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衣库和星巴克，都奠基于贫民窟
低端全球化，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曾从非洲人来中国淘金的现象引出“低端全球化”的概念，意指“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情形下的跨国流动”。他同时指出：低端全球化“在某些方面是世界的未来”。
按摩、做衣服、当佣人，不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只能以低端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贸易中。这或许是光鲜全球化的阴暗面。
#01
快时尚的血汗工厂
或许每个女生都光顾过那些随处可见的快时尚品牌，H&M、ZARA、优衣库，Gap，它们新潮的款式和低廉的价格，很难让人不心动。但你是否想过，这些几乎每周都上新的衣服，为什么能做到如此便宜？答案就藏在那些建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
在快时尚行业，一年有52季，因为时尚潮流在一周后就会过时。快时尚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上架销售，整个过程只需要两周。为了打赢价格战，快时尚品牌会寻求一切压榨成本的办法，于是他们将生产环节外包到加工价格最低的国家。在美国，一条便宜的H&M 短裙是 7 美元，而制造它们的孟加拉国工人最低月工资只有10美元。
如果你留意过快时尚成衣里的标签，会发现它们基本都产自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而这些制衣工厂，往往建在简陋破旧的大楼里，充满了安全隐患。
2013年4月，一栋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8层危楼轰然倒塌，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快时尚品牌外包的服装厂，事故导致1138人丧命、2000多人受伤，堪称时装行业最重大的事故，涉及到的服装品牌有27家，包括Zara的母公司的Inditex、西班牙时装品牌Mango、加拿大百货巨头Loblaw、丹麦工作服制造商Mascot等。
大楼倒塌后的一年，也是时装行业最赚钱的一年，达到每年3万亿的收益。而孟加拉国也成了全球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因为这里有最低价格的工人。
频繁换新、被随穿随扔的快时尚产品还制造了世界第二大污染源。每年仅美国就产出超过1.1亿吨的布类垃圾，其中的聚酯纤维材料降解需要两百年以上。而在印度坎普尔，皮革厂每天都要将至少5亿吨被化学废料污染的废水排放到河里，随后又流到农场和水井中，导致当地人饱受皮肤病、肝病和癌症的折磨。
一位制衣厂的女工这样许下自己的心愿：“我希望没人再穿用我们的鲜血生产出的衣服。”
#02
为星巴克种咖啡的云南农民
今年2月，“星巴克咖啡涨价”再次引发热议，最不关心这个话题的除了不喝星巴克的人，恐怕还有为星巴克种植咖啡的云南农民，因为无论价格涨幅多大，他们都很难从中获益。
多年来，咖啡热度不减，资本争相入场。2021年，国内咖啡赛道的投融资事件有21起，总金额超过59亿元。作为国内最大的咖啡产区，云南咖啡产量常年占到全国99%以上。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云南的咖啡采收季，中间的春节往往是咖啡庄园最忙碌的时候。
星巴克喊出口号：“帮助云南咖啡走向世界”，Manner、瑞幸、三顿半等品牌也接踵而至。但这些都没能改变云南咖农赚不到钱的心酸处境，云南咖啡成了国产之光，但咖农的收益还和10年前一样。联合国曾做过统计，每卖出一杯拿铁或卡布奇诺，咖农能从中分得0.4%。这意味着，从一杯售价40元的云南咖啡里，咖农只能拿到2毛钱。
1980年代末，全球咖啡消费市场急剧扩大，原有的南美等咖啡产区已不能满足巨大的需求，以雀巢为代表的国际咖啡巨头将目光移向云南。外资引进了耐病高产的种苗“卡蒂姆”，带来了咖啡种植技术，将云南打造为“廉价的速溶咖啡生产基地”。跨国资本从这里低价收购原料，运输到海外进行深加工，再高价卖给中国消费者。
在云南咖农的辛勤劳作之上，国际咖啡品牌迅速崛起。2019年，云南咖啡原料豆及深加工产品销往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55个国家及地区，出口创汇9.53亿元。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行业标准，缺乏深加工的技术，云南咖啡在定价权上处处被动。价格最低的时候，咖啡期货价格仅为107美分每磅，甚至低于云南咖农的种植成本。
#03
向欧美输送的印度IT劳工
当猎头一词随处可见时，与其相对应的“猎身”却鲜为人知。
猎身（Global Body Shopping），直译为全球身体采购，指印度IT行业内编程人口的全球流动现象。印度方面先对IT技术工人进行“做题家”式的职业培训，再通过劳力行(Body Shops)等中介，为欧美的互联网公司输送廉价人才。
猎身中的“身”，相对于猎头中的“头”而言，意指简单劳动。这一现象首先被人类学家项飙注意到，并在其著作《全球“猎身”：世界信息技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中展开。
在猎身链条中，IT工人不会与雇主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而是由劳力行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从而使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力行还会互通有无，随时将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
猎身现象在印度兴起有其特殊土壤，其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现代嫁妆制度。由于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家庭与个人之间往往是“一荣俱荣”的关系，培养相对高收入的IT人才，是许多家庭实现阶级跃迁的希望。
在项飙的研究调查中，女方家庭往往会为女儿物色能成为IT人才的如意郎君，并提前支付嫁妆供男方学习IT技术，学成归来后双方必须遵照协约完婚。这种举全家之力培养“IT新郎”的现象，甚至具备了金融界的“期货”性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IT劳工制度的形成。
通过中介链派遣劳工的直接后果是工人被多次倒手，复杂而又漫长的中介链条，导致移民IT工人普遍待遇低下、短期容易失业。雇主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由劳力行将他们“回收”指派给其他雇主，或是“坐板凳”等待下个工作机会。总之，猎身生意建立了一个巨大但又高度分散的工人库存，IT公司可以任意挑选或淘汰技术工人，成本却全由工人自己承担。
#04
流向东南亚的洋垃圾
地球的“塑料化”，正令全世界感到恐惧。有研究证明，被丢弃到海洋和陆地中的数十亿吨塑料，因难以被降解，已形成一种自然循环过程，在大气、海洋和陆地中移动，微塑料几乎无处不在。
在无法一键关停全球塑料生产的情况下，面对日益严重的塑料垃圾现状，对塑料垃圾的回收再利用，既是扭转局势的环保策略，同时也酝酿了万亿级别的再生塑料市场规模。
每年，成千上万吨的塑料被丢弃，再作为垃圾被卖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处理。2016年，中国进口了全球56%的塑料垃圾，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进口市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2018年1月颁布“洋垃圾”禁令，全球回收系统陷入停滞。中国此前2000家进口塑料垃圾的工厂，一部分改行，一部分转迁到境外。
从中国转往境外的洋垃圾，大部分去了东南亚国家，但其处理塑料垃圾的能力却难以跟上，基础设施的稀缺与落后严重阻碍了当地塑料回收行业的发展。2018年11月，马来西亚宣布禁止进口塑料垃圾。2019年，菲律宾港口多次拒绝来自加拿大和韩国等国的垃圾集装箱，并态度强硬地指示海关今后不得允许外国垃圾入境。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承受消化塑料垃圾的后果，但全球的塑料垃圾仍未显著减少，对再生塑料颗粒的需求也未放缓，哪里会是新的垃圾输送地？有迹象表明它们正在流往印度。
#05
廉价肉品养活全球人
2017年，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林伯里（Philip Lymbery），带着“只有工业化的农业才能养活全球七十多亿人口”的迷思，耗时两年走访了美国、欧洲、中国、秘鲁、阿根廷各地，探究全球食物体系如何掌控着我们餐盘中的食物，并最终成书《失控的农业：廉价肉品的真实代价》。
最初，菲利普根据各国家与地区在全球化下世界食物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拟定了一份拜访清单。加州是首选，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未来的农作方式；中国的势力逐渐崛起，它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以及饲养猪最多的国家；阿根廷则是全球输出作为动物饲料的大豆最多的国家。
走访结束后，菲利普得出结论：现代集约化农业在“养活全球人口”的美好愿景下，走上了一条损害动物福利、污染地球环境乃至危害人类自身的歧途。
动物们困在狭小的农场里，超越极限地生产肉、蛋、奶，默默消耗了全球一半的抗生素，以致催生了抗药性极强的超级细菌；大型养殖场制造出巨量的排泄物和有毒气体，干净的水和空气成为其周围居民的奢求；全球 1/3 的谷物被用作农场动物的饲料，与此同时却有大量穷人在忍饥挨饿。
所谓集约化养殖场生产的“廉价”肉品的真相，是每个人最终都会为它所造成的污染、疾病、动物虐待和社会破坏付出代价。
#06
当代黑手党渗入欧洲
得益于《教父》等电影的热映，黑手党于全世界而言都不陌生。这个发源于意大利西西里的秘密社会组织，诞生之初是为当地人民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统治者的骚扰和压迫，但在利益和权力的驱使下逐渐变质，演变成一个私自执法的犯罪组织。
随着18世纪欧洲掀起向美洲的移民浪潮，黑手党人涌入美国，扎根于纽约，操纵美国的赌博业、色情行业及贩卖毒品、走私军火，从事职业性的犯罪活动，诸如绑票、杀人、抢劫等，实行家族式的统治，并逐渐渗透进各行各业。
意大利政治制度逐步完善后，黑手党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舞台，组织内的变动也加速了黑手党的衰落。1992年，意大利以米兰为中心发起了“净手运动”，查处1200多起贪污腐败案件，涉及8位前总理、5000多名经济和政治界人士，引发意大利政坛大变革。
随着帮派成员纷纷落网，臭名昭著的黑手党虽然谈不上陨落，但活动却越来越隐秘。面对政府的严厉打击和新的时代环境，这个黑帮组织正在寻求转型。
2020年初，黑手党被爆利用新冠疫情谋取利益：他们向贫穷社区提供生活必需品，向处于破产边缘的生意提供贷款，招揽新近失业的人员，妄图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曾出版过黑手党专著的记者罗伯托·萨维亚诺称，黑手党在过去十年里“投资了殡葬业、清洁公司、医院布草清洗、商品物流公司、加油站”。这不是意大利独有的问题，黑手党势力已渗入了整个欧洲，他们以披萨店作为幌子，编织了一张张巨大的毒品流通网，并大举进军欧洲地区的房地产业。
#07
“欧洲子宫”乌克兰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数以百万的乌克兰人逃离家园，但代孕母亲大多只能选择留在当地。相比充满危险的逃亡之路，地下防空洞改造而成的临时产房反倒更安全。并且，离开乌克兰很有可能使代孕母亲和新生儿失去法律保障。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乌克兰每年约有2000多名婴儿通过代孕出生，街头随处可见代孕广告。因其订单主要来自欧洲国家，乌克兰又被称为“欧洲子宫”。
身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乌克兰的凋敝显得十分刺眼，这使贫困的女孩们无法拒绝代孕的“丰厚”收入。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年收入为3298美元，但一次代孕却可以赚取18000-25000美元。即便如此，在乌克兰代孕都不失为更高性价比的选择，因为美国和荷兰的代孕费需要10万欧元。
虽然代孕在乌克兰并不违法，但有关代孕各方的合法权益却没有细则规范，这意味着代孕产业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从而为罪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一方面，代孕公司很难做到完全透明和真实，换卵、非亲生、隐瞒胎儿疾病等欺诈客户的行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客户临时“退货”弃养婴儿的行为也不少见。
商业逻辑下，生命像货物一样被挑选。代孕妈妈和新生儿以身躯和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乌克兰代孕产业的全球化，但在法律尚未完善的背景下，伦理悲剧的诞生就成了必然。
#08
寄人篱下的香港菲佣
每周只有在周日这天，香港菲佣才能享受自己仅有的自由。往往早上九点左右，她们就会拖着大包小包，辗转乘坐地铁或大巴，齐齐涌入中环，在这里待上一整天，野餐、唱歌跳舞，甚至选美。多年来，香港人已和菲佣达成默契——在这一天，雇主绝不打扰她们，路人也不围观拍照，成全菲佣的快乐周日。
上世纪70年代，为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菲律宾将对外输出劳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很快，菲律宾女佣便因优质的服务闻名世界，其每年赚取的高额外汇，甚至成为菲律宾GDP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新国家英雄”。同时期经济腾飞的香港，成为菲佣外出务工的首选之地。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香港注册菲佣约22万人。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菲佣只能寄住在雇主家，除了睡觉再无其他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也是“中环周日”出现的原因——只有在广阔的马路边或草地上，她们才能与同胞相聚或尽情地休息放松。
平日里为了方便工作，“有意扮丑”和“压抑女人味”成了菲佣们的生存智慧，到了周日，她们才会换上迷你裙和高跟鞋，以求爱美之心的短暂满足，就像灰姑娘注定要消失在午夜。
#09
大湾区的非洲倒爷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被分割成了数以千计的大小商铺和出租屋，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它被叫做“重庆森林”。这里有全香港最便宜的餐饮、住宿和各式中国制造的货物，包括手机、服装、建筑材料和小家电。这里贸易频繁，鱼龙混杂，走一圈能邂逅100多个不同国籍的小商贩、劳工和游客。本地人到了大厦门前都会望而却步，他们将其视为香港的“黑色心脏”。
时间交替之间，尖沙咀成为香港的黄金地段，重庆大厦的外围早已林立着高档商场和写字楼，但大厦依旧维持着19世纪的模样，成为“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将重庆大厦视作”低端全球化“的代表。随着中国南方经济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南亚和非洲人蜂拥而至，在重庆大厦和中国内地制造商联系，或者经过香港能很快申请到内地签证，大量购买中国制造。
从尖沙咀出发，驾车200公里便能到达广州，这里的小北和下塘也聚集着大量来此“淘金”的非洲商人，中国人叫他们“倒爷”。“在肯尼亚，除了阳光，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一位非洲商人如是说。
淘金路上的多数交易属于“一锤子买卖”，价格和质量全靠买卖双方的谈判能力，“售出后概不负责”是这里心照不宣的游戏法则。
由于倒爷们常采购假货和山寨品，为逃避海关罚款，他们会想出一些别出心裁的办法，例如将商标和产品分开，走不同路径，等回到国内再“拼装”。或者直接采购商标略有不同的山寨品，如Nlke，Abidas。非洲人注重实用价值和性价比的购物偏好，让满足基本功能的山寨机比苹果、三星等品牌手机更吃香。
#10
疫情倒逼义乌新出路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吉祥物冰墩墩的火爆将全国人民的视线再次引向义乌，面临“一墩难求”的盛况，网友隔空喊话义乌制造商加急生产，但没有北京冬奥组委的授权，即便是“无所不能”的义乌也不敢轻举妄动。
每当人民有需求，总是能第一时间想到义乌，这座江南小城，牵动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心。用小商品连接大市场的义乌，早已成为国际性的商品批发市场，但新冠疫情的到来，正让格外依赖外贸业务的义乌面临生存挑战。
2020年春节后全面复市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失去了熙熙攘攘的外国商人，整体营业额下降了七成。根据义乌海关的数据，2020年一季度义乌市出口510.3亿元，下降14.7%。
疫情推动着义乌商人艰难寻找新出路，通过线上直播、转攻国内市场来积极谋求自救，他们称这种应对“不叫转型”，而是“转身”。商城内，直播中心迅速启动，商户大量招募素人主播，就连老板娘也亲自上阵。截至2020年7月，义乌已有“网红直播”从业人员6000多人，涉及市场经营户3000余家。
匆匆被迫转身之际，义乌的困境连局外人都看得清楚：直播不是灵丹妙药，尤其是对许多不适合直播的商品而言。并且，针对本就薄利多销的小商品，直播可压缩的利润空间也很有限。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义乌商人只好将此机会视作“沉下心来思考如何摆脱只提供廉价商品的标签”。
参考资料：
纪录片《真正的成本》（The True Cost）；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技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项飙；
《失控的农业：廉价肉品的真实代价》菲利普•林伯里；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弗朗西斯·福山；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 麦高登；
国产之光的背面，云南咖啡为“星巴克们”做嫁衣三十年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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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菁晨
编辑|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