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15（周二）书摘：李安谈电影；张充和书信；王鼎钧回忆录

1、《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我看了《杀人心理学》后才知道，其实面对人开枪并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在本性上都做不到。人类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可以自然地杀人。这种保护人种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如南北战争或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两军对阵，近距离开枪，按说至少应该有八成以上的命中率，但都只有少数人倒地，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正对人开枪，不是往天上打，就是往旁边射，要不就是装子弹、救伤兵，假装很忙地打混。二次大战中，英美军方发现这个现象，正视这个问题，于是开始研究杀人心理学。

因为拍战争片，我也参考了这方面的资料。

此外，骑马课也是重要训练之一，《魔鬼骑士》一书中详载当时游击队领袖的种种轶事，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骑士，马术一流，但也是最残暴的一群，素有“魔鬼”之称。身为魔鬼队队员的杰克等人，马术当然不能太差。所以托比等人不光是操练跑马，还要演练队形，几个人骑马走到镜头前要走出个队形来，同时还请来军事教练，教授他们枪战技巧。

至于朱尔，我则陪着她上了三个月的表演课。除了请老师来教导表演、语言课程外，排戏时我也教她。她上课的进度本来还行，但排戏时一碰到那群男孩就乱了套了。第一次演戏她很紧张，讲话的节奏不由自主地去跟其他人，这一来表情就顾不上了。托比、斯基特（Skeet Ulrich）等人从十岁起就开始演戏，均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朱尔是当时名气最大的，男孩们有点不服气。

后来我发现不行，就陪着她，一点一点地从练口音开始，给她安神。我说：“你先不要被他们影响，先盯着你自己的韵律上，有点信心后，再插进去。”方法很笨，但当时也就这么干了。

然后一开始拍片，又不行了。她根本没拍过片，对作业完全没概念。第一天我拍主镜头，拍完两个钟头要拍近景时，发现她整个人散掉似的。这才有人想到，两个钟头刚好是一场演唱会的时间，她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于是教她如何调整，拍片一天要十二个钟头。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细教、硬做，大概三个星期后就上路了。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这种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人，带新人得因人而异。

2、《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

招牌用仿宋字我实在不赞成，我记得呈贡县的老县长用女人轿抬我去写“奉法守公”大匾给什么人。后来他升官时别人又请我写什么（我忘了），吹吹打打的把匾又送到龙街我们住处来。那时大概你们都走了。我当时觉得可笑，又觉得得意。这些人弄神弄鬼的。到美国卖过一张字，只二十字，却卖到二十五块，这位自命深知东方艺术（她是在大学里教艺术的）的老太太把我的字挂在壁炉上。我有涵养，不声不响。（她开个鸡尾酒会算是给我光荣的。）在座一位中国人亦不响。后来还是个外国地理学家曾到过中国（就是贵州）他指出的。我抱的主意谁只要买我的字画一概不去管他，烧了也好，挂在茅房也好。可是送字画便不同了，也不轻易送人。同城的人几乎一个也不送。因为送了他一定要挂，不然怕我不高兴。

3、王鼎钧《昨天的云》

那时物力艰难，我们拿搓绳子用的苘麻扎成刷子，再修剪成笔，蘸了清水，在方砖上写大字，斗大的字，上午写三百个，下午再写三百个。疯爷强调大字重要，大字写得好，小字才会好。我用毛边纸写手掌大的字，写一张又一张，在字里行间写小字，由龙眼到蝇头，大大小小，不计其数。

教会请我用大楷恭录经文，供主日礼拜时全场朗诵之用，经文用白话译成。疯爷看见了，立刻有意见，他说练字必须写文言文，而且要极好的文言文，习字才会进步。若是他发现我有一丁点儿进步，就特准我使用他的宣纸，以示鼓励，那时，在家乡，宣纸是珍贵的东西。他说，毛笔字要写在宣纸上才好看。

那时，在进士第，只能以客厅一角做我的书房，有时疯爷一面会客一面监察我的功课，每见我习字出现败笔，就从旁提醒：“用中锋，用中锋！”有一次，一位客人为我缓颊，从旁说：“苏东坡写字不用中锋。”疯爷立刻说：“苏东坡怎么能学！”又一次，客人指出黄山谷写字不悬肘，疯爷也急忙说：“黄山谷怎么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