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寂抄」张看·看张
年轻时候的张爱玲曾尖刻地说道：“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老后她对夏志清给蒋晓云写序提到《倾城之恋》又来一通: “我不免觉得是女性作家就要拿我去比。”按照她的个性与底气，当然会对不公允的并列颇有微词，就像萧峰指责慕容复时冷笑道：“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
虽然有诸多冒犯之嫌，但张爱玲的眼界、腔调的确惊人。即便时隔多年，依旧可以看出许多好处来，她甚至可以比肩如今中国各行各业里最为突出的一群人。
早年时张爱玲就显露出她惊人的眼界，同样是林纾翻译的哈葛德小说《烟水愁城录》，她高中时的评价短小而又精悍。指出“这一类的故事，虽乏文学上的价值，却是很好的娱乐品”；这就与多年后钱锺书那篇《林纾的翻译》“哈葛德在他的同辈通俗小说家里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直没有丧失他的读者”异曲同工。张爱玲对林纾的评价是“译笔华丽精炼，自是林译的特色。前半部充满阴惨恐怖的空气，引人入胜；后半部奇幻美丽，很能启发读者的幻想力”。到了钱锺书嘴里就是“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比哈葛德的轻快明爽”。
许舜英的文案一向具有非常强烈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她非常老练地说道：“服装就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政治就是一种高明的服装。”
许舜英表现的女性姿态在恋物居家有近乎狂欢的喜悦，在细节的铺张上得到永久的满足。她《森林篇/樱花篇》说的：“不安的人们居住在各自的衣服里寻求仅存的保护与慰藉，毕竟在世纪末恶劣的废墟里，衣服会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美好环境。”把她的文案转化成散文，就是张爱玲《更衣记》里写的：“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谈及时装，张爱玲洋洋洒洒，看法竟有几分像香奈儿，讲究返璞归真。《更衣记》：“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针对三十年代的电影，张爱玲 《银宫就学记》 举重若轻，完全显露她的精细的感知：“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这未尝不是有益的。【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她短小的话语颇有概括性与启发性，意味深长。到了影评人焦雄屏那就是：“30年代的电影常常会让我们后头的人吓一跳，觉得以前的人这么大胆。”
张爱玲对遥远的中国总是特别向往，像是谈苏格兰歌曲《萝门湖》却想到《诗经》：可以想像多山多雾的苏格兰，遍山坡的heather，长长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层紫色的雾。空气清扬寒冷。那种干净，只有我们的《诗经》里有。
在写器物的时候，她便怀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情感，看似描绘日本布料，实则显露对遥远中国技艺的向往：“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同样的话到了服装设计叶锦添嘴里就是“我喜欢日本的布料是因为那熟悉的感觉”，“这种美学常见于传统中抽象的部分，里面裸藏着一种远古的灵魂，都延续着中国的源”，“它有一种非常美的东方古典的感觉，含蓄内敛而又百花齐放，手工十分精细雅致又充满了感情。每次看到日本保存完好的布料，我也开始想象中国的布料能够发展起来”。
张爱玲欣赏日本的花布图案，说“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叶锦添则说“他们的东西比较倾向于设计性，多了很多装饰性的东西”。（虽然说的是句门外话，中国才分外崇尚装饰性。）
中国布料大体是对称分布的，小幅度有些错落参差；而日本的不讲究对称性，也更有画味。
中国布料不大懂得留白，老是密密麻麻的，让人眼花缭乱，反显庸俗。所谓“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其实总要有些低调疏落，方能衬托精华中心。反而日本花布有着余韵。
港大时期张爱玲修读的课程里有心理学，而后写作的时候，弗洛伊德阐释也出现在她笔下白流苏的“白日梦”与许小寒的恋父情结里。到了后期，张爱玲作品出现一种新的趋向，出现非常多的脑袋小剧场，俨然陈小春的韦小宝。不仅题目有《“嗄？”？》、《 一九八八至——？》。写的时候也是：“我的反应是漫画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许多‘！’与‘#’，不管‘#’在这里是代表什么。”
她生而早惠，曾说：“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而她的人生一向秉持怀疑，也许对她而言，人生的困惑远比得到的答案多得多。晚年写《红楼梦魇》时困惑的问号文学更为突出，句子里常常出现问号。另一个可以看出来的趋向是，其后期作品心理学阐释愈加突出，在她笔下弗洛伊德、荣格经常出场。
“Jung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 “佛洛依德的大弟子荣（Jung）给他的信上谈心理分析，说有个病例完全像易卜生的一出戏，又说：“凡是能正式分析的病都有一种美，审美学上的美感。” “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佛洛依德式的家庭就是原子家庭。‘扩展家庭’有许多长辈给孩子们作模范，有选择的余地，据说不大会养成各种心理错综，至少值得作参考。” “说鸳鸯私恋宝玉，也是假道学。续作者却不是这样的佛洛依德派心理分析家。” “曹雪芹虽然在写作技巧上走在时代前面，不可能预知佛洛依德‘梦是满足愿望的’理论。但是心理学不过是人情之常，通达人情的天才会不会早已直觉的知道了？”
到了《小团圆》也宛如心理学梦呓式的作品，开篇结尾就是心理学：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但是她常想著，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著考试了，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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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这样的梦只做过一次，考试的梦倒是常做，总是噩梦。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类似的场景出现在武志红的《巨婴国》里，“梦中，似乎回到了初中，正在参加地理考试。 不过，考场上全是成年人。试卷上清一色是选择题，但那些选择题的答案，好像都不大正确。看着那些选项，我越来越 愤怒。突然，我情绪失去控制，左手一挥，把试卷撕去了一小半”。并指出：
考试梦多有这样的寓意:考试即考验，梦到了考试，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考验，或是升职等功利方面的考验，或是道德上的考验。并且，考试梦隐含着这样的道理:你过虑了。因为，那个科目，尽管在梦中考了低分，但在现实中，它却是我们的优势科目，或起码也是那种经过艰苦奋斗后所通过的考试。
武志红《巨婴国》另一段也与张爱玲撞上了，形成跨越时代的对照——是讲中国的“敌我观念”：
2016 年 6 月，深圳发生一件让人哭笑不得但其实又非常常见的事情，一对夫妻喝醉了，争 吵，男人开始打女人，警察过来干涉，要拘捕男人，结果女人开始猛烈厮打警察。
此时，这个女人本能上考虑的，是“我们”和“他们”。她要先站在“我们”这一边，而将 来帮助她的警察视为外人。
这位妻子如果有独立自我，会知道，最重要的首先是“我”的尊严与人身安全，于是还击丈 夫的攻击行为，并会接受别人的保护。
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紧急事情发生后，按说要先解决问题，但国人很容易先区分“敌我”。
到张爱玲笔下，就是《气短情长及其他》：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男人，也还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男人哀求道：“回去罢——回去打我罢！”这样的事，听了真叫人生气，又拿它没奈何。
她舍我其谁的说辞与自信也与吴霭仪分外相似。
看金庸小说，常抱着娱乐消闲的目标，【从来不喜欢谈甚么“研究”，】【不过旧版看得熟了，再看新版，两者之间的分别、作者在甚么地方动了手脚，依稀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是自幼喜爱的故事，一旦被改动，自己必然有许多意见，有些地方，平心而论是新版改得好，但另一些地方，却绝不同意，碰见同道中人，甚至作者本人，少不免议论滔滔。这不算评论，不过是个人观感，【希望有人共鸣。】——《金庸小说的女子》自序
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看到脂本《红楼梦》。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但是没写过理论文字，】当然笑话一五一十。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肯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巴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因为怕唠叨，说理已经不够清楚，又把全抄本——即所谓“红楼梦稿”——简称抄本。其实这些本子都是抄本。难怪《初详红楼梦》刊出后，【有个朋友告诉我看不懂——当然说得较婉转。】——《红楼梦魇》自序
谈到中国人时，理解也非常地道深刻，《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就说：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而且像我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
同样的思维，到了许鞍华也是“跟着看不起那些怪人——比如伯婆、五太嬷。直至我开始懂事，才明白她们之所以怪，原来全是被祖父母欺负所致，我认为是好人的祖父母欺负起人来总是不露声色，技巧高超。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忽然间，那些忠奸角色在我心目中大混乱了，黑白是非全都颠倒了”。
谈文学的时候，也和毛姆一样注重故事性：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回到年代悠远的新石器时代去，仿效那在山洞里围火讲故事的人。我有故事要讲，我把故事看作是乐趣。在我看来，那时单是故事本身就足够成为一个目标了；而现在有相当长的时间，知识分子却瞧不起讲故事，所以我就倒霉。我读过不少论小说写作的书，全都认为小说情节没有多大价值(顺带说一下，我就不懂得某些自作聪明的理论家在故事和情节之间所作的严格区别。情节不过是故事的布局罢了)。这些古人们会认为情节对于高明的作者只是一种碍手的东西，是他对公众愚蠢要求的一种让步。确实，有时候你会认为最好的小说家都是散文家，而唯一十全十美的短篇小说是理查里司·兰姆和威廉·海司列特写的。——毛姆《论小说写作》
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当然最让人乐道的还是谈爱情，张爱玲说:“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张爱玲看到了恋爱会使人在精神层面升华，这与顾随类似。顾随也说:“人在恋爱的时候，最有诗味。如‘三百篇’、‘楚骚’及西洋《圣经》中的‘雅歌’、希腊的古诗歌，直到现在，对恋爱都是在那里赞美、实行。何以两性恋爱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占此一大部分？人之所以在恋爱中最有诗味，便因恋爱不是自私的。自私的人没有恋爱，有的只是兽性的冲动。何以说恋爱不自私？便因在恋爱时都有为对方牺牲的准备。”
甚至带有一点琼瑶式的痴情，将女人和爱完全捆绑。散文《有女同车》：“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到琼瑶那里换句话就是：
紫薇凝视乾隆，几乎是一字一泪了：“我娘说，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想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是，仍然感激上苍，让她有这个‘可等、可恨、可想、可怨’的人！否则，生命会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还珠格格》16回
谈到艺术对人的生活的影响，张爱玲与其他人也形成互文：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张爱玲《童言无忌》
“如果不是从印象派画家笔下，我们又从哪里得到那奇妙的棕黄色的雾，它们在我们的街市上匍匐前进，把煤气灯变得朦胧，将房子们变成怪物似的阴影。......在伦敦，雾也许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了，我敢这么说，但是没有人看见它们，因此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雾并不存在，直到艺术创造了它们。” ——王尔德《谎言的衰朽》
“拉罗什福科认为,假如从来没有从书本中读到过恋爱的事情，人就从来不会有恋爱的念头，并且 浪漫爱情这个观念（以及它在个人生活中的中心 地位）照理论说是大众文学的发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
甚至还能与香港电影挂钩，《易经》里的夏斯翠先生就俨然洪金宝：
我爸喜欢说一个故事，有个人自以为是茶壶，一手扠着腰，身体往另一边弯。‘倒茶。’他说，你就知道他的肚子有多大，跟茶壶一样，胳膊短短的—”比比自己也把短胳膊架在腰上，沙漏似的身子缓缓倾斜。琵琶笑了又笑，其实在《读者文摘》上看过这故事。她没法想像夏斯翠先生看《读者文摘》，更觉得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