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巴迪欧,拉康,黑格尔,康德
“齐泽克指出的他在存在/世界/事件的三个层次上都与巴迪欧不同。在存在上,齐泽克坚持认为,杂多的多元性必须以被划杠的整一(barred One)来补充,后者是整一生成为整一的不可能的空洞:在表象的层次上,世界必须被视为语言绑定的,即是说,每一个世界都是由一个主人能指(即巴迪欧所称之为点的真实指涉)来维持的:在事件的层次上,焦虑的否定性和思维驱力必须被设定为先于对事件的肯定的热情的,设定为其可能性条件。归根结底,齐泽克对巴迪欧的批判的核心是在事件核心处的死亡驱力这一维度的缺失。”
存在-世界
在巴迪欧看来,作为存在者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是一个杂多,是一个不一致性的多元性。 齐泽克对此抛出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这个不一致的,杂多的世界是怎么显现为一个统一的,一致的世界?” 巴迪欧显然不是康德主义者,他认为先验不是在世界之外建构的,世界本身就是先验的建构,建构存在者的是数学意义上的多样性,对此,齐泽克发问到:“难道从数学过渡到存在的过程中,就没有一点偶然性的惊奇?”对于显现的实体和显现的视域世界暨存在和世界的差异这个困扰了康德和海德格尔的难题,齐泽克评论道:” 世界的一致性不仅仅是存在者的,它也是先验—存在论的,因为世界是存在者的视域和先验—存在论视域的统一,它是在特定的存在论视域内给定的存在者的多元性;而自在的存在是纯粹存在者的,没有存在论视域的存在者,没有给定性的给出。” 用拉康-齐泽克的话说,谢林和黑格尔把世界的显现看作一个从实在界中产生出符号界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混乱的、不一致性的存在者的实在界,这是一个对抗的、紧张的、矛盾的领域,从这个领域产生出了作为视域的统一性的世界(符号界)。然而,在巴迪欧那里,这种路径是被先天排除了的,因为在巴迪欧的多元性的存在者之间不存在着矛盾,它们之间是同质的,是数学上的多元性。因此巴迪欧对于世界如何显现这个问题的说明,只能是一种诺斯替式的狂想。
事件
巴迪欧沿袭了康德的看法,认为事件只是既定情境,换言之,是存在的一些碎片。对此齐泽克运用黑格尔的思辨的无限性,提出“存在本身是非全的,是有一个内在的裂隙的,正是从这个裂隙中产生出事件。齐泽克写道:“从这一立场看,一个事件是不可还原为存在秩序的(还原为一个事件所是的相关的情境的);它也是一个自在,而非仅仅是‘存在的碎片’”
巴迪欧提出了“非存在”,“减法”这些概念,“ 在一个肯定性的维度中存在着的一个否定的因素,这个因素在一定的情况下颠覆了原有的肯定性,从而促成了事件的发生。 ”“ 在齐泽克看来,既然非存在变成了最大程度的存在,那么世界本身的内在尺度就应该发生变化,即我们应该从一个旧世界过渡到一个新世界。但是,巴迪欧并未达到这一结论,如康德一样,他在其激进的结论前退缩了。齐泽克认为,这根源于巴迪欧的思想中不一致性这个概念的模糊性。 ”
巴迪欧的世界是真理无法进入,也是不需要真理的,因为“真理总是最小程度的一致性。真理即是一种一致性,但它又指示了存在的不一致性,真理产生了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是一致性所最终依赖的东西”,针对这样一个死循环,齐泽克认为:“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一致性,即作为存在的不一致性(即数学上的多元性的不一致性)和作为世界的症候扭曲的不一致性, 巴迪欧没有区分出两者,所以陷入了一种后-黑格尔的世界,在其中生产总是超出了表象,因而表象最终会被抛弃。以这种思路来思考,症候点就是“变成了全体的(All)(没有位置的)无(Nothing),那么,事件就是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过渡,就是生成中的世界。 ”
齐泽克相信真理—事件是一个外在的强加的新秩序、新谋划。真理-事件不能被理解成是内在于情境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对抗,巴迪欧用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对抗来说明一个革命性事件时,就必然陷入困境。 齐泽克认为,用巴迪欧自己的术语来定义他的“真理-事件”概念,那么后者其实只是一个“事件场所”罢了。
到底该怎么理解世界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齐泽克认为 “世界是历史的,是存在领域的先验的历史组织,而真理是永恒的, 世界是人类有限性的构成,是‘解释学的’(意义视域);事件真理是永恒的,是永恒理念的超历史持存,它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都困扰着我们。 “这里就有很浓的拉康主义味道了, 符号界Vs实在界。两者之间产生缝隙是不可避免的,针对这个缝隙产生了两种症候,一种自然是情境本身的症候,另一种就是涉及到永恒理念的症候,齐泽克所谓的永恒理念就是拉康晚年提到的死亡驱力。在死亡驱力中,“ 实在界和符号界之间存在交叉, 两个不相容维度的聚合(convergence)(实在界和符号界),是由它们的离散(divergence)本身来支撑的 ”巴迪欧的所谓分裂的永恒理念,在齐泽克看来最后也必然指向死亡驱力,只是巴迪欧始终没有把死亡驱力提到和“存在-世界-事件”一样的高度,所以才会说出“事件是存在的碎片”这样庸俗唯物主义的话。巴迪欧认为人是自然的,需要更高的精神性的干预,有神学倾向。齐泽克甚至认为:“死亡驱力”悖论性的就是弗洛伊德对其对立面的命名,即对不朽性在精神分析中所表现的方式的命名:它命名了一种神秘的生命过剩、一种超越了生死、生殖与腐败的(生物性)循环、一直固着的‘不死的’欲望。”
主体范畴
巴迪欧的主体四元组: 恐怖和焦虑的对(索福克勒斯的对——克瑞翁的恐怖,安提戈涅的焦虑)和勇气与正义的对(埃斯库罗斯的对——俄瑞斯忒斯的勇气,雅典娜的正义)。
齐泽克的主体四元组: 焦虑、勇气、恐怖、热情。
这里两人的分歧说简单点就是:“齐泽克认为,焦虑是人们的一般否定性的体验。在巴迪欧那里,焦虑并非原初的,而在拉康那里,人原初的处于焦虑之中,处于脱节的体验之中。巴迪欧的起始点是一种肯定的谋划,并忠诚于它;而对拉康而言,原初事实是否定性的事实”, “在齐泽克看来,只有在焦虑和死亡驱力的背景下,即在一般的否定性的体验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出对事件的肯定的热情。而巴迪欧的热情是产生于恐怖的,热情只能在恐怖的背景上作为其内在颠覆而出现。 ”这就带出了一组“真理—事件的发生如何影响主体?是否只有一个参与其中的主体才是真理—事件的主体? ”的问题,巴迪欧的思考使得他再度陷入了一种康德式的模棱两可,在把真理—事件视作是一种先天的必然性还是只是历史环节的表达之间犹豫不定。
反哲学
巴迪欧把反哲学理解为在在场(presence)和表象(representation)之间,前者相对于后者总是有一个剩余,一个过剩。
拉康把反哲学理解为思想相对于现实存在着一个剩余。 “ 在反哲学的缝合逻辑中,外在的事物通过被缝合,变成了内在的,被铭写在内在之中,抹除了外在的踪迹,成为了内在的外在。而这个内在的外在,同时也是一个外在的内在,如同齐泽克所强调的:“不仅没有‘无外在的内在’,而且没有‘无内在的外在’”
齐泽克更进一步提出,诸如”我们的民族”这样的能指“指向了一种整一的不可能性,即整一本身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所构建的整一是一个内在不可能的整一,而是说,通过整一的建构,引进了内在的不一致性。” 齐泽克写道:“我们必须丢掉这样一个整一的标准概念:即原初分散和不一致的生产领域的第二性的整一(以所有不同的伪装,直到主人能指)。在其最激进的形式上表达这个悖论:正是整一本身引进了真正的不一致性——没有整一,存在的将本来只能是平淡的、冷漠的多元性。‘整一’原初的是(自我)”分裂的能指,是最终的补充或剩余:通过再标记前存在的实在,整一将它自身分裂出来,引入了它与自身的非重合。因此,把事情进一步激进化,作为主人能指的拉康的整一,严格地说,是其自身不可能性的能指”。 整一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个不可能的原处组合,发源而来。 这个整一的内在的不一致,这个大他者内部的不和谐,正是拉康的实在界所意指的东西,实在界是符号界内部的不和谐和不一致,是抵御符号化的阻碍。而在黑格尔那里,“整一的总体化总是失败的,整一总已经是相对于其自身的剩余,整一自身已经是它意欲达到之物的颠覆,并且正是在这个内在于整一的张力中,这个使(多个)一(ones)成为整一(the One)的同时又使其错位的二性,是‘辩证过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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