犄角猛兽——辟邪、天禄形象考源的一个视角
起因是看到豆友在提问晋北古建上的兽首柱头的由来，而我们从小会看到这种倒没觉得奇怪，包括铺首也是这样的形状。
转董波老师的文章，更早的辟邪也受到草原和西域影响，各个时代和地域也有一些具体特点。
摘要：早期辟邪、天禄为头上长有犄角的猛兽形象，食肉动物头上通常是不长角的，所以这种形象为人造形象，有其文化渊源。辟邪、天禄之前，亚欧大陆上有中国的角龙和中国以西的角狮两大犄角猛兽的造型传统，辟邪、天禄形象正是这两种传统的融合，且更显中国以西角狮的形象特点。亚欧草原和中亚一带斯基泰-塞种文化的沟通和传导作用，是角狮形象东传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犄角；猛兽；辟邪；天禄；考源；角龙；角狮；斯基泰-塞种
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有“古生物学之父”之美誉的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年）有一段趣事。一天晚上他正在卧室睡觉，他的一个学生扮成怪物来到他床边说道：“居维叶、居维叶，我来吃你了！”居维叶被吵醒后借助微弱的光线，发现眼前的“怪物”长着犄角，于是淡定的回应：“你只会吃草，吃不了我！”居维叶凭他丰厚的生物学知识判定，犄角和尖牙利爪具有相悖的功用，在走兽上是相斥的，长着犄角的走兽不会是食肉动物。若不考虑不常见的特例，居维叶的这个判定是正确的。因此，一种流行的犄角猛兽形象不是对现实生物的描绘，而是人造形象，具有明确的文化背景，代表特定的文化观念。中国汉代兴起的神兽辟邪、天禄通常为一种长有双翼和犄角的猛兽，早期其犄角还特别明显。现实生活中的走兽是不长翅膀的，这点学术界早有关注，有关翼兽形象的研究成果较为充分，十分有助于认识辟邪和天禄形象的来龙去脉。本文通过梳理早期犄角猛兽的形象，试探寻辟邪、天禄形象之源。
一、早期辟邪、天禄及其形象
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年）黄门令史游《急就篇》：“射鬾辟邪除群凶。”唐代颜师古（581-645年）注：“射鬾、辟邪，皆神兽名。……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但颜氏的注解是否准确，实难确定。若不算零星的器物铭文，现存汉语古文献对于辟邪、天禄作为神兽的明确记述，大体不早于三国时期。曹魏道家学者卞兰《许昌宫赋》：“天鹿轩翥以扬怒，师子郁拂而负桢。”此处天鹿即天禄，与师子（狮子）并列。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九《狮子第一》引三国至南北朝成书的志怪小说集《十洲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里，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东晋炼丹家葛洪（284-364年）数次提及神兽辟邪与天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527年）《水经注》也提到神兽天禄（天鹿）
南朝宋范烨（398-445年）《后汉书·舆服下》：“皇后谒庙服……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后汉书·宦官列传》：“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后汉书·孝灵帝纪》记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唐代李贤注：“天禄，兽也。时使掖廷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阙外，钟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案：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这些记述说明，辟邪、天禄作为神兽形象已常见于东汉宫廷。
最早的辟邪、天禄究竟何样？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而有桃拔、师子、犀牛。”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孟康言：“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者）两角〔者〕或为辟邪。”按此说法，辟邪、天禄均为乌弋（西域的乌弋山离国）出产的一种现实动物，其头上有的长独角，有的长双角，这引起了学者的猜想。林梅村指出，“桃拔”为“扶拔”或“符拔”之误，据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考证，符拔一词系古希腊语boubalis的汉译，即叉角羚，其雄性拥有向后弯曲的双角，雌性双角较小或无角，而未见独角者。既然符拔（可能是叉角羚）是一种“似鹿”的兽，更合理的解释是，天禄（天鹿）有来自桃拔的形象要素，而这些要素不少也为辟邪所共享。至于辟邪、天禄本身，均系想象的神兽，而非现实动物。李零推测，“桃拔”或为“排拔”之误，即乌弋的别称，“桃拔”“师子”应连读，意为“乌弋（桃拔）出产的狮子”，到中国被称为辟邪和天禄。按此说法，辟邪、天禄的身形应像狮子。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亦政堂重修考古图·秦汉器》中的“辟邪镫”，就是头上长角的狮子形象（图1）。上文引李贤注《后汉书·孝灵帝纪》：“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其腿上部刻有铭文，一只为“天禄”，一只为“辟邪”。该石兽及铭文宋明时多被提及，铭文拓本收入宋《汝帖》，嘉靖七年（1528年）重刻，实物现藏于南阳汉画馆，为头上生角的翼狮形像，独角者铭刻“天禄”于右翼，两角者铭刻“辟邪”于左翼（图2）。宗资东汉恒帝时（146-168年）曾任汝南太守，其墓旁这两只石兽应为当时遗物，但其上“辟邪”“天禄”铭文尚不能确定为最初所刻。据记述，东汉晚期亦有题铭“辟邪”“天禄”（也不能排除后世铭刻的可能）的墓前石兽，现已无存。四川汉代画像石上曾有一对老虎形象为学者所注意，分别题铭“辟卯”“除凶”二语（图3），李零认为“辟卯”为“辟邪”之笔误。鉴于两只老虎的形象一样，此处铭文并不是它们的名称，而是指它们的功能，这也暗示当时或稍后的辟邪神兽，身形应该像老虎。
实物资料最早可明示东汉辟邪、天禄的形象。现存东汉神兽纹镜中多件有“辟邪”或“天禄”铭文，指的是镜纹神兽，绝大多数为东汉中晚期。“天禄”铭文较少，亦有“辟邪”“天禄”铭文共于一器的，如“距虚辟邪除群凶，除子天禄会是中”（图4）。其中几件上的铭文对辟邪、天禄形象具有标识作用。如绍兴漓渚出土的一件，其纹饰采取重圈环带式构图，内圈纹饰有仙人、神兽、马匹、建筑等形象，并伴有“赤诵马”“王乔马”“辟邪”“铜柱”等题铭，其中“辟邪”指的是头长独角、拥有长尾或利爪的翼兽（图5）；绍兴发现的另一面铜镜上，围绕圆纽有三只有翼神兽的形象，一只为翼虎，与之相对的一只头生前伸上翘的独角，另一只头生双角，镜铭“白虎辟邪□□居中”，可知与翼虎相对的神兽为辟邪（图6）；杭州余杭区星桥镇里山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铜镜和绍兴发现的一件东汉铜镜，镜面上均有两只有翼猛兽张口相对，环绕中心的半球形镜钮，一只躯体较长，头生双角，一只躯体稍小，头生独角，两头之间有“天禄”二字镜铭竖向排列（图7、8）。除铜镜外，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出土兽纹铜牌饰5件，其中4件较大，形制大小相同，其正面有倦伏张口神兽一只，竖耳，肩有鬃毛，头生独角，顶部正中有“天禄”二字铭文横向排列（图9）。
综上，最早的辟邪、天禄为头生犄角的猛兽形象，身形如狮虎，常有龙蛇感，亦多有双翼。辟邪、天禄谁为独角兽，谁为双角兽，尚不能确定。从铜镜上的形象看，辟邪更像狮虎，更显凶猛，天禄则更像龙，相对内敛，却不失威严，这与二者的名称含义一致。天禄称天鹿，“鹿”说明其相对温和，但实物显示它依然是猛兽形象。
二、早期中国的角龙和中国以西的角狮
明确了最早的辟邪、天禄形象，根据现存实物资料可知，二者的形象在东汉已非常流行，且常配对出现（图10、11）；战国后期至西汉则是辟邪、天禄形象的形成期，二者形象是此前犄角猛兽形象要素融汇的结果。
此前亚欧大陆上有两大犄角猛兽的造型传统，一是中国的角龙，二是中国以西的角狮。中国角龙形象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有着不间断的传统。环太湖地区松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的一些龙首玉环（图12、13）、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图14），均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角龙形象的代表。此形态的玉龙发展成了商代常见的C形玉角龙（图15）。至少从商代晚期起，中国角龙的身形向S形和多曲波浪形发展，也开始融入虎形要素（图16），西周时S形和多曲虎形或蛇形身形的角龙形象流行（图17），直至东周，它都是中国角龙的主要形态（图18）。早期中国龙的造型较为意像化和程式化，不注重写实描绘和塑造，与现实动物形象距离较远，但不少还是可以辨识出诸如猛兽、犄角等形象特点和外貌特征。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中国龙不一定是猛兽形象，头上也不一定长角，但头上长角的猛兽形象常可统称为龙（图19、20），这也是龙与虎等其他现实猛兽形象的一个关键区别。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件商晚期虎形饰，兽头上竖着“双耳”，前部一“耳”可能为犄角，若如此，此兽可称为龙（图21）。至春秋时代，中国依然缺乏具象犄角猛兽的造型传统。楚国自春秋中期起就流行似乎头上生角的猛兽造型，但要么角形不够具象（图22），要么兽形不够写实（图23）。在辟邪、天禄之前，中国犄角猛兽的形象均可纳入意像化、程式化的角龙造型传统。
在中国以西，犄角猛兽形象可追溯至印度河文明印章上的牛角虎形象（图24），但此造型没有延续。形成传统的只有最早兴起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角狮造型，从考古资料看，它源于中亚述帝国（Middle Assyrian Empire，前1392-前934年）（图25），较多见于乌拉尔图王国（Kingdom of Urartu，前860-前590年）（图26），以及新亚述帝国（Neo-Assyrian Empire，前911-前609年）和伊朗西北部（图27、28）。而后向外传播，东地中海的古希腊世界、草原上的斯基泰-塞种（Scythian-Saka）文化和横贯西亚并向埃及和中亚延伸的波斯第一帝国（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年）都流行角狮造型（图29、30、31）。值得一提的是，斯基泰-塞种文化将这种造型较多传播到了亚欧草原东部与中亚一带。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Museum）“彼得一世西伯利亚藏品”（Siberian Collection of PeterI）被认为是西伯利亚一带斯基泰-塞种的文物，其上可见到不少角狮和其他犄角猛兽的形象（图32）。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前334-前323年）以来，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广大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角狮造型继续发展（图33）。至公元前后，罗马的角狮延续着传统形象，尤其是古希腊工匠的写实传统（图34、图30-5）；而南亚也出现了最早的角狮造型，其狮头上长出的是类似于鹿角的叉角（图35），这与当时塞种在中亚、南亚一带的活跃不无关系。与中国早期角龙不同，中国以西的角狮为具象形象，普遍带有双翼，无论是狮子本身，还是其头上的角、身上的翼，都较为写实，接近真实的动物与器官形象。中亚和草原一带的一些角狮及犄角猛兽形象有意象化和程式化的倾向，与东方影响有关，下文有进一步的分析。
三、辟邪、天禄形象的成因
回观中国最早的辟邪、天禄形象，其基本形态接近中国以西的角狮形象，但又有中国早期角龙S形与多曲波浪形身形的特点，它们比中国早期角龙具象，但比中国以西的角狮更显意象化、程式化的特点，可谓二者形象要素的融合。早期辟邪、天禄的形象有来自此前中国角龙的要素，但它们与中国龙的形象又有明显区别（不然当时的中国人就会将其视为龙了），而区别主要就在于明显吸纳了中国以西角狮的形象要素。
文化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尤其在亚欧内陆，这里有着地球上最宽阔的、在宜人的的温带地域沿着相同纬度延伸的陆地，非常适合古代民族活动并传播文化。比如中国龙的造型，它的一些形象要素很早就向西传播。郭物指出，古代亚欧神兽流行的“翻唇”形态，就源自新石器时期至文明早期中国北方某些龙的形象。新巴比伦帝国（Neo-Babylonian Empire）伊士塔尔门（Ishtar Gate）上木什胡什（Mušḫuššu）的造型（图36），也被认为具有“传自东亚的异域风味”。高加索西北方向出土有一件公元前600年前后的金鞘铁剑，剑鞘上靠近剑柄的部位饰有一只“翻唇”翼兽，其整体面貌为角狮，但头部显出木什胡什的特征，犄角似为木什胡什头上卷须的复杂形态（图37）。
同样，中国以西的角狮造型也向东传播。上文援引中国春秋晚期的国宝级文物“莲鹤方壶”说明当时中国角龙依然延续商晚期以来的传统（图18），但此件上翼龙造型已有新意。龙头上竖起而向后弯曲的角，似模仿山羊角形，有别于此前中国龙角的造型传统。其末端有向上开出的花朵形，此种植物造型受到西来的影响。加之其有翼的形象，此种龙形很可能受到中国以西角狮造型的影响。上文引及的楚国怪兽造型，也可见到兽口含此类花型（图22），因此其中也可能有西来要素。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国器物上开始较多出现一种有似食肉动物的走兽形象，其头上有后伸的S形须状物，整体形象与中国当时的龙有别，倒像是后来辟邪、天禄的雏形，头上的须状物可能代表犄角（图38、39）。这种头上生有须状物的走兽形象，让人联想到刚才提到的木什胡什。既然木什胡什的形象可能受到了东亚的影响，那么这种头上生须的走兽，也可能吸纳了中国以西角狮的形象要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玉雕神兽，形象较为具象，头部似狮虎，张开大嘴露出尖牙，头上一根山羊角形尖角向后卷曲，但躯干和肢体为马形，尾巴为蛇状（图40），此造型不在当时中国本土传统中。河南省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的车马饰上，有类似的犄角猛兽的形象，但身形较为意象化，看不出是什么动物（图41）。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中晚期的青铜有翼猛兽（图42），兽头上似有独角，口中含着一件长方形扁平物，其整体形象似承袭淅川春秋怪兽造型（图22），也像什邡青铜龙的身形（图39），而口中含物的形式，还让人联想到同时代或稍早克里米亚（Crimea）古希腊金币上的角狮形象（图29-3），考虑到兽身有翼，它可能与中国以西的文化存在关联。
具象的犄角猛兽造型在中国形成传统，大约是从战国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的。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上的“四龙”为具象的有翼犄角猛兽（图43），同墓出土的一对铜错银翼兽也是具象的猛兽形象（图44），制作年代在中山王厝（前344年-前309年）伐燕胜利到他去世期间（前314-前309年），这些猛兽形象与先前中国龙类造型相比，其特点突出体现在写实或具象器官形象的组合上，这与中国以西长期流行的有翼角狮风格是一致的。此风格在当时和稍后的中国并不流行，但似乎代表着一种方向。陕西咸阳窑店镇出土一件战国晚期至秦代铜鎏金龙形角饰，为一头双身的神兽造型，两侧身体形成90度夹角，本来包镶于方形器物的角部或足部。该兽的躯干和肢爪为狮虎形，头部则为角龙形像，没有利牙（图45）。此型角饰到了西汉，变得更简练规整，多件见于江都王刘非（前168年―前128年）墓（大云山汉墓）和中山靖王刘胜（前165-前113年）墓（满城汉墓）（图46、47），两位墓主均为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的异母兄长。头上长有须角的猛兽形象西汉早期就较多见，其头部通常像龙（图48）。刘非墓出土错银铜兽虡一对，其座为具象的犄角猛兽造型，头部依然像龙（图49）。此型虡座亦见于海昏侯刘贺（？-前59年）墓（图50）。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种龙头枕，枕侧“龙”头有尖角利牙，肢体如狮虎（图51），同样的龙头枕还见于西汉晚期的大葆台汉墓（图52）。从上文引述的东汉铜镜资料看，早期辟邪、天禄有些像中国龙，尤其是天禄。辟邪与天禄的身形之别，有似狮虎与龙的区别。汉武帝茂陵出土的一件模印花纹空心砖，上有两只犄角猛兽面对面，左边一只为龙形，可能是龙或天禄，右边一只身形如狮虎，颈部有鬃毛，尾如马尾或狮尾，身上饰豹斑，可能为辟邪（图53）。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一件西汉晚期的模印花纹空心砖上，有一只犄角猛兽的形象，头颈如龙，犄角为写实的羊角形态，尾部末端似有鬃毛，做昂首状，有鹿的姿态，可能是天禄（天鹿）（图54）。云南古滇国墓葬出土过一件西汉时期的龙纹金当卢，其“龙”头上竖着鹿角状的叉角，身躯和肢爪为猛兽形象，似乎更能体现天禄（天鹿）的形态（图55）。
被今人称为“辟邪”“天禄”兽形遗物，年代不早于西汉。安徽合肥源泉徽文化民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一件大型西汉石“天禄”，出于安徽六安寿县淮河故道，为有翼狮虎形，头部残损，看不出是否有犄角（图56）。与之类似的还有陕西城固张骞（前164-前114年）墓前的一对石翼兽，头部缺失（图57）。它们均与东汉以来的辟邪、天禄形象一致。海昏侯墓出土有一件兽形玉佩（图58），兽纹与上文提及的山东金岭镇东汉铜牌饰上的“天禄”形象相似（图9）。现存西汉“辟邪”兽均为小型（图59），主要为玉雕，年代大部分为西汉晚期，没有一件可确定为西汉早期。为有角狮虎形象，流行匍匐姿态。
中国辟邪、天禄形象的形成，是战国中期至西汉中国具象犄角猛兽形象兴起的结果，而这得益于中国以西角狮形象的影响。从造型来说，原因有三：第一，中国此前缺乏具象动物（尤其是具象或写实器官的组合）的造像传统，而在中国以西，这样的传统自一直为角狮造型保持着，亚欧大陆东西部文化又存在着久远而广泛的交流；第二，中国具象的犄角猛兽形象普遍有翼，而战国至汉代中国有翼神兽形象受到中国以西的影响，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第三，辟邪、天禄为狮虎形，但老虎最明显的虎皮条纹特征却没有被强调，其形象倒与中国的狮子造型相一致，而狮子对中国来说正是西来的，东周至西汉正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了解狮子的时候。
但在造型上，辟邪、天禄与中国以西的角狮毕竟还是有区别，前者更有中国传统角龙的形态特点。实际上，角狮在东传的过程中也不断本土化，并受到来自东方的影响，形态自西向东发生了变化。它一方面接受了中国角龙的造型要素，形态也变得像虎或狼；另一方面造型也愈渐意象化、程式化。例如在亚欧草原西部，有一种犄角紧贴颈后并在末端弯曲竖起，角形较为写实，可见明显的角节，末端尖锐（图30-1）；而在亚欧草原东部，同样的猛兽形象却常见较为意象化的虎狼造型，头上向后的犄角形态也不再写实，有的甚至像鬃毛（图60、61）。上文引用的“彼得一世西伯利亚藏品”中，就有犄角猛兽造型较为意象化的（图32-3），有的甚至很像中国的龙（图32-4、32-5）。公元前6-前3世纪阿尔泰山一带的巴泽雷克文化（Pazyryk Culture）是斯基泰-塞种民族在中亚和亚欧草原东部地区的代表性文化，犄角猛兽形象较为常见（图62）。有的从尾部还可以辨认出是狮子身形（图62-2），末端圆钝的S形犄角较为常见（图62-3、62-4），其中细长者让人联想到中国龙头上的卷须（图62-6、62-7、62-8）。有一件公元前6世纪的皮革透雕，造型为亚欧草原东部流行的猛虎形象，头上却长着斯基泰艺术中常见的多曲鹿角（图62-1），与同时代楚国的鹿角猛兽（图23）相呼应。巴泽雷克文化的遗址出土有来自楚国的丝绸和漆器，说明其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两地的鹿角猛兽造型是否有联系尚不能确定，但楚国的造型更加让人辨别不出具体的动物，这正是犄角猛兽的形象自西向东变得越来越意象化的体现。
巴泽雷克文化汇聚了当时东西方众多文化要素，当时亚欧草原东部的斯基泰-塞种民族凭借这点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并向外传播文化要素。新疆伊犁河河谷出土有一件战国时期的釜上铜环，为塞种祭祀器，其上一对面对面的犄角猛兽形象与巴泽雷克文化的一致（图63）。新疆和田地区圆沙古城也是战国时期与塞种文化密切相关的遗址，当地出土了一件犄角猛兽头纹镂空圆形铜牌，犄角为羊角形，猛兽像狼，也像中国龙（图64），此种猛兽头像此前在新疆就有（图65），被认为受到了中国龙的影响。这种头部似狼似龙的犄角猛兽形象在中亚一带又有所延续和传播（图66、67）。上文引用的桑奇大塔1号上的叉角狮形象和古滇国龙纹金当卢上的“天禄”（图35、55），大约都是巴泽雷克文化的鹿角猛兽形象向南传播的结果，因为不管是当时的中亚和印度，还是古滇国，都受到了斯基泰-塞种文化的明显影响。西汉模印砖上的那种犄角猛兽形象（图53、54），亦见于同时代的中亚（图68），而它最早的版本大约就是彼得一世西伯利亚藏品上的“龙”（图32-4、32-5），也是斯基泰-塞种文化的创造。
早期辟邪、天禄所受角狮造型的影响，与其说直接来自西亚，不如说主要来自当时亚欧草原东部及中亚一带斯基泰-塞种民族的再创造。巴泽雷克文化的图埃克塔（Tuekta）墓葬遗址出土有一件公元前6世纪的木雕有翼猛兽，一头双身，躯干向两边展开（图69），此造型明显是中国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那批龙形角饰的原型（图46、47）。中国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就有这种一头双身的猛兽造型（图70），但是未见双翼，而且此后在中国本土也未见明显传承。而巴泽雷克文化乃至整个亚欧草原上的斯基泰-塞种文化当时均流行一种头部竖起的侧卧姿走兽（图71、72、62-4），若将身体做镜像处理，则可创造出图埃克塔这种一头双身的走兽造型。这种头部竖起的侧卧姿走兽造型很快就见于春秋末以来的中国（图73、74），南越王赵眜（西汉南越国第二任君主，前137-前122年在位）墓和满城汉墓均有出土（图75、76）。此外，多座西汉早期至中期墓葬出土有多件对羊纹金饰，体现出斯基泰-塞种文化的影响（图77）。加之有翼造型，可知中国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那批龙形角饰是斯基泰-塞种文化影响的产物。
早期辟邪、天禄形象的形成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文化融合，首先是斯基泰-塞种文化对各地犄角猛兽的形象要素进行融合，然后是中国将斯基泰-塞种文化传播而来的犄角猛兽形象要素融入中国本土，由此在西汉末东汉初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而持久的造型（图78）。蒙古国色楞格河畔的诺音乌拉（Noin-Ula）墓地，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匈奴文化的遗存，出土物上可见到不少角狮及其他犄角猛兽的形象（图79、80），但与同期汉朝的辟邪、天禄形象相比，显得较为多样，舶来感较强，说明当时匈奴还没有将各种犄角猛兽的形象要素充分融合。
斯基泰-塞种民族主要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亚欧草原及中亚一带，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较为具象犄角猛兽造型形成的时期。更具体地说，是东亚角龙和西亚角狮两大造型传统相交汇，并最终在中国形成辟邪、天禄造型的时期。斯基泰-塞种文化是沟通这两种造型传统的主线，另有三个重大历史事件充当了文化和造型要素传播的催化剂。第一是亚历山大东征。正是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十余年，中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前414-前296年）开启了中国具象犄角猛兽的造型传统（图43、44）。中山国为北狄政权，与草原文化关系密切。第二是张骞出使西域，而后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疆域首次延伸至中亚塞种活动的地区。此前中国犄角猛兽的头部还多为龙形（图45-49），此后狮虎形象的犄角猛兽开始多见（图59）。第三是公元1世纪中期大月氏取代塞人成为中亚一带的统治者，建立了贵霜帝国（KushanEmpire）。铭文显示大月氏人的母语是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 Language），与斯基泰-塞种语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贵霜帝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而正是在东汉，尤其是东汉中晚期，辟邪、天禄成为中国流行的神兽。从造型的角度说，这三个历史事件强化了东传的角狮形象要素，否则辟邪、天禄可能更像龙，而非狮虎。
四、余论
辟邪、天禄神兽是中国人观念的产物，凸显出本土的文化特点，而辟邪、天禄的形象则明显受到外来的影响。这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在艺术史上非常普遍。一种造型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包含的“酒”（文化内含）常常发生明显的变化。借用外来的“新瓶”（造型、纹饰等）来承载原有的文化观念，是艺术史的常态。当然为了更好地贴合自己的文化观念，各民族也会对外来的样式做适度的修改。比如最早的角狮常见蝎尾（图25-1、26-1、28），根据土耳其东部乌拉尔图王国的上安扎夫堡出土的青铜盾牌纹饰，它曾作为乌拉尔图神胡推尼（Hutuini）的站骑（图81），另一种鸟尾角狮则是乌拉尔神乌阿（Ua）的站骑（图82、图26-3、28-2）。此后这两种角狮都不再见到，原因就在于乌拉尔图的神不再被人信奉。角狮身上的蝎尾和鸟尾，对于乌拉尔图人来讲是具有重要标识作用的，而对于其他民族来讲，就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此外，各个民族自己的造型传统，也会对外来造型要素产生影响。角狮的形象到中国后变得像龙，正是因为这点。各个民族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不惜大量借用外来形式要素，也会自如地取舍这些要素，并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造。拿犄角猛兽来说，在汉代中国，外来角狮的形象要素不仅被辟邪、天禄的造型吸纳，也影响到比如虾蟆、舍利等神兽形象，甚至龙的形象。但这些神兽各自在取舍形象要素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像，来承载各自所包含的文化观念。辟邪、天禄只是吸纳角狮形象要素较多的神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