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考 一副对联背后的朱熹、王阳明、李贽及泉州的城市精神
到泉州开元寺参观，会在古寺的山门看到一副木刻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联后有段注释：“寺门旧有此联，朱文公撰，久佚，为补书之，戊寅春沙门一音书”。
此联由弘一所书，这毫无疑问，他所独有的书体一望而知。但是否朱熹所撰，却须打个大大的问号。
一、此联并非朱熹所作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不生朱子，仲尼如长夜”。理学大师朱熹以排斥佛老、维护道统而著称。他与泉州的不解之缘，始于他的童年，当时其父朱松在泉州的安海、石井等地任职。多年后，他的从政之路又起步于泉州府同安县。
在同安主簿任上，朱熹常来往于泉州各地，与当地士人以及佛门禅师都有密切交往，曾与当地名士傅自得效仿苏东坡放舟晋江，追求人生的解脱境界。在当时，“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以儒修身”，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观念，自惠能大师创立新禅宗以来，佛教精神由“出世”而“入世”，“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等说法，让佛教完成了中国化最关键的一步，影响力达到新的高峰。朱熹年轻时也曾醉心于禅宗思想，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写到：“泉州最大的名刹开元寺，创建于唐垂拱年间，殿阁雄伟……朱熹常来游观问法，他大书了一副对联悬挂在门口：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1.1只可视作传说
朱熹撰写此联，看似水到渠成，成了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可实际上，若认真考较，却只能被当作一种传说。
束景南的《朱子大传》固然资料翔实、考证严密，可谓朱熹传记中的经典。可在此联的出处上，却缺乏让人信服的证据。他说这副对联是朱熹“参悟无等禅师的‘泉南佛国’变化而来”，但有学者考证，“泉南佛国”的提法最早出自南宋初王十朋知泉期间，不可能由唐代僧人无等禅师所题（《泉南佛国考辨》王四达 华侨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二期）。束景南教授所述，显然不足确信。
此外，1999年版的《泉州市志》在“碑记、楹联”部分收录了这一联句，把其归为朱熹所撰，却未注明出处。显然，弘一法师的注解中提到“久佚，为补书之”，说明在民国时期，此联失传已久，之所以失传，正是因为文献中缺乏记载。同时期的圆瑛法师为重刻《温陵开元寺志》所作的序言中则说：“昔贤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昔贤”是否指朱熹，并未明确。
再查询“知网”得知，今人数篇提到此联的论文，都同样是引用成说，并未提出依据。其实，“知网”上可查询到的相关文献，主旨都不在此，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引用而已。从中可见，一是，朱熹创作此联的传说流传之广，二是，如此广为人知的故事，既无文字记载，也尚未有人进行认真严谨的考证。
1.2实际疑点重重
此联由朱熹所撰，不仅缺乏证据支持，而且疑点重重。
一是，与开元寺相关的重要志书、文章均无记载。
开元寺的志书，首推崇祯年间释元贤的《温陵开元寺志》，该志的“艺文志”部分收录了寺内保存的历代碑刻文字，以及历代高僧大德、文人墨客的诗作，却一字未曾提及此联。在对“三门”（即山门或天王殿）的介绍上，仅提到元代郡监题写“泉南佛国”一匾；而万历版《泉州府志》从序言到凡例，再到正文，无处不提到朱熹。然而，介绍开元寺的条目下，却只字未曾提到朱熹与此联。
开元寺在万历朝经历一次重修，李廷机、李开藻、詹仰庇等当地名流都写有文章记述此事，却没有一人谈及此联，倒是一位禅师的文章提到“往朱子簿同安时，悯梵天寺僧诗云：‘输尽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来归’，于是颇为计，寺至今幸存不废，则朱子力也”，谈到朱熹对泉州佛寺的贡献，却只字不提此联。
二是，不符合朱熹的楹联风格与思想。
先说楹联风格。1999年版《泉州市志》将所收录的三则楹联归入朱熹名下，此联之外还有两个：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朱熹题欧阳詹居室）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朱熹题雪峰寺）。不难看出，这两联十分工整，或用词典雅或富含深意，与世所流传的朱熹楹联风格一脉相承，而“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更像是脱口说出的一句话，与之格格不入。
再说朱熹的思想。孔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朱熹注释称，“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也”（《四书章句集注》卷八阳货第十七）。在朱熹看来，凡圣界线分明，下愚之人本性难移，这与“满街都是圣人”所体现的思想恰恰相反。
综上，在朱熹备受推崇的明代，泉州儒佛两界都没有关于此联的片言只语，而此联又与朱熹的楹联风格与思想格格不入，由朱熹所撰之说值得怀疑。
1.3应非朱熹所作
然而，不是朱熹所撰的直接证据，还在于“满街都是圣人”此语的出处上。
“满街都是圣人”，已知最早载于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传习录》。原文为：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传习录》对朱熹的理学思想以批判为主，只要是朱熹曾经的言论或观点，该书大都会予以说明并批判之。可分析这段原文，这明显是王阳明师徒问答时提出的观点，并且得到了王阳明的赞许。
更关键的是，“满街都是圣人”最具王阳明哲学特质的一个观点，虽然自孟子以来的性善论，一直都有“人皆可为尧舜”的说法，但从来都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反复强调并论证普通人也可入圣的道理。他在《传习录》中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为，便自有担当了”。这明显不同于朱熹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直入本心”的说法相近。王阳明还说，普通人与圣人之间，良知是一样的，只有斤两之差，而无成色之别。“满街都是圣人”与这些心学观点一脉相承，意在唤醒了人们的道德自觉与热情，凸显人格平等的精神，正是对晚明朱学末流也即伪道学之流的批判。
知名学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到：“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此说解者纷纭，其实乃表示儒家入世承当的伦理非复士阶层所独有，而已普及于社会大众。”他还说“儒学从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王阳明可以说是创始者。他的‘良知说’和‘满街都是圣人’说为后学开启了无限的诠释法门。”
实际上，在知网上查询到关于“满街都是圣人”的论文，此语出自王阳明已是常识和共识，毋庸置疑，若出自明代的王阳明，也就不可能由宋代的朱熹所说。
二、创作时期应在明清之际
作者若非朱熹，又是何人？从史料中找到确切证据并不现实，不过，从“满街都是圣人”的出处及其思想内涵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其创作的时期。
而要推断此联的创作时期，我们便绕不开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2.1先谈谈李贽
李贽，何许人也？
他是泉州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他还被称为“明代第一思想犯”。
嘉靖六年（1527年），李贽生于泉州府南门外，其家族累世经商，但到李贽父亲时已家道中落，其父只是一位贫寒塾师。李贽自幼聪颖，性格倔强，26岁中举后，游宦半生，最后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弃官归隐。作为阳明学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以“异端”自居，倡导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反对重农抑商，提倡人人平等。
在晚明，支持者对他推崇备至，捧为精通儒释老的学术明星，乃至尊为人生导师。反对者把他视如异端，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既围攻于武昌，又驱逐出麻城，最后将其投入诏狱，以至不堪受辱的李贽在狱中自杀。然而，消灭肉体、禁毁著作不仅不能遏制李贽思想传播，反而增其身价。史载，终明之世，“卓吾书盛行，咳睡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
李贽的始祖林闾的夫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史料称她“好修寺宇，构弥陀殿，塑金刚像于开元寺廊之西”。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开元寺此联由李贽所作，但此联无疑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
一方面，李贽是王学的信徒，他的“童心说”正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继承和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满街都是圣人”之说由泰州学派发展到了极致，而李贽正是泰州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笃信的“百姓日用即是道”，与“满街都是圣人”的精神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李贽信奉佛教，主张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他曾说，“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焚书·答周西岩》）这也与开元寺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
2.2晚明的时代精神
李贽所处的明代中晚期，社会富有活力，思想空前活跃。李泽厚在其名著《美的历程》中提到“明代中叶以来，社会酝酿着重大变化……《牡丹亭》主题并不单纯是爱情，杜丽娘不只是为柳生而还魂再世的，它所不自觉地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自由期望和憧憬”。
在这场思想史的浪漫洪潮中，李贽成了一个中心人物，而他的家乡泉州同样进入了发展新天地。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进入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今人谈及泉州历史，无不称宋元之盛。可若就人文而言，明代中晚期并不逊色，甚至远远超过。
1999年版《泉州市志》的“人物传”收录了自唐以来的重要人物，其中，宋元400年间有36位，却包括了王十朋、朱熹等10位外来官员，而明代中晚期（嘉靖元年1522年—1644年），122年间就有34位，且都是泉州人。该志所收录的“唐至清代泉州仕外职官表”，总计有257位相当于现在省级以上职官，其中，冗官严重的宋代仅53人，元代2人，清代46人（嘉庆之前的清初38人），而明代竟有明代157人之多，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明中晚期（134人）。
在当时，李廷机成为近１５０年间入阁的唯一福建人；俞大猷、洪承畴、郑芝龙父子等都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文学界，王慎中作为“嘉靖八才子”之首，为反复古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艺术界，张瑞图与董其昌并称“南张北董”，在书法史上留下精彩一笔，何朝宗则让泉州的民间艺术登峰造极；思想界，李贽作为当时最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何乔远以《闽书》闻名一时……
无疑，明代中晚期堪称泉郡人文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流风余韵影响之下，李光地以理学名臣而成为清初著名的政治家，施琅收复台湾名垂青史，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未再现昔日之盛。
二是，民间商业空前活跃。明代泉州整体上走向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却为何能再现人文鼎盛的局面呢？这或许不得不归功于民间商业的活跃。
1472年市舶司迁往福州，这被当作泉州衰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和官方港口衰退不同的是，明代私商队伍逐步壮大并持续发展，开启了民间商业的序幕，推动了华侨群体的形成和偏远走私港口的繁荣。以明代为核心的前后三百年，成为泉州民间商人空前活跃的时期。此时的泉州，如同欧洲国家一样，经历着商人财富的不断积累，社会商业化氛围不断浓厚，重商思想不断加深，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过程”。（《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王明丽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第3期）
民间工商业发达。德化白瓷源于宋代，到明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至明代晚期，德化窑业日臻全盛，进入“中国白”的黄金时代。崇祯年间出版的《天工开物》提及：白瓷“凡白土日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南则泉郡德化。”以何朝宗、张寿山、林朝宗、陈伟等为代表的一批瓷塑艺术大师所创作的瓷塑作品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之瑰宝”。
民间贩海贸易达到顶峰。当时，郑氏海商集团以安平港为基地，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商帝国，主导了远东水域的贸易主导权和制海权，达到了中国海商史的又一顶峰。值得一提的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强大实力，甚至让西方殖民者在远东的拓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其所积累的巨大财富，也可以从开元寺百柱殿（即大雄宝殿）的宏大规模中窥见一斑，据记载，现今保存下来的百柱殿正是郑芝龙所重建，“殿柱悉易以石，壮丽视昔有加矣”。
2.3应创作于明清之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晚明阳明学的流行以及民间商业的发展，为此联之诞生创造了最佳的历史契机。而“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无疑也很好地阐释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写道：“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求以尽其心而已’，可见“尽心”两字的分量之重。商贾若‘尽心’于其所‘业’即同时为‘圣人之学’，绝不会比士为低。这是‘满街都是圣人’之说的理论依据。”无疑，民间商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商人阶层的崛起，产生“良贾何负于闳儒”的自信，更能推动由泰州学派开启的儒学转向，促进社会平等意识的觉醒。
值得注意的是，把“满街都是圣人”说发扬光大的泰州学派，其创始人王心斋即出身工商业者，早年经商致富，杰出代表李贽的先祖不仅是大海商，甚至还有波斯血统。这可说明，民间商业的发展正是“满街都是圣人”学说的社会基础。也可证明，开元寺此联的诞生离不开民间商业活跃与儒学转向的社会氛围。
最后，我们再从字面含义来分析此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古称”二字，未尝不是对宋元最鼎盛时期的开元寺的一种怀念。若是怀古，那就应该在开元寺臻于全盛的元朝之后，而“满街都是圣人”正好与《传习录》中所载相印证，与晚明的儒学转向和社会风气相吻合，则说明，最大可能就是创作于这一时期。
综上，“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与其说是朱熹所作，不如说更符合李贽的思想，体现晚明的时代精神，正是诞生于明清之际。
三、此联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或有人问，考辨此联是否朱熹所撰意义何在呢？推测此联的创作时期又是为何？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3.1解读城市精神
之所以考证，一是因为此联体现了泉州的城市精神。何为泉州的城市精神？时下，我们常常用“爱拼才会赢，敢为天下先”这句口号来概括，也一向以“半城烟火半城仙”而自豪，更在骨子里头珍视并顽强保留家族传统与地域特色，可以说，泉州人是最不“媚外”的，还常常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归纳起来，这其实也就是“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所蕴含的“世俗与平等”的精神。
世俗，即入世的精神。“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角兔”，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平等，是破除偏见。惠能大师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自性平等，众生是佛”，体现了破除以自我为中心、众生平等的精神，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李贽进而说出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正因为世俗，才造就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的独特景象。新禅宗的入世转向开启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也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繁荣，在泉州，文庙、开元寺、老君岩、关帝庙等并存于狭小的老城区，拥有大量相同的信众，被当作泉州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也因为世俗，悠久的商业传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义利之辨由宋儒的“口不言利”转向晚明“以义主利、以利佐义”的“义利相合”，以及节俭、勤劳、立功、立德等成为新宗教伦理，都为泉州人的重商传统与敢拼敢闯赋予了道德价值与宗教意义。
因为平等，“四民异业而同道”、“良贾何负于闳儒”等等，这些儒学转向之后的新观念才得以在泉州流行，民间商业才能继刺桐港沉寂之后而达到空前繁荣，重商传统与进取精神保存至今，最终成就今日“爱拼敢赢 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口号。也因为平等，一方面，促进了泉州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更加珍视家族传承，保留地域文化成为社会共识。另一方面，才能打破偏见，对异域宗教文化兼容并包，众多海外宗教遗迹也因此完整地保存至今，赢得“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美誉。
3.2具有现实意义
之所以考证，还因为此联在当下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下区域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城市竞争上，而城市之间的竞争，就需要换一张能彰显城市性格、具有吸引力的“名片”。
朱熹当然也是泉州历史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弘一法师也为泉州增添了不小的魅力。然而，真正让泉州区别其它地区，彰显城市性格的，应当是李贽。如果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是泉州的最佳广告语，那么，李贽则是家乡的最佳代言人。考诸李贽的特殊身世、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说、倡导人本民主的近代意识，在中国大地上，或许只有泉州，才能孕育出如此异类与奇才。
他说，“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与焦弱侯书》）。数百年之后，为商人所作的公开辩护，一定能在他的家乡找到最多的知音。
3.3怀念一个时代
之所以考证，还因为怀念出现于明清之际的启蒙时代，从宋儒的“天理世界”，到王阳明的“满街圣人”，再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不仅是圣人更加顺乎世俗人情，也是凡人的不断觉醒，伴随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民主与人本的思想开始萌芽。
只可惜，明清鼎革之际，这一启蒙思潮遭到了本不应有的挫折。 “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李泽厚《美的历程》），满清那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扼杀了自晚明开始的新思潮。而在明代中晚期重新活跃的泉州，也于此际再度衰落，清末“五口通商”遂成弃子，“东方第一大港”彻底湮没无闻。
因此，答案不言自明。把此联的创作时间定格于明末清初，既是因为，晚明、此联、李贽是诠释泉州城市精神的三个关键词，还是为纪念那场由传统文化内部主动发起却遗憾地胎死腹中的启蒙运动。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第二故乡——泉州。
郑运钟 2022年4月5日于东海·俊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