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得其所

生老病死，是生命不可抗拒的周期。

人怎样活着，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但如何死去，却很难自己选择。

我的父母都已逝去。爸爸完永祥是心梗突发，早上起来还跟妈妈一起吃了早饭。妈妈出门一趟回家怎么也敲不开门。从邻居家拿了备用钥匙打开门，见爸爸已经躺在床上故去，人都已经凉了。

记得爸爸老是跟我说：“人的自我治愈能力是很强的。有个小病小痛不用吃药，睡一觉就好了。”他一生都遵循着这个准则，从来不轻易去医院看病。有啥头疼脑热的就躺一躺，睡一觉，自己就扛过去了。

我猜想，爸爸那天也是心脏不舒服，他是特别能忍的性格，从来不去麻烦别人。于是他就躺下来睡一觉。只不过这次他没有扛过去就永远地走了。

我和哥哥都是在得知父亲猝死的消息后，匆匆回国去给他送葬的。按照规定和规格，在八宝山殡仪馆举办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就连合肥老家的小兰姐姐（完绍兰）和小龙哥哥（完绍龙）也专程赶来参加了仪式。爸爸妈妈生前最好的朋友邱惠芳阿姨、杨天戈叔叔全家都来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杨晓晖是连夜赶来送我爸爸最后一程的。当然，少不了我在京的表哥表姐们（郭鹏、郭鹰、郭湄）和我的公公婆婆（李培宜、赵宝珍）。

哥哥完强专门做了一段视频，用爸爸不同时期的照片来纪念他不平凡的一生：从合肥一中到外交学院，从留学埃及到驻外使馆，从辉煌的外交生涯到周游世界的退休生活，从英俊潇洒的青年到慈祥和蔼的祖父。视频中前半段的音乐用的是苏联歌曲《山楂树》的钢琴独奏版，后半段用的是孙女Annie（完颜世安）自己唱的英文歌曲《Fix You》。

灵堂里摆满了花圈。爸爸的生前友好和老同事、老同学轮流到遗体前鞠躬献花。外交部副部长、爸爸在埃及留学时的前一届学长也前来吊唁，并对爸爸一生为祖国外交事业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爸爸走得坦荡无私、光明磊落，就像他生前的为人一样，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没有麻烦组织和亲人。也算是寿终正寝，没有遭罪，风光下葬。这是我们这些晚辈可以聊以自慰的。

母亲司徒双是在2019年3月过世的。那一年的春节，我和哥哥分别从加拿大和美国请假回家跟她一起过年。当时妈妈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胃癌已经进入晚期并已扩散。她的主治医生于健春大夫把实情告诉了我们，并且按照妈妈的请求，准许她出院回家十天，跟儿女们一起过最后一个春节。

我们都非常清楚妈妈的病情，也知道她已来日不多，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但我们都没有表露悲伤，而是欢欢喜喜地一起在家吃了年夜饭。那时妈妈已经插了胃管，只能进流食。但是她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和哥哥吃饭吃菜。她特意吩咐保姆小聂做了她自己最喜欢吃的鱼，说是年夜饭必须有鱼才行。小聂的手艺其实并不高超，但我们都没有吵着点外卖或是从小区里的餐馆取菜吃。而是任由着妈妈安排，在家里由小聂下厨，为我们搞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我们还一起拍了最后一张三个人的合照。妈妈调整了自己的拍照角度，尽量不让相机拍下自己鼻子上插着的胃管。我们三个人都是微笑的。那笑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欣慰。庆幸我们有机会陪妈妈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

十天后，我按期回到了加拿大。哥哥留在北京陪着妈妈。她回到了协和医院继续住院。一个月后，她在自己84岁生日的前夜去世了。协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还专门送给妈妈一张贺卡，表彰她面对病痛的积极态度（她在治疗期间，还给协和医院的女医生俱乐部做过西方艺术史的专题讲座）。那张贺卡一直放在她的病床前，直到她离世。

按照她的遗愿，她的遗体被捐赠给了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为她举办了肃穆庄重的遗体捐赠仪式。当时我的爱人正在国内出差，代表我参加了仪式。

妈妈在自己的儿子、女婿、侄子侄女们、亲朋好友的护送下，走完了她无怨无悔的人生。一位把毕生精力投入教育事业的老教师，最后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循环。把遗体捐赠给了日后救死扶伤的医学院学生。

死得其所，是非常难得的选择。人活得要有意义，死得也要有尊严。

我为父母最后的选择而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