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摘要和笔记（20220412）

个人和家庭为了维护或提高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而求助的策略再次表现在既影响不同阶层的总数又影响其财产结构的变化中。 经济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本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允许商业资产阶级以工资的形式——比年金更隐蔽——但无疑是更可靠的占有方式——抽取工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从而部分的或全部的保持其工商企业继承者的地位。 学历所保证的东西，在这方面更接近贵族爵位而非严格技术意义上的定义所保证的这种资历证书，它在社会经验中，远远胜过且有别于占据一个职位的权利和尽职的能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贬值学历的持有者不大倾向于觉察并且承认学历的编制，他们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与学历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拯救自尊的想法倾向于关注学历和职位的名义上的价值，但是如果这种想法没遇上客观机制的同谋，就无法支持和推行这种对编制的忽视。而最重要的客观机制是习性的滞后作用，这种滞后作用导致将符合客观评价机遇的一种从前状况的认识和评价范畴应用于学历市场的新状况；其次是相对自主的市场的存在。 与学校教育体系的距离越大，关于学历市场的信息就越少或越抽象，滞后作用就越明显。在构成由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的信息中，最珍贵的一条信息就是对学历市场变化的实践的或理论的认识，即投资意识，这种投资意识，可以使在学校教育市场上获得所继承的文化资本的最大收益或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学校教育资本的最大收益，比如让人知道及时离开被贬值的专业或职业从而奔向有前途的专业或职业，而不是固守在以前的市场状况中提供最高利益的学校教育价值。 坚持习性的滞后作用所支持的关于学历价值的一种陈旧观念，无疑促进了某些市场的存在，在这些市场中，学历能够逃避贬值；其实，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学历价值的依附只能通过学历被派上的全部社会用途确定自身。……个人和集体的所有这些忽视作用没什么让人迷惑的，因为它们能够真正支配实践以及尤其是个人和集体策略，这些策略力求确立或恢复主观上隶属于学历或职位的价值的客观性，并能够有助于确定对学历或职位真正的重新评价。 要知道在确定学历的商品价值的交易中，出卖劳动力者的力量，取决于他们的学历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考虑他们的社会资本），而且学历与职位之间的关系越是被严格的规范化（这是与新位置对立的稳固位置的状况），这种依赖性就越强，骂我们看到学历的贬值直接为职位持有者的利益服务：如果说学历持有者与学历名义上的价值——也就是学历在从前的状态下通过权利所保证的东西——有关联，职位持有者则与学历的真正价值即当时在持有者之间的竞争中确定自身的价值有关联。 在学历泛滥时期，教育系统产生的期望与它实际提供的机遇之间的差距是一种结构现实，这一现实依受教育的整代人学历的稀缺及其社会出身而对他们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新近接受中等教育的阶级仅凭他们获得中等教育这个事实，就倾向于期待中等教育为他们提供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这种教育之外的时候提供的东西。……集体幻灭源自期望与机遇之间、教育系统表面上允诺的社会身份或它暂时给出的身份与走出校门之后劳动市场真正提供的社会身份之间的结构差距，它是对劳动不满和拒绝社会有限性的表现的根源，拒绝社会有限性是构成青少年“反文化”的所有逃避和所有拒绝的根源。这种不协调——和由此而产生的幻灭——依不同社会阶级而在主观和客观上具有不同的形式。……由于学校教育系统和用空话敷衍他们的社会系统对他们的社会身份、他们自身的形象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他们只有以一种总体的拒绝来反对这些评判，才能恢复他们个人的和社会的完整性。一切的发生就好像他们感到，起作用的东西不再完全像从前那样是一种个人失败，而是学校制度本身的逻辑，而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支持之下，个人失败被归咎于个人的局限性。对整个一代人产生影响的结构性降级是这种集体幻灭的根源，这一代人从它们的文凭中获得的东西注定比他们前代人获得的要少，这种集体幻灭使这受骗的和幻灭的一代倾向于将他们被学校教育系统激起的、掺杂着怨恨的反抗延伸到所有制度。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和科学的批判的）反制度情绪，在极端情况下，导致对社会秩序的被默认前提的一种揭露，对社会秩序提出的赌注、对它宣扬的价值的信念式赞同的一种实践悬置，对成为社会秩序的运行条件之投入的拒绝。【学校教育系统和学历制度是人们创设出来，用以衡量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一种体系，学历本身具有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一种认证功能，但是它的根源还是人本身的能力。上述的情况实际上是学校和学历制度的异化，人们被制度所控制，而忽略了制度背后真正的逻辑，所以当他们在现实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归咎于学校制度本身的失败，而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且很容易将这种情绪延伸到所有制度上。】——“第二章 社会空间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