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离我们最近的传奇

作者 | 魏时煜

编辑 | 老饼干

期待了很久，2020年11月，我参加了文念中执导的《好好拍电影》（后称《好》）媒体场的放映。在尖沙咀K11的巨幕前，张艾嘉、施南生、关锦鹏、陈果等片中受访者，还有很多电影人和影评人，都坐在观众席中。我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关于许鞍华的故事，放映中不时有笑声和惊叹，整个戏院充满派对的氛围。

电影未及上映，戏院就因疫情关闭，待2021年3月终于重开，影片正式上映时，我再去九龙塘又一城戏院观看，发现观众们仍有类似的感受。

银幕上亲切的Ann，因为四十多年的电影生涯，和几代、几地的影人和影迷，都有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缘分。《好》片记录的不仅是影人影事，也是Ann眼中香港的前世今生。

正在拍摄《明月几时有》的许鞍华

图源 《好好拍电影》

是“故乡”还是“他乡”

《好》片伊始，文导演问Ann她的“故乡”在哪里？她回答，出生地鞍山算是一个。

她父亲曾在东北服军役，母亲去鞍山找哥哥未遇，跟着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到父亲驻军地，两人不期然邂逅。此后战事急转直下，日军腹背受敌，持续了14年的中日战争结束了。爱情超越民族仇恨，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取名许鞍华。

1947年，父母带着不足百日的Ann离开东北，穿越大半个中国，到了她祖父母所在的澳门。Ann 于是在澳门长大，小时跟爷爷念古诗，许鞍华在半自传电影《客途秋恨》中，重现童年在祖父面前背诗 的情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图源 《客途秋恨》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年幼的张爱玲，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令祖父泪目的画面。

1997年，许鞍华和崔允信合作了纪录片《去日苦多》，第一次亲口讲述成长的过程。关于她上学的问题在家里引发争论，祖父强调民族大义，父亲讲求教育水平，结果进了有水准的教会学校，她和弟妹还都为此受洗变成天主教徒。

图源 《去日苦多》

五、六十年代，她在中、英文化碰撞的香港长大。左、右对峙的冷战年代，一条新闻在不同背景的报纸上，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造成年轻一代香港人对政治的反感和冷感。

和大多数叔叔伯伯一样，小孩子也沉迷武侠小说，原来武侠世界中那遥远的中国，是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人们，“神游”中国传统文化、纾解现代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

许鞍华十六岁才知道自己母亲是日本人，但当时不可能透彻理解作为日本人，母亲在战后的澳门和香港承受的巨大压力。祖父母不准母亲说日语，她于是在家中很沉默。如吴念真在《好》片中所问：她母亲又能听懂多少周围人的话呢？

Ann去英国读书之后，才开始理解，母亲一生都逃离不了“异乡人”的感受。

在英国读电影时的许鞍华

图源《好好拍电影》

《好》片之中，包含了《客途秋恨》中女儿从英国回来，陪母亲去日本的片段，踏上“故乡”泥土的母亲虽然心情放松了不少，但也知道，在其他日本人看来，她仍旧是一个身居异地的异乡人。

图源 《客途秋恨》

《去》片中，Ann说到母亲到了香港先要学粤语，后来子女移民北美要学英语，回归之后又要学国语时，笑着歪倒一旁时，我也忍不住笑；虽然觉得不应该笑，却被Ann的笑声感染，她常用笑声来化解尴尬。

《去》片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讲到在1967年，Ann作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港大比较文学系学生，不知外面已经发生“暴动”，如期到达考试地点，才发现学校是日关闭。

片中她访问港大的好友，通过他们对当年学生运动的回忆，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她们这代人青年时代的图景。

《好》片中，Ann 承认自己很用功、从不逃课，被同学们看作“不合时宜”，因为当时耍酷的港大生，一定是不上课、不用功就能拿头等成绩的。

认真和不合时宜似乎仍是Ann的本色，她说多年来认真思考的只有电影，有时大卖，有时拿奖，也有时一连几部都不成功，但是每一部戏，她都一样地努力，付出了同样的辛劳。

1975年许鞍华给胡金铨导演做过副导演

图源《好好拍电影》

是“难民”还是“移民”

在我原本的认知里，难民是因为战争或灾荒被迫流徙的人，而移民则是其他情况下选择迁移他乡的人。

但是在Ann的口中，难民和移民常常模糊了界限。她的日本母亲，嫁给中国男人，在战后留在澳门、香港生活，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生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她对孩子异常严格。她是难民还是移民？

许鞍华与母亲

在Ann的电影中，不论难民、移民，到达一个新的地方，都一样要重新获得身份，一样要努力安身立命。

Ann进入影圈时，越南难民在香港的境遇，引起她强烈的关注。富有意味的是，在越南出生的徐克在《好》片评论说，“我们当时觉得，什么？还关心越南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还没有搞定呢！” 对Ann 来说，那些人的问题像她自己的问题一样贴身。

七十年代末报刊上惊呼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到来

图源《好好拍电影》

《去日苦多》是我2001年末到香港工作不久就看到的香港纪录片。片中人都讲粤语，唯Ann用国语自述，她显然要解释给香港以外的人，她如何在香港长大。

我在华语电影课上，不止一次放过《去日苦多》，希望新来香港的外地学生也可以受惠于这部电影。我感觉和Ann很近，因为二十岁的她和二十岁的我，状态相仿。

1978年身为新导演的Ann，拍摄了《越南难民三部曲》，获得“政治片导演”的头衔。

《狮子山下：越南来客》：《越南难民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时间又快进二十年后，在香港回归之际，她拍摄当年港大学生会主席、同学好友，大家仍笑谈她从完全不关心政治到“政治导演”的华丽转身。

很多不能言说的体验，在《去日苦多》中被Ann说出，令我倍感亲切。《去日苦多》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心理上拉近了我和香港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像是一个通往前、后、左、右的节点，给了我一个了解香港近年历史的入口。

我看《去日苦多》的感受，如同关锦鹏导演《人在纽约》里嫁到纽约的斯琴高娃，一天晚上突然从床上起身，推开自己家所有的窗户，告诉丈夫：她要“接上纽约”的“地气”。

图源 《人在纽约》

《去》中音乐不多，却用得恰到好处。Ann从小到大的一组学校照片，勾画出殖民地的风华与风貌。1997年前夕，港人纷纷移民时，她说要留下来，好奇这个地方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听了有一份异样的安心：香港的未来，仍有她在。到了2019年的《好好拍电影》，她想的仍旧是为香港多拍电影。

是“文学”还是“电影”

许鞍华和文学的关系多年未断。

在原创剧本《男人四十》中，也有张学友和梅艳芳扮演的夫妇，一起朗诵苏轼《赤壁赋》的片段。

图源 《男人四十》

内地刚一开放给香港团队拍片，许鞍华就拍摄了《书剑恩仇录》和《香香公主》两片，把武侠小说中的浩瀚时空，以恢宏的空间展示。

她把文学名著搬上银幕，一次是拍摄以萧红生平为主题的《黄金时代》（2014），三次是改编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1984）、《半生缘》（1997）和2021年上映的《第一炉香》。

可以说这四部电影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普通观众（特别是“红粉”和“张迷”）对于“文学”的期许，和许鞍华导演的理解有冲突。

八十年代在内地拍摄电影

图源 《好好拍电影》

前段时间上映的《第一炉香》，原著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许鞍华第一次拍摄张爱玲的小说，是1984年的《倾城之恋》，因为用粤语对白，似乎和张爱玲的语言有隔阂。

1997年许鞍华改编《半生缘》，当时褒贬参半，但是近两年却多盛赞。今年对《第一炉香》的热议，多是“张迷”在批评选角。

对许鞍华来说，她的疑虑是故事中没有亮色，仿佛“杀死人找不到凶手”，没有给人希望的剧情。和王安忆一起改编，按照张爱玲的人物和情节延伸了剧情，让我们看到女主角葛薇龙婚后的情形，把原来局限与香港的时空扩展到了上海，毕竟双城时空是张爱玲文学世界的两个中心。

关于爱情，张爱玲写《第一炉香》时才23岁，写一个女孩明知男子滥情却飞蛾扑火，像一场青春的豪赌， 也像是预言第二年张爱玲自己的命运。

图源 《第一炉香》

王安忆说她改编《第一炉香》完全是为了许鞍华，相处之中，她发现自己的叙事技能，对电影功效有限，因为许导演会花更多时间，如一位“结构工程师”一般，研究人物之间看与被看的空间关系。

对导演来说，这才是她工作的基本：文学在剧本完成时结束，接下来开始的是“电影”。有人说张爱玲的文字很视觉化，她描述的色彩此番也明晰地呈现在镜头里，不过导演插入了半黑白的蒙太奇，造成一些暧昧与玄幻。

电影的出彩还在于，小说中一笔带过贴满洗好的手绢的瓷砖墙，有乔诚爵士家的照墙作为呼应；镜头两次反打葛薇龙，一次不见了乔琪乔，一次不见了卢兆麟；饭店旋转门转动时，分明在上海的葛薇龙，却看见应该在香港的姑妈推门而出。这些都是小说里面没有的画面。

《好好拍电影》影片一开场，镜头跟着穿着大雨靴的Ann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她正在香港的“乡下”拍摄《明月几时有》。

图源 《好好拍电影》

《好》片的导演文念中把许鞍华工作时、以前我们在大银幕上看不到的点滴，展现在大银幕上。

生活之中，她照顾着年迈的母亲，仍旧有外貌焦虑和多拍香港的野心。

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获奖者、金马奖和金像奖获奖次数最多的导演，电影圈对她的专业水平有充分的肯定。

想起有一次和几位前辈朋友约许鞍华喝茶，聊了一阵天之后，她要去给母亲过生日了，提前离开之前还帮大家买了单。

还有一次，我在油麻地看到她从马路对面走过来，那时我想到：“这是距离我最近的一个传奇！”

本文作者魏时煜和许鞍华

写完此文之后，突然有一天在朋友家里见到许鞍华，了解到更多新片拍摄背后的苦衷。然而倾谈之后，她仍旧是乐观的。

然后有一天，一群纪录片工作者到导演会开会，她也来了，会后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厉害多了！” 很多人说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是人到中年的我，常常觉得走在我前面的许鞍华、陈安琪、杨紫烨带给我更多激励，因为她们告诉我，和年轻人同行，我们的路还可以走多远！

作者声明：本文原载《城市文艺》2021年12月号（总115期），感谢总编梅子先生授权转载。本文简体字首发之前，作者做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