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292）：片甲不留

作为新政集团里唯一还在京的骨干分子，枢密副使韩琦显然不乐于看到这些人就此落难。他对赵祯说道：“陛下，苏舜钦等人不过就是醉酒之后胡言乱语了一番，此事何至于让开封府将其下狱治罪？”

赵祯本是个性情宽厚之人，这些年来臣子们对他出言不逊甚至动手动脚的大有人在，可这一次他实在是有些气不过。身为一国之君，王益柔竟然在诗中将他唤作仆人来使唤，这怎么能让他忍得了？可是，韩琦这话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错，但皇命已下他又不能出尔反尔，因而他唯有面带愧色地对韩琦沉默不语。

韩琦想让赵祯赦免这些酒后狂徒，可有些人却恨不得让这些人死。眼见赵祯只是准备将他们罢官了事，宋祁和张方平便死死地咬住了王益柔的那首诗，他们建议赵祯将其处死。一旦这个罪名成立，那么依照宋朝的官场惯例，当初举荐王益柔的范仲淹也要受到牵连。

这明显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事谁都看得明白。宰相章得象对此不置可否，而此时已经升任枢密使的贾昌朝则极力唆使王拱辰赶紧再跟赵祯拱一把火，此事一旦做成就能让范仲淹彻底翻不了身。

关键时刻，又是韩琦挺身而出。他在只有两府大臣参与的御前会议上直接就把话给挑明了：“陛下，王益柔毕竟是年少轻狂，况且他的酒后之言又岂能过于当真？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可朝中大臣们正事不干，反而逮着这么一件小事而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别有用心。此事还望陛下能够明察！”

赵祯当然不是傻子，他当然也知道如果就这么把王益柔给杀了，那么范仲淹作为他的举荐人自然也逃脱不了干系。于是，赵祯最后大手一挥留住了王益柔的项上人头，这起酒后失言案最终只是将涉事人员全部罢官外放而了事。

将这些新政集团的虾兵蟹将全部清理干净并不能让贾昌朝和王拱辰等人满意，他们本来是想借此将范仲淹这个新政党魁给搞到，可如今看来他们只得另寻他途。按理说范仲淹和富弼已经离开了京城就应该让他们感到满意了，但事实恰好相反，因为此二人现在仍然是朝廷的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更重要的是，范仲淹和富弼还在边关手握兵权，对这些人而言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思来想去，他们能想到的办法还是之前的那个让范仲淹和富弼都视若瘟神的流言。

范仲淹此时虽然已经远离了庙堂，但有关于他和富弼想要造反的谣言却并未烟消云散，再加上有人说范仲淹出京守边其实是为了掌握军队，这就让他更加地深陷谣言的漩涡不可自拔。如今苏舜钦等人的不当之举又给范仲淹的政敌们提供了一件攻击他的武器，在此局面之下，范仲淹为了自证清白只好上表请求辞去参知政事一职，他现在只求能够好好地做一名造福一方百姓的地方官。

赵祯倒也爽快，他正准备同意范仲淹的请求时，宰相章得象对他说道：“陛下，范仲淹这个人在朝中一向享有盛名，如果你就这样把他给罢了，恐怕到时候会有人说你这是在弃用贤臣，我看你不如先回绝他。如果他就此不再请辞，那么这就证明他的请辞是在有意要挟你，他是想试探你对他的信任程度。事情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你倒是可以就此罢了他的参知政事之职。”

赵祯于是就此照办，但没想到的是范仲淹不久之后果然就上了一道谢表，表示非常感谢陛下的信任和重用，殊不知他正好就中了章得象的圈套。正当范仲淹对赵祯感激涕零之时，他突然受到了一份诏命：参知政事范仲淹不再兼任两府之职，即日起任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

与此同时，作为范仲淹的战友，富弼在完成了对河北的巡视之后便踏上了返京述职的道路。就在他快要抵到开封之时，章得象指使右正言钱明逸上表弹劾富弼：“陛下，富弼和范仲淹都是一个货色，他在京之时也没少举荐官员并引为其党羽，你不能只罢范仲淹而放过富弼。他们之前之所以相继请求出京巡视都是为了自保，而现在他们担心自己官位不保故意表现出一副不恋权位的姿态，其用心可谓阴险狡诈，你可不能就这么宽恕了他们。所以，你应该把富弼的枢密副使之职也给罢免了！”

就这样，富弼还没到家门就收到了一道任命：枢密副使富弼为即日起任京东西路安抚使兼郓州知州。

范仲淹和富弼相继被罢免两府之职并不是此次官场地震的结局，早就觊觎宰相之位的贾昌朝联合新上任的参知政事陈执中一起让宰相杜衍也跟着倒了霉。由于谏院的官员诸如欧阳修和蔡襄等人相继离京外任，杜衍便和章得象决定把之前主动请求外放的孙甫给留下，而这事赵祯也点头表示同意。当两位宰相将孙甫的留任决定以书面的形式下发给参知政事陈执中圈阅时却出了问题，陈执中认为这事皇帝陛下并没有正式下旨，所以还得请旨之后再行定夺，因而他拒绝在这份任命书上签字。既然如此，杜衍就将陈执中退回的任命书给烧了，就是这个举动让杜衍丢掉了宰相之位。

陈执中这天下班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在日落时分跑去给赵祯打了个小报告：“陛下，杜衍明显跟孙甫就是同党，所以他才想把孙甫给留在谏院。他今天竟然想绕开你的圣旨而直接以中书省的名义留住孙甫，此事幸好被我及时察觉了，可杜衍出于心虚居然把那份任命书给烧了，我看他这样做纯粹就是在毁灭他和别人结党的证据。”

赵祯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陈执中的这番话他竟然就深信不疑，而且他随即就命翰林学士丁度连夜草写罢免杜衍的诏书。在诏书里，丁度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自居鼎辅，靡协岩瞻，颇彰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这几乎就是从头到脚地把杜衍给否定了，而且还说他有结党之嫌。杜衍就此丢了宰相的乌纱帽，他被罢为尚书左丞并被赶到山东兖州去做知州。

杜衍被罢，贾昌朝这个背后的主谋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另一位宰相还是章得象，参知政事则是陈执中和原来的郓州知州宋庠。枢密院方面，原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王贻永被正式扶正为枢密使，枢密副使则是韩琦以及原开封知府吴育，另一位枢密副使则是在宋夏和议中出力不少的延州知州庞籍。

这一次两府班子的调整基本上也就意味着庆历新政的寿终正寝，晏殊、杜衍被罢，范仲淹和富弼被罢，以欧阳修为首的君子党集体被外放为官，受范仲淹和富弼提拔起来的众多馆阁官员因行为不检而集体被罢——如此一来，新政集团在朝中的势力正如王拱辰所言的那样被一网打尽。

果然，就在次月，在反对派大臣的建议下，最遭他们嫉恨的旨在以政绩来作为官员任免标准的“磨勘法”被赵祯下令予以废除，而这正是范仲淹变法的核心之所在。不久，范仲淹在科举当中提出的改革措施也被予以废除，策论再一次地被诗词歌赋给拽到了后面。所谓的庆历新政，此时已经是名存实亡。

当然，我们不能忘了韩琦，他也是新政集团的骨干。眼看自己的队友们一个个相继被赶出了京城，韩琦便出面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在对近来的人事变动发了一通牢骚后，有鉴于赵祯的舅舅李用和此时正身患重疾，韩琦便建议赵祯把富弼调到河北定州去接替李用和掌管当地的兵马和政事，而且他还说西面有范仲淹北面有富弼便可保国家边防稳定。

韩琦这样做称得上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赵祯就是因为不想让范仲淹和富弼掌管军权，所以才罢了他们的招讨使之职，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安抚使的头衔。可是，你韩琦现在竟提议让富弼去掌管拥兵十万的定州大营，还要主管政事，这种事赵祯能答应吗？

韩琦的奏疏递上去，赵祯根本没搭理他，连个标点符号都没回复他。既然你韩琦这个君子党的“余孽”到了现在还这么不老实，那么就怨不得别人对你不客气了。新政反对派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去揭了韩琦的老底，而且是他此生最大的那处伤疤——好水川之败。

还记得水洛城筑城事件吗？韩琦是此事的反对者，而且也正是因为他和尹洙的原因才让主持修城的刘沪在监狱里被打得不成人形，与刘沪一同遭殃的还有一个名叫董士廉的文官。经过在西北这么长时间的一番走访，董士廉终于是弄清楚了当年的好水川之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夏竦当时为了保护韩琦便将战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已经战死的任福，他说好水川之败是因为任福违反韩琦之前的部署擅自追敌才导致中伏被歼，而韩琦也因此得以从轻发落。但是，事实的真相我们其实在讲述那场战役的时候就分析得很清楚了。任福不管是否去追击西夏的那支诱饵骑兵，他最后都是难免一败，因为韩琦战前设定的战场就是好水川，任福追与不追都得到达这个地方，而这里恰好正是李元昊的预设伏击地点。换言之，这场战役的失败是因为韩琦没有选对战场，他相当于是主动把任福给送到了李元昊的刀口之下，尽管这里面有很大的客观原因，但这一切都是韩琦的主观决定而导致的。

那么这件事的问题又在哪儿？问题就在于你韩琦很不老实！你明知道任福是在为你背锅，可你什么也没说，你任由夏竦将本应由你来承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你这叫没有担当精神。你这种人怎么好意思位列两府重臣之列？

舆情汹汹之下，韩琦也坐不住了。为了保留自己最后的一点颜面，他主动上疏请求外放。赵祯同样也没有留他，而是让他享受了与范仲淹、富弼一样的待遇：罢免其枢密副使之职，加封其为资政殿学士兼知扬州。此时，远在江南的扬州正有一个还不满24的年轻人在等待着与韩琦的相识，此人就是时任扬州签判的王安石。

韩琦这下也走了，身在河北的欧阳修其愤怒的情绪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上疏给赵祯对新政集团的官员相继被罢免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他更是为范仲淹和富弼等人因受谗言的攻击而纷纷被罢官大为鸣不平，说到最后他更是毫不客气地对赵祯说道：“陛下于千官中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

然而，正如韩琦所受到的冷遇一样，欧阳修的这份奏疏同样没能获得赵祯的回复。也因为欧阳修在这份奏疏里将新的两府班子斥责为“群邪”，本就是新政集团和君子党骨干的他就此也被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也为他几个月后被贬到滁州埋下了伏笔。

在说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前，我们还得说说朝堂上的这些两府大佬们之间的争斗。晏殊和杜衍这两个宰相虽然走了，可新政时期的那套两府班底里还有一个人此时仍在宰相的位置上岿然不动，那就是章得象。别以为你章得象在范仲淹被罢免之事上出力不小就能逃过一劫，“还乡团”这一次就是要将与新政集团有牵连的人赶尽杀绝。

不过，在整个新政实施的过程中，章得象和晏殊一样都是个甩手掌柜，他们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这样看来章得象只要小心做人似乎就不会被拉下马来。然而，宋朝的顶级官员几乎都是从书海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们想给某人定个罪名简直就是信手拈来。章得象这一次被人弹劾的罪名就是为相期间尸位素餐（无所建明），也就是说，你章得象如果当初支持新政不会有好下场，但你不说话就是在尸位素餐，如今同样要被清算。

赵祯本来是想保章得象的，可奈何御史台的官员坚决要求罢了他的宰相之职，再加上章得象自己也先后十二次上表请辞，于是赵祯这才同意将章得象罢为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判陈州。

又一位宰相落马了，上去的人又是谁呢？此人便是刚回京担任参知政事才几个月的陈执中，他先是掀翻了杜衍并把贾昌朝给推了上去，如今贾昌朝又投桃报李将陈执中也给拉到了宰相的宝座上。在这之后，枢密副使吴育调任参知政事，为杜衍撰写罢相制的翰林学士丁度则升任为枢密副使。自此，除了庞籍外，整个两府大臣中全都是对新政持反对立场的人。

这些人在欢呼胜利之后再又举目四望，然后他们发现朝中还有一个新政集团的“余孽”没有除去，此人便是君子党的骨灰级元老余靖。此时的余靖不但仍在谏院挂职，而且也是两制官的里一名知制诰，他自然不能逃脱这最后的大清算，而他被人所安插的罪名简直就是在生动地诠释何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余靖因为先后数次出使辽国，所以他就自学了契丹语，而几个月前他奉命出使辽国时正是用契丹语同耶律宗真进行的对话。他的罪名也由此而来：“你余靖竟然用契丹语和辽国皇帝交谈，我们大宋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你个假洋鬼子！”

余靖被这么一顿炮轰之后也被贬出了京城，他被外放到吉州担任知州。

最后我们再来说欧阳修的“报应”。他之前把现任的两府大臣都骂成是奸邪，人家怎么可能放过他？

话说这开封城里有个叫张龟正的人几年前因为妻子亡故便续了一弦，而他新娶的这名女子可是大有来头，此女子正是欧阳修的小妹。不幸的是，张龟正没几年也死了，留下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一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欧阳修的妹妹就此成了一个守寡之人且还带着一个幼不知事的继女，当哥哥的欧阳修见她俩无所依靠便把她俩接到了自己的府中。等到这个小女孩到了出嫁的年龄，欧阳修便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的族侄欧阳晟。由于欧阳晟在虔州担任司户，所以这个年轻的媳妇就被他留在了开封看家，可这个耐不住寂寞的小妇人居然和家里的一个名叫张谏的仆人勾搭成奸，而此事正好被回到京城休探亲假的欧阳晟给发现了。大怒之下，欧阳晟直接把这对奸夫淫妇给告到了开封府。

这时候的开封知府是之前在成都为官的杨日严，他可是和欧阳修有过节的，如今欧阳修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丑闻，他自然是乐得不可开交。审问中，张氏小妇人不知是因何缘故主动爆料说她和欧阳修曾经有私情（有说是杨日严教她这样说的，也有说是她自己想检举欧阳修从而立功以争取宽大处理，因为她的罪名一旦成立会被判流放两年），而且她还说自己有证据，而这证据就是欧阳修曾经写给她的一首诗。

这首诗大名鼎鼎，正是《望江南.江南柳》：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这首诗将欧阳修和张氏小妇人联系起来就再香艳不过了。这意思就是说，欧阳修之前给这个小妇人写过一封情诗，他赞美了张氏少时的楚楚动人，在其未成年时就对其怀有垂慕之心，等到张氏十四五岁时，他更加地喜欢了，而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更是已经无法抑制内心的狂热。

此事被捅出来后，谏官钱明逸立马上疏弹劾欧阳修。在这份奏疏里，钱明逸不但指责欧阳修有违人伦，而且还涉嫌霸占张氏的父亲留给她的遗产。

赵祯看了这份奏疏之后也是大惊，你欧阳修平日里总是君子长君子短，可没想到你这个老小子竟然这么坏？赵祯忍不住地想要口吐莲花，他下令让中书省负责彻查此案。

趁此机会，宰相贾昌朝便指派太常博士兼户部判官苏安世去亲审此案，而赵祯这边也派了一个叫王昭明的太监负责监审此案。贾昌朝就是想以此案把欧阳修给彻底搞倒搞臭，但遗憾的是他这次看错了人。由于欧阳修总是喜欢张嘴就放炮，他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人，而这个苏安世和太监王昭明正在此列，但事实证明此二人才是真的配得上君子之名。

最后结案时，欧阳修与张氏妇人有私情一事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但欧阳修确实曾经把张氏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拿去买了田地，而田契上面所注明的土地持有人则是欧阳修的妹妹，也就是张氏的继母。需要说明的是，欧阳修买地的时候，张氏还只是一个孩童，她的监护权在欧阳修妹妹的手里。但是，此事不管怎么说都让欧阳修涉嫌侵占了张家的财产。

苏安世和王昭明将此案的审理结果上报赵祯，案卷里关于欧阳修的部分只是涉嫌侵占张氏的遗产，乱伦之事并未提及。赵祯命中书省给欧阳修议罪，而结果就是欧阳修被从河北给贬到了滁州担任知州。

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让早就对欧阳修看不顺眼的两府大臣很不满意，但赵祯已经表明了此案就此为止的态度，他们也不好再闹下去，但这口恶气必须得出。于是，贾昌朝等人迁怒于苏安世和王昭明，苏安世被贬到泰州去监理盐税，王昭明则被贬到寿春县去监理酒税。

关于欧阳修的这起乱伦丑闻在历史上争议很大，在《钱氏私志》和《默记》里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缺乏足够强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这也就成了一桩悬案和疑案，真相如何或许也就只有欧阳修和张氏才最为清楚。

欧阳修的这次外贬滁州不但害苦了他，让他的名誉大为受损，也“害苦”了很多后人。别的不说，至少我本人上学那会儿在背诵《醉翁亭记》时被折磨得是欲仙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