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可能性自身（POSSE IPSUM）， 不可能性与也许（LE PEUT-ÊTRE MÊME）
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可能性自身（POSSE IPSUM）， 不可能性与也许（LE PEUT-ÊTRE MÊME）
读凯瑟琳凯勒之《不可能性的云》
作者：约翰卡普托
译者：我想问一下疫情不能补测咋办捏，说说看呢，咋办捏，苏科大说话，说话
我应该警告读者，你正在进入凯瑟琳·凯勒和我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已经写了一段时间的信，因此有时这些书信里的一些话语可能会以一种缩写（short-hand）或者速记的形式出现，所以可能很多东西需要解释。当我说我们的关系本身是一种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和一种否定神学式的纠缠时，我不仅仅是想表现出我很聪明的样子——比如说（我和她分别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男性和女性、哲学家和神学家、形而上学的解构主义者和过程神学家，就像我一开始所提的那样。这些对子在过去就爆发过流血的战争。正如凯瑟琳·凯勒（catherine keller）所说，我们之间的很多差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自身的经历（biographies）来解释的，我来自充满形而上学的天主教传统，所以当我听说克服形而上学，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时，它对我来说有着解放的诱惑——这种解放是关于恶棍，关于激进的，以及关于外部的解放。凯瑟琳来自反形而上学的新教主义，这给了形而上学以某种禁止的他者似的诱惑，尤其如果这种形而上学采取了一种非-经院式的万有在神论的过程形而上学的路径（这让我在大学里的托马斯特教授们怒火中烧，他们总是希望我们远离这种思想）。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一直朝着一个中心前进，终于在一个我们都很高兴地称之为“神性诗学”的地方碰了面，这也是我们前几年所合著的一本书。
正如她所说
上帝之名是一个邀请的名字，一个诱惑的名字，一个我们理应成为其答案的爱欲的名字，一个回应的名字，一种实现的名字，一种现实化的名字，一种物质化的名字，一种具身的道成肉身（the embodying incarnation）的名字。她这么说，而我说“是的，是的”（oui, oui.）。她说，神学以我们自身能力和责任的礼物侵扰着我们。她说“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去成就（do）上帝。”（It is up to us to do God）。她说“再也没有天上的上帝（指古旧神学意义上）给我们派送馅饼了。”是的，是的，我说。这是我就是我反对任何其他人去更改的原则。上帝不是主权的例外，而是一种宁静祈求的来源，它总是要求实例化（instantiation）。关于那种伟大上帝的无神论并不是神学的终结，而恰好相反是其开始。
可能性是一个很贴切的昵称，对于上帝来说这是个好滴词，她说。但是根据解构主义的诡计，既然一个词总要引出另一个词，那么就不存在单个的词，她迅速的补充道，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在其中心寄居着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是的，是的，我说。这种不可能性，我们都所表示的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而使所有事物焕然一新（making all things new），全新的存在物，更新大地的面容，就如赞美诗作者所说的，这是一种打破视域的（horizon-shattering），侵入性的更新，它释放了那些从未被想象的（unimagined），无法想象的（unthought）可能性，这是我们为之祈祷，为之流泪与梦想的可能性。如果宗教这个词对你有任何意义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如果宗教对你来说无关紧要，那么这个词也就无关紧要了。我们所说的宗教，或者宗教的上帝，并不在意你叫它什么或者你是否相信它。我们所说的神学就是“仅仅是一个能在不可能之前重整旗鼓的机会”。她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我真希望我曾经想这么说。
所以，我想先说，我当然赞成（counter-sign）凯勒的一切——不可能的云，否定神学，以及全局纠缠。一切！感谢陪审团滴服务，可以结案咯！下个案子，谢谢。
但也没这么快。那“形而上学”呢？我们俩不是都知道我们在这点上有所分歧吗？好吧，在她的话饶了好几圈之后，我会说，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并不是在我细心研究其哲学之后所说的。
不是这样的捏，如果我们都反对那种全能的形而上学，那些穿着长袍拿着大棍想要去捍卫天上的伟大人物（Big Guy）的形而上学，那就不是。全能是一个凯勒所抨击，而我跟在凯勒身后寻求掩护的词。
不是这样的捏，如果我们双击刷新选项，说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这个词是一系列无声地吸引着直观飞跃的隐喻（series of metaphors mutely appealing for an intuitive leap），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关于理解我们所在世界的位置以及世界在我们这里的位置的创造性想象力的工作，那么就不是，我和凯勒在这点上没有差别。如她所说，“新形态的神学，或者说形而上学，是一种与科学结合的，在使用经验概念论证的时候必须是假设性的，多元的，流动性的，并且向修改（revision）敞开的形而上学，正如菲利普·克莱托（Philip Clayto）所说的那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当然也同意。
不是这样的捏，如果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意味着追求和关注揭示了伟大和渺小事物之间的深刻关系性以及交叉交错（chiasmic intertwining）的新物理学的话，那就不是。
所以，总之，我们也许会把我们共同的所支持的基底描述为，那种不是全能的形而上学，或者是强本体论，而是那种“幽灵学”（hauntology），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更类似于猜测洞穴墙上倒影，或者猜飘在天上云朵的变化形状，比如说那是个大耳朵的人，或者是一只狗。那么，在我们所说的“幽灵学”内，是否存在一些剩余的差异呢？我不确定。[1]
接下来，我将随着时间和我滴智慧去理解她所说的，把在云中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作为我的试金石，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尝试提出一两个问题。
把红衣主教的牌放在桌上
《不可能的云》是一部复杂的，多学科交叉的作品。它灵活地跨越多个学科，跨越从基督教古代到现在的思想家。它发生在几个话语层面上，同时也作为一个广泛的研究著作，而且还是一种冥想或沉思的行为，甚至有对于行动的呼吁。它的多条力量线（Its multiple lines of force），它的否定神学与纠缠，跨越并相交于一个最集中的点，由它的标题“不可能”、“不可能的可能性”、“不可能的可能性”，“关于不可能的可能性的神秘”所唤起。不可能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远离上帝的名字，因为有了上帝，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包括不可能的。
但这不是“全能”的定义吗？所以，让我们从“可能”本身开始。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指的是纯粹可能性），如果它有自身的话。（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s’il y en a), if it has a self.）
啊，这就是问题（rub）。然后问题则蜂拥而至了。可能（the possible）是一个存在者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存在者的更高的原因？还是存在者更深的基底？或者说是存在本身？还是超出存在者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可能性本身不过是一种抽象，一种过度活跃的想象力或者过度扩张（overreaching）的思想？有没有可能，可能性只是无物（nothing）？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无物，也就是为所有物负责的那种？或者仅仅就是直接的一无所有，那种虚无的否定（the nihil negativum）？
在这本权威性的书中，凯勒对古典基督教的否定神学传统做了一次非常惊人的考察，她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哲学家，传道士，库萨的尼古拉，我把库萨当做其思想的关键性人物，因为库萨提供了从基督教传统的新柏拉图主义转向现代世界的支点。[2]库萨深谙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因此他始终可以从古典有神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但凯勒表明，他也是思辨宇宙论（speculative cosmology）的作者，这种宇宙学是非常现代的，是一个先驱，也是在哥白尼之前的对手，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关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问题（醍醐灌顶式的）的国际性的外交官。在库萨那里，凯勒发现了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它提供了该书结构的组织特征——叠合（complicatio），展露（explicatio）与包含（implicatio）（这是从plico, plicare来的，褶皱）。（即使是外交官（diplomat）也源于Di+pli，指的是携带折叠的文件，也就是portfolio这么一种职务。）库萨的叠合（complicatio）运用了继承的否定神学神学传统与怀特海的关系形而上学、德勒兹、量子纠缠、人际间的关系性和行星-环境伦理与政治的概念联系。因此十分“权威”！
在库萨那的对立统一意味着在上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对立的东西就变成了同一的，一致的，一的或者“单纯的”（”simple”），一切都内含（enfold）于上帝之中，而被造世界就是其的展开（unfolding）。在拉丁文中，simplex同样也属于同一语系，意味着那种被褶在（folded，pli）一起（together，syn,synm）的东西（pli，syn）成为一，意味着没有褶子（no folds）。在德语Einfalt，拉丁的syn被“一”所取代，因此除了意味着被褶为一，Einfalt也被用来意指单个褶（One-fold）。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采用的翻译的意思，单个褶（One-fold）意味着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褶子，或者也就是本体论差异。所以，一造成了二，一个褶子造成了外在于一的两个平面或者表面，也就是凯勒所发现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这是一种服务于万有在神论的模型。但是，在拉丁文中，或者在中世纪哲学和神学中，simplex意味着没有褶子（no folds），没有差异，是绝对的自我统一（(ipsum!）。
通过把上帝描述为自我同一的在先的整体同时也就是对立的整体——行动与潜能，本质与存在，甚至是同一与差异的这种整体——库萨采取了一种大胆的比喻（daring trope），这类似于埃克哈特。大胆但并不是不正统的。尽管有那种托马斯阿奎那的经典基督教形象，阿奎那对于这种悖论式的思想没有任何兴趣，并且教导道上帝在更高的层面上（eminentiore modo）预先包含了一切——这种方式当然是更加完美的以及是更加以一种完美的单纯做到的——这种完美物的繁多体可以在造物中找到。在上帝存在的单纯中（In the simplicity of God’s being），每一个对立都相合了。相应的，尽管阿奎那也许从没有这么说，但阿奎那同样也教导了一种有知识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是绝对单纯的，但是这对我们来说理解（intellectus）其是如何的（(quid sit) (ignorantia)）仍然是困难的。我们的理性（ratio）是最弱形式的理智（intellectus）（debilitas intellectus），“弱的思想”正如瓦蒂莫（Vattimo）所翻译的那样。因此，传说阿奎那说，形而上学就是一层壳（sicut palea），就像是稻草，或者一种非常模糊的非知（very cloudy unknowing）。
话虽如此，到目前为止，这都是直截了当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无争议的托马斯正统学说。我们可以看到，库萨的尼古拉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库萨与古典传统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可以在库萨著名的新词posset中找到，posset是posse和est的复合词，表示它可以在（quod ipsum posse sit:）“可以在的可能性（that possibility itself can be.”）”。他的意思是上帝就是上帝所能是的，而且在上帝之外没有可能性。虽然这是标准的托马斯主义，但库萨强调的是从存在中冒出来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that bubble up from being）——而托马斯主义在意的是着存在本身的嗡嗡声，所有都蜷缩在上帝之中。库萨的版本预测了尼采对上帝的抱怨：尼采抱怨道，如果有上帝，我还能创造什么？一切能是的，都在上帝之中了。因此，possest（能在）感觉更像莱布尼茨的所有可能世界的上帝，而不是阿奎那的存在（esss subsistens）。
更有趣的是，可能性（posse）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决断性（undecidability）。posse ipsum是指可能性本身（possibility itself）或者“力本身”（power itself）吗？她说：这种翻译并不贴切。Posse像是potentia（从现在的分词potens中分离出来）一方面，posse意味着潜在的或可能的，另一方面，意味着一种直接的力（outright power）。比如说，Habere multum posse指的是拥有大量权力的统治者，这样的王爷是不可愚弄的。当一种可能性出错时，我们说它已经失效了（lost）；当潜能出错时，我们说它是未被实现的（wasted）；当一种能力的力（power of a potent）出错时，我们说这被滥用了。
因此，当托马斯·阿奎那将一篇论文命名为《潜力论》（De potentia dei）时，我们将其翻译为《论上帝的力量》，或者是论上帝的能力（potency），这不是在潜能（potentiality）的意义上，[3]而是在纯粹而单纯的主权权力意义上，这是一个无限的尺度（全能的omnipotentia）。对阿奎那来说，说神的力量（potentia）就是说神没有潜能。因此，《云》中的所有都在驱散无所不能（omnipotence），即使它已经接受了一个全能（omnipotence）的标准定义。那么，如何说不可能的可能性，如何不说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一个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上帝呢。
凯勒虽然喜欢云朵，但她不会在深渊的雾夜中撞上全能的冰山。因此，她敏锐地注视着库萨的创新，这是他对古典传统的背离，有趣的是，在他的新词Posset中这一创新并不清楚，因为这与potentia和actus相合的古典表述是一致的。虽然这点在posset那不清楚，但在posse ipsum却很明显（在他最后的一本书中，他认为这是他思想的“顶点”。）。因为他没有提到est或esse。在这里，重点落在ipsum也就是其本身（itself）身上，虽然凯勒没这么说，但它的结果是“使可能性本身（posse ipsum）从造物中解脱出来，这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加在可能性本身上。”在造物中，posse不是在其自身的的（ipsum），而是添加的（cum addito），带有一个附加的——为此或为彼的可能性。造物不是可能性本身，而是一个特殊的（收缩的）为了（无机）存在，生命或智慧的可能性（在接近上帝的提升中）的。但在上帝那，可能性就是其自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外加入其内，可能性是自在的（per se），是一种纯净状态下的，这里是创新之处，可能性并不是用现实性来定义的，就像是去-在的可能性，而是说，现实性是由可能性所定义的——它是一种附加的东西。上帝是是可能性自身（ posse ipsum）。
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到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到我的问题：如果我把这个小小的限定（在）添加到“可能性自身”中，如果我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我是否添加了任何东西，并且未能保持在其在其自身（ipsum?）之内？或者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同样的话，就像我说的，可能性本身，是否可能性本身是可能的？]
库萨本人正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方式进行辩论。这些收缩的为此与为彼的可能性是纯粹可能性自身的“图像”（image），纯粹可能性绝对在它们之前。在上帝之中，所有可能的可能性，无论它是否被具体化，都集中在一起。与亚里士多德和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库萨说可能性高于现实性，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关于此在的Seinkönnen（can be）——是高于增加（additum）与复合（compositum）的纯粹与单纯。纯粹的可能性是上帝的名字。上帝是无限的领域、不受约束的、不可编辑的、不可控制的可能性。其他圣名只不过是神深不可测的可能性的一部分。库萨最终但最重要的直觉，他的远见，专注于纯粹可能性（posse）自身身（ipsum）的这个领域。这是为了引出一个新问题，一个在特伦特会议之后可能没有得到认可的问题，它打开了许多可能的不可能，我将在接下来再次探讨这个话题。
但就目前而言，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能在或者可能性自身（possest or posse ipsum），库萨自己的立场都是有神论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任何一个都阐述了创造和维持世界的神与没有神就一事无成的造物之间的区别，造物的整个可能性-现实性绝对的取决于上帝。没有上帝，世界就不是可能的，但是上帝本身是可能自身，无论有没有世界。
从上到下与从下往上
因此，库萨的叠合（complicatio）和展开（explicatio）对凯瑟琳·凯勒来说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支点，一个门槛，一个桥梁。这种在《云》中外展的后-有神论的否定神学理性主义是一种煽动性的先驱，其中posse作为能力（potency）和可能性（possibility）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en-ergeia），这也意味着《云》至多是库萨形而上学的的一个Wiederholung（重复，来自海德格尔），或者是带有差异的重复（德勒兹）。
在这本令人眼花缭乱的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凯勒正在讨论量子纠缠，这被爱因斯坦称为“远距离的幽灵行为”（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在经典物理学中，因果关系需要连续性而这种关系将在距离中消失。（局部实在论（local realism）），但在量子力学中，当两个最初连接在一起的粒子分离时，它们会继续作用，无论距离有多远，正如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所说，它们的行为就像两个骰子，一个在拉斯维加斯掷，另一个在大西洋城掷，但结果总是一样：如果其中一个测量为顺时针旋转，另一个似乎知道这一点，并且恰好在同一时间被发现有一个反旋。因此，我们不应该试图看到两个粒子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认为这是在同一组潜能在同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地点的现实化。这两个量子态纠缠在虚拟量子态中，然后得到实现。所有的东西都在量子态中纠结在一起，也许整个宇宙都是如此。每一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纠缠在一起——一个共同的潜能领域，甚至是一片存在的土地，一片被纠缠潜能之海，一片波涛汹涌的无垠之地，一个渊面黑暗。
物理学家大卫·博姆（David Bohm）提出了虚拟秩序和现实秩序之间的区别，他称之为内包/内部（implicate）和展开/外部（explicate）秩序，其中内包/内部（implicate）指的是潜在的虚拟性（underlying virtuality），即量子通量（quantum flux），而展开/外部（explicate）指的是显式和多层现实实体（the explicate to the manifest and the multi-plied actual entities.）。因此，量子态可以物质化（materialize）为波或粒子，其中一个是展开（unfolding）的，另一个是隐藏的（hidden），这取决于观察者与之交互的方式。博姆（Bohm）认为，在西方，展开（explicate）已经变成了一种笛卡尔网格（Cartesian grid），我们可以说流变模式（rheomode）已经被具体化——而底层的流（flux）已经被隐蔽和阻碍。
在这篇分析中，凯勒以一种巡回演出（a tour de force，玩的梗应该是force，不太懂这梗——译者注）的方式，把《创世纪》的创世故事、库萨、量子物理、怀特海、万有在神论和（在下一章）德勒兹的联系起来。在像阿奎那这样的古典神学家中，在“上”的上帝的力量预先包含了在“下”创造的一切，这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模式，因为在那里，，高者以更高的方式，以更高的统一，永远、完美、无尽、简单预先包含了低者（eminentiore modo）。而低者以多种，受限的方式存在。上帝以虚拟的方式，通过上帝的力量，以范式性(paradigmatically)的方式预先包含了被造的秩序，而实际的存在是作为被造的、有限的形象、是上帝的存在（esse）/可能（posse）的不完美的实现而出现的，因为他们只是参与了其中。高者并不需要低者，但低者需要高者。这就是经典的全能模式。
这将与另一种从下往上的模型形成对比，让我们称之为全-潜能（omnipotential）模型，而不是凯勒所说的全能模型（omnipotence model）。在此，虚拟的量子秩序，虚拟的量子场，以一种较低（inferiore modo）的方式预先包含高者，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用一种更不会惹人反感的词，那就是以一种更深刻（profundiore modo）（profound）的方式。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说“以一种弱（weak）的方式”(debilitate modo)，因为虚拟无法强(strongly)预先决定实际，否则，用德里达的话来说，不会有任何事件，没有任何不可预见的事情，以及不可能的可能性。所以现在“不可能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全能的超存在，而是一种使事物变得更加开放、不压倒（overpower）实际秩序的全-潜能的基底。正如她所说，这要求我们用德勒兹来 “暗化”（darken）隐-显（implicit-explicit）逻辑。（我会说“弱化”（weaken）否则，隐性的力量将会压倒、预先包含（或安排（program德里达意义上））显性；并且显性已经发生（总是隐性地发生了），并不会再现什么新的。（the explicit will have already happened
(implicitly) and represent nothing new.）在这种反全能的全-潜能的可能性中，不可能的可能性意味着“显性”总是会通过隐性而实现其“惊奇”。不可能需要不可预见性、意外、断裂、不连续的可能性。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敢说，运作者（the operative figure——指上帝）必须从相合（coincident）转变为意外（accident），幸运/不幸的fors（偶然），fortass（也许），bon chance，简而言之，不可预见的事件吗？上帝在创造的六天里玩骰子或扑克牌到深夜。“相合”（coincident）是一个宇宙的比喻，意外是混沌性的，甚至是“对立”对于一部混沌的戏剧来说也太纯洁而二元了，对立的相合不是“遵循一种非常经典的逻辑吗？它不需要播撒（dissemination）的语法逻辑吗？”]
无论我们用哪种方式来描述从下往上的全-潜能模型，虚拟都需要通过某种东西来实现（in need of actualization by something）——要么是通过人类的行动者（agent）/观察者，要么是拉图尔所说的非人类的“行动元（actant）”——因此，现实比虚拟基底更高，也是只有现实化才能带给我们惊奇。在经典意义上的posse/esse中，有限的现实性是全能力量的结果；在第二种意义上，现实是虚拟的全-潜能的表现。在第一种意义上，力量（power）以线性连续的方式运作；在第二种意义上，它隐匿地（underground）循环，可能出现在不连续的时间（德勒兹的重复）和不连续的地方（量子纠缠）。在第一种意义上，有限的现实是所参照高等的力量的低等图像；在第二种意义上，它们是虚拟力量的更高实现。
对凯勒来说，这整个分析都充满了神学味。自上而下的古典的意义是有神论，自下而上的是万有在神论。自上而下的模式造成了creatio ex nihilo（有无创生）；自下而上造成了creatio de profundis（从深渊创造）。自上而下的模式是预见性的（providential）自下而上的模式是不可预见的事件性的。在第一种意义上，上帝是存在的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存在的基底。在第一种情况下，上帝被认为是纯粹的现实性（actus），在第二种情况下被认为是行动（actio），活动或发生过程。从第一个意义上讲，上帝是一个范式，是典型的、原始的东西，是男子气概的（virile）原因，而造物是其中的图像和结果。在第二种意义上，上帝属于虚拟秩序，作为一个基底或子宫或母体，因此也允许女性的形象。在第一种情况下，posse是真正的现实；而第二种，则是对现实化的呼唤。第一种是因果形而上学和类比预测逻辑：第二种采取的是表达或现实化的形而上学和隐-显（implicit and explicit）的逻辑，其中上帝之名是基底的“符号”（或“昵称”）。第一种解释产生了超越和内在的（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4]经典概念，另一种产生了“内在性层面”（“plane of immanence”）。“在第一种情况下，上帝是一个不可被创造的创造者：在第二种情况下，上帝既是有创造力的，也是可创造的。虽然两者都是否定性的（apophatic），但在第一种情况下，是一种溢出的光的否定（apophasis of excessive light），也就是高度，卓越，超（height, eminence, hyper, supra, über, au delà;）；第二种是对底部黑暗和深渊面孔的否定，这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是无底，是存在物的没有基底的基底，或者是遮蔽在天上的太阳的云。[5]
纠缠展开（Explicating Entanglement）
凯勒继续对于这种叠合的展开（the explicatio of the complicatio），她展示了这种形而上学宇宙论在诗学，在女性主义，在政治神学，在生态危机，以及最终在爱中的展开。我认为现在爱是一个被滥用且充满风险的词，但这个词最终告诉我们在《云》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们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从阿奎那甚至从库萨那里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将进入一场巡回旅行（tour de force），各种力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交融，一种辉煌的神性诗学，实际上是一种神-宇宙-地理-女性-伦理-政治诗学，其真正滴名字是凯瑟琳·凯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思想者的名字是要思考的事物的名字，即Dee Sache des Denkens。
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凯勒介绍了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诗歌的宇宙性（cosmic quality），她表明，他的诗歌对他自己来说并不是一种自我狂热的演习（exercise in egomania）——“我很巨大，所以我能包含众多。（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这不是特朗普的那种自傲，而是一种自我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世界在他身上回响，在他身上与世界一起回响，他是对造物的肯定，无论其是大是小，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从一片草叶到群星，都处于一种繁盛的平等主义民主中。这是一种由对地球的热爱所激发的普遍的神圣性的肯定（universal sacramentality）。接下来，她强调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身上一种的危险的相互依赖的伦理，因为朱迪斯巴特勒最近一直在读怀特海。“自我”被浩瀚（的宇宙）（immensity）拓宽了，消解了，但还没有完成。自我无法避免失去他者。悲伤揭示了已经存在的关系，并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摆脱自我满足的我。我们在失去中也在爱中消解，这也刺破了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为灭绝物种和受损的环境而悲伤，这削弱了巴特勒早期所强调的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
在第8章中，万有在神论以政治神学的形式展开，这一点在库萨主义（Cusanus）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库萨警告人们，不要因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248年）而产生对于伊斯兰的害怕。但他事实他这点并没有被其他人采纳。他喜欢对话而不是皈依，赞扬多元主义，并欣赏其他传统的真理内容。因为神是一个未知的神，没有人能排除其他群体的真理，没有人可以排除对于神圣的多重表达。否定神学主义就指向了多元论。今天的纠缠是非常危险的。它已被化约为全球化；我们在电子上是“连接”的，但在这之下是由市场连接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相互依赖性。这样的关系本身并不好，因为这只是作为自私的（mindful）的关系。即使我们接受施密特的政治神学思想，我们也不一定要有施密特的全能上帝的思想。正是这样一位神，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 ）才有权说，无论是谁在十字军东征中死了，都因为爆杀穆斯林而得到罪的赦免。政治神学应该围绕上帝而组织，应该是万有在神论的上帝，这将产生一种参与式的民主，而不是一种决断式的主权。怀特海说上帝就是过程与关系的“例证化”，而非一种主权的例外。
接下来（第9章）否定神学式的纠缠的原理展开为行星间的相互依赖。在盖亚假说（Lovelock）中，地球不是一块岩石，而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由系统内的系统组成，而这些系统如今正受到攻击。我们正在“逆-创造”（“de-creating,”），在往《创世纪》回发展。我们是谁？人类世（Anthropocene），意思是一个由单一物种主宰的星球。莫尔特曼（Moltmann）主张将人类物种民主地纳入地球更广泛的系统，这是世界宗教的更广阔空间。世界宗教必须成为地球宗教，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评估古老的自然宗教。我们必须放弃“另一个世界“（otherworldly）”的野心，重新关注地球，避免超越的（普遍主义者）他-上帝的概念通知了所谓的内在的异教的她-身体的概念。并欣赏本体论的道成肉身，这种相互-肉身化（inter-carnation）。我们可否将关注气候变化的世俗科学家（和其他人）与宗教联系起来？盖亚是神吗？到来的民主会是雅典娜（文化）和盖亚之间谈判的结果吗，这会成为一个覆盖整个地球的民主吗？
最后是爱。在一开始和中间都是爱，是每个与每个、在每个中的全部，在全部的每个中的纠缠。这就是爱。没有它，激情将从同情中被切断，伦理将变为规则，世界陷入困境。爱同样也是问题化的，当我爱上帝的时候，我在爱什么？这种自我怀疑，让爱陷入一种可怕的话语中，因为爱是令人害怕的；无数的血河被“爱”填满，这使我们没有太多听到的耶稣的话语。耶稣作为爱的道成肉身。每一具被十字架钉死或者被处死刑的尸体，都是上帝爱的道成肉身，而非来自于主权例外的圣子。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这是神性诗学（theopoetics）。在某种离题的意义上：《云》是一种用诗人的塑性想象写成的神学，它有一个否定神学的灵魂。它无处不在地涌现，无处不在地隐藏，无处不在地繁衍，无处不在地展开，这在宇宙学意义上是不可命名的，但又是全-可命名的（omni-nameable.）。在一种本体-宇宙论的意义上，关于上帝的神学就是一种制造的神学（in the making (poisesis)），是一个创造性的以及可被创造的上帝，上帝在物质化，在道成肉身，在相互-肉身化（intercarnating）。
我们想要避免的结局是末世（apocalypse），这是指生态的末世。所以，神性诗学就是神性实践，是应用的解释/展开的部分。正如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所说，我们的想法是聚焦于气候变化、不平等和我们民主机器中充满活力的多元精神等问题，并采取一致行动。希望蒙上了阴影，但并没有消失。我们被吸引到一个有生机的世界都市，被吸引到一种社会性、一种纠缠之中。这不是由一个人格的上帝，也不是由一个非个人（impersonal），而是由一个包容所有人的东西，一个叠合（complicatio），褶入一切，并褶出一切。这种从内部呼喊的诱惑（lure）是否是一种末世的警告呢？这没有任何上帝的保证，只有诱惑，只有发生。所有的有神论和无神论，后无神论与万有在神论都被邀请进入一种不可分离的差异的实践。（practice of nonseparable difference. ）这都是对于宇宙里被纠缠的生命的各种各样的昵称。
这就是令人惊叹的《不可能之云》的神性诗学。在以上帝之名和石油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公，在一场灾难性的、应受谴责的、对生态危机的无知面前，在那么多危险的纠缠面前，我们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神性诗学与神性实践（在爱与实践的意义上）的重要性。
我只能说，阿门，是的是的，我说。正如她所说，我完全赞同。
上帝的热寂（(Heat) Death）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两种不同的幽灵学——两种其他的幽灵，两种幽灵性的不可能的可能性。每一种都属于关于可能性自身（posse ipsum）幽灵学思想，当然首先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自身的东西的话，我将邀请这两种幽灵学来看看到底他们在《云》中如何占据一席的。
第一种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万有在神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虚无主义（nihilistic）。这将代表另一种可能的末世，一种终结所有末世的灾难，据我所知，它永远不会出现在《不可能的云》中，也不会出现在库萨那。有趣的是，它隐含在库萨那，作为一种隐含的信息。但这并不是在De posset那发现的（可能性可以在），而是在论可能性自身（posse ipsum）的库萨那（可能性不需要在）。对于de posset的库萨来说，上帝是上帝所能成为的一切。但是，正如彼得·卡雷拉·萨夫斯所说的，然而，既然可能性本身必须是它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它不受要求成为它所能是的一切的限制。因为自我统一的归属是对可能性自身的唯一要求，人们也可以推测，正如库萨肯定的那样——可能性本身实际上可以是什么都不是。
一旦存在（esse）被视为一种附加物（additum），一种可能性自身就是没有存在（esse）的可能性，即不再有可能的（no-more-posse）的可能性，而不是像此在的向死而生（Seinzum-Tod），它必须与不再可能在（no more possibility-to-be）的可能性相平衡，也就是nicht mehr Dasein（不再此在）。一种可能性是能够在（posse-cum-esse），但另一种可能性是没有增补，不-存在（non-esse）。在某个时刻，可能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ssible）会停止，灯光会熄灭，不仅在世界上，而且在上帝那也是。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作为可能性自身，上帝是所有可能性的总和，包括不去在的可能性。存在是纯粹可能性的补充，是外加的，而纯粹可能性是他的原型。这使存在保持纯粹。正如卡萨雷拉（Casarella）所说，“没有什么是先于可能性自身的。但这并不能排除可能性自身不限于可能性，而这将使得可能性自身什么都不是。”这种思辨的可能性甚至有点像是梅亚苏大师关于纯粹偶然性（posse ipsum！）的完美对立面。也就是说，梅大师虽然认为上帝在现在并不存在，但是谁能反对上帝不在未来存在捏？
现在，事实证明，在物理学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我指的是当代物理学家对宇宙末日的各种设想，关于他们所说的“宇宙的死亡”。凯勒肯定不知道这些场景，我们可以推测，前方还有另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一种不再可能的可能性，一种彻底的解纠缠（utter disentanglement）的可能性。行星纠缠被证明是一个短暂的时刻，是一个更大规模解宇宙纠缠中的局部事件。
我们被告知宇宙的“热寂”，即宇宙历史上达到“热平衡”或“最大熵”状态， 就像一杯热咖啡的热量将逐渐冷却，并与室内温度达到平衡。现在，用我们的小星星代替俺们的星巴克，我们被告知，在5亿到10亿年后，太阳将膨胀到将盖亚夫人（玩的估计是lady gaga的梗，此处为lady gaia地球）变成土卫四的地步——想想全球变暖——之后，它将使整个宇宙内爆，不断向外扩展，暗能量的无情力量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加速，将使所有恒星星系不断膨胀（解纠缠），（这些恒星的热量和光维持着宇宙中任何地方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但无论“外面”有多少我们一无所知的生命形式，它们都将迎来冰冷的死亡。[6]
死亡不仅仅是死亡，因为死亡是生命的标志，是生命的正常功能，属于生与死的循环，代表着生命传播和自我更新的方式，有时是使王爷、牧师、政客和终身教职员工退休的唯一途径。所以，这将是“死亡之死，不是圣保罗意义上的，比如什么当我们都有闪亮的精神躯体这种东西，而是整个生死循环的死亡，生物早已逝去。如果你想在日历上标记，甚至还有一个时间线。在维基百科上，它描绘了从“大爆炸”到“热寂”的过程。我们现在的“恒星时代”之后将是“退化”时代（degenerate），它谈论的是反向运行创世记—— “黑洞”时代，最后是黑暗时代。这将在10万年后发生。
根据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提出的“希格斯玻色子末日（Higgs Boson Doomsday）”理论，“上帝粒子”（God particle）也就是希格斯玻色子会毁灭宇宙。在这种情况下，量子涨落（quantum fluctuation）创造了一个真空的泡沫，这个泡沫在空间中膨胀，毁灭了整个宇宙。”事实上，当我们以光速说话时，这样的泡沫可能已经形成并向我们飞来，所以我们甚至不会看到它的到来，因为根据德里达的说法，“事件”的定义是我们预见不了事情的发生，让我们说，这将是结束所有事件的事件。
这不是一种很怪异的想法吗？我们所有人，所有这一切，所有宗教长久以来依靠的万能力量，都会噶了？
我不是在提倡这些理论。我没有能力评估他们。我就知道这么一点当代物理学就已经很危险了。我只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兴趣，即这些玩意和其他那些像他们这种的（“大危机”）是十分严肃的科学的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不想否认科学可能会改变，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些观点会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目前未知的替代性观点。我至少和任何万有在神论者一样，对保罗·斯坦哈特（Paul Steinhardt）这样的人感兴趣，他假设了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宇宙，而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之一，我发现这种理论更为契合我们的哲学与神学。但物理学并不是一场契合竞赛。一切都将取决于数学和实验证据。
我在这里感兴趣的是，这些都是十分真实的不可能的可能性，也就是不再可能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no more posse）采取这一观点，那么生命是严格意义上的局部（local）的“负熵事件和宇宙中的一种暂时状态。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在不断膨胀，也就是说，一切都离其他一切越来越远，每一个都离所有一切越来越远，每一个都越来越快。如果粒子配对了，那么它们配对后会同时被遗忘。宇宙正在逐渐的解纠缠（disentangling），并走向一种整体解离（disentanglement）与遗忘的状态。不再有可能性了。
在这里，我有很多问题，那么，什么是神性诗学呢？对于我们这种凡人来说，我们应该说上帝是个什么的绰号呢？是否我们在盖亚那发现了一个暂时的和短暂的局部过程，但是这注定会最终消失？
或者说上帝是整个故事的昵称吗？从宇宙大爆炸到热平衡？那么如果形而上学总是在物理学之后，那是否神性诗学是否是一种关于上帝热寂的理论呢？上帝是否有足够的爵士乐艺术家来即兴创作出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整个过程都与热寂的过程相应，那么过程形而上学又会怎样呢？神性诗学如何与这种冰冷，死亡的宇宙前景相“符合”（Clayton）呢？
如果宇宙处于宇宙解纠缠（cosmic disentanglement）的过程中，那么，对于全局纠缠（global entanglement），宇宙是如何解释的呢？
如果爱注定要变为无爱地死亡，那它又会怎样呢？
有必要不仅用德勒兹来暗化（darken）怀特海，而且还要用一种宇宙虚无主义的数学物理暗化德勒兹的生机论（vitalism）吗？
由于整个逻辑和神（logos and theos）的彻底死亡的可能性，还有必要进一步削弱神学的逻各斯吗？
也许，宇宙是一种没有回报的支出，(an exitus without reditus，也像是一种新柏拉图主义)，一种没有收缩的扩张，直到进入一种遗忘，直到死亡？（usque ad mortem）。但是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说不到那时一切都会很顺利呢？再见。纯粹的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 pure and simple）再见，再见。安详的休息吧。（Requiescat in pace）[7]
或者我们应该说，那又怎样？我们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事情，而不是天天想着1000000000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答案，那么我们是在说，不要在元/物理中如此纠结吗？如果这是答案，那么，无论元/物理学走向何方，都不关我神性诗学的事情，我们神性诗学不在乎这个基础？
在《云》中，这种不再可能，不再纠缠，不再爱的可能性在哪呢？这是不可能的还是可能的？这是否是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一种极限情况捏？
也许的幽灵学
我爱否定神学。这是一种长达一生的热爱。但是我对于他最终导向的无时间的一有所怀疑。[8]我认为在否定神学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不需要理由存在的现象学（magnificent phenomenology of living “without why.”）。
我爱蒂利希所说的存在的基底，但我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关于Geist的形而上学深表怀疑。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是“被无条件的东西所抓牢”的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beingseized by something unconditional.）。
凯瑟琳·凯勒提醒我，我爱库萨的尼古拉斯。但我对（高度学术化和新柏拉图主义）库萨理论的论点带有一种利奥塔式的怀疑。[9]我认为库萨真正的东西是一种现象学，我指的是一种幽灵学，关于可能性的幽灵学。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我关注的是一个小幽灵，一个在库萨耳边低语的幽灵。 [10]
例如，我认为彼得·卡萨雷拉（Peter Casarella）代表库萨现象学的方向上做出了一个姿态，他遵循了理查德·卡尔尼（Richard Kearney）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将库萨从对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中分离出来，并把库萨的可能性本身（posse ipsum）与海德格尔在《对人道主义的一封信》中所玩的mögen， vermögen (enabling，使能够) 和 Möglichkeit 的梗联系起来。Mogen的意思是想要、希望、渴望、被包含或“去做”。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是““das vermögende Mögen”（使能够希望）——也就是是得能够去爱，去喜欢，或者说使人爱的可能性，或爱的可能性。因此存在是可能的本质，想要去被思（wanting-to-be-thought），而也就使得思成为了可能。
《云》同样也做出了类似的库萨现象学的一步。在将可能性自身与怀特海，德勒兹，量子力学，女性主义和环境控制联系起来后，凯勒非常牛的，在她的理论的最后，在她的理论的顶峰，（我必须说，这和海德格尔一样）把可能性与爱联系起来。因此，如果说经院哲学家的论辩得出的结论就是可能性自身就是一种徒劳无功（futility）的工作，那么诗学的可能性自身就是关于丰饶的工作，而关于这种神学的可能性自身的证据就是《云》。
最后，我自己把不可能的可能性与信仰联系起来，相信不是去相信可以相信的东西，因为这太容易了。相信是去相信不可相信的东西，比如带着希望愚公移山。当所有的希望都失去时，仍然满怀希望；而爱是去爱那些不可能去爱的人，就像爱自己的敌人一样。我只是在为不可饶恕的事吹奏爵士乐，因为宽恕总是宽恕所不能宽恕的，而礼物总是基于所不能给与的礼物。德里达把这些与好客和敌意联系在一起。我们正在追随唐吉诃德：梦想不可能的梦想，这是这本美妙的书的开头。
这些都是在这个潜藏幽灵学比喻下的许多实例。因此，正是在这种诗意-鬼魂精神中，我提出了另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再次重复卡萨雷拉的推测，因为库萨并不会说可能性本身是一无所有的可能性，但这一次，，我会更加严格地坚持幽灵学元素（hauntological element）。
那么可能性本身就是它本身，那么就有一种可能性自身的可能性（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说他根本不是任何的东西。这意味着它没有本体论的地位，而是纯粹的幽灵学的地位。可能性自身不是一种存在者。它并不是存在的首要原因。他不是存在的基底。可能性自身他不存在/外-在（exist），他持在/内-在（insist）——生存的重担由此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说的“可能性自身”（posse ipsum）并不说它存在，而是它呼唤，我们被要求做出回应。“神学以我们能力和我们责任的礼物侵扰我们。”这就是我说过她所说那些。幽灵学的结构应该最好被称为“没有主权的无条件”。这是一种无条件瞄准我们但没有强制力的东西，作为一种弱的力，而不是一种主权的力量，来自于全能的力量。它不像是一个存在者，而是一个幽灵，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个幽灵，不是一个在/有（es gibt），而是一个鬼魂。如果我们给库萨这样一种解构的扭曲，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或者没有潜能的潜能。（a posse sine posse, or a potentia sine potentia）。也许的力量不需要晶哥的力量，不需要任何王爷和全能的力量，也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呼唤的力量。为什么的呼唤？为了不可能，这种呼唤蔓延至《云》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了一种神学-宇宙-地理-伦理-政治-诗学的呼唤。也就是说这是来自世界的呼唤，是世界的承诺。而这要求我们回应。
但是，这一召唤注定会毫无踪迹（without a trace）的消失，被宇宙无情的膨胀所熄灭吗？也许，但这不会“暗化”未来前景，削弱“世界的逻各斯”，让我们所有人都暴露在最坏的情况下吗？也许。可能但面对最坏的情况，我们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应该庆幸，我们都有幸在一个华丽而壮观的时刻参与进来，那时的生活、爱和留念都将在这个世界上占上风，就像两个情人在夜里更加紧紧地搂在彼此的臂弯里，知道他们将在早晨分离。尽管我们将被所有没有被实现的潜能，那些死于暴力的生命，那些生活里的不幸而感到伤心。
终极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不可能的最丰富的可能性是保持未来的开放性，那些可能会来的，可能不会来的，都是为了我们所看不能预见的未来的可能性。即使是一个可能最终使宇宙陷入遗忘的未来，直通死亡（usque ad mortem）。这种“到来”（come）需要“可能到来的事”的彻底的否定，将其暴露于遗忘之中，暴露在一种对非-知的彻底忏悔，暴露在一种对非-知的激情。否则，有学识的无知就是围绕着不可磨灭，无上的一的虔诚与赞美。
正如《非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一书的作者所说，我们对“不可能”的称呼是“在沉默边缘的一个地址”，意思是我们将向谁言说、说什么、或者谁将向我言说。无论它从何而来，无论宇宙的形而上学起源或命运如何。无论呼唤从何而来而又去向何处，无论宇宙的形而上学起源或命运如何，这个呼唤都呼唤着（call calls）。这个呼唤是由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发出的，它呼吁我们做出回应，并让我们回忆起从未在场/是现在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永远到来的、结构性的到来的呼唤，让我们在此时此地呼吁我们采取行动。它的来源在本质上是未知和不可知的，因为当我们说我们知道它的名字——上帝或自然、物理或形而上学、法律或政党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所有的责任。我们总是可以恳求上帝或法律或其他东西让我这么做，而我只是在遵循命令，让自己与某种深层的标准相符。所以，它的结果在本质上是未知的，不管它的最终结果是被遗忘还是一个接一个的宇宙（一个该死的宇宙接一个）。那么宇宙将是一个事件，而我们将是宇宙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我们的任务将是德勒那种意义上的，让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云的形象下，凯勒确定了一个幽灵学的结构，一个我们经验的深层结构，一个宇宙交织的交叉交错的深层结构，一个我们在世界中的居所的深层结构，一个世界在我们中的居所的深层结构，一个要从关于actus 和potentia 的形而上学中解纠缠出来的结构，一个要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范式那解放出来的结构。[11]这是“可能性的平静力量”的体验，它高于现实性（海德格尔），是也许的体验（它源自于potest esse），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德里达）。所召唤的是一个幽灵般的人物，一个到来的幽灵，一个一直以来的幽灵，一个呼唤的幽灵，一个召唤我们前进的幽灵。世界上到处都是也许的脆弱力量（weak force），这是幽灵到来的安静之力，是不可能的可能性。
Ite, missa est
她说，可能性自身（Posse ipsum）翻译得并不贴切，我也这么觉得。如果我迫不及待地要我自己喜欢的翻译，我可能会选择“也许自身”（le peut-être même）。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东西的话（s’il y en a）。当然，这不是我自己的翻译，而是一个来自略带无神论倾向的犹太希腊的奥古斯丁主义者。，他在那里还将“le peut etre meme”与“也许是这个或那个”（ceci ou cela）。这是他在一门关于爱情和友谊及其政治的课程中说的，这门课程既不是有神论的，也不是无神论的。这也不是万有在神论的，也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本体神学的，而是严格的幽灵学的：
所要到来的，不是这个，或者那个；它最终是关于“也许”的思想，也就是“也许”本身（le peut etre meme）。到来的（the arrivant）也可能是“也许”本身，是闻所未闻的“也许”的全新体验。这是形而上学所畏惧去思考的经验。
[1] 此外，她还本着友好的劝诫精神警告我，妇女、穷人和被排斥者，当她们真正需要的是力量（strength）时，不会因上帝的脆弱中的脆弱而感到鼓舞；。为此，我感谢她因为它给了我机会来澄清我所说的：与上帝的脆弱相对应的是人类回应的力量，人类责任的深度，以及我内心他者的力量。为了进一步解释，与上帝的本质相对应的是，我们对上帝的存在负有责任，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存在。但是上帝不存在（does not exist）；上帝持-在（inisists）。但这忽略了标点，这并不是句号。让我们继续：因此——上帝的存在取决于我们，正如她所说，我们必须“成就（do）上帝”，这只是略微转述了克尔凯郭尔的话，他说上帝的名字就是一个行为的名字，而德里达转述了奥古斯丁所说的facere veritatem（成就真理），真理就是要做的事情。
[2] 虽然我不是经常向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新正统代表人物——译者注）求助，但我推荐读读他在《耶稣的怪物性：矛盾还是辩证法？》中对库萨的表述。由于凯瑟琳·凯勒和我都只吃一种远距离的幽灵行为——而米尔班克非常指出库萨走的是是罗马天主教没有走的道路，一条会对天主教对宗教改革感兴趣并引导它绕过贫瘠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道路，一条投身于新兴科学，而不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对科学进行封的道路。
[3] 然而，阿奎那做到了让我们用一种方式来谈论“上帝的潜力（potentia）”，这是区分一种被动的潜力（potentia passiva）与主动的潜力（potentia activa），被动的潜力是一种需要去背其他东西以行动而实现的潜能。而主动的潜力（potentia activa）他肯定的向其他事物做出行动的能力。他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本可以决定以或不以其他方式创造世界，而这两种“可能性”都没有“上帝削弱了上帝的力量，不如说反而是这两者展现（unfold展开）了它。
[4]在古典形而上学神学中，有一个与内在性平面的对应部分。用在中世纪采用的语言来说，这些词有着不同的含义，上帝既超越又内在（transcendent and immanent）。作为纯粹的存在（esse）和力量（posse），上帝对任何有限存在（en）都比有限存在对于自身更加的内在（interior）。对于任何一个要去存在的存在者来说，都需要神的持续能力（潜力potentia），神的力量将他呈现在这个存在物最隐秘的空隙中。上帝在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中持续（sustain）。如果上帝在某一时刻收回了神力，我们都会立刻变得荒芜。更糟的是：造物会在那一刻消失得不留踪迹，而延异与之相反。神越是绝对超越的，它就越是内在于造物之中，它也就更造物中以上帝之力而在场。越超越，越内在。在造物与神的关系中，超越和内在是一致的，然而在我们有限的视角下，他们却是对立的。
[5]请允许我指出，这是我对经典的强形而上学的反对。关于“可能性自身”的形而上学可以是任何有神论也可以是万有在神论。这就好像两个物体纠缠在一起，但两个向不同方向转动，但上面的顺时针，下面的逆时针。在一个形而上学的立场开始旋转的时刻（比如在美利坚天主教大学），另一个形而上学的论点，在一另一个空间（比如说，在加利福尼亚的克莱蒙特大学（凯勒phd的学校）），神秘地“知晓了”这个运动，并开始在相反的方向上旋转，同时，两个存在者（being）之间的交流仅在一瞬间，这比光速还快。当这在物理学中发生时，爱因斯坦称之为远距离的幽灵行为。当它出现在形而上学中时，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在第一个地方中所说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在第二个地方中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反之亦然。我们没有第三种元形而上学理论在两者之间做出裁决，既将两者结合起来，又验证其中一种，又证伪另一种。然后呢，我们就不再提这个元形而上学的东西了。请收收你那形而上学味，然后大胆的说我们就是想知道我们与世界是如何符合的，我们只是在找令人愉悦的隐喻，昵称与符号。
[6] Philip Plait的《来自天空中的死亡：世界末日背后的科学（ Death from the Skies: The Science Behind the End of the World）》与其他几本书一起，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有趣而有益的介绍。这本书来自于最具天赋的天文学家的书之一。而关于来自德勒兹主义的反驳，请参见《大陆宗教哲学的未来（Future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的克莱顿·克罗基特（Clayton Crockett）《熵》。。我的观点是要考虑到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我认为它目前是主要的竞争者），即暗能量正在将宇宙不可逆转地推向一种膨胀，这种膨胀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而不是捍卫它的合理性，就像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我没这个能力啊。这取决于数学物理学家的决定，而不是德勒兹的重复和差异，就像我喜欢那本书一样。物理学是任何可能的物理学的开端。
[7] 如果宇宙真的走向了遗忘（虚无），那么让我们对于宇宙的符合以优雅的虚无主义的形式出现吧。全球、太阳和宇宙死亡的注定的前景并没有使生命失去意义，而是赋予它意义、紧迫性和强度。然后，爱，每一个与每一个，每一个与全部，全部与每一个之间的多情纠葛，随着它在宇宙死亡的乌云中的转瞬即逝而变得更加强烈，我们的生命和其他事物的生命，在这个被称为盖亚的尘埃的小斑点上，变得无限宝贵。难道纠缠的所有必要性——诗意的、伦理的、政治的、生态的，在《不可能的云》的描述中仍然屹立——但现在又被重新定位在宇宙死亡的地平线上？我们仍然在流之中记录我们的生活日记，我们仍然在渊面黑暗的奔涌的海水中写我们的船长日志。
[8] 在新柏拉图主义中，一优先于多的；在后结构主义中，一是差异的结果。在柏拉图主义中，永恒优先于时间：在后结构主义中，永恒是时间的建构。在新柏拉图主义中，起源是主要的，形象（image）是派生的；在后结构主义中，起源是替代品的非-起源的结果
新柏拉图主义是结构的，构成的（constitutively）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是构成的唯名论。我对太一、永恒、起源和本质有深深的怀疑。我不想让它们与多、形象（image）和存在相合或相交，我想把它们暴露为异化的构造（alienating construction），在幽灵学的术语中“解构并重新审视”它们。在幽灵学中，他们是欺骗性的形象，误导性的符号，是有代价的比喻。
[9] 我认为最高理论（de apice theoriae）是康德悖论的一个典型例子。可能性自身意味着不是任何东西的可能性，也是就是不是-不是任何东西的可能性。如果p同时包含q与非q，那么p可以证明和反驳任何事情。这就是二律背反的意思。库萨的可能性自身意味着上帝的可能性（the posse of God）以及也是一种未有形式的（原初）质料（尽管库萨讨厌这一点）。库萨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在某些程度上是同义反复的。如果x存在，那么x存在是可能的，而这反过来只有凭借纯粹的可能性本身才可能。我们被要求认真对待这种玩意，只是因为它被赋予了纯柏拉图式形式的地位（他选择不让可能性自身意味着未有形式的质料——但为什么不呢？），对于纯粹的可能性（可能性自身）来说，所有实际的可能性都是“形象”（images）。我们都可以继续就这个二律背反不断的争论下去。可惜捏，库萨，他在四个月后去世了。就现在来看，这已被证明是阻止像那样的形而上学论证的唯一有效途径。早该死死了捏。
[10]我同意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观点，即最好的形而上学论证，尽管是作为失败的论证，却作为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于想象的贡献，作为一种“塑造世界”（狄尔泰称之为Geist）的方式而成功。就像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它们为更深的解释学，为与世界更深刻的相遇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更具创造性的词汇。
[11] 我在《云》中发现了某种倾向，这种倾向事使事物转向两个范畴，一个是认识论的，另一个是本体论的，或者你说是宇宙论的。因此，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在不同的层面上通常被温和地指责为一方面（一半）站在语言或哲学的一边，而却由于他们的更好的一半，即过程形而上学相对，后者位于本体-宇宙学的一边，但这里是否有一个遗漏的中间术语？《云》中的诗学不是在第三条轨道上运行吗？我从凯勒这本惊人的书中学到的东西其实是来自于另一本惊人的书，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听的标题。在那凯勒勾勒了其理论，而这也是对我问题的回答：这本书是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对巴拉德（Barad）来说，这是量子物理学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相遇的点，这会产生一个事件，这取决于观察者想要观察什么。这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不确定性（海森堡），而是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波尔），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视角（ens rationis），而是量子潜能的实现（in re, in rerum natura）。事实上，量子世界中的这种非同寻常的遭遇并不是一个悖论，而是我们与整个世界遭遇的一个范例。亚里士多德把我们对世界的的有意识的相遇描述为，当有能力的知者和可知者（在能力中可以被知的）在同一行为中实现时所发生的事情。现象学研究着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海德格尔），我们与世界的交叉缠绕（梅洛·庞蒂），我们被世界褶入（凯勒）。这就是世界在我（world’s being-in-us）与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相合的地方，是世界与我们相遇的地方，我们与世界相遇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世界，同时也会有一个深思的停顿，这是我们在不可能面前重整旗鼓的机会。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将我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松弛到允许我们可以稍微地环顾四周。我们这里不需要新词。对于这种相遇点，遭遇点的话语已经有一个现成的名字了，那就是现象学。一个在《云》里找不到的词，尽管我认为它在书中随处可见，有各种各样的化名。现象学试图做威廉·詹姆斯描述的不可能的事情，以足够快的速度打开灯想要看清黑暗。这种不可能使现象学成为可能。现象学不是先验的成功，而是准-先验的失败，现象的否定（a phaenomenologia negativa）。它的失败就是它的成功。这不是否定神学吗！我们与这个世界纠缠在一起，无法解开它。现象学是关于无数次重新组织这个原初接触的失败，而失败是成功的组成部分。难道一种解释学-现象学-幽灵学的话语（既不是纯粹认识论的又不是纯粹本体论的）不是一直都在《云》中运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