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关于卫礼贤｜纪念卫礼贤诞辰149周年
本文摘自《荣格文集IX：荣格自传》“附录四 关于卫礼贤”，徐说 胡艾农/译，姚羽蒙 王求是/审校，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
初识卫礼贤，是在凯瑟林伯爵住处，时值达姆施塔特的“智慧学派”大会期间。那是20年代初的事了。1923年，我们邀卫礼贤来苏黎世，在心理学俱乐部向我们讲授《易经》。（《易经》由卫礼贤译为德文，又由C. F. 贝恩斯从德文译为英文。）
早在认识他以前，我对东方哲学就颇感兴趣，1920年前后已开始研习《易经》。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心对这本谜一样的著作发起全面进攻。传统方法要求使用蓍草的茎干，而我用一把芦苇代替。
我常常在那个百岁梨树下面的空地上一坐数小时，身旁摊着《易经》来练习卜筮，查阅那些环环相扣的谕示，看因果相互影响。各种各样确凿的神迹出现了——它们与我的思维过程形成有意义的联系，我自己都找不到解释。
实验中唯一的主观介入，是实验的一处随意性——也就是不计数——将一束49根的草茎随机分开。实验者并不知道两把草茎各有多少，而卜筮结果正依赖于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他的操作步骤则是机械化的，没有意愿支配的余地。如果说精神方面的因果也参与其中了，便只可能出现在将草茎束 一分为二的时候（或者这和扔硬币的随机性是异曲同工的）。
整个暑假里，我都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易经》给出的答案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如果有，那么精神事件与物质事件的顺序又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呢? 我屡次三番地遇见惊人的巧合，像是一种非因果关系的平行事件（稍后我名之为共时性事件）。
我过于痴迷这些实验，把作记录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后来为此我很后悔。不过，稍后我常在我的病患身上做这样的实验，相当一部分结果的确是正中靶心的。比如，我还记得一个年轻人的案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想要结婚，也结识了一个看上去挺般配的女孩儿。然而他心中不安，担心在恋母情结的影响下，他会再度陷入一个强势母亲的力场中。我为他卜了一卦，结果他的卦辞是这样说的：“女壮，勿用取女”（见《易经》第四十四卦垢卦卦词，意为“此女强，不宜娶之为妻”）。
3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中国的哲学家胡适。我问他对《易经》持何种见解，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哦，那本书不算什么，不过是过去的巫术符咒，并没有意义。”
他未曾研习过《易经》——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他记忆中只遇到过一次实际的体验。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自己不愉快的恋爱经历。这时他们恰好经过一间道观。他开玩笑地跟朋友说：“你可以去占一卦呀！”说着就真的去了。他们一起进了道观，请道士用《易经》算了一卦。不过他丝毫不相信那些话。
我问他那一卦准不准。他支支吾吾地答道，“啊，是的，当然……”
我想起了有名的“益友”故事，他所做的每件事都并非出于自愿，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从这一契机中获益。
“是的，”他回答说，“我当时也开玩笑似的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卜筮有没有给你一个合理的回答?”我问道。
他迟疑了一下。“好吧，你要想这么说的话，还算合理吧。”这个话题明显让他不自在了。
在我最初用芦苇卜卦的几年之后，卫礼贤译注的《易经》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了一本，令我欣慰的是，卫礼贤在有意义的联系的观点上，与我如出一辙。而他在这方面学识广博，能够自圆其说，我对此则无能为力。
卫礼贤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与他详尽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还论及许多中国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他向我讲的话，澄清了许多欧洲无意识曾施于我的难题。另一方面，我跟他谈到我对无意识的研究结果，并未令他神色中出现一丝惊讶，因为他在其中辨出了他认为是中国哲学传统独有的东西。
卫礼贤年轻时前往中国，是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到了中国，东方的精神世界便为他敞开了大门。卫礼贤拥有地道的宗教灵魂，对事物有着洞明、长远的见解。他有一种天赋，借一种奇迹般的同理心，将中国的智慧财富引进了欧洲。
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从来不曾给中国人施洗，这令我非常欣慰!”尽管他有基督教背景，但他情不自禁地认同于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影响”一词已不足以描绘他所受到的效用，他已被征服、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退居次位，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成了一种精神保留、道德的尾缀，稍后还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在中国时，卫礼贤曾有幸拜访过一位旧学哲人，其因时逢革命而不再做官。这位哲人名叫劳乃宣，他向卫礼贤介绍了中国道家哲学和《易经》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易经》译本。这本东方最深邃的著作首次被介绍到西方来，形式生动且易于理解。我以为，这是卫礼贤最重要的成果。尽管他的思想是西化的，他的《易经》评注却清晰而明确地显示出，他对中国式心理学的理解程度已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了。
当最后一页翻译完毕，首版即将付梓之时，年迈的劳乃宣大师与世长辞。仿佛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将古老的垂死的中国的最后音讯传至欧洲。而卫礼贤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弟子，他实现了这位哲人毕生的夙愿
我见到卫礼贤时，他全然是中国式的，不仅写作风格，还有谈吐，甚至举止都是中国式的。东方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文化已刻入了他的骨子里。他一回欧洲，就加入了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担任教职。但是，不论是他的教学工作，还是他给外行做的一些讲座，都表现出他已受到了欧洲精神的压迫。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逐步走向前台。我听过他的几次讲座，发现几乎与传统的布道别无二致。
这种倒退在我看来颇欠考虑，因而非常危险。我将之视为西方的再度同化，所以我觉得，这必将导致卫礼贤与自己的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同化，也就是一种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相对无意识的危险冲突：他的西方精神与东方精神的碰撞。我设想，如果基督教精神当初屈服于中国的影响，那么当下很可能便发生了相反的事情：欧洲元素很可能再次压倒东方元素。这样的变化发生时，如果没有一种强力、有意识的努力去诠释之，那么，无意识的冲突便会严重影响到机体的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关注正面临的危险。我的原话是：“我亲爱的卫礼贤，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但是我有种感觉，西方思想正在你身上复苏，你正要背叛那将东方思想引来西方的使命。”
他冋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有某种东西正将我淹没。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几年后，卫礼贤来我家做客时因染上阿米巴痢疾而病倒了。20年前他曾患过同样的病。后来的几个月里，他的病情每况愈下，随后我便听说他住院了。我去法兰克福探望了他，发现他已病入膏肓。医生们还没有放弃，卫礼贤也谈论着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他和我分享了他的愿望，但我自有一 种预感。当时他向我说的一些话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反复在梦中看到无边 无际、杳无人烟的亚洲草原——那曾被他抛弃的中国。他意欲重拾中国摆在他面前的问题，而西方却将那答案远隔在山水之外。事到如今，他才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却无力寻求答案了。他这一病又是数月。
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没有听说他的消息，直至他临死前几周，有一晚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幅幻象所惊醒。我的床边站着一位一袭深蓝长袍的中国人，两手抄在衣袖里。他向我深鞠一躬，像是有消息要告诉我。我知道这预示着什么。这幻象异常清晰。我不但能看清那个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长袍上的每一根棉线也历历在目
卫礼贤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结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他身上以西方与东方的冲击的形式出现。我相信我可以理解他的处境，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同的问题，知道卷入这样的冲突意味着什么。
诚然，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卫礼贤并未坦诚相告。尽管在我向他介绍心理学观点时，他表现出极高的兴趣，但是仅限于论及客观事物的时候，比如宗教心理学引发的冥思或疑问。到此为止则天下太平。只要我尝试去触碰他心中冲撞着的实际问题时，马上就能感觉到他在退缩，一种心门紧锁的感觉——因为这些问题切入骨髓。
这种现象我在许多大人物身上都观察到过。记得歌德在《浮士德》里把它描写成了一处“人迹罕至，不能涉足”之境，任何人或物皆不能够、亦不应当强行入内；这便是命运，不允许任何人的干扰。
（卫礼贤于1930年3月1日，在德国图林根医院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