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化学浪漫的真实生活：我的化学浪漫乐队传记》中文译本-chap. 15 Drowning Lessons By锣太乐
第十五章 溺水练习
2007年10月7日，MCR从墨西哥城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演。之前休息的一个月，杰拉德发行了《伞学院》，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乐队都要待在一起，没有宝贵的休息时间了。这是麦克自从4月离开，归队后的第一次演出。大家都很高兴他回来了——特别是墨西哥城的这场很特殊：在这里，他们要终结《黑色游行》。
专辑巡演已经进行了一年，MCR觉得应该有个合适的收尾。所以他们最后一次把所有制作搬上舞台，全员穿着《黑色游行》制服，带来了一场惊艳的演出，终结了这场“黑色游行”。作为纪念，他们把末场录了下来，2008年6月作为《黑色游行已终！》DVD和现场CD发行。
对这样一张大获成功的专辑来说，这本应是个不错的收场，但乐队并没有片刻喘息。随后他们的几场演出，先是在新泽西作为邦·乔维的暖场嘉宾，11月在欧洲度过，12月辗转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2008年1月，他们回到了亚洲，2月又到了南美。3月再次欧洲巡演，4月美国巡演，最终场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领衔演出。就是这场演出支撑着他们——毕竟多年前，正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麦克和杰拉德看过碎南瓜乐队演出，才决定组建乐队。能在那里演出，这所有的奔波和忙碌都值得了。但到达那里并不容易。
MCR再次开始巡演是因为，《黑色游行》发行一年后，销量才一天比一天好。“大概巡演了一年，它才开始火起来，”弗兰克说。“所以我们就想，好吧，那我们得继续。所以我们又巡演了一年。真的很疯狂，我们无法拒绝任何事。我想我们是在向自己证明什么——我们一直认为这张专辑很棒，当别人也开始这么觉得，我们就觉得这是专辑的功劳，所以要倾尽全力。”
《黑色游行》成了现象级的作品。华纳兄弟公司自然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太神奇了，伙计，”艺人与作品部门的克雷格·阿伦森说。“这张专辑让他们从美国人气摇滚乐队成为了世界级的乐队。厂牌真的很为乐队骄傲。他们如此有趣又独特，而且征服四方——也把厂牌往上大力拉了一把。因为他们，厂牌获益颇丰，意味着有很多乐队也想签到我们这里。这完全是双赢局面。”
然而，这不是说阿伦森认为他们应该继续巡演。他认为乐队该再早些收尾——最晚2007年年底——休息一阵，2008年起开始构思新专辑。“这成了一场马拉松，”他说。“他们这场巡演巡了太多场——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很挣钱。”
杰拉德也认为2007年9月MCR就应该结束巡演。他说大家都很累，但感觉一直被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梦想演出吊着”。他很惊讶，没有新歌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来看乐队演出。“那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几乎没什么可拿出手。没有创作新歌，也没有创作欲望，”他说。
大家也已经伤病累累——杰拉德的脚踝、鲍勃的烧伤、弗兰克的消化系统问题、食物中毒，还有最严重的，抑郁——而且开始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腕管综合症导致手指和拇指麻木——鲍勃不得不退出了几场演出，乐队还取消了一场缅因的演出。
在邦·乔维的演出和之后在英国的巡演中，鲍勃的位置先是由Save the Day乐队的皮特·帕拉达顶替，后来又换成了星期四乐队的塔克·鲁莱，但鲍勃还是跟着，帮忙布置舞台和烟火机。2008年1月亚洲巡演时，他才再次回到了鼓手位置。2007年11月在英国纽卡索的首场演出后，弗兰克得知家人生病，也不得不缺席了几场演出。代替他的是Drive By乐队的主唱陶德·普赖斯。但频繁的困难和换人开始磨损着大家的心态，MCR已经疲惫不堪。“感觉很像把我们放在芝士刨丝器上摩擦，”弗兰克后来这样描述那次巡演。“在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我们的碎片。我们需要时间整合，需要时间回忆一开始做这件事的初心，”弗兰克说。
然而他们没有时间。随着无休止的巡演，弗兰克经历了一场危机。和麦克一样，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在这张专辑期间遭到重创。不同的是麦克的问题发生在《黑色游行》制作时期，而弗兰克的发生在巡演期间。
尽管成长于音乐之家，加入乐队也是弗兰克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当一切迎面而来，对他来说还是很难一下理清所有状况。也许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乐队最朋克的一面——他从来没有期待过登上大舞台，进行超大型演出。他能接受MCR已经达到的位置——但也因此，每晚演出前都要经受反胃和惊恐发作的折磨。
“我就要疯了，”他告诉我。“你的感觉就像是站在一台奇怪的显微镜下；觉得人们会突然告诉你，你本来不该在这儿。感觉很不真实，就像这不是我们的实际生活，而是租借来的——它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从没适应。特别有压力。”
除了焦虑，还有愧疚感。弗兰克觉得让自己和家人都失望了：他是家里做音乐出名的一个，现在却承受不住这一切。“我自小喜欢音乐，想成为音乐人，”他说。“成长过程中，我想要参与大型演出，想登上杂志。但真到了这一步才意识到，如果没有做的这么大，也许我会更快乐。乐队现在的位置让我没有归属感，觉得人们会发现我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站在舞台一侧，8000人等着看他演出，对他几乎是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他服用抗焦虑的处方药，药物作用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只能在一片迷幻中演出。“我们面对的观众数目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大家因为真的在乎、相信我们才来看演出，但为了能登台演出而不窒息，我却要吃药来让自己感觉自己不在那里，”他说。“就感觉自己疯了，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无法去享受这件事。”
因此，每晚上台前，他都会做一件事。五人在巡演的时候，大家都有演出前的热身活动：杰拉德和雷会开合跳，鲍勃在鼓垫上练习、做做拉伸运动，麦克和每个人击掌，而弗兰克开始吃药。
“这都成很多次演出时的笑柄了，”弗兰克说。“演出前十分钟，我把药瓶拿出来，就像是说，’好的，伙计们，明儿见了！’然后我吃了药，意识再清醒就是明天了。”
飞行、演出、奔波中度过的白天，和在不知名的宾馆度过的夜晚，都混合成一段长长的痛苦经历。在这场精疲力尽的巡演中，《黑色游行》巡演已经从一场志向满满的庆祝，变成了单调乏味的苦差事。2008年3月28日，乐队开始了最后一轮美国巡演，这已经离他们录制专辑有23个月之久——将近两年。他们就盯着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那一场，知道在那之后就可以瘫倒了。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国家，什么都不知道，”麦克说。“可能在美国，或者德国，都不知道。我们就被安置在舞台上，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我们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可以说给自己选了最艰难的模式，”杰拉德说。“我们看了所有的选择，然后不知什么原因，就选了最难的一条路。就像是，’我们能不能连巡四个月不回家？好嘞。’’我们能搞的什么更艰难点吗？’”
这种疲惫感没有带来争吵，反而减少了乐队成员间的交流。他们从机场到宾馆大厅的路上都在出神，戴着耳机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弗兰克埋头在书本里，杰拉德戴着耳麦——耳麦开始成为他的“别他妈跟我说话”设备。
“我们不怎么说话，”杰拉德说。“很安静，我们没有讨厌彼此，之间也没有矛盾，但就是不说话。这种沉默也许最后会导致问题，但在我们这里没有。我们就是长时间戴着耳机。这样也没什么意思。”
如此一来，大家也开始明白出了什么问题。简单来说，他们不再从这件事里得到快乐了。《黑色游行》所有的乐趣已经成了过去时。“我们需要时间调整，做回普通人，”弗兰克说。乐队觉得自己曝光率太高，已经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尽了，却还是有杂志热衷于采访他们。尽管他们已经把自身、专辑和演出向一千名不同的记者解释了一千遍，总还有第一千零一个想要从他们身上问出点什么的人。
“我们看到自己又出现在杂志上，都要疯了，”杰拉德说。“就感觉，’又来？’我们都有这种感觉，那其他人的感觉可想而知。大家肯定都烦透我们了。我还记得自己走进一家书店，四本杂志上都有我们的脸。感觉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走不出我们自己的阴影。你知道可以避开音乐节目，但是普通电视节目上也能看到我们。可能是你在某个国家的画面，或者你已经忘记的一场诡异演出，就这样被播出了。”
“这一切都无法停止，”麦克说。“人们期待你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是电视上的样子。工作量也很大，飞到各地演出，睡觉时间少得可怜。这些因素，再加上维持家庭生活的压力，真的太难了。
“这种日程让你开始觉得自己在一家马戏团。一切按部就班，没有一秒喘息的机会。这开始让你忘记一开始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太精疲力尽了。情感上来说，我错过了一些演出；我人在那里，灵魂却不在，你理解那种感觉吧。”
《黑色游行》录制期间，MCR觉得为了做出伟大的专辑，是要经历一番痛苦。而现在，两年过去了，他们还在巡演它、演绎它，还在痛苦着。无论是情感上、体力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耗尽了。他们也明白。
“最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是我们连演的第16场，”杰拉德说。“在澳大利亚，我忘词了——连续演了16场还有这种情况很奇怪。我原来从没有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已经对这些歌词没有感觉了。这些词开始远离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对粉丝倾尽全力。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该回家了。”
但他们没有回家。事实上，情况更糟了。
2008年3月底，在墨西哥城往北的克雷塔罗，情绪摇滚的青少年粉丝开始遭到一些团伙的攻击。根据传到网上的手机录像显示，有很多人尖叫着“杀了那些搞情绪摇滚的人！”，而且暴力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认为跟这种亚文化有关的人。这种攻击蔓延到了墨西哥城，尽管《时代周刊》报道说很多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和青少年也参与其中，人们还是将其归咎到朋克和金属头上。
“现在我们出门都很危险，”在《时代周刊》的报道中，一名16岁的情绪摇滚粉丝桑蒂诺·鲍蒂斯塔说。“有人骂我们，朝我们吐口水，扔东西砸我们。外面有太多仇恨了。”
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情绪摇滚粉丝的穿着打扮。在崇尚男子阳刚气的墨西哥城，那种清一色的黑衣服、染过的长发以及男生偶尔也化妆的现象，很容易让情绪摇滚粉丝成为袭击目标。“问题的核心就是恐同心理。其他言论都是在掩饰这一点，”在墨西哥城工作、专注青少年的社会工作者维克多·门多萨告诉《时代周刊》。“这根本不是音乐流派间的矛盾，而是墨西哥社会的保守力量在攻击异己力量。”
杰拉德也常常被问到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人们希望他能成为一场情绪摇滚运动的发言人——而他并不愿如此。而且，乐队也常常被问及墨西哥的事，他们开始有一些愧疚，仿佛这是他们的错误一样。
“在墨西哥，有人因为穿黑色衣服、留拖把发型就遭到仇恨犯罪，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总是在讨论这个话题——大家都不再谈论音乐了，”杰拉德说。“这让我很沮丧。人们不再讨论那些重要的议题，而是谈论起睫毛膏之类无关痛痒的东西。我也开始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些孩子遭遇了危险处境。”
《黑色游行》的影响开始肆意生长，远不再是MCR创作专辑时的本意。“这是最恐怖的，”弗兰克说。“人们开始从奇怪的角度解读它。这张专辑好像变成了原本的混蛋版本。就很诡异。”巡演结束时大家已经疲惫不堪，又要挣扎着去接受这种转变。对杰拉德来说，这张专辑已经不再关乎他个人情感的那些细节，这很难以接受。它不再意味着他的希望与恐惧、他对生、死和将死之时的审视。粉丝和评论界将它从他身边带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解读。
“这个过程就很损耗我的心态，”他告诉我。“开始我觉得自己能控制大家对专辑的反应，但发现不能。然后我觉得可以通过一遍遍地解释自己的想法来引导大家。有时候我甚至在道歉——这也太可怜巴巴了。我怎么就成了这样的人呢？我怎么就要为自己和朋友们的作品道歉了？要么我就是在为自己受到的一派胡言的指控辩解。我什么时候成了这样的人？
“我意识到，世界是一只野兽，你无法改变，也无力控制。你别想骑它；你只会是被骑的那个。这就是我从《黑色游行》中得到的教训。”
2008年5月，英国《每日邮报》和《太阳报》都报道了13岁女孩汉娜·邦德悲惨的上吊自杀事件，而她是MCR的粉丝。汉娜去世后，调查发现她曾有过自残行为，她父亲说她把自残当做“情绪摇滚入会仪式”。汉娜的母亲说她“说情绪摇滚是种时尚，我以为都是正常的。”
《每日邮报》之前在2006年8月就曾激怒过乐队和粉丝，这次更将自杀事件和MCR联系在一起，称汉娜是沉迷他们之后才上吊自杀的。报纸声称MCR就是一个“自杀邪教”。一周后，报纸又登了一篇报道，称在“情绪摇滚邪教的阴霾下”，所有孩子都很危险。很显然，对此MCR也非常失落。
“MCR一直在大声宣扬反暴力和反自杀。作为乐队，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使命之一，通过行动为我们的粉丝带来安慰、支持和慰藉。我们的专辑《黑色游行》要表达的主题是希望与勇气，歌词也是关于寻找勇气，去撑过痛苦和艰难的时光。
“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有这么一句：’我不害怕继续活着’——它就是乐队对我们作为人都会经历的磨难的态度体现。如果你或者任何认识的人有抑郁或者有自杀倾向，我们都强烈建议你找到自己的方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去积极地面对这些念头。”
乐队里受《每日邮报》的指控影响最大的是雷。他安安静静也不爱出风头，算得上是乐队最乐观的人，却眼睁睁看着自己写的音乐脱离了自己掌控，还要为人们的死亡、欺凌和一场自己感觉毫无关系的情绪摇滚运动负责。
“雷一直都是个积极的人，能让大家也振奋起来，”弗兰克说。“但对他来说，看到他如此热爱、呕心沥血的作品却成了仇恨的子弹，有人因此受到伤害，这一切都很难接受。
“整个情绪摇滚这档子事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媒体常报道有孩子受到攻击这样的糟糕事，而当那名可怜的女孩自杀时，人们需要有人来承担错误——刚好就落在了我们乐队和唱片身上。感觉就像，’该死，我们本来只想创作些美好的啊。’我们在专辑制作期间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也知道雷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一切对他来说真的很艰难。”
对于乐队粉丝来说，《每日邮报》对汉娜·邦德自杀的报道可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大家对萨拉·桑兹2006年8月的文章余怒未消，又被这些新指控彻底激怒了。2008年5月31日，英国粉丝在报社周边进行了一次游行。抗议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布赖顿、牛津、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等等每个城市。面对报社外面树立的路障，《每日邮报》非常担心，还报了警。一名名为塔比瑟·里德的粉丝，受到了《卫报》的采访。
“《每日邮报》上都是谎言，他们就是想挑拨年轻人与成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过是讨厌我们，很没必要，这就是不对的，”她说。“我读过他们的几篇文章，乐队歌词被错误的引用，而且调查也做得很敷衍，令人不可置信。我在网上看到报道的时候，真心觉得这就是个骗局。”
另一名名为维姬·伯恩的粉丝，是跟着女儿凯莉加入抗议的。
“情绪摇滚被贴上自残和自杀的悲惨标签，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告诉《卫报》。“自从我女儿认识了她那些朋友，她变得很快乐，有了社交生活，没有自杀倾向，反而更自信了。就是听音乐交朋友一起玩而已。我来这就是想表明，作为父母，我支持她在做的事；MCR并不是邪教。”
《每日邮报》发表言论称他们的报道是“公正、克制，而且最重要的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他们说，“本月初对十三岁的情绪摇滚粉丝汉娜·邦德自残并最终悲惨地结束自己生命的调查表明，人们确实需要担忧这种现象。
“验尸官发现’情绪摇滚总与死亡相关，还将其赋予魅力，这点非常令人不安’。汉娜的母亲告诉调查人员，汉娜曾沉迷MCR，乐队上张专辑的第一热门曲目就叫黑色游行。
“邦德太太告诉法院：’在情绪摇滚圈里，上吊自杀是种很光辉的死法。他喜欢的那个乐队、那些音乐——都是关于黑色游行，关于死亡的。她说情绪摇滚是种时尚，我以为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她还划伤过自己。’她父亲说自己曾见过她手腕上的伤痕，但女儿告诉他这是’情绪摇滚入会仪式’。和其他报纸一样，我们进行了准确的新闻报道，记录下验尸官和女孩父母说的话。”
他们还声称，自己的报道其实是对MCR有益处的，因为这能帮助提升即将发行的现场专辑《黑色游行已终！》的销量。“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人指出，所有这些报道都会为华纳公司和MCR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带来更多关注和曝光。”
抗议游行的组织者之一卡斯·希尔说，这些报道在MCR粉丝中激起的愤怒情绪令人震惊。她和几个女儿一直都是乐队的粉丝——在乐队粉丝会的英国分支“MCR军”里很活跃——觉得自己被诬陷为“自杀邪教”的一部分简直不可理喻。“我和我女儿显然不是搞情绪摇滚的人，”她说，“我们也不宣扬自残或自杀。我们在’MCR军’的朋友们也都不这样。”
抗议游行队伍早上10点在大理石拱门集合，希尔说游行氛围欢快又友好，’大家拥抱、聊天。’下午1点，他们在报社门前，和警察合影，还在唱歌——“我们是多没用的自杀邪教啊！”希尔说。
“媒体和电视台来的时候，有人齐喊’去他妈的《每日邮报》’，”希尔说。“但一整天大家都很平和。我们告诉警方，我们有请愿书，还有一叠要给报社的粉私信。警方把我和其他几人护送到了大门口，我们把要递交的东西给了保安。”
这是MCR粉丝对乐队忠实程度的体现。很少有团体能让粉丝自发做这样的事——在演出之外根本不可能。但这批粉丝看到乐队遭到不公待遇，在没有乐队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就自发去纠正它。到底有没有纠正已经不是重点：重要的是粉丝们用如此清晰响亮又激烈有力的行为证明，他们在支持着乐队。这是乐队和粉丝之间关系牢固性的体现。
但这样的事件和报纸上登的那些报道，让杰拉德愈发担心他们已经无力掌控对《黑色游行》的解读。“我感觉自己非常渺小，”他说。“我们什么都掌控不了。”
游行抗议《每日邮报》的时候，MCR的“黑色游行”世界巡演也已接近尾声。几个月来，最终场的演出像灯塔一样指引着他们。首先，最终场完成后，他们就终于可以休息了。而且，最终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场馆规模标志着乐队的成就，是一座里程碑。大家时常数着日子，展望这一天。
但当期待已久的这天终于到来，乐队却疲惫不堪到快散架了。“他们看起来就很累，我也知道他们很累，”克雷格·阿伦森说。英国粉丝约翰·斯里敏已经看了40多场MCR的演出，因此跟乐队比较熟悉。他专程飞到纽约去看这一场里程碑式的演出。而在那个湿冷的夜晚，他却看到乐队中弥漫着一种与平时不同的氛围。
“这是我去的最怪的一场演出。那一整天都很奇怪。一般我去看演出的时候，演出前会和他们呆一会——我可是飞了半个地球来看这场——却感觉交流不在线。”
那晚演出的暖场乐队是Drive By和老朋友Taking Back Sunday，但MCR表演的时候，虽然演奏没有问题，但在斯里敏看来，感觉就是不对。“台上氛围有点怪，”他说。“他们说，’如果你之后见不到我们了，我们都很好’之类的话。我还记得自己觉得，’嗯……’但表演本身是不错的——他们已经能娴熟的掌控舞台。杰拉德表现也很好。他讲了碎南瓜的事，还指了当年他和麦克坐的位置。”
弗兰克对这场演出几乎没有印象。尽管他也把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作是最梦想的演出场馆，但台上的他看起来心不在焉又精疲力尽。激烈演出的弗兰克很久前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药物作用下的他。“我一直在神游，”他说。“很遗憾，有一些演出我根本没有什么记忆可说。如果你给我播放那场演出的录像，我会觉得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真的很遗憾。这样的时光本该好好享受的。它对我太重要了，让我心惊胆战又痛苦不堪，只能借助药物作用才能撑过去。这很糟糕。我想，有时候你得谨慎选择自己的心愿。我吓得屁滚尿流，不得不吃一把药，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
那场演出中只有一件事他还记得，就是漫长演出笼罩中的片刻幽默。麦迪逊广场花园不开演唱会的时候，是纽约尼克斯篮球队和纽约游骑兵冰球队的主场——后者是弗兰克挚爱的新泽西魔鬼队的对头。“我记得我跟乐队的人说，我们表演《不OK》的时候，我就不说’trust me’了，我要说’游骑兵垃圾’。他们说，’呃，别。不要。请别这么做。’当我们演到那首歌，我意识到机不可失，所以我还是说了！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朝着母舰放原子弹的人！在售罄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里对着人群大喊’去你妈的游骑兵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那晚演出的最后一首是《海伦娜》。随着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平息，《黑色游行》也终于落下了帷幕。乐队精疲力尽又欢欣鼓舞，带着胜利的喜悦和疲惫，回到了化妆间——相当兴奋。“太他妈够劲了，”杰拉德说。“这是一生的愿望，而且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真的很紧张的一场。这场演出让我百感交集。”
但当杰拉德走下舞台，肾上腺素慢慢平息，他开始思考起未来的路。但这个未来中却不见了MCR的影子。“我在淋浴间擦干的时候，雷进来跟我说话，”杰拉德说。“他说，’你也许需要休息一下，也许需要再另组个队，把你自己的那些作品整合一下。’我记得自己说，’如果我们再不一起演出了，谢谢你啊。’我不像是随口一说，而是好像已经下了决心。这就很可怕，感觉就像已经确定了。”
雷很担心，但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觉得，麦迪逊广场花园这场也许就是结束了。“杰拉德很疲惫。大家都很疲惫，但他是最累的那个，”雷说。“他需要休息。身体上很累，但最糟的是精神压力。和乐队其他人一样，他也承担着责任，但比别人承担的多得多，而且还有外界施加给他的压力。他的压力更大、更多。最终场结束后，我能看到这种压力带给他的损伤。我想着，’如果大家得不到休息，可能这就是结束，这可能是乐队最后一场演出了。’在创作上，我们被碾压在底谷，感觉什么也写不出来。这是最糟的。”
约翰·斯里敏说，后台本应是庆祝的氛围，但那晚却像是守灵之夜。“演出后的派对感觉就像棺材上的钉子。就很奇怪，”他说。“他们订了个超大的房间，有不错的吧台，摆着自助餐饮。说实话，有点像婚宴。弗兰克很活跃，跟潘西中学乐队的人一起。麦克在那聊了聊，但我根本没见到雷。杰拉德和林德赛一起出现了一下下，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话。一切都感觉有些凄凉，有点悲哀。
“几天后我登上回家的飞机时，觉得一切都结束了。我觉得一个月内就会看到解散声明，说巡演让乐队元气大伤，他们要往前走了。很悲哀，没有别的可能了。内部的人也确信，情况大概就会这样。”
乐队燃烧殆尽。他们的老朋友来这里一起庆祝，却几乎认不出他们五个。曾组织过《每日邮报》抗议游行的卡斯·希尔也在现场，说气氛就像“一切都不再有一丝欢乐。杰拉德到处说这是乐队最后一次演出，而雷在努力挽回局面。这根本不是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唱会后应该有的庆祝氛围。”
在这样的后台氛围中，弗兰克甚至都不记得大家走的时候有没有互道再见。而且，他们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几个月都几乎没有再说过话。
“巡演期间，我们只认识身边这几个人，所以整天混在一起，也真的很享受彼此的陪伴，”他说。“但巡演结束，我们也结束了这种状态。就这样。我们不会再见面什么的。那场演出之后，感觉比往常更像是一种结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我有点失落，但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感觉如果我大声说了出来，就变成真的了。也没人说起任何事——没人提起这个话题。有的只是沉默。”
大家都感觉到了。即使是雷，尽管他常常在后台调和氛围，表现也很积极，也对乐队带来的种种失去了兴趣。“到最后，你需要做太多跟音乐无关的工作了，而且每件都让你失去一点自我，”他说。“我们只是想在台上演奏音乐，但慢慢的，这已经不再是重点，因为有太多太多其他的破事要做。所以，我们都觉得也许再另组一支他妈没人认识的新乐队会好很多——因为那样你可以只上台演出，没有其他破事。”
麦克的总结也许最为恰当。《黑色游行》这张唱片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痛苦，让他脱离了乐队，还去看了心理治疗师。巡演让MCR精疲力尽，让他们面对小报的指责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还要被音乐节愤怒的粉丝扔瓶子。但也是这张艺术佳作实现了他们很多梦想：领衔音乐节，被称为本年代最重要的另类摇滚乐队，也让他们更加笃信自己的音乐。这张专辑凝聚了太多矛盾的情感。那场苦甜参半的演出结束后，麦克环顾化妆间，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在台上共同完成的最后一件事了。
“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出真的就像最后的辉煌。有种潜在氛围暗暗表明，这就是结束了，”他说。回想起过去的几年，他叹了口气。“《黑色游行》就像是一次异想天开——我们都没料到会走到这样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