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Judith Butler, The Sensibility of Critique: Response to Asad and Mahmood（一）

Criticism、Critique与主体的形式（第一部分）

感觉这本书里巴特勒确实是写得最清楚的，随便翻下。

Asad可能不会同意我从他的分析模式中得到的结论，但或许我会送他一个礼物，他会喜欢的。他的文章既开始于又结束于一些关于critique和criticism的反思，而就像Wendy Brown在这本文集的导言里指出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重要。我会欣赏这样的区别方式：criticism通常会选择一个对象，而critique则力图识别使一个领域的对象得以可能的条件。而且，即使这里后者看起来像一个康德主义的定义，它也是一个在最近几个实际不断出现并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产生了全球性政治影响的康德主义。

至于criticism，让我们考虑一下Asad对它的特性描述，和比如说Raymond Williams在《Keywords》中的描述的差异。在质疑“criticism指向liberation”是否成立之后，Asad写道，“让我们设想一下criticism这个术语包括了许许多多活动，比如去判决、审查、斥责、挑错、嘲笑、评价、诠释、诊断——这些critical举动的每一个都以各种情感上的方式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于是，变得‘criticizable’就是要进入一个不对等关系……进而，我们需要对一种声称criticism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简单地和freedom达到一致的说法抱有怀疑精神。”

Williams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形式……（此段拉了个主要观点并炫耀性地引用了阿多诺、德勒兹、阿伦特啥的，没有什么必要），（大致意思是criticism在这些人看来是judgment和工具性的，而critique是“质问这些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范畴”）。

在这之后，有关亵渎问题，Asad评论道，“一位辞句上的critic会想要看见、听见一切：没有什么是禁忌，一切都要服从于critical活动。”这里criticism等于critique 吗？如果是的，那么它显然享有了作为一种随机、负面、破坏、肆意评判的操作的坏名声。但是这真的那么必要，或者，当然要说，那么确证无疑吗？Asad在“世俗critic”这个概念上引用了萨义德，但是这种关于criticism的观点在解释critique这一个萨义德本人都回避的概念上还是否能够胜任呢？我不想在此做过多叙述，但是让我们再多考虑几个形式，它们可能不仅把critique界定为有情感上的价值，而且还拥有提出现代criticism的世俗预设的潜力。

为了超越和反对“辞句critic想要看到、听到一切以及一切都服从critical活动”的观念，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认为我们只能服从要用来活下去的“critique”。需要注意当她考虑了对本质主义的critique的利害关系之后，她仍在此的坚持：“解构，不管它究竟是什么，都不是在暴露错误上最有价值，显然更不是在其他人的错误、其他人的本质主义上。在解构中最严肃的一种critique就是对极其有用的事物、对离开了它们我们就不能活下去和冒险的事物的critique。”所以在这里，“critique”与生存、生活联系了起来。虽然一开始是在和文艺的关系上说明的，瓦尔特·本雅明通过声称“critique寻找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成分，而commentary则寻找材料成分，”将commentary（critic的对象）与critique区分开来。他进一步解释道，“真理成分是和材料成分紧密联系的”以及那些“被证明为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几乎完全就是那些真理浸没在材料中最深的作品，然后，在这一过程中，那在观看者眼前的具体的现实越是涌现得清楚分明就越是在这个世界中淡去、消失。”显然没有利用任何世俗的资源，本雅明的critique观念通过一组相当不合时宜的（ps：前现代的）隐喻——埋葬与赋予生命——得到了说明：“如果……一个人认为发展（成长）中的作品是一垛燃烧中的葬礼柴堆，那么commentator站在它前面就像个化学家，而critic（Kritiker）则像一个炼金术士。”这最后一种critic的意思就和critique相近多了。这种操作很难说是一种无尽的、随机的解构实践；它是一种尝试从作品中材料的维度中分离出时间性（temporality）与真理的尝试：“每一种同时代的critique都将在作品中领会到那种运动着的真理，”这种真理被“过程”的力量给化石化，或者说，结晶化了。对于本雅明来说，这种在captilizm条件下形成时间性和物质（材料）的同质性、可替代性、连续性将要被一种其中前现代之物涌入现代之物的方式打断。对于想要展示那些世俗化的进步主义傲慢，在面对被重新赋予生机的时代错乱与来自前现代的碎片——它们中断了现代性的主张，并且被证明对于这个运作（ps：现代化）是核心（和潜在地关键）的——时，惊慌失措样子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对于critique的观念难道没有用吗？

显然是为了和启蒙主义的假设保持距离，本雅明对于criticism和critique的观念都依赖于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受到了有关“弥赛亚时间”的一些观念的强烈影响。但是当然，有人可能会这么回应，比如说，一些从康德那里得来的关于critique的观点更密切地参与到了世俗化的过程当中。在康德主义对Asad提供的这些当代critique观念的影响史中，海曼·柯亨和马堡学派的遗产被抛开了，即使这种对康德的阅读不仅为本雅明还为德里达的critical工作打下了基础。不过，让我们简要地考虑一下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说，福柯，据Asad所说，他似乎不仅把critique定位在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上，还走向了一种Asad反对的英雄主义的概念。

福柯的论文《什么是启蒙？》连同《什么是Critique？》一起提供了一种在康德传统上理解福柯的方法，Asad对此给出了两个核心的论断。第一个论断是“福柯想要把critique和对启蒙的康德主义解释等同起来。”第二个更加思辨。他写道，“有一种（在现代生活中）被反复提及的要求，那就是一切都需要理由（理性）。当这种要求被当做理解的基础时，（理性）与知识、行动、他人的关系之间产生的联系大概就是福柯说到critique时他想到的东西。”

我的感觉是这两个论断都没有那么正确。在第一个例子里，福柯从来没有把critique和对启蒙的康德主义“等同”起来。实际上，在追问“什么是启蒙？”的时候，福柯依托于/重新表述了一遍（re-poses）康德那篇小文章的标题，一字不差，而这是个模仿表演，要吸引人来阅读。为什么福柯要重复这个标题？它在两次反复之间有什么差异？以及这个问题的形式有什么重要性？那么答案是，对于福柯来说，启蒙不是一个地点或时间，而是康德说的“一条出路”。所以福柯是已经与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独属于欧洲历史的时段的某种历史序列决裂了。启蒙是一条出路，但是是离开什么的出路呢？福柯是否在断定康德提供了一条出路，或者是否他通过引用康德的话在试图找到一种出路，来脱离康德自己的观念？福柯这篇简短的论文里诚然有些部分重述了康德的解释，但是或许最重要的却是福柯明确地与康德“理性”就是critique的实质的观念决裂的那一时刻。虽然福柯把“敢于知道”这一命令归入了启蒙精神之中，他明确地与知识是理性独有功能这一观念保持了距离。福柯揭示了康德公共理性概念的所扮演的矛盾性角色：只有在同公共权力机构的关系中，一个人才能得到应用这种critical理性的权利。真正私人的地方不受这种criticism的影响。所以，如果（critique）一直建立在这种假设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教的”)，诉诸“理性”还能起作用吗？对康德来说，是理性的使用决定了接受法律与治理、确定什么能被认识、什么应该做、什么值得期待的恰当条件。但是对福柯来说，就像我们在《词与物》和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中看到的，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理性”，存在的是理性的各种秩序、相互接续与混合的各种（知识的）统治。即使这不是福柯在这篇文章里想说的，但很清楚的是，他在此和康德主义的表述决裂了。实际上，这种决裂相当突然地发生在福柯从康德转向波德莱尔的时候。如果critique是一种无尽的、不停发生的东西，那么它也会转向应用于理性自身。事实上，福柯把这种现代性中的critique应用描述为一种“姿态”或是“ethos”——一个和“sensibility”概年十分相近的观念，这个观念成为了Asad，Mahmood和人类学家Charles Hirschkind的工作的重要资源。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第一个例子中，福柯同任何有关进步的启蒙主义概念、任何把启蒙运动当做欧洲历史的连续编年史学中一个时段的历史观念都保持了距离。第二个例子里，通过坚持critique是一种“姿态”，福柯又同认为critique从属于理性统治的康德主义主张决裂了。说“姿态”，福柯的意思是一种与现实达成联系的模式，或者说，一种ethos——一种行动和表现出对某个特定文化或共同体的归属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这个归属感的标志，也是一种进行中的过程，它把自身表现为一种义务或任务。对福柯来说，现代性的标志不在人类解放过程中理性的建构性角色中，也不在于对存在之无常的接纳，而是“把自身当做复杂而困难的阐述的对象”和“对这场运动采取某种特定的态度”。

在这篇提出（poses），或者说重新提出（re-poses）关于启蒙运动的问题的文章末尾，福柯自己和康德主义传统的关系被证明是复杂的。虽然这篇文章的语气并不是尤其带有攻击性或者否定意味的，他最终还是从和这个传统的债务关系中解脱出来。当然，他依赖于康德的工作、选取了一部分康德的术语、渐渐离开康德、评论康德，这说明康德的文本对他来说是很有用的。但是，在文章的末尾，他拒绝采纳（对康德）不管是遵守还是拒斥的说法。他告诉我们，他的论点“并不一个人必须‘支持’或者‘反抗’启蒙主义”。

如果我们回到Asad的评论，也就是criticism不变地依赖一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评价标准，我们会看到，对于福柯来说critique既没有打断思想的传承也没有不加分辨地承认它们。我注意到Asad指出，在沙里亚语境中工作的一丝兰法学家们会“采纳一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原则”（确实很讽刺，和那些第一修正案绝对主义者比起来）。在这个语境里，我们能够说这里可能有一个和福柯的sensibility的重合吗？

在《什么是Critique？》中critique的任务完全就是把已经建立的评价体系重新纳入考量——这种解释和一种世俗主义的critique解释明确地具有一种强烈的相似。更进一步，critique并不向我们寻求已经建立的体系和准则，而是准备建立一种“面向它无法认识也尚未发生的未来和真理的方法，它能够俯瞰到一个他不想要管制也没有能力去管理的领域”。作为一种生活、甚至是一种构成主体的方式，critique被理解为一种将各种准则融入这个主体的形式的实践。这个主体并不拥有它自己，反倒总是被它赖以形成的那些准则给剥夺（dispossessed）。这种概念对于假设世俗的批判难道没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