前后。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为孙恩所害，夫人上此表时，若凝之犹在，则不应云孤骸独存。夫人为郗愔之姊，愔以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夫人盖较愔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正当隆安三、四年间，其诸子死亡殆尽，朝廷悯凝之殁于王事，故赐其母以鞠养也。
您现在又得证明刘，余二人也是妄作！不容易啊，赫赫！我只是看证据，没证据的话属于调侃，我没兴趣！
http://www.sf108.com/bbs/viewthread.php?tid=275888&extra=page%3D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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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璇墓碑回到绍兴 王羲之诸多密码得以破译
来源：绍兴日报 作者：周国勇 2006-07-18
继今年３月，流失海外达１３００多年的王羲之手迹《丧乱帖》首次“回国省亲”之后，目前，书圣夫人郗璇的一块墓碑“回到”绍兴。
专家初步考证后认为，此碑如果是真迹，将是中国文化史、中国书法史上的惊人发现。根据碑文内容，专家已经解开关于王羲之及其家族的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此碑为研究王羲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
艰难收藏
７月１３日，郗璇墓碑的收藏者——市区的文物收藏爱好者张先生携带墓碑的拓片和部分实物照片来到报社，讲述了这块古碑的艰难收藏经历。
因为痴迷收藏碑帖等文物，张先生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其中北京是他除绍兴之外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几乎每年都要去很多趟”。郗璇墓碑就是在北京的意外收获。张先生说，这块碑其实早在前年就听说了，但真正看到是在去年上半年。一次，他去北京的一个大型旧货市场“淘宝”。在一家地摊转悠时，摊主再次跟他提到了这块碑的事情，说他可以帮忙联系墓碑的主人。一听之下，张先生大感兴趣，双脚再也挪不动了。“那是夜里，北京所谓的‘鬼市’，找到那个主人后，大家就在一个暗处打着手电看，我当时看得模模糊糊的，但突然给我看到了‘右将军’、‘会稽内史’、‘献之’等字样，我顿时觉得这碑非同寻常！”
虽然满腔的兴奋难抑，但作为一名已有２０多年收藏经历的资深藏家，张先生并没有马上拍板买下。一则当代艺术品市场假货较多，二则这件藏品价格惊人，岂能轻易下手。
张先生回忆说，为了买这块墓碑，他光是看货就不下１０次，还多次征求了北京和上海等地文物专家的意见，意见很多，但总体上都认为值得一买。最后的决定当然留给了张先生自己。
经过大半年的苦苦权衡犹豫，去年年底，张先生最终决定“咬咬牙”将碑买下。但花的巨资至今让张先生“心惊肉跳”。
到底多少价格？张先生不想透露，但只笼统地抛出一句：“几百万！因为手上现金不够，我还向银行抵押了３套房子。”其间，张先生的家人和朋友很多都反对他这么做，但他的坚决没有被动摇。
张先生表示，我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收藏的爱好，另一方面，也有为绍兴人挣点面子、抢救文物的想法。“要知道，这碑如果卖给外国人，那是再也难以挽回的了！”
鉴定真伪
今年春节过后，张先生将碑搬回了绍兴。之后，上海博物馆的多名专家闻讯赶到绍兴，对郗璇墓碑进行鉴定。６月下旬，北京又有几名文物专家飞到绍兴，对郗璇墓碑作了考证。大家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此碑的真假性上。到目前为止，“产生了几派意见，有真有假，但多数认为是真迹”。
据了解，此碑长约６８．５厘米，宽约５６厘米，厚约８．８厘米。从照片上看，整块碑面呈现棕黑色，碑的底部有３～５厘米遭到磨损，每一行末尾都有１～２字无法辨认。但经清理后，碑文绝大部分可读，共计２８行３５４字。刻字为隶书，字体古雅质朴。从侵蚀处看，专家认为墓碑材质似石灰岩。
对于此碑的真伪，多数专家认定“毋庸置疑”，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４条：
首先，从碑铭全文构思来看，难以造假。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历代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一位专家说，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如果真是如此，则造假的成本太高，且只造一块，意义不大。
其次，“长子”一说，常人不知。目前所见的各类史书都记载王羲之夫妇共生育七子一女，而墓志上却刻的是八子一女，造假者不可能去多造一个正好符合王羲之子嗣排行的“长子”。
第三，书法水准，非同凡响。众所周知，晋碑出土极少，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长江以南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晋碑（墓志）约２０块，仅《谢鲲墓志》书法上乘，并与《郗璇墓志》的风格接近，因此估计为同一时代。
第四，污垢清理，顺乎自然。专家在清理碑面的污垢时，在器物和污垢之间，并没有发现任何“现代黏结物”的痕迹。污垢较硬，且均匀一致，应是自然生成。用水一抹，垢的吸水性比器物要好，立显深浅，也方便了清理工作。
解开悬疑
之一：生卒纪年
据了解，《辞海》从１９７９年问世以来，每隔１０年都会更新其内容，很多都是纰漏的修补或错处的纠正。然而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９年这３个不同的版本中，关于王羲之的生卒纪年始终是“３１２－３７９，一作３０３－３６１，又作３０７－３６５”。这说明，因为缺乏可靠的证明资料，这本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学术性的辞典历时多年，却对王羲之生于何年、死于何年这个最基本问题依然无从确认。但在这３个不同的生卒纪年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王羲之都活了５９岁。这点跟史料记载不谋而合。《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年五十九，赠金紫光禄大夫。”
根据墓志结尾刻的墓主人“升平二年戌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的记载，升平二年即公元３５８年。碑文第四行则记载，“逸少年五十九”。一个简单又明确的算术题：王羲之享年５９岁，比夫人郗璇晚去世３年，王羲之的卒年就是公元３６１年，则王羲之的生年应为公元３０３年。这与《辞海》三个说法中的中间一个完全相同。至此，专家认为王羲之的生卒纪年可以明确了，就是公元３０３－３６１。
之二：官职称谓
墓志显示，王羲之生前的官位应是三品的“右将军”，而不是现在人们知道的四品的“右军将军”。《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品秩第二。”三品官死后，“赠金紫光禄大夫”，追晋一级，正合东晋官制。专家认为，古称“王右军”，可以理解为对“王右将军”的简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王羲之在成为“右将军”之前，曾担任过“右军将军”一职。
之三：墓地位置
自古以来，对于王羲之的墓地有多种说法，如唐代何延之《兰亭始末记》称在“山阴县西南三十里兰渚山下”；《绍兴县志》称在“会稽云门山”；《诸暨县志》称在“苎萝山”；《嵊县志》称在“金庭”。目前，在上述４种说法中，仅嵊州市金庭镇存有大量的地面建筑物，并存有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１５０２年）所立墓碑以及《布政司督令修墓徼》等珍贵文物。《郗璇墓志》的“横空出世”，给王羲之墓葬地的考证提供了最新的实物资料。
墓志在最后一行写道：“（郗璇）月廿八日庚戌葬于会稽山阴南乡”。专家表示，中国历来实行“夫妻同穴”之礼，王羲之晚夫人３年而卒，“如果没有异常，一定也是和夫人郗璇安葬一处的。”
绍兴县文联主席、王羲之后人王云根在其研究王羲之的著作《王羲之家世》一书中写到，升平五年（公元３６１年），“羲之、郗璇夫妇带第六子操之等离开山阴，去剡县金庭巡视庄园。”
而根据这块《郗璇墓志》，专家认为，王羲之死前若是带着夫人去金庭，那必定不是已故的正室夫人郗璇，而应该是其他的夫人。另外，如王的研究正确，王羲之在去世的那一年带着一家大小去了金庭，那么结合《郗璇墓志》的内容，他的墓葬地将有３种可能：
一是王羲之与正室夫人没有合葬在一起，郗璇葬在“山阴南乡”，王羲之葬在嵊州金庭；二是三年前埋葬的郗璇遗骨被迁去金庭与王羲之“合穴”，原来的“山阴南乡”只留下了这块墓碑；第三种可能是，王羲之与郗璇葬在“山阴南乡”，金庭只有王羲之的衣冠冢。
之四：子嗣排行
在目前所有的历史文献中，王玄之是王羲之的长子，但他的字却是“行二”的“仲思”，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古人的兄弟排行，历来是按照“伯、仲、叔、季”的顺序。玄之如果是长子，他的排行就应该是“伯”，而不是“仲”。
墓志解开了这个历史悬疑的谜底。在介绍完王羲之及其夫人郗璇的简要生平“行状”后，墓志第五行刻有两个字：“长子”，但其名、字、生卒、享年及妻、子等情况一概没提。第六行才开始按照墓志的“格式”提到“次子玄之”，及其他所有有文献记载的子女的情况。专家据此判断，原来王羲之夫妇还有一个真实的“长子”，但因为早夭而没有传名后世。但是他的“伯”的排行却被保留了下来。因此，王羲之夫妇其实一共生育了八子一女，而不是１６００余年来，历史所流传的七子一女。
在这些考证推理之外，根据这块墓志，专家还解开了“王羲之密码”的其他诸多信息，诸如王羲之在正室郗璇之外，还有一个“如夫人”——“沛国武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两代的婚姻情况；作为妻族和“亲家”的郗璇家族的情况，等等。
书者猜想
在墓志的解读、考证之外，关于这块人物特殊、意义重大的墓志的书写者会是谁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从总体上看，郗璇墓志的碑文是隶书风格，但有的专家认为，这又不是一般的隶书，它里面“有点楷书又有点行书的味道”。
７月１３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书画鉴定专家杨臣彬教授，他告诉记者，他看到过这块碑的拓片，感觉符合魏晋时期的书法风格，从字迹上看，不像是唐人的字，也不像近现代人搞的。但“因为没有落款，所以也很难下结论说是谁写的，或者是哪个时代的作品”。
兰亭书法博物馆馆长喻革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也只是看过此碑的拓片，但感觉字体的风格跟东晋时期的书法风貌很接近，从刀刻痕迹和风化程度来看，应该有点历史了。而且里面所记录的人物、信息都非常符合我们所了解到的王羲之的生平面貌。“但光是通过碑拓，很难判断此碑的真伪。”喻革良说，此碑值得书法界、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但除了墓碑本身，如果能找到王羲之的墓地那更重要。“通过对墓地的形状、大小、周围情况等的研究，将对考证此碑的真伪、碑文的信息大有帮助！”
目前专家认为，考虑到郗璇是王、郗两大书法世家的“关键人物”，因此最有可能给她书写墓志的有４个人：丈夫王羲之、长子王凝之、长兄郗þ和族兄王洽。
而考虑到与墓主的关系及家族背景、社会地位，以上４人中，可能性最大的又是丈夫王羲之。
让专家作出这种判断的，最坚实的依据还是此碑的书法风格。“回顾东汉《乙瑛碑》和北魏《大代华岳庙碑》之间的书体风格，《郗璇墓志》具有明显的‘雄强’之势，这从‘将’字和笔画较少的‘右’‘史’‘王’和‘之’等典型字来感觉，尤其明显，与梁武帝萧衍所评价的王羲之晋隶作品‘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相吻合。”
但正如作家、王羲之研究者王云根所说，无论是碑的真伪性，墓志所记录的信息，还是墓志的书写者，目前都还有待更多的实物资料来佐证。但尽管如此，各位专家都可以有一家之言，因为学术欢迎百家争鸣。但争鸣的最后，应该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相对普遍认同的结论。
藏家论述：
《郗璇墓志》考辩
张笑荣
前言
晋王羲之，一代书法大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史乘有名，民间传说更有多种版本，然迄今为止，有关王羲之的家世、生平，甚至其墓地、子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郗璇墓志》的发现，将以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佐证，为人们解开重重历史迷雾，从而推动有关王羲之生平事迹，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及其流变，晋代的婚姻，殡葬风俗制度等等的学术研究，向前迈进一步，并最终得出结论性的研究成果。在此，笔者希望通过个人的肤浅认识，把《郗璇墓志》推到公众面前，以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并希望百家争鸣。
墓志真伪刍议
一、墓志的真伪认定
《郗璇墓志》，青石质，长68.5厘米，宽56厘米，厚8.8厘米，下部因长期为泥垢侵蚀，少数文字不可读，大部分尚可辨认，现经清理，计为28行，354字，全文如下：
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乡都乡口
平里郗氏之墓识
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讳羲之口
逸少年五十六
长子
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口阳范氏父讳汪字玄平吏部口
书
次子凝之字叔平妻陈国谢氏父讳奕字无奕使持口
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次子涣之字季文妻颖川陈氏父讳逵字林道使持口
卫军淮南刺史
次子肃之字糼恭妻陈国殷氏父讳浩字渊源使口口
中军将军扬州
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讳籍字项羽荧阳口
守
次子操之字重妻济阳江氏父讳霖字思玄右口口
会稽内史
次子献之子敬
女适南阳刘畅字序元抚军大将军掾父遐字子口口
将军会稽内史
夫人外氏沛国武氏
夫人长姊伤祉相失
妹适济阴卞轸字道重封建兴公
弟愔字方回临海太守南昌公
妹适济阳蔡奚字子狩太宰司马
弟昙字重熙散骑常侍北中郎军司
升平二年戌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以其年口
月廿八日庚戌葬于会稽山阴南乡离上里离东山口口
诚然，作为新的发现，真伪的甄别鉴定首当其冲，至关重要，如系伪造则一切均不必论。笔者现经多方辨识，探讨，以为《郗璇墓志》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理由是：
1、与已出土的同类晋代墓志，无论材质，程式，刻造风格均接近。据笔者所知，从二十世纪开始，长江以南地区考古发掘晋碑约二十块，《郗璇墓志》与《谢鲲墓志》相类似，
可见处同一时代产物。晋代对于墓葬多所限制，墓碑率皆粗糙。《郗璇墓志》碑面未经打磨，缘由即为此。
2、墓志所表现的书法风貌，与已出土晋碑相一致。此一点，本文将另作阐述，此不赘述。
3、以反证言之，笔者以为此碑造假绝不可能，因其与假古董不同，假古董以假乱真，真在先，假在后，先者须是名物，此碑不存在这问题。设若仿真，动机又是什么？另有真碑平白无故制作此一假碑有何用意？再者，如本碑所载，王羲之八子，与历来七子说有异：王羲之夫人历来惟知郗夫人，不知外氏——沛国武氏，墓志出世，震世骇俗。真耶？伪耶？如果造假，除非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串通深谙王羲之家世的历史学家，碑帖权威，书法泰斗共同策划方能得成，但真如此，不仅造假成本太高，风险亦大，难道世间真有此类好事之徒？
4、文字中以缺“歌功颂德”内容与其它墓法格式有异，笔者认为：其一，三国魏晋的严格碑禁，对“私下立碑”造成了种种限制。其二，中国古代妇女能“相夫教子”便是她的最大“功德”，墓主郗璇有王羲之这样的丈夫和一大群“足以傲世的子孙”，一句话“足够了！”其三，实践证明：1965年6月南京出土的夏金虎（王彬继室）墓志，1998年12月南京出土的王建之夫妇墓志…。在这些东晋妇女的墓志上都没有“歌功颂德”之词，《郗璇墓志》出在同一时代，亦不可能有例外。上述问题，无碍大局。借用一句断语：白壁微瑕。
羲之悬案试释
本文开头说到，《郗璇墓志》的被发现，其文本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使许多久悬未决的疑案找到正确的判断，而一些新发现的史实，更有助于学界对于王羲之其人其事其书的研究，兹试阐述如下各点：
1、生卒纪年定音
《辞海》从1979年问世以来，每隔十年都会更新其内容，然在1979年1989年，1999年这三个不同年代的版本中，王羲之的生卒纪耳皆同为公元312—379年。一作公元303—361年，又作307年—365年。我们没有理由责怪《辞海》对中国的“书圣”怎么可以连生卒纪年都不清楚？在这三个不同的生卒纪年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王羲之享年五十九岁。因为史书有定论，《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一九八五年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王羲之（公元321—379年）《历代人物综合表》作（公元303—379年）”，这两个生卒纪年全错了。因为没有实物佐证，错了亦正常。
墓志结尾刻有墓主人“升平二年戌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升平二年即公元358年。碑文第四行告诉我们，时年王羲之56岁。一个简单又明确的算术题：王羲之享年59岁，比其夫人郗璇多活了3年，王羲之的卒年就是公元361年，卒年扣除享年就是生年，王羲之的生年即为公元303年。这与《辞海》中三个说法的中间一个完全相同。因此，可以一锤定音，王羲之的生出纪年当为公元303~361年。王云根先生在《王羲之档案》一文中称：“现代史学家大都认同王羲之的生年为‘公元303年’说”。墓志内容不仅解开了我们心中之谜，亦使中国文化史、中国书法史有了一个无需再“认同”的定论。
2、官职称谓考
墓志告诉我们，王羲之的官职是三品的“右将军”而不是四品的“右军将军”。《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光禄大夫加金章紫授者，品秩第二。”三品官死后“赠金紫光禄大夫”，追晋一级，正合东晋官制。笔者认为，古称“王右军”，可以理解是对“右将军”的简称，故不能说包括房玄龄《晋书》和梁武帝《书评》在内的古籍有错。一种另类的猜测是王羲之在“右将军”之前，曾担任过“右军将军”。一千多年来已经约定俗成，今天再说到王羲之的官职“右军”时，只要认定其为“右将军”的“右军”，而非“右军将军”的“右军”就是了，不宜过分苛求古人。诚然，仍可继续研讨下去。
3、夫人外氏初知
碑文中有一段：“夫人外氏沛国武氏”，笔者认为应该是王羲之除了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郗璇而外，还有一位外氏夫人“沛国武氏”，这在其他文史资料中都未曾有见。在正室夫人的碑文中出现夫人外氏的资料，突现了东晋时中国婚姻文化的一个特点。武氏夫人有无生育？如有生育，哪个儿子由她所生？皆不得而知。
徽之爱弟甚深。并将次子直之出继治操之。三子靖之出继给献之，再据传说从性格分析，徽之浪漫（任性执着）、操之精细（管理金庭）、献之潇洒（公主爱慕），三个小兄弟的性格都比较外向和开放，似与其几个长兄有所不同。不由得产生一个猜想：王羲之的这三个孩子（徽之、操之、献之）或由武氏夫人所生？！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夫人外氏沛国武氏”。这一句的意思是表示郗璇的外婆家的姓氏，也就是郗璇的母亲是沛国武氏，只因郗鉴的夫人的资料，近来还比较少见，难以考证。这里笔者很想与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4、墓地位置再说
自古以来，王羲之的墓葬地点就有多种说法：其一，唐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语，在“山阴县西南三十里兰渚山下”;其二，《绍兴县志》载，在“会稽云门山”;其三，《诸暨县志》曰，在“苎萝山” ;其四，《嵊县志》云，在“金庭”。目前，仅嵊州金庭一地存有大量
的地面建筑物，并存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年）所立墓碑，以及《布政司督令修墓徼》等珍贵文物。今天，金庭已是国家旅游定点之一的王羲之故居和王羲之墓地。《郗璇墓志》横空出世，应该怎样再来认识这个问题呢？
中国历来实行“夫妻同穴”之礼，王羲之晚夫人3年而卒，如果没有异常，一定亦是和夫人郗璇安葬在一起。王云根先生在《王羲之家世》一书中说到，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王羲之59岁，“羲之、郗璇夫妇带第六子操之等离开山阴，去剡县金庭巡视庄园。”《郗璇墓志》将更正这个说法！羲之死前若是带夫人去金庭，必定不是已故的正室夫人郗璇，而应该是夫人外氏的沛国武氏。一个前提，若以“金庭说”为主流说的话，那末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羲之与正室夫人没有葬在一起（一个在山阴南乡，一个在嵊县金庭）：第二种可能性是，将三年前埋葬的郗璇遗骨迁去金庭“合穴”，原来的山阴南乡只留下了这块《郗璇墓志》;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第三种可能性是，王羲之本人并没有葬在金庭，而是与正室夫人葬在了“山阴南乡”，“金庭说”只是王羲之的衣冠冢，应该和另一个夫人沛国武氏葬在一起，其后事似应由操之经手办理。对于这三种可能性，只有期待日后更为可靠的出土资料来加以确定。
5、子嗣排行重识
一、关于伯仲叔季排行
众所周知，王凝之是王羲之的二子，字却为“行三”的“叔平”。多少年来人们始终没有提出一个该提的问题？中国兄弟排行，历来是按“伯、仲、叔、季”的原则，凝之的“字”排行应该是“仲”而不是“叔”。《郗璇墓志》解开了这个悬案的谜底：原来王羲之夫妇还有一个真实的长子，因为早夭而没有传名后世，然其“伯”字地位却被保留了下来。凝之的”大哥“玄之实为二哥，故其字为仲思，排行中用了“行二”的“仲”字。《郗璇墓志》第五行所刻“长子”二字，余皆缺失，可理解为或因早夭。
二、关于排行顺序
一些著作或文章，对羲之几个儿子的排行，因为利用现成文史资料，多有以讹传讹，今天，据《郗璇墓志》计可知王羲之有八子一女排行有序（详见表一）可供各界引为依据：
表一 羲之子嗣排行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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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载不见于《郗璇墓志》的部分另据资料补充
一千六百余年来，人们习惯称献之为王羲之的第七子。若要改为第八子，似有别扭之处。但不改，显然有违事实，又不能理解诸子伯仲叔季排行何以错位。笔者认为，如以“尊重历史”为重，凝之（叔平）应由五子改为六子、献之（子敬）七子改为八子为妥当。
三、关于书家传人新补
墓志告诉我们作为书法世家王家尚有传人，如六子王徽之亦是名载史册的书法大家，尤擅于行草，传有《得行帖》等。徽之是性情中人，其一生不仅有“剡溪访戴”的美谈，还有爱弟至深的故事。献之卒时，徽之奔丧当场昏厥，月余因背发溃疡亦亡。更感难能可贵的是“子孙兴旺”，墓志载：“妻汝南梅氏”，徽之夫妻有三子：
长子桢之，为隋代大书法家释智永之五世祖：
次子宣之过继给其弟操之，为今兰亭王氏之祖：
三子靖之过继给其弟献之，献之生子尚之，为今新昌王氏之祖。
据墓志郗璇与其两个儿子玄之（约35岁）、涣之（约29岁），同卒于公元358年。这一年中，羲之从兄王洽以及羲之从弟王兴之的长子王闽之亦相继去世。应该不会完全是巧合，从史书看，这一年既没有战争亦没有洪水，唯不知会稽是否发生疫情？可以在流行病学历史上再作深入考查。
6、联姻脉络明断
东晋元帝司马睿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导的从兄大将军王敦以“清君侧”之名，
自武昌举兵叛乱。琅琊王氏家族逐步被排挤出东晋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虽然王导还有身居丞相的高位，但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王导为保全整个家族的利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通过联姻，争取到了郗鉴的大力支持。郗鉴，高平金乡人，当时任徐州刺史坐镇京口，手中握有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足以抗衡其他的反对势力。郗鉴的第二个女儿郗璇（本文墓碑主人）即嫁给了王导的侄子王羲之，造就了一段“东床择婿”的千古佳话。《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耶！’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这段故事发生在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同年羲之与郗璇结婚。
郗鉴及其次女郗璇、长子郗愔（字方回）、次子郗昙（字重熙）、长孙郗超、次孙郗恢，一门6人皆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郗两家联姻，不仅巩固双方各自的政治地位，亦促进了两大书法世家的交往。生平四年（公元359年）那应该是郗璇死后一年的事情，也有可能是郗璇死前为了不使王郗两家政治亲情等问题，把外生女儿许配给王献之，但在郗璇死那年，王献之尚未结婚，第二年王羲之和郗璇的糼子献之，又娶了郗璇的侄女郗道茂（郗昙之女）为妻。因为“新安公主”的“插足”，受皇室礼仪所限，献之被迫与道茂离婚。《晋书•卷八十•王献之传》载：“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结合前部分，笔者分析如果献之是郗璇所生，则献之不可能把自己表妹家称为郗家，而应该称为“惟亿与表妹离婚”。一般来说，不是嫡亲才会称作郗家，所以，笔者端测可能为沛国武氏所生。武氏后来与王羲之住到了现在的嵊州金庭。然记载较少。在当时来说妾的社会地位较低，世人没有人知道王羲之还有一位妻子——沛国武氏。
墓志较为详尽地记录了郗鉴的子女（2男4女），对研究东晋郗氏书法世家的三代人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正是墓志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我们才得以在《琅琊王氏谱系表》中，将羲之和献之的两代婚姻勾划得一清二楚。
7、王氏谱系清楚
琅琊王氏源远流长。
琅琊王氏是中国王姓中的一个大分支。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周灵王泄心。《新唐书•卷七十二•表第十二中》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现在，数以千万计的王氏子孙都以“晋”或子晋、（子乔）为一世祖。
秦末、刘项争霸，天下大乱。秦时的“三代名将”（王翦、王贲、王离）已先后去世。为避战乱，王离的两个儿子，19世纪王元、王威分别迁至琅琊和太原，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两个王氏望族------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由此而起。24世王吉乃西汉谏议大夫，28世王音系东汉御史大夫。31世王祥“拜太保，进爵为公，”为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主角。祥弟导、祖王览为西晋光禄大夫，导父王裁为抚军长史。33世王导为东晋丞相、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跟随琅琊王司马睿南迁，并定居在建邺（后改建康）乌衣巷（今南京市秦淮河南），王氏后人又称王导为“乌衣巷一世祖”。王导为了巩家族的地位，不仅与谢家联姻，还与郗家联姻，东晋时的王、谢、郗等豪门世家为历史留下了诸多动人的故事。再从墓志可以看出王羲之的各个子女亦都仍延续着东晋时期与世家大族联姻的关系。(详见列表二)
由于这块墓碑的重见天日，使谱系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迎刃而解，为此，笔者绘制了一张以唐未五代为截止期的“琅琊王氏谱系表”（详见表三）。说明一点：墓志中的东晋用字系“耶”，而目前的习惯写法为“琊”。这里仍用目前的方法写作“琊”。鉴于琅琊王氏自9世祖王错至44世祖王綝（方庆）多有史可查。应该说，大的方面没有问题，小的或许有些差错。假以
时日，一定会有更多的实物资料重现人间，将进一步予以补充和更正。
8、书法世家可窥
《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即44代王綝）传》载：“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
从东晋至隋代的三百年间，仅就书法家而言九代琅琊王氏人才辈出，名垂青史的姓名就有三十二个之多。
三十三世（7人）：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王邃、王旷、王廙
三十四世（5人）：王恬、王洽、王邵、王荟、王羲之
三十五世（9人）：王珣、王珉、王廞、王玄之、王凝之、王涣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
三十六世（1人）：王昙首
三十七世（2人）：王僧绰、王僧虔
三十八世（3人）：王俭、王慈、王志
三十九世（2人）：王骞、王筠
四十世（1人）：王规
四十一世（2人）王褒、释智永（羲之七世孙）
王、郗两大书法世家共有书法家三十八名，在表三《琅琊王氏谱系表》中，皆以双线方框表示。为让大家对这三十八名书法家有进一步的了解，笔者将有关资料汇总至表四《王郗两大书法世家个人简历》。表三与表四一并附在本文最后。
墓志书法探讨
晋碑在汉后，故读书法必从汉碑起,今存汉碑多为东汉碑，而且主要是桓灵之际的隶碑。这个时期的太学生数高达三万余人，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六百倍之多，据此，可初步了解东汉桓灵时期的文化脉息。东汉隶碑瑰奇伟丽、博采众长。早期多带圆转的篆意，中晚期时渐趋方整，品类俱全、仪态万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东汉篇》中言及：“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缇》，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庙》、《张寿》，高浑则有《石门颂》、《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庙》、《樊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熹平石经》、《张迁》等碑，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笔者以《郗璇碑》与上述诸碑比较，其收体风格似接近《乙瑛》、《史晨》、《熹平石经》、《张迁》等碑，品味感觉之中与《乙瑛碑》的风格最近。《乙瑛碑》可说是汉碑的经典之作，字体匀适、结构严密、粗细协调，书法端庄、秀丽清逸、气象雍容。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评曰：“尔雅简质可读，书益字古超逸。”清代方朔《枕经金石跋》称：“而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宫之富。王箬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中国碑史在三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下令禁碑，魏末又再次下令禁碑。《宋书•礼志二》载：“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是为
这一禁令起始经过。西晋继续禁止立碑。《宋书.礼志二》载，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下诏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始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恩营葬，旧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礼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
传世的主要西晋石碑有：泰始六年二月丙子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休碑》，字体近似楷书，清代道光十九年在山东掖县出土，现藏故宫博物院。泰始八年《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清代乾隆五十八年由张孙庄访得。书体刚劲，唐欧阳询房彦谦碑显受它影响。该碑现在泰安岱庙。太康十年三月十九日《齐太公吕望表》，现在河南汲县。大亨四年四月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是罕见的云南古代石刻，清代乾隆四十三年发现，书体在隶书、楷书之间，是文字形体发展的一件典型实证。
东晋继续实施碑禁。沙孟海在《中国书法史图录-东晋》中说到：“长江以南未见一块正式的碑表。偶出木石，写刻亦多粗拙。那一时期较为著名的《爨宝子碑》、《广武将军碑》，都是边疆作品。这些遗物都不足已代表那一时期的书风。”
历史老人给华夏子孙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在南京地区连续出土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几块墓志。
1、王兴之夫妇墓志。兴之是羲之的直系从第，卒于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其妻卒于永和四年（公元348年）。
2、王闽之墓志。闽之是兴之的长子，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
3、王丹虎墓志。丹虎是闽之的长姐，卒于升平三年（公元359年）。
4、夏金虎墓志。金虎是兴之父亲王彬的继室，卒于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
王一羽先生在《东晋字体没有脱离隶书笔意》一文中言及：“以上四方墓志书法朴实谨严，方整遒劲，皆带有浓重隶意…..王兴之等出自‘书圣’之家，其
墓志不书则已，要书必出自书家之手。”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3个墓志是同一个人所书，虽具汉隶质朴的遗风，然有楷书先声的稚气，可研究其书法的过渡特征，却难登居高位的艺术殿堂。
历史老人又一次让书法前辈沙孟海和大家得以满足。1984~1987年间，在南京北郊象山、司家山等地又连续发掘了七座东晋墓葬；这些都是东晋豪门王氏、谢氏、颜氏和高崧家族的墓地。虽这十四座墓志都在长江以南，然其值得赞美的书法，除琅琊王氏的王建之夫妇墓志外，余者皆不如人意。比较而言，王建之墓志书法与《郗璇墓志》相比，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谢鲲是东晋宰相谢安的伯父，1964年9月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2年），唯其书法风格与《郗璇墓志》相近，却还是稍逊一筹。
再看魏碑，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大代华岳庙碑》在北魏早期，将其与《郗璇墓志》放在一起，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样地保持着汉碑的遗风。对于东汉《乙瑛碑》和北魏《大代华岳庙碑》而言，东晋隶书奇葩《郗璇墓志》与《谢鲲墓志》共同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笔者书法知识有限，探讨到此。有待专家、学者作进一步品评。
墓志书者猜测
《郗璇墓志》书法为精美的晋隶，书法执笔人似应从的善隶书的近亲中去寻找。东晋司马聃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墓主郗璇去世。是年，丈夫王羲之56岁，次子王玄之（字仲思）35岁、三子王凝之（字叔平）33岁、四子王涣之（字季子）29岁、五子王肃之（字幼恭）26岁、六子王徽之（字子猷）23岁、七子王操之（字子重）20 岁、八子王献之（字子敬）15岁。因为玄之早卒，凝之即为兄弟中现实的“长兄”。在郗璇的直系亲属中，最有可能的执笔人是丈夫与长子。这一年，在王羲之近支族兄中，有身份的书法家王恬已卒，王
洽与墓主同年去世，如其卒月迟于墓主，亦应在可能之例；王珉善草、王荟善行书，这两位似可能性不
大，考虑到王郗两大书法世家的“关键”人去世，其碑文书法绝不可能马虎（事实如此！）。这个执笔的重任必当落在善写隶书的近亲之中。笔者提出四个最有可能的人选是：丈夫王羲之（公元303-361年）、长子王凝之（公元325-399年）、长兄郗愔（公元313-384年）、族兄王洽（公元323-358年）。献之还只有十五岁,不可能担此重任。
1965年5月22日，郭末若在《由王榭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的结尾处说到：“王羲之的章草传世很少，而他的隶书则从来没有见过。”再查找流传有序的研究成果《王羲之书迹目录》（刘秋僧、王汝涛辑录），王羲之书迹目录凡231条，其中小楷8件，行草（墨本）30件，行草（刻本）193件，唯不见有当时盛行的隶书。
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8年在位）《书评》中言及：“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书法作品中，观篆书、楷书少有“雄强”之势，看行书、草书更是难言“雄强”，梁武帝《书评》所指“雄强”应主要是指隶书，而王羲之的隶书又“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对这块墓志书法执笔人的寻觅并确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王羲之对于墓主郗璇而言，不仅担当丈夫的身份，还有书法世家联姻的背景，又具地方长官（会稽内史）的地位，更享后人称之谓“书圣”的资格。这么一看，其他3个人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我们虽不能肯定墓志是王羲之所书，然其可能性最大。再回顾介于东汉《乙瑛碑》和北魏《大代华岳庙碑》之间的书体风格，《郗璇墓志》具有明显的“雄强”之势。对墓志书法进行仔细品味后，以“将”字和一些笔划较少的“右”、“史”、“王”、“之”、“父”等典型字来感觉，似更可寻觅到梁武帝关于“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跃凤阙”的丰富想象，墓志执笔人已是呼之欲出。然因郭末若的一句话“从来没有见过”，目前说王羲之书只能是猜测。
结语
丙戌年初，《郗璇墓志》横空出世，引起碑帖界与书法界的高度关注，然其真伪成了研究者的首要问题。如“真”，可谓“石破天惊”，若“伪”则“庸人自扰”，但是综观实物，历历在目；追寻史料，详实有据。笔者对之日久，似无破绽可言。为此，笔者冒谬认为，虽有微瑕，总是白壁。我想一旦得到社会认可，则对王羲之的研究、深化大有补益。中国“书圣“的形象可在世人面前更为清晰明亮。由于魏晋时期，严禁碑志，故存世晋碑甚少，目前所见者，主要是近半个世纪来出土于南京原王、谢两大豪门的家族墓石。在近二十件器物中，最能反映晋隶雄风的墓石，仅有王、谢两家各一块。羲之夫人《郗璇墓志》当推首位，谢安伯父《谢鲲墓志》紧随其后，从其书法风格而言，可谓凤毛麟角，至为珍贵。其它墓志书法难属同类档次（如《王建之墓志》、《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墓志》等），不足称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欣逢盛世，《郗璇墓志》从天而降，小子何幸，属文以庆，尚祈各界正之。
注解：1《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中华书局1974年11月出版
2《中日美术家人名词典》
3 王云根先生《王羲之档案》2003年11月出版 方志出版社
4 《绍兴县志》
5 《嵊县志》
6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7 《新唐书》卷72表第十二
8 《广艺舟双楫•东汉篇》清康有为
9 《宋书》礼志 中华书局出版
10 《宋书》礼志 中华书局出版
11 《中国书法史图录•东晋》
12 《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 1973年出版
13 王云根先生《王羲之世家》
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
祁小春
近闻有人提出“惊人观点”，考定王羲之乃“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 (事见《绍兴晚报》４月１日)。笔者认为，此事未宜轻易断案。
其实关于此疑问，前人早就提出过，所以并不能说是“惊人”的发现。如清人姚鼐《惜抱轩笔记》即曾考辩之，以为“王羲之是王右军,而本传(唐修《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误作右军将军，致使王方庆进右军帖所题衔，亦袭其误，而《乐毅论》后伪褚跋之误,又不足论矣。”
按，姚鼐说非是。“右军将军”与“右将军”史书文献常混称之，故后人遂不能知其详。张金虎在其著《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中华书局，2004年)于此问题有详考，他认为“将前、后、左、右军将军与前、后、左、右将军相混，在今本《晋书》及唐宋人着述中颇为常见”(同书P259～260)，并举证王羲之等诸例论证，结论是《晋书》王羲之传之作“右军将军”是正确的 。
又据提出“惊人观点”者称，后世之误作“右军将军”者其源出唐修《晋书》，并谓南朝早期史料王羲之皆作“右将军”，应依早先的南朝资料为准(均见《绍兴晚报》４月１日报导)云。事实亦未必如此。据近年出土的南朝王羲之孙女婿《谢球墓志》记载：“球妻琅琊王德光,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见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文化局报告《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七期)由此可见，“右军将军”非出自唐修《晋书》，在东晋末期已有文字证据，且此墓志文字当出自王氏子孙家人，所据来源应较为可靠。
另外据提出“惊人观点”者称∶“在王羲之自己的文章《临河序》中，即自称为‘右将军’，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显然颠倒事实。按，《临河序》云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说的是孙绰，并无自称为“右将军”的文字。
故笔者以为，此事尚需再考，以不急于作定论为宜。
说点题外话，还闻此人有《兰亭》集会是一次军事秘密会议的惊人见解；又闻那里最近还出土了王羲之妻郗璇墓志，但发现过程一概不公开、墓志拓片也秘不示人。唯据看志者引述墓志内容，称王妻先右军而亡，与《世说》等记载其长寿高龄不一样云云。
总之，近来新鲜事太多，但总令我生疑。
原载《书法报》第二十一期 2006年5月24日（总第1116期）
网友质疑：
奥勒留：
郗氏墓识也好志也好，奈何一字不提主人郗氏名字、享寿、父亲讳字或官职？何况大名鼎鼎的郗鉴？
郗氏享年不记，按识中意思羲之似在，何必详细罗列生者年龄?
右将军等于右军将军吗？
既在老七王献之兄弟之前加了个长子使献之成了老八，为何“长子”之下无一字？孩子丢了还是字丢了？还是没想好咋写呢？也真严谨，宁可空着，怎么也得写个幼殇、不育、×岁亡什么的啊？
“夫人外氏沛国武氏”何解？
儿媳父亲、女儿公公讳、字、官职写的清清楚楚，就是不说墓主父亲。哪怕他厉害：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拜安西将军，假节镇合肥。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与王导、卞壸同受遗诏辅少主。进太尉，封南昌县公。谥文成。
综观识文，主体缺失，没用的一顿罗列，真所谓顾左右而言他。
书法整体风格不一，精神不聚。“识”字似《王兴之墓志》，多数字似某些晋碑隶、楷之间的字，而与时间很近的《王兴之墓志》、《王兴之妇宋氏墓志》、《王丹虎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夫人刘媚之墓志》迥别。
“出土”地在北京？
以上数点，颇为迷惑。望高手不吝赐教！
陈老濂：
原帖由 咖啡一剑走江湖 于 2010-7-27 12:35 发表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长子早夭，不算在内也是可能的，至于你所说的后一种，无法考察，但并非不可能。
呵呵，當然什麽都有可能，但需要論證。目前就《郗璇墓志》文字來看，明顯值得懷疑。
《晋书》王羲之传谓玄之为长，早卒。那麽既然《儿女帖》所言七子能包括這位早卒的玄之，爲何不能包括另一位早卒的長子呢？《世说新语》刘注引所引《王氏譜》等梁代以前的早期文献，都明確記載了七子長幼的順序，這與《郗璇墓志》所載順序不同。如王凝之为第二子 (语言篇七十一刘注引《王氏谱》)；肃之为四子(排调篇五十七刘注引《王氏谱》)；徽之为五子(雅量篇三十六刘注引《中兴书》)；操之为六子(品藻篇七十四刘注引《王氏谱》)。另外，据《郗璇墓志》是王羲之生前夫人已经去世，但据《世说新语》贤媛三十一注引早期文献《妇人集》引郗璇《谢表》云：“妾年九十，孤骸独存，愿蒙哀矜，赐其鞠养。”可知羲之夫人得高寿，活了九十余岁。所以，要想使《郗璇墓志》的説法成立，不但要證明王羲之《儿女帖》和《晉書》王羲之傳的説法不可信，還得證明南朝梁以前的《王氏譜》《中興書》等文獻记载都是错误的，而且多次出現错误（语言篇，排调篇，品藻篇引《王氏谱》），更须证明《妇人集》所引郗璇《谢表》也是杜撰的。
哈哈！這個難度实在太大，得忙死他们，因为它超出了作僞者知识范围之外，这都是作伪者始料未及的！
blite：
原帖由 陈老濂 于 2010-7-27 17:50 发表
呵呵，當然什麽都有可能，但需要論證。目前就《郗璇墓志》文字來看，明顯值得懷疑。
《晋书》王羲之传谓玄之为长，早卒。那麽既然《儿女帖》所言七子能包括這位早卒的玄之，爲何不能包括另一位早卒的長子呢？《 ...
先聲明，我不認為這塊東西一定就是真的，也無意與兄唱反調，只是提出若干意見商榷呵呵
早卒和早夭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即使成年以后，甚至起家居官以后，二十來歲就死了，在六朝也是叫早卒的。這和幼兒早夭有本質的區別的。所以這一條不是堅強的反證。
至于王羲之諸子的次序，其實六朝時候特別是這種記錄兄弟次序、生卒年、有幾個兄弟姐妹之類的地方，史書經常有錯，這些地方也正是學者常常要考證的。手頭無書，不敢說死，但印象里記得史籍中對王羲之諸子的排行的記載似乎本來就不是那么一致？總之，這一條也不能打死這塊東西。反過來如果最終證明其為真，反而就成為考證史籍錯誤的依據
最后王羲之夫人高壽的記載，但世說其實并沒有明說是郗夫人。如果依據這塊東西，那么認為是王的另外一位夫人得高壽，我想也完全是說得通的
繼續討論呵呵
陈老濂：
原帖由 blite 于 2010-7-27 23:05 发表
先聲明，我不認為這塊東西一定就是真的，也無意與兄唱反調，只是提出若干意見商榷呵呵
早卒和早夭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即使成年以后，甚至起家居官以后，二十來歲就死了，在六朝也是叫早卒的。這和幼兒早夭有本 ...
还是需要靠证据说话。只是说我觉得如何，我印象如何，是没有说服力的。我这里的证据需要您推翻，没有能推翻的反证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另外，您说《世说》注所引的不是王夫人的。可是刘义庆《世说》贤媛三十一原文是：“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刘孝标为这一句话出注。而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也作了如下说明：《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则其九十岁当在太元十七年前后。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为孙恩所害，夫人上此表时，若凝之犹在，则不应云孤骸独存。夫人为郗愔之姊，愔以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夫人盖较愔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正当隆安三、四年间，其诸子死亡殆尽，朝廷悯凝之殁于王事，故赐其母以鞠养也。
您现在又得证明刘，余二人也是妄作！不容易啊，赫赫！我只是看证据，没证据的话属于调侃，我没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