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丨曹操集团发展进程中的“事大”简史
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反董战争到官渡之战间的十年关东大混战中脱颖而出，站稳兖、豫、司三州部之地盘，并进而在为期四年的河北征战中消化徐州，吞并袁绍父子的青、并、冀、幽四州部，最为核心的一个原因，其实是曹操在战略上懂得如何精准到位地“比小事大”，战略上的“精准事大”，有效弥补了曹操在战术上的频频扑街，使得曹操能够在看似四面作战的局面中，战术狼狈却又战略从容地应对一次次鏖战。
在曹操刚刚发迹的陈留起兵之时，“散家财合义兵”的曹操本质上其实只是一个刚刚从董卓控制的洛阳朝廷中出奔到陈留郡的前中央官员，至于他具体是一个被通缉的状态还是离岗的状态？他究竟是顶着典军校尉还是骁骑校尉的军职去募兵？我们都已无法知悉。
考虑到此时曹操的好友张邈才是陈留郡太守，私以为，至少在反董起兵之时的曹操，或许是陈留郡守张邈的部将，至多是个有中央军职的高级“合伙人”，曹操之于张邈，恰似刘备之于公孙瓒，二人均非《演义》那般渲染的所谓十八路诸侯，至少从“汉末诸侯”所比附的“州牧郡守”来看，反董之时的曹刘均不具备“汉末诸侯”之资质。是故，陈留郡守张邈，本质上就是曹操起兵后所“事”的第一个“大”。《三国志》很有可能在描述张曹关系的最初时，刻意模糊了曹操对拥有陈留郡地方合法治权之张邈的依附关系。
反董战争中的曹操，担任了代理奋武将军之职务，此“杂号将军”似乎是一种类似于“监各路诸军”性质的军职，“代”则应当是对反董联军集结时期的暂时代理，从法理上讲，未经汉帝国正是除拜，因此暂代也是OK的，或许也是典军校尉与骁骑校尉的中央军职以及曹操与袁绍、张邈均有交情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曹操之于张邈的独立化，使得本来就与张邈颇为短暂的一段从属关系，进一步变得稀薄了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代奋武将军的职务，是自号车骑将军的盟主袁绍为首的诸军联盟授予的，这似乎也代表着曹操与袁绍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从属关系，至少也是在陈留郡太守张邈与渤海郡守袁绍之间弥缝游走。哦，对了，袁绍得冀州以后的奋武将军是沮授。
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县）。
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在东郡大败于毒、白绕、眭固等黑山军部众，已然从韩馥手上夺取冀州并成为冀州牧的袁绍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取代原东郡太守王肱（或已死难），这一方面标志着曹操的军事力量在曹洪远赴江东募兵以后的凤凰涅槃，也标志着车骑将军袁绍与奋武将军曹操在反董联盟结束后的再度联手，更标志着曹操成为袁绍集团在大河以南的利益代理人，至少也是袁绍集团在兖州插入的一个钉子（东郡属于兖州）。
河南曹操之于袁绍，恰似江东孙策之于袁术、汉中张鲁之于刘焉/刘璋，先是依附，后是分立，依附是独立性颇强的一种名义依附，分立则是独立性的最终发展样态。
东郡太守曹操几乎始终作为袁绍的兖州代理人而存在，在政治地位上，一开始是与济北国相鲍信（反董联盟破虏将军、曹操战徐荣时的唯三助力者之一）、陈留郡太守张邈平级的存在。曹操平定作乱兖州并杀害兖州刺史刘岱的青州兵，方才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兖州人望，再加上同为兖州地区守相的鲍信（袁绍表奏）、张邈的支持，当地豪族代表陈宫（东郡东武阳县人）、程昱（东郡东阿县人）的支持，这才有了曹操出任兖州刺史的可能。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曹操之最终出刺兖州，本质上是其凭借自身实力并借重袁绍、张邈之人脉权势而逐步取得的军政成果。
如果说奋武将军时期的曹操之所以在汴水失败，纯粹就是因为他得不到真正掌握实权的“诸侯”型牧守之支持而势单力薄所致。
那么，兖州刺史时期的曹操之所以会迎来吕布、张邈、陈宫的联手背刺以至再次近乎覆灭，完全就是因为曹操的兖州刺史本来就来自兖州本土豪族、好友张邈袁绍的支持，一旦曹操杀浚仪县名士边让得罪兖州士人、屠徐州造成兖徐不满，再加上张邈与袁绍反目，曹操刺兖的战略基础自然地动山摇，自然会积攒一连串惨败扑街。
任何一个军事集团，得罪本地势力，都会面临一番大震荡，没有“在地化”的势力，根本没法儿长久。
好在此时的曹操，依旧选择抱紧已然在河北对公孙瓒取得战略、战术双重优势的冀州牧袁绍，另有诸曹诸夏侯、颍川荀彧、东郡程昱的鼎立支持，这才逐渐在兖州再度站稳，并在一年后成功驱逐吕布、张邈之流。
质言之，吕布乱入兖州后寿张县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司马荀彧凭借鄄城县（曹氏家眷居城）、东阿县（程昱家乡）、范县的据守，本身也代表了曹操仍旧在兖州、豫州一带的威望，这也是曹操集团仍旧具备一定“在地”性的表现。
吕布、张邈、陈宫的联合背刺，荀彧、程昱、夏侯惇的鼎立支持，为曹操集团整合自身的“在地化”资源，整肃队伍，清除毒瘤，提供了条件，铁杆得到强化，二五仔得到清洗，倒也算是因祸得福。
在196年，曹操的“事大”战略又抱上了一个巨大的“大”，或者说是一个大汉天下顶格的“大”——汉帝刘协，这就为曹操把持并操纵名分大义与朝廷编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曹操由此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充分动用大汉帝国四百年之余威，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高举天子与大义的名分。一方面可以对外攘除群雄，一方面可以对内压服豪族，甚至可以高举着天子那个“大”，而不再需要多么用心经营“在地化”，朝廷在许的威望，完全压得住地头蛇的蠢蠢欲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曹操集团突破了地方割据的性质，成为那个理应集权在握的“中央”，曹操集团的扩张，也因此而得以被包装成“平叛”。
试问，袁术、吕布、刘备、张绣、袁绍父子，乃至之后的刘表、孙权、刘璋、张鲁、韩遂、马腾，在先帝汉灵帝刘宏之子刘协面前，哪个不是“地方”？曹操以天子之名指斥上述群雄是反贼，哪个能够轻易反驳？
理论上讲，天子有召而不往、身为命官而不朝，本身便是“叛”。曹操完全可以从政治上、战略上，取得对于天下诸侯的先天优势，天下诸侯固然可以说曹操是篡夺朝廷权柄的曹贼，可我们别忘了，那些数得上号的将军、州牧、侯爷们，有几个不是许昌朝廷除拜或晋升的军政大权？这就使得曹操在196年以后的建安年间，获得了战术失败的战略兜底保护罩，而且这个战略，或者说“政治立场”还是大汉天下的顶级正确，多败上几场仗又如何？只要没丢了基本盘，就相当于毫发无损。
那么，什么是曹操的基本盘呢？
当曹操通过募兵丹阳、平黑山贼、收青州军而攒出军力，通过对吕布、张邈的兖州争夺战，对袁术的豫州争夺战，巩固了兖州、豫州之地盘，整合了人才队伍，再套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装扮，成为戴着羊皮的大尾巴狼，曹操集团大的对象已然不再是袁绍，而是天子。
以上四点，军队、地盘、人才、天子就是曹操在建安之初的战略基本盘，军队、地盘、人才在天子大义托庇下的不断扩张，使得曹操得以在建安年间获得战略基本盘不断拓张的势头。
就拿天子与人才的关系举例，拥戴天子之大义与朝廷体系的编制，也为曹操带来了最大的人才福利，合法的爵级、官阶与俸禄只有他曹操能够颁得出，给曹操打工，你是朝廷命官，给群雄打工，你大概率只是个将军府属或州郡长吏。
说得形象一点，人家夏侯惇、荀彧可以早早成为侍中、尚书令、河南尹，你关羽、糜竺充其量也就是个郡太守、州从事，所以牵招、田豫、陈登、陈群之流没有跟了刘备，除了风云际会的错过，或许更多的还是败给了现实吧？魅力确实能够招徕一部分人的拥戴，但，编制与待遇，显然更有诱惑力。
换言之，“挟天子以令诸侯”还能为曹操带来人才基本盘不断扩大的优势，败仗打再多，这个优势能轻易打掉么？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
政治，永远是最大的战略。
只要曹操在战略上、政治上不遭遇失败，军事上、战术上的失败，是无法撼动曹操的基本盘的（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这也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论述“此诚不可与之争锋”的核心原因。
曹操在建安年间，即便遭遇了赤壁之战、汉中之战乃至襄樊之战三次军败危局，但他在政治上始终没有犯什么当时人看来的大错（除了筹备称帝），这就决定了曹操集团在政治上、战略上的稳定与安全，自然能够抵消掉一次次战术上的失败，这也是汉末其他军事集团所不具备的一大优势，自然能够帮助曹操统一北方。
不过，我们千万别忘了，赤壁之战前的天下，刘备一度想要逃亡岭南、刘璋已经派出了张松前去投诚、孙权帐下的张昭也是带头投诚，西北乱战的韩遂、马腾早就是曹操的附庸，形势一片大好，当时全天下都快认定曹操马上就要平定乱世了。
曹操在战术上军事上整的这么多败仗、劣迹，当然也存在反噬，只不过这个反噬的表现不是曹操败死，而是统一天下变成了统一北方而已。如果没有这么多劣迹与败仗，屠城京观、擅养人妻、大小败仗，曹操若是像刘秀那般干净利落，或许早就统一天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