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麻风病人的69年流浪 | 人间

配图 | 姚佳培 摄

作者：洪梦霞

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广州北边的帽峰山山脚下，有一个存在了60多年的麻风医院（村）。5年前，手机上所有的地图软件上都找不到它的位置。

这个居住着30多位老人的医院，安静得不像在城市里。阳光柔和地泼洒下来，村口的湖面上雾气迷蒙，有人撑着木筏在捕鱼，像在画中泛舟。木瓜，棕榈，茶花，杜鹃，桂花等错落地栽种在村子里。村民有的在晒萝卜干，有的刚从地里摘了些菜心，挑着慢悠悠地走回来了。

第一次见到徐和，是在2017年元旦。当时90岁的她已经不能劳作，只裹着厚冬袄坐在走廊的沙发上。她小小的身子，有个胖胖的肚子，头发雪白，笑起来不见牙齿。虽然双手双脚都有残疾，已经走不出自己屋子，可是人还十分乐呵，说话生动，对几十年前的记忆也记得清楚。

当我们坐在她面前，请她为我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她几乎是没有任何考虑就同意了——故事的开始伴随着一句狡黠的话语：“跟你讲，我还自己卖过自己噢！”

这样一个年迈残障的身体，与轻松的、孩子气的讲话语气，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张力，让我不禁好奇，她活过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这位老人就像个谜面，随着她的讲述，我才逐渐知道，她生命里经历过的重要事件，没有一件不在她身上留下印记。

1

1927年，徐和出生在广州北边的一户贫农家，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在家耕种，父亲常年在广州城里给人打工，他每年回来，母亲便怀上一个孩子，就这样给徐和又添了7个弟弟妹妹。

徐和记事起就开始干活了，不大点的时候跟着大人去地里捡番薯，大一点就帮别人家看牛，还要在田地和山坡找枯枝回家做柴烧。

1938年，日军拐道从惠州南下，很快占领广州，战火烧到徐家门口。到田里的稻谷可以收的时候，日本人拿铁丝网把田地全围起来，不让农民进去割稻子。一年到头就盼着这点收成，徐和的大伯趁着日本人不注意，偷偷地溜进田里，挤进铁丝网，想要拿篮子去捋回一些谷子，结果被日军发现，当场开枪打死。

地里没收成，城里的钱也断了。因为道路管制，父亲没有办法回乡下，母亲也不能进城，她只能守在家里，带着8个孩子苦熬。摘野地里长的空心菜煮水吃，锅里半点油花都没有。偶尔煮一点米，徐和给自己舀的是汤水，底下的粥粒留给弟妹。

熬了半年，要活不下去了，母亲决定带着孩子们冒险去投奔娘家。徐和的外婆家在佛山南海和顺，母亲跟孩子们说，外婆家种了很多栗米，去到那里也许就不用饿肚子了。她背着最小的孩子，手里又拉上一个，剩下的孩子们簇拥着她，就这样走到半路，遇到了日军在戒严封路，面对着黑乎乎的枪口，只好又掉转头回来。

回来的路上，母亲买了几根黄瓜，每人一根，当是一天的饭食。天黑前是肯定回不去家了，妇孺们看到路边有间茅屋，便想着先在那里过一夜。

路上有个陌生妇人瞧见这一大家子，便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母亲如实相告。跟母亲说完话，那妇人把徐和拉到一边，悄悄问她：“你做我妹儿好不好呀？”

“做你妹儿？”徐和不解——“妹儿”在广东话里，有女儿的意思，也有丫鬟的意思。

妇人说：“做我妹儿，就有饭吃，有番薯又有芋头。”

12岁的徐和思索着——今天走了一天的路，肚子里只有一根黄瓜，这个承诺听起来诱惑力太大。可她想了一下，说：“我要是去了，我弟妹没人带不行的。”

“这样，那我回一些钱给你啦！”

妇人提出给她20文钱。徐和一听，就答应了。拿了钱，等妇人走后，她把硬币给了母亲。母亲问她这钱从哪里来的，她说是那个大婶给的，没有讲把自己给卖了。

第二天一早，妇人又来，要带走徐和，徐和这才跟母亲坦白：“她带我回去做妹噢。”

母亲立刻明白过来，眼泪就下来，喏诺道：“啊……那也好，也好……”

母亲说不出再多的话，也无法多挽留。徐和懂得，母亲当然舍不得她，但时至今日，家里最大的孩自己走了，家里就少一张嘴吃饭，还多了20文钱。

“你记得写信回来啊……”母亲在泪眼凝望中，翻来覆去地说这一句话。

徐和呆呆应许——那时她还不认识字。

妇人带徐和从珠江岸边上船，沿水路北上200里，船到韶关乌石的一个渡口，又带她下来，转手就将她卖给了第二个人。徐和这才意识到，原来妇人说要收她做女儿，是骗人的。

战乱年代，卖儿鬻女、偷偷拐拐都是平常事。渡口的墟市里不只徐和一个被卖的小孩子，大人们的眼光扫过这些稚嫩的脸庞和身躯，挑挑拣拣，为家里挑个仆役、香火或者童养媳。有个妇人看过几个孩子，挑中了徐和，对人贩子说：“我想拿她回去做媳妇。”就付了钱，买下了她。

经了三趟手的徐和就这样成了童养媳，在韶关的客家人屋里住下了。还没到结婚的年纪，她跟那个妇人一起睡——她让徐和喊她“家婆”。家婆独自带着一个还在上学的儿子，男孩比徐和还小1岁，平时都在学堂里读书，礼拜天回来过一晚就走。徐和在家里第一回看见他，人挽着个小小的藤架子，里面装着书，她问：“这个飞发佬（理发的人）怎么走来我们家里了？”家婆说：“这是你老公啊。”徐和不出声了，她这么小，哪里知道“老公”是什么意思。

家婆买徐和回家自然不只是为了将来有个儿媳妇，也是给家里添一个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徐和就光着脚丫子下床，跟着家婆一起去田里干活。徐和在地里弯着腰插秧，看到秧苗，就想起家人——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回到家里了吗？现在有东西吃吗？能不能活下来？一想到这些，她就直起身子，像一块板似的憨鸠鸠（傻头傻脑）站在田里，发起呆来。

家婆见她不干活，就问：“你怎么了？”

徐和说：“没，没事。”

“没事站着干嘛？下去插秧呀。”

“我不插了。”

她就家婆见状，又问她：“你是不是想回家见妈妈啊？”

徐和就点点头。

家婆便好声好气地哄她：“好啦，你先插秧，等干完活，没有事情做了，我就同你担些番薯回去给你妈妈吃啦。”

徐和信以为真，就继续下田干活了。

在这里，虽然每天要干很多活，但是不会饿肚子，家婆也待她和颜悦色。她有时候想起家人心里难过，家婆都哄着她，说以后带她回家看妈妈，就这么一路哄着，徐和长到了16岁，是可以结婚的年纪了。

屋里办了喜酒，买了猪肉，又杀了只鸡，请了亲邻过来吃顿饭，便算是成亲了。徐和住到小老公屋里，但两个人聚少离多，小老公又只会说客家话，徐和跟他交流，宛若鸡同鸭讲。

2

过了段时间，徐和发现自己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她慌着找家婆问：“死了，我的肚子怎么会自己大起来了？”

家婆让她走个路看看，又摸摸她的肚子，说：“你有了身己（身孕）啊！”

可是“有了身己”又是怎么回事呢？徐和有些惶恐。不过肚子除了一点点变大，倒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麻烦，她慢慢没什么感觉了，照旧每日下地干活，吃饭喂鸡。

日子就这么过着，早过了应该生产的时间。家婆开始发愁：“别人家10个月就出生的啦，你怎么这么久都没出生呢？你的孩子怎么样啊？”

徐和说：“什么孩子呀？”

“你怀着的那个孩子呀！”

“没什么事啊，它也不痛，也不会动的。”

不过家婆一说，她倒是想起来了——本来这个肚子是会动的，好像有一次她下地去割番薯叶，被蕃薯藤给绊倒在田埂上，后来才不会动的。

年纪轻轻的徐和没有再管自己肚子里孩子。她不懂世事，吃得下睡得着。家婆也许已经猜到孩子胎死腹中了，可是在40年代的粤北乡村，遇到这种事情又能怎么办呢？外面还在打仗，能活命已经不错，哪里有人去理会一个农村年轻妇人肚子的孩子什么时候生产呢？

经过那些城头旗帜几年一换的岁月，徐和22岁了，身上突然长出了一些红斑，像生藓一样，一个圈一个圈的，手上有，脚上也有。周遭有人见到了，开始传言她“有了麻风”。

在客家地住的这些年里，大人恐吓小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走啦，发风佬（麻风病人）来啦！”有一次，徐和正在地里干活，一个男人路过那片田地，地里有人说：“是发风佬来的！”然后就一两个人抄起了扁担追着去打那男人。徐和心里不忍，想：这个人也没有做坏事啊，他只是路过，为什么要打他呢？真是作孽。

可没想到这个人人憎恶的病，竟然落到自己头上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徐和心里憋闷：我什么人都没见过，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不如去跳海（白话里头把江叫做“海”）好了，她心里起了这个念头。家离曲江很近，白天她一个人偷偷走到海边，望着水面，内心又挣扎起来——如果真是麻风，那就死了一干二净，可是如果不是，那不就白白死了？

于是，她又不想跳了。过了几日，又想寻死，一路哭着走到了海边，在码头边上，却怎么也跳不下去，又一路哭着回去了。

徐和身上的红斑一直不退，到1951年春天，局势看起来很稳定了，家婆决定带着她去曲江的大医院做检查。那是徐和第一次去医院，印象极深。她见到医生拿个小刀在她的手指上割了一点肉，轻轻贴到一块玻璃上，再用一个镜子看。看完了，医生说：“是麻风。”

“她这么小就来了我家里，怎么会得麻风呢？”家婆不敢相信——那时都说麻风是在外面“乱搞”才会传染上的，可是徐和是在她的眼皮下长大的啊。

“原来真的是‘发风’啊。” 徐和愣愣地说，“怎么办呢？我走好了。”

“走？你能走去哪里？”

“我回广州咯。”

“你回广州又能怎么办啊？人要求生，不要求死啊！”

两人回到家时，徐和确诊的消息就已经遍村皆知，村里甚至传出了要活埋徐和的风声。徐和听到那些恶意，跑到小山头上看，真有两三个男人正在地里挖坑。她气冲冲地跑下去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男人们说：“你‘发风’了，给你两条路走：一是离开这里，二是死。你看着办吧！”

他们还说，把人埋下去，再倒点生石灰消毒，就干干净净了。徐和知道生石灰，种田的时候拿它来撒肥，手沾到都会脱一层皮的。

似是体察到了徐和的处境，家婆专门杀了一只阉鸡，炖了单端给她一个人，垂着眼泪说：“吃吧，吃吧，你以后就吃不到了。”可徐和心中郁闷，哪吃得下去。

当天晚上，趁所有人还在睡梦中，徐和一个人从家里逃了出来，“流夜走啊！”先是躲到山里，在黑漆漆的山头里过了一夜，天刚蒙蒙亮，就跟着卖猪的车走到了乌石火车站。她身上没有一分财物，买不了车票，幸好遇到一个好心的军人，见她在路边哭泣，问清事由后，帮她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票。

3

从广州火车站出来，徐和一路打听，竟然找到了父亲小时候曾经带她去过的一家店铺。铺子里的大婆说，你爸早已经回乡下了。徐和也想回乡下，身上没有钱买车票。她站在广州的街头上四顾，心茫茫然，不知道要这么办了。

那个铺头离珠江边的“大钟楼”不远，大钟楼是珠江岸边曾经最繁华的地点之一，建于1916年，高30多米，顶上的钟室有13米高，每隔一刻钟报时一次，正点时会奏响英国的教堂乐曲《威斯敏斯特》，声闻十里。1950年春天，国民党的飞机从尚未解放的海南飞来空袭，投下的炸弹震坏了大钟楼，直到次年7月才修好。

徐和来的时候，没有听到报时的西洋乐曲。她见有些乞丐在大钟楼脚下聚集，便跟着他们在附近流浪。徐和没有乞讨的经验，讨不到什么东西吃。有个心善的女人，身边带着个眼盲的老公，许是见她大肚子可怜，就主动把讨来的食物分她一些，就这么过了十几天，徐和实在过意不去，就说：“不如这样，你给个东西，我自己去乞食啦。”

女人就给了她一个钵碗和一双筷子，告诉她：“你看到那些店门口，有人站在那里，你也跟着站过去就好了。”

徐和就拿着钵碗上街去了，见有两个男人站在一家饭店的门口，一边一个，便跟着站了过去。她试着跟那两人套近乎，但没人理她。过了会儿，店里走出来一个妇人，手里捧了两大碗饭，递给了那两个男人，没有给她。徐和便问：“姑婆啊，有没有多的饭？”妇人看她一眼，问：“你也是乞食的啊？你从哪里来的？”

徐和说自己从乡下来，可那妇人一听这话，语气就变了，呵斥道：“人家农村解放后分田分地，你肯定是好吃懒做的人啊，这么后生（年轻）跑出来乞食！”

对于那时广州周边农村还在试点的“土改”，徐和并没有概念，被妇人劈头盖脸一顿训，她心里想要辩解，嘴上却说不出一个字。她心想：如果不是“发风”，我也不用跑出来啊！可又不敢把自己发麻风的事情说出口，只能端着空碗一气跑回了大钟楼脚下，蹲坐在大钟楼底下用手抹眼泪——垂落的袖口下露出皮肤上一小块红色的藓，那是她此时想要掩盖的事物。这个23岁、长发盘髻、腹部隆起的女人，还不知道这块小小的红藓，将如何改变她的命运。

那个好心女人继续把讨多的饭拿给徐和一份。过了半个月，传来风声，说解放军要来拉走这些流浪的人，不让人睡大街上了。解放初期，肃清市容是常事。这些睡骑楼脚下的人，能干活的拉去国营工厂，太小的拉去儿童教养院，反正总有地方去。乞丐们商量着要离开大钟楼去小街小巷避几天风头，女人劝徐和跟她一起，徐和说，不走，由得他们了，拉走就拉走，总比在这风餐露宿的好。

解放军果然来了。有个军人走来过问徐和的情况，徐和也不隐瞒，说自己得了麻风从乡下逃出来。军人不太相信，让她走两步看看，没有跛；又让她伸出手看看，也没有缺手指。

徐和穿着一件长衫，手臂和脚上的红斑都盖住了，只露出手背上一个红色的藓。军人还是不太相信，就把她带去了医院检查，查出来确实是麻风，便说：“好吧，我带你上船吧。”

上船？上什么船？去哪里？

“你是不是要拉我去打死啊？”徐和问。

“不是啊，是帮你去医病啊。”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徐和半信着跟着上了船，刚一上去，就有两个军人一左一右夹住了她，说担心她掉下去。徐和说：“不用拉我，我不会跳海的。”

船在水面上走着，经过的地方越来越荒芜。徐和看到有的小洲上屋子倾颓，野草疯长。船越走她心里越没有底，问：“同志，这是不是‘打靶’的地方啊？”

军人说不是。

徐和说：“草都长这么长，还说不是‘打靶’的地方？死没问题，但是你不要骗我呀！”

军人都快被她气笑了，说：“不是的，保证不是打死你的，你犯了什么错要打死你啊？那些偷偷抢抢杀人放火才要‘打靶’，傻的！”

可从小被人贩子骗过的徐和，还是不能放心，可人已经上船了，回也回不得，跳海就更不行了。

终于，船走了百里多的水路，到了一块陆地边上，军人说“到了”，徐和下船上岸一看，“原来有个高楼大厦的医院”，“亮堂堂的好漂亮！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的，没有骗人”。

这个徐和完全陌生的小岛，位于东莞市石碣镇东江水道上。在河流的包裹中，小洲上水草丰茂，茂密的植被中立着几栋两层的建筑。

这里就是“约瑟洲医院”，是1907年法国巴黎外方教会的康拉迪神父建的，用来收容广东无家可归的麻风病患者。徐和刚到医院的时候，管理这里的还都是外国医生和修女，虽然那些修女披着长长的衣服，从头包到脚，讲话叽里咕噜，但她发现这些“鬼佬”对麻风病人可比外面的人好多了。修女们既不惧怕也不避忌，但凡病人有个什么手疼脚痛的，都直接上手摸。

那时有300多个病人生活在这片风景优美的小洲上。徐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麻风病人，男女老少都有。在修女的管理下，男女严格分开居住，想去男病区的小卖部里买东西都要打报告才能去。女病人一共有4间楼，一间住40多人，底下煮饭，楼上住人。

“人要求生，不要求死。”徐和记住了家婆这句话。她驮着一个生死不明的胎儿，在麻风院里，像这洲上的草籽滚到水边，靠风，靠水，靠日头，活下来了。

1919年纽约出版《东方观察：前往中国等天主教宣教区的经历》中的约瑟洲麻风院照片，上下图分别为男女区。

4

1951年年底，广东省政府接管了约瑟洲医院，把修女和医生都“请”走了。修女离开的那天，病人们都到岸边送她们上船。病人们感念她们的照顾，站在码头边依依不舍，流着眼泪让她们不要走。

修女们也抹眼泪，说：“我们也不想走，可你们的政府要我们走，留不下来啊。”

那时中国的医生已经进驻医院了，见病人们哭得如此伤心，便安慰道：“不要哭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管，比她们外国人管得好啊。”

这话也是真的，他们确实是当时广东最好的麻风医生了。政府将医院划为省卫生厅管理，改名“广东省新洲医院”，流入的医疗资源都是全省最好的。

政府接管医院之后，徐和生了次病，医生给她开了西药，叮嘱她饭后吃一粒。小时生病喝的都是黑乎乎的草药汁，徐和看着手里没有指头大的药丸，心想，这么小一粒怎么够吃呢，都不够塞牙缝。等医生走了，就自作主张将一包药全吞进了肚子里。不多久，全身就冷得发抖。同病房的人赶忙把被子都拿过来裹住她，几十斤的棉胎盖在身上，她还是抖个不停。对面床的女人赶紧去叫急诊，医生来了，打了一支针，把她救过来了，问她：“我给你的药呢？”徐和说：“我全吃了。”医生大吃一惊，说道：“怪不得，你以后不要这样了，让你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这事后来成了病房里的笑谈，自此后，徐和老老实实的，再也不敢不听医生的话乱吃药了。

省政府多次拨款给新洲医院，建了新的病房和职工生活区，添置了医疗设施。医院还把病人组织起来办农场和砖场，一边医治，一边生产。徐和也进了砖厂干活。

1953年，外面农村搞“农业互助组”，医院也跟着用工分制来管理病人们的生产，担砖的人分成了几个等级。担入砖窑的是“二级劳动力”，因为砖窑的入口高，要一级一级担上翘板。徐和只能做“三级劳动力”，把砖从窑边担到岸边，再担上船，工分6分一天。

那个时候的砖块比现在用的大，刚烧出来的湿坯砖一块大约7、8斤。徐和每次担4进砖（一进4块），就是100来斤。那时她连人带肚子也才70来斤，肩膀要撑着扁担，踩过一条架空的踏板，把砖从岸边挑到船上，下雨时踏板会变得滑溜溜的，她驮着个碍事的肚子，每回过桥都惊险万分。

每天天一亮，整个病房里的人一起起床去做工，收工回来一起吃饭。所有的女病人在同一个饭堂，每个人一个沙煲，坐在一起“排排吃”。顿顿都有热饭吃的日子里，徐和捧着饭煲，常常忍不住掉眼泪。她想着，自己有的吃了，不知道妈妈和弟弟妹妹们怎么样了。自己离开家那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

旁边的病友也许见惯了悲伤，见她眼泪一颗一颗地掉到饭里，也不问什么，只是劝说道：“吃啦，不要哭了，等一下又要开工了。”

对于年轻的徐和来说，只要有饭吃，再辛苦都能一日捱过一日。到结算工分拿工钱的时候，病友们会买点好菜犒劳一下自己，徐和只买最便宜的豆豉酱拌饭吃。她赚的钱不舍得用，一分一毫攒着准备出院的时候带回家。虽然已经和家人失散10多年，可她心底还存着一丝回家的希望。

在这个小岛上，徐和也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大家每日除了一起劳作，还能一起认字，聊天打趣。医院里陆续也有新的面孔进来。

入院两年多后的一日，徐和做完工回到病房，看见有个很小的女孩子坐在床上。她便问道：“咦，怎么有个这么小的女孩子？”病友们说，新来的。徐和又问：“你要不要喝水呀，打个水给你呀？”可那孩子没有理睬。病友们又说，她是聋哑的，听不见呢。徐和便看着女孩，比划了个喝水的动作。见女孩点了点头，徐和就拿个钵碗倒了水递给她，女孩接过来喝完了，又认真地点了好几次头，表示谢意。

徐和本来就喜欢小孩子，看这女孩这么有礼貌，心里喜欢。听人讲，这孩子是生了麻风给家人丢弃在街边，是政府把她捡回来的，因她不会说话，大家都叫她“哑女”。女孩看起来可能也就四五岁，爬上床铺都不够高。徐和觉得这么小的孩子没有人照顾怪可怜的，就给她找了个小板凳，让她可以每天踩着爬上床。每天干完活，徐和都会帮哑女从饭堂带饭回来，给她洗澡的时候，会认真帮她擦刮身上的麻风斑。病友都打趣说，徐和这是收了个“干女儿”。

医院给没有劳动力的病人有固定份额的补贴，一个月几块钱的伙食费。徐和不识字也不会算数，便托一位当过老师的病友帮忙记账，哑女每天吃了多少、用了多少、还剩多少，一分一毫都记下来。她自己虽然是出于一片好心照顾哑女，也要避免被人误会是图哑女那份钱，所以账得记清楚。

到年底，看着小本子上哑女攒的钱够了，徐和想，新年了，外面的小孩子都有新衣服穿，给哑女也做条新裙子吧。她给哑女打手势，用手在她腰上围了一圈，“我要给你做个新裙子噢！”除夕那天，徐和给哑女穿上了自己缝的红色半身裙，帮她梳了个双马尾，再扎上蝴蝶结。院里的病人们也在热热闹闹地过年，分鱼分肉，穿着新裙子的哑女穿梭在人群中，像春天里第一次飞在田野上的蝴蝶。虽然她不会说话，但徐和从来都没有见过她笑得那么开心过。这份欢喜，在徐和心里存放了一辈子。

原本辛劳的院中生活，因为哑女的出现，也多了许多温情脉脉和欢声笑语。草长莺飞，四季轮换，徐和看着哑女从床铺那么高，一点点地长成个懂事的小姑娘，俨然像个小大人了。

有一日，病友们坐下来闲聊，不知谁提了一嘴，说让徐和“诈一下病”，看哑女会怎么做。众人纷纷附和，徐和觉得好笑，就从了她们。于是等到下午要开工的时辰，徐和没出去。哑女见她一直躺在床上，就走过来推她。徐和朝她撒撒手，说不去上工了。哑女打手势问，你哪里不舒服呀？徐和指了指头，意思是头晕。

新洲的水边有一种土名叫“水涌花”的植物，味道酸酸的，平时徐和她们会摘来煲凉茶。机灵的哑女马上跑出去找了些水涌花，煲好之后倒在碗里，还用手试了烫不烫，温了才端过来给徐和喝。一直偷偷在旁边看着的病友们，见此情景，都笑得东倒西歪，纷纷说道：“几抵锡啊（多让人疼爱啊）！”“还会煲东西给阿和饮呢！”

多可爱的孩子，乖巧听话，又会心疼人，徐和越来越喜欢哑女了。

可是，病友之间再怎么像亲人，新洲医院终究不是一个真正的村庄。在徐和吃“氨苯酚”吃到快10年的时候，医生给她做完切片检查后，说麻风杆菌的数量已经基本降到了治愈标准，再观察一段时间，若没有复发，她就可以出院了。

那时哑女已经是一个少女了。得知徐和要出院，病房里的人就哄她说：“你干妈要走了，你快点收拾东西跟着一起走。”

哑女信以为真，徐和出院那日，她自个收拾好了行李，把一对木屐和几件衣衫用绳子绑好，背在身上，准备跟着一起走。

徐和看见了，不明所以，问她：“你背着东西做什么啊？”

哑女打手势说：“我要跟你走。”

徐和说：“不行的，我出去说不定没地方住，要睡街边的，你留在这里有政府照顾啊。”

可哑女还是要跟着她一起走，徐和再三说“不行”，哑女也没有办法开口，只是睁着眼睛流泪。徐和心中也舍不得哑女，只是左思右想，她自己的生计尚无保障，把哑女留在院里是最稳妥的，纵然不舍，也只能如此。

不知道徐和离开之后，哑女又哭了多久，又是怎么解开已经绑好的行李，怎样习惯一个人吃饭，习惯没有徐和的生活。

5

徐和离开新洲医院是1960年，除了因为她的麻风病基本治愈，也可能与当时新洲正在大量地收治麻风病人有关。1958年开始实行麻风病人隔离政策后，作为年代悠久、且已有医生和设备的省级医院，新洲承担了极大量的收治任务，到60年代最高峰时，病人总数超过千人。像徐和这样已经基本达到治愈标准的老病号，这个时候自然就被动员出院，腾出床位。

徐和出院的过程不算一帆风顺。刚开始医生告知她要出院，让她回去找自己的家人，她就发愁了——她之前向广州那边打听过，父母已经从老家搬走，人海茫茫，跟家人失散20多年，她又能去哪里找呢？

有个跟家里断绝音讯十几年的病友，靠写信找到了自己的父母。这病友跟徐和说，你也不如试试写封家书回去寻人：“你随便知道哪里就写去哪里，那个人就会转给你老窦（父亲）的了。”

徐和心里是有那么一个地址，是母亲说过的乡下那间铺头的名字，自12岁离开母亲那天，她一直记着。那间小小的店铺，在没有具体门牌号也没有电子通讯手段的年代，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病友的话让徐和心里有了希望——也许家人已经搬走了，但是说不定有人能把信转给他们呢？

徐和一没有信纸邮票，二不会写字，好心的病友出了信纸，以徐和的口吻，帮她写明这些年的经历，信封上写了那个店铺的地址和徐父的名字，寄走了。

没想到，那家店铺居然真的还有人在，店里的人也居然还认得信封上的名字。店主把信交给了徐和的六叔，六叔又带着信去了广州市区，交到了徐和父亲的手上。

过了些时候，徐和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里说了某一天就来见她。徐和大喜，到约好的那天，她一个人走到岸边，想去接父亲。进新洲医院的海堤路上，迎面走过来一对陌生的中年男女，徐和与这两人错身而过，中年男人经过她了，又突然停下来，叫住她，问：“你是不是阿和啊？”

徐和回：“是啊。”

男人又问：“那你怎么不叫我？”

徐和说：“我都不认识你，叫你什么呀？”

“我是你老窦（父亲）呀！”

徐和这才如大梦初醒一般看向对面的人——这是她的父亲，是她差不多10岁后就没有见过的人，已几乎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倒是父亲，认出了她脸上自小便有的那颗痣。

“那这个是谁呢？”她问父亲。

“这是你阿婶。”

父亲这么说，徐和就明白了，这是他后来娶的。

她带着父亲和继母回到病房里坐下，父女俩说了些各自这些年的经历。父亲说，日本人投降后，他和乡下亲戚才重新取得联系，徐和六叔说她母亲和7个弟弟妹妹，死的死，埋的埋，可能还剩下一个妹妹，也已经不知去向。后来父亲和继母又组建家庭，在解放后生养了一个男孩，如今住在广州市区，在煤店帮工。

徐和起初还担心后妈会害怕她，没想到对方并无顾忌，直接拉起她的手来看，嘴里还说：“不怕的，没传染的这些病。”

“她不怕我。”两人的手一接触，徐和先涌上来的是惊讶，接着，她的一颗心就落到了肚子里。

时隔20多年再和家人相认，开心得像在梦里一样。父亲知道徐和要出院后，也很欢喜，说那就回家吧。聊到最后，徐和恋恋不舍地送他们上船离开。

那一天，徐和大恸大喜，悲欣交集。见到父亲是大喜，送他们走之后，她一个人就开始难过了。

出院之前，徐和还有一个大问题要处理，那就是她的肚子。之前有人问起她的肚子，徐和都开玩笑说是自己的胖肚腩。当年政府接管新洲后，医生给她做X光检查，发现她腹部有一团阴影，徐和这才把自己怀过孕的事情说出来。医生一听，就知道这胎儿不可能还活着，便跟她说要做手术把胎儿取出来。徐和吓坏了，她从未听说过能把肚子剖开的事，再加上当时有人生病做了手术后并发症死掉了，就更担心了，任凭医生怎么说，都不肯答应做手术，硬是带着身上这个累赘，在新洲担了快10年砖。

出院前，医生再次苦口婆心地劝她做手术，一条一条把好处给她列出来：“你现在在这里做手术不用钱，出去做要钱的啊。而且你还这么年轻，出去再找个人结婚，到时候生胎夹死胎，大人会没命的！”

徐和说：“嘿，我还找什么人呢？”

“你现在说不找，到时候遇到看对眼的就找了。”

另一边，病友们也一起劝她，做吧做吧，不要害怕。徐和左思右想，终于下定决心，像壮士赴战场一样给自己壮胆：“开刀就开刀吧，死就死了，不管了！”

手术定在一个周六，父亲和继母再次坐船来给她签家属同意书。人躺到手术台上，打完全身麻醉一觉睡过去，什么也不知道，等到醒来的时候，她一摸肚子：“咦，平了。”

过了一周，伤口恢复得差不多了，线也拆掉了，卫生员就带徐和去看取出来的东西——那个可能只存活了几个月、又在母体里待了十几年的胎儿，只剩下一排一排的骨头，还有一个头盖骨的模样，被药水浸泡着保存在一个玻璃瓶里。徐和惊讶得喊出了声：“原来只剩下些骨头了！”

徐和的腹部留下了一道疤，卸下这个包袱，她觉得走路都轻松多了，回想起这么多年战战兢兢地挑着担子走过那条船板，她又有点懊悔，早知道应该早点做手术了。

人家都说开刀要补身体，徐和吃鸡蛋补。这个结局她十分满意：自己经历了这样一台危险的大手术，居然只吃了6个鸡蛋就好了，堪称勇士。

出院那天，徐和告别了医生，告别了哑女，告别了病房里的朋友们，带着行李坐船到广州，又搭车到黄沙车站下车，叫了辆三轮，坐到小北。父亲说的那个地址就在马路边上，这是她的新家。

她还不到33岁，还这么年轻，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她用茶籽粉仔细地清洗，在脑后盘起一个发髻，多么好看。她还很能干活，就像医生说的，她出去后也许还会找一个人结婚。

在那短暂的一刻，生活像是为徐和重新展开了一条道路，一条能和家人在一起的、不再动荡、不再无依无靠的道路。

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命运，或者说时代，跟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种悬在人的生活之上、不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巨大力量，没有让徐和如愿以偿。

6

回家之后，父亲顾及徐和的身体，不让她干重活，只做些家务，帮着照顾只有几岁大的弟弟。有天徐和在家门口闲坐，见到一个妇女上山砍柴，想着帮家里添些柴火，就随着也一起上山去了。砍完的柴回来捆成一捆丢在门口，父亲回家看见了，很生气，叫她以后不要再去了。

在新洲时，医生总要提醒病人要小心保护好自己的手脚，因为麻风病人神经末梢受损，手脚的皮肤没有知觉，察觉到自己被烫伤或割伤时，情况往往已经很严重了。可在医院担砖割草，砖块粗糙，木柴多刺，草叶边缘锋利如刀，怎么可能不受伤？徐和用水一冲，布条一绑，就又去干活了。现在好不容易治好了病，父亲怕她造成更严重的残疾，所以不让她干重活。长久以来，徐和已经习惯忽略身体上的伤，父亲因为心疼她而生气，令她反而觉得温暖：爸爸是真的关心我的。

然而，真正阻拦徐和“回家”的，竟然是户口。那时粮米油盐都要凭票购买，而粮票是由户口所在地的公社或者街道负责发放。徐和的户口跟着母亲留在了乡下，父亲的户口却在城里。因为严格的城乡二元管理，两种户口不仅每个月的粮票供应量不一样，要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也非常困难。

为了跟着父亲生活，徐和每天吃完饭就跑去派出所追着人问：“为什么儿女不能跟着父母？我是我爸爸的孩子，我的户口为什么不能跟着他？”

派出所每次都是一样的回答：“是呀，孩子是跟父母没错，但是你是农村户口，你得回乡下去。”

乡下怎么回得去？她一个女人，独身一人，刚从麻风院出来，手脚又不太好，怎么独自生活？不认识的村里人又能否接纳她？何况，她也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寻回的父亲。

但是政策条例，黑纸白字，一级一级执行贯彻，并不会考虑到人的具体生活。徐和在排队买大饼时，售货员不认识她，以为她不是这里的人，拒绝卖给她，她跟对方大吵了一架。3个人的粮票4个人吃始终是不够的，徐和得尽可能多地弄来粮票，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给家庭带来的负担——她去帮别人排队买粮食，不要钱，要一点肉票，去邻居家帮忙拖地打扫卫生，不要钱，要几斤大米。

徐和保存下来的各个年代的粮票和票券。 (洪梦霞/摄）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户口看起来仍是死路一条。父亲和继母嘴上没说什么，但徐和不忍心让他们为难，她心里默想——为今之计，可能只有重回麻风院一条路了。

有一个在新洲相识的病友，去了佛山另一个麻风院，听说徐和出院回到广州，便过来探望她。徐和说了自己的想法，病友便跟她说，广州新建了一家“太和麻风院”，现在正在收人，不如去看看能不能进去，离你家也近一点。

徐和便去了广州北边的太和镇，跟麻风院的领导说自己“无家可归”。按理说，已经治好的人不在收治的范围内，但或许是医院领导同情她的遭遇，或许是那时刚建院正需要劳动力，徐和又正当壮年——总之，她的申请被批准了。

太和镇离小北30公里，那时公交线路不发达，来回一趟很是辗转。每个月有两三天，父亲和继母同时值夜班帮人挑煤，徐和就会请假回家照顾年幼的弟弟。从太和到公交车站有好长一段路，周围荒郊野岭的，有个病友不放心她独自走，每次都会骑自行车载她到车站，回来的时候再去车站接她。

60年代的广州，尘土路是黄色的，人的衣衫是蓝灰的。徐和坐在晃晃悠悠的自行车后座上，在小北与太和之间来来回回。一直到家人搬迁离开了小北，她才停了奔波。

从离开新洲到进入太和，中间不过2个月时间。徐和又回到了麻风院里，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出去了，太和成了她人生中停泊得最久的一个码头。

7

“太和医院”，或者“太和村”，是因为选址在太和镇得来的俗称。它当年的正式名字是“广州市皮肤病医院”，直到现在，大门上还有着这几个斑驳的旧字。

跟所有的麻风院一样，太和也在人迹罕至之地。一条小径通到帽峰山山脚下，最初只是砌了几间茅草顶的泥屋子。1974年，政府在这里又建了和龙水库，走出医院门口，就是一片水波荡漾。

徐和算是第二批人来到太和的人，那时这里只有10来人，冷冷清清。随着病人一批批进来，最高峰时，一共有500多人在这里生活。这几百号人，生生在这个原本连路都没有的荒郊，辟出了一个容纳己身的小天地。

关于太和有多少土地，村民有个风趣的说法——围着的这些山，面向太和的一面都是他们的。靠山吃山，木头砍来建房子，枝叶用来烧柴火，山脚下种竹子养鸡养鱼。种瓜种菜开砖窑，修路建屋挖池塘，在家里有人心疼的手，在这里是什么重活都要干。

有一回徐和在池塘边放牛，那牛不知怎的生了脾气，一头给她撅进了池塘里。池塘水深，她在水里拼命扑腾，不远处干活的病友们听见呼救声，赶紧跑来，跳下来把她捞了上来。她回去换掉了湿衣裳，又出来继续放牛。

一个月9块钱伙食，每顿两条青菜。干一个月，工钱不够买顶帽子。但相比在家，徐和起码有自己的那份粮票了。第一次拿到粮票，她买了1斤砂糖和1斤饼干，冲了碗糖水，把饼干全给吃完了——这可是一个月的份额。病友看见了，笑得不行，有人打趣说：“能吃是福啊。”

徐和当时填饱肚皮，心满意足，说：“能吃当然是福，有的吃就先吃，没得吃再说啦。”

这是她从前30年的挨饿中得到的生存智慧——人生在世，谁能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麻风院里女人比男人少得多，徐和长得清秀，又大方又和善，应该说，有着绝对的“择偶优先权”。在新洲时，肚子里还有个不清不楚的胎儿，她没有半点心思要给自己找个对象。到了太和，肚子卸下了，身心皆轻，她在这满院的人里，看中了一个姓梁的男人。

老梁也是广州人，比徐和小1岁，身世也很是曲折。他小时候家里穷，把自己卖给了人家做儿子，但那家人嫌弃他吃太多，不待见他，他就自己跑出来参军，结果当兵的时候发现有了麻风病，发病时恰好又刚刚结婚，老婆生完女儿去世了。无奈，孩子交给外婆，他自己进了麻风院。

老梁长得不咋好看，因为麻风病，嘴角有些歪。但他心地特别好，别人有什么麻烦事，喊他一声就立马去帮忙。徐和生平最牵挂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受苦的，一种是心地好的，老梁是两种全占了。再加上徐和之前流浪时两次被军人救助，自然对当兵的人有种亲近感。

不过在那时，婚姻法明确把麻风病人排除在允许结婚的范围之外。麻风院里的情情爱爱大都只能在暗处进行，医院一旦发现有人暗度陈仓，轻则处罚，重则驱逐出院。

一直到了1985年，新一版婚姻法才把麻风病人和麻风病康复者从禁止结婚的名单中删去。太和院方跟这些已经五六十岁的病人们说，你们要是谁跟谁互相中意的，就给你们办个婚礼，老了也好互相照应。1987年，医院为包括徐和在内的10对“新人”扯了证，又在礼堂为他们举办了集体婚礼——其中除去一对是本来就是夫妻的，其他都是在院里找的同命鸳鸯。结婚那天，每一对男女都分到了新的枕头、床单和塑料椅子，胸前都戴上了红花，在礼堂里说了些吉祥话

徐和和老梁的结婚证 (洪梦霞/摄）

徐和同老梁脾气相投，结了婚之后什么事都是有商有量，从来没有吵过嘴。他们每天的对话都是客客气气的，一个好声好气问：“我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咯？”另一个好声好气答：“好叻。”

几年后，医院在更平坦的地方建了新房子，把一排最靠近大门口和食堂的平房分给了这些夫妇，叫“鸳鸯楼”。搬下来没多久，老梁就在走廊前面树下摔了一跤，中风，半身不遂。徐和担负起照顾他的责任。那时候还没有护工，所以喂饭、抹身、洗衣、倒屎倒尿，全是她做。老梁半边身子动不了，翻身时就重得很，徐和弄起来很吃力累得呼哧呼哧呼哧喘气。她没有一句抱怨的，那时候手已经有些不方便了，力气还是有的。

这段婚姻一半的时间里，都在徐和在照顾床上的老梁。就这么照顾了老梁几年，有一天早上，她炖了鸡蛋给老梁吃，吃完这最后一顿，眼看着人就不行了。8点钟医生上班一看，人已经走了。医院这边打电话给老梁家人和火葬场，家人来了，火葬的车也来了。徐和没有跟去，看着车拉着老梁开走了。也许徐和这辈子的姻缘线就是短的吧，男人死了，一个人过就是了。那张两个人的合影挂在墙上，徐和倒是一直留着。

老梁在院里有个好友叫赖叔，几十年交情了，一只眼睛看不见，还截了一条腿，常常拄着个铝拐杖到处走，健步如飞。老梁死后，赖叔买了些纸钱回来跟徐和一起烧了。自此，他就处处都多帮着照顾徐和一点。徐和晕车，很少出门，赖叔就每天早上坐着个电动轮椅，到3公里外的市集上买东西，经常带个肠粉回来给她。两人有时候在门口走廊下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老梁来，“人真的很好啊，也很能干”。

也是差不多那几年，弟弟打电话来告诉她，父亲去世了。可路途遥远，她没有回去。徐和打小就晕车，年纪越大越严重。

走廊前面，当年建“鸳鸯楼”时栽种的棕榈树、木瓜树和龙眼树，越长越高。陆陆续续地，其他夫妇里也有几个男人去世了，留下的总是命更硬些的女人，鸳鸯楼变成了鸯鸯楼。

一晃90年代就过了好几年，有个病友要出院。这病友早年当过护理员，懂一些卫生护理常识，不想回乡下，便想着到别的麻风院里谋个生计。徐和听说自己在新洲时的一个病友去了东莞的金菊麻风院，当上小领导，说可以陪着去问问，看能不能把户口转到那里。

为了帮那位病友，徐和跟着一起坐车去了东莞。一路呕吐，头晕目眩到了金菊，正和新洲的病友说着话，对方突然间指着一个中年妇人给她看，说：“呐，那个人是哑女。”

徐和又惊又喜，走到哑女面前叫了她一声，哑女一开始没有认出人来，懵然地望着她。徐和就比了个用毛巾搓背的手势，意思是：记得吗？我帮你搓澡呀！

连比带划间，哑女终于认出这个30多年前的“干妈”来。她整个人雀跃起来，拼命地拉着徐和的手，要带她去家里吃饭。可是徐和当时走不开身，就摆了摆手，说下次去。哑女还有点不开心，撅起了嘴。

这回相认，徐和才知道1960年她们分开后哑女的经历——她在新洲待到了1975年医院解散，而后被迁至金菊福利院，在那里结了婚，生了2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小的时候跌进池塘淹死了，女儿已经10来岁了。哑女的老公后来生了重病，临终前说妻子一个人没办法生活，就拜托好友照顾。这好友就成了哑女的第二任老公。

在这期间，有个客家女人不知从哪里听来了哑女的身世，跑来认亲，说自己是哑女的妈妈，小时候发现她有麻风病就把她丢到街上，现在她病好了想认回她。哑女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听她这么一说就信以为真，不仅认了亲，还把自己十几年在金菊养鸡攒下的几万块钱都给了她。结果钱一到手，那个“妈妈”就跑没影儿了。

徐和听到这段的时候，又气恼又怜惜，对哑女说：“你笨啊，人家说你就信啦？这么多钱都给了人家。”

哑女自然是无法辩驳的，她只是眨巴眨巴眼睛，神态就如儿时一般。

嗔怒是假，惊喜是真。隔了几十年两人还能相认，徐和心里很是宽慰。哑女出门不方便，所以徐和即便晕车，还是去过两趟金菊看她，后来走不动了，就换成哑女的老公带着她来太和。2018年春节，哑女夫妇给徐和买了件碎花夹袄，又买了菜和肉，在饭堂做菜和她一起吃了饭，过了个热闹的春节。

徐和（左）和哑女的合照 (洪梦霞/摄）

2019年的春节，徐和左等右等，没有见到哑女夫妇过来。她自己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他们。等到那年4月份我来医院，她就说起这件事。我认识金菊福利院的一个社工朋友，便托他问到哑女老公的电话。打过去，电话对面的人很热情，先解释说去年做了个小手术，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接着连连保证，说等明年春节，一定带哑女来看望干妈。徐和连声应好，这才放下心来。

打完电话徐和拿出夹袄给我看，那件翠绿色的夹袄要用扣子扣上，徐和手不方便，很少穿它。她又翻出上一年哑女来时拍的合照，坐在床边，低着头，认真地看着照片里那个头发花白、站在自己旁边的哑女，看着看着，好像发现了什么惊讶的事情，笑了一下，轻声说：“啊，哑女都这么老了……”

哑女已到古稀之年，都做外婆了。可在徐和眼里，似乎仍然是那个10来岁瘦瘦巴巴的少女，会仰着头看她，会在她离开之时，自己把木屐和衣衫都背在身上，满脸泪水地想要跟着她出院。

可当时，我们谁也意料不到下一年春节会发生疫情，哑女丈夫那句暂时宽慰了徐和的承诺，终究只是消散在了4月的春风中。

8

徐和生活的世界开始一步步地缩小。先是东莞去不了，接着是广州市区，然后距离3公里远的太和市集、进村的湖边、“鸳鸯楼”对面的饭堂，也一点点变成了走不到的地方。有时候外面的公益组织带大家出去旅游，徐和去不了，就坐在走廊外看门。一大清早看着大家坐车出发，村子里安静下来，到傍晚，又看着大家热热闹闹回来，天黑了，一天又过去了。

徐和一日日衰老了。如果可以不考虑身体的问题，她其实对90岁的生活非常满意。不用干活，每天坐着，民政局会发生活费，常常有外面的好心人进来送些生活用品。米油盐，衣服袜子被子，什么也不用买。这让曾经每天背着100多斤砖换6个工分的她有点想不明白——怎么现在的生活这么好了呢？可惜自己已经吃不下了，牙齿都掉光了，吃东西只能砸吧砸吧味道。

但徐和还是每天乐呵呵地活着。托护工从外面买回来的双红喜，每天放在桌子上，她能抽完两包。因为没有手指，她要把烟插在特制的一个小竹筒上，这样才能用虎口夹住。她很小的时候偷妈妈的木瓜叶子烟卷，到94岁还每天烟不离手。另外一种离不开的东西是“阿咖酚散”，这种蓝色小包装的药散，又被叫做“济公散”，伴随了徐和大半辈子，用来减少麻风导致的神经痛或者是风湿骨痛。标准用量写着“一日3包”，但徐和说，“痛起来，每天至少要吃上10来包”。

年迈人的世界都变了样：地板总是滑溜如冰面，勺子剪刀自己长着脚会跳开，自己的身体像个头重脚轻的布偶，两脚像棉花一样软绵绵。老梁没死的时候，徐和还可以自己抓把砍刀爬到后山砍一大把柴下来。但后来，双手逐渐磨损无力，直到再也梳不起发髻，也抓不稳一个梳子，她就把自己那头长发剪掉了，留成了齐肩的短发。

在长年的劳作中，手指就像损耗品一样，一年年、一天天地减少、蜷曲，直到变成只能分辨出大拇指的两个拳头。有时候跟别人在走廊外坐着安静的间隙，她低头看到自己放在膝上的两只萎缩成拳头状的手，就把两只手凑到一处轻轻举起来，说：“啊这死人手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说怎么就这样了……”

她并不在等待谁的回答，只是喃喃自语，困惑于自己的命运。

日常生活变得无法离开护工或者邻居的帮扶，因此歉疚感常常掉落在她的身上。过年时要“除秽”，她试图自己站到床上，将扫把绑在竹竿上清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结果没站稳摔了下来。在房间里走动，要靠一个铝制的助步器，因为手没有力气，只能推着，那4个金属脚摩擦地面，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晚上她想要走去门边关灯，怕吵到邻居，只敢扶着家具慢慢摸索过去，结果摔出了手臂上青青紫紫的伤痕。

身体的受困，让徐和开始想到死亡，她不想再等待了。她试图把死亡更快地拉到自己身边。有一回，她问院里负责给大家拿饭的护工，说屋里老鼠太多了，能不能帮她买个老鼠药。护工没有答应，说用老鼠夹就可以了。她知道对方猜出她的意图了，也不再提这个事，只好继续兢兢业业地活着。

死神像个脾气飘忽不定的老朋友，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呢，这真是个让人猜不准的事情。最好是能像一样90岁高龄的赖叔一样，突然间旧疾发作一下子就去世了，不用受痛苦，也不用麻烦别人。

“也算好咯，死得痛痛快快的。”赖叔走后，徐和这样子说，有点羡慕他的福气。

她每天睡得越来越少，好像节省下来的睡眠都一点一点攒起来为之后永恒的安静。很多个夜里，她在黑暗里清醒着，于是摸索着爬起来，打开一盏小黄灯，点了一根烟在床头坐着。

每一个难以入眠的晚上，她都会想起12岁在广州乡下与母亲的离别。那是她人生的开始，是她长长的一生里最重要的一幕。而后她被带走，飘飘荡荡几十年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和弟弟妹妹。和父亲相认之后，六叔前来探望，她问起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去向。六叔说，她母亲最后在极度的饥饿中想走到井边去喝水，就这样死在了水井旁边 。她听得心中大痛，说了一句：“你倒是顾一下大嫂啊！”六叔回说：“我自己都顾不上了。”

山脚下的太和，夜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密林的声音。徐和就这样沉浸在思绪里，直到漆黑的夜色中，窗外的棕榈树突然间掉下一片干枯的大叶子，1米长的枝叶砸在土地上，寂静中一声巨响，将她从回忆中猛然惊醒。

9

作为徐和晚年的见证者，我盼望她能多活两年。我们认识时，我23岁，正是她在大钟楼脚下流浪的年纪。给她做了口述史访谈的3年里，我每隔几个月就来太和住几天看望她。我们的关系，是在这种日常的陪伴与细腻琐碎的相处中建立起来的。

每次来之前，我都会给太和村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徐和婆婆是否还活着。

2018年秋天，我实在厌烦坐公交，便自己骑车骑了30多公里来太和。下午出发，骑到太和时天色已暗，路灯微弱，省道上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过，拐进一段没有路灯的村路，轮子在路面边缘处打滑，我摔了个大跤。爬起来一看，手肘上一道狰狞伤口。

第二天上午见到徐和，我没提路上摔跤的事，她却告诉我，不久之前，有一位伯伯坐着电动轮椅出门，就在门口的116省道上被卡车撞死。这之后，太和开始给老人们统一供应三餐，减少他们外出的机率。

太和的老人们需要坐电动轮椅，是因为麻风导致的截肢。轮椅上矮小的他们，常常处在卡车司机的盲区，正如无法被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所看见。他们捱过所有病痛与隔离带来的磨难之后，却死于家门口一场意外车祸中，这起事故仿佛一个残酷的隐喻，使我不忍细想。

这事对徐和的直接影响是，她的早餐从饼干泡热水，变成了医院饭堂统一做的粥或者汤面。

因为徐和手脚的残障，我来时便总想能为她做点什么事——比如给她的助步器4个脚包上棉布，以减少推动时的噪音；把她沾上污渍的棉袄洗一下，梳一梳她凌乱的白头发。掏耳朵的时候，她配合地一动也不动，一脸惬意，跟我说她之前拿剪刀掏耳朵，割伤了自己，满耳朵都是血。说的时候，仍是一种得意的语气。

这些时刻，我只能压下心里那些细微的酸涩，假装有些生气地说：“哎，你叫人帮你啦，干嘛自己弄！”

这些很细小的事情，徐和不会开口麻烦别人来做，但你若帮她做了，她就会非常开心。她有时会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有心，总是来看我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自己是这里来休假的。

我说不清楚这种珍惜感，仅仅在她身边坐着，就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绵延的平静。徐和在的时候，太和是我心灵上的栖息地，我们常常在走廊的沙发上一起坐着晒太阳。徐和身材很小，有个肥肥的肚腩，坐着时，两手放在腿上，双脚触不到地面，脚丫轻轻晃动。90多岁的人，身上还有一种孩童般天真的习气。

我喜欢听她断断续续地讲起那些琐碎的记忆：小时挨饿，有个地主家的女儿给了她一袋米；在不知哪个医院，女病友用茶籽饼帮她洗头发；又或者谈起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坐车来城里见父亲，车晃晃荡荡，她晕得难受，妈妈给了她一颗橄榄在嘴里含着，让她伏在自己的膝上。

那个伏在母亲膝头上的小女孩就变成了这个坐着垂着头，两手放在膝盖上轻轻晃着脚的老人。没有怨恨，没有哀痛，只有那些被爱着的记忆，像阳光照拂之下河流上的零碎波光，柔柔地晃动着。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还处于对早年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却能忘记午饭吃了什么的阶段。我有一次去，问她“你记得我是谁嘛？”她笑着说，记得脸，不记得名字咯。下一回去，再问她，“我是阿洪，你记得我嘛？”她笑嘻嘻说：“记得名字，不记得脸咯。”

我回头一想，恍然大悟，这个老小孩，她压根不认得我，她在哄我呢。

直到那次骑着车去太和后，她终于能记得我了。

徐和的老照片 (洪梦霞/摄）

2019年冬天，我又来太和看望她，到第三天傍晚时分，准备要走了。正收拾东西，徐和把我喊进屋里，示意我拉开床头的抽屉，让我从里面的现金里拿走两张。这是我们每次分别的老把戏。我像往常一样说了一通“我有工作不用给我钱”之类的话，她就不说话了。以为已经成功说服她，我出门去洗手。再回来时踏进门，看见她不知道怎么自己从床边挪到了我的书包旁边，正偷偷往我包里塞钱——书包的大格子是拉链的，她的手没有办法拉开，于是用两个拳头捧着两张薄薄的纸币，想把它们塞进侧面的袋子里。袋子开口也是扁的，纸币塞不进去，掉到了椅子上，她就又用两个拳头捧起来，再试。

她过于专注，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回来了。我快步走过去，按住了她的手：“你真的不用给我，我来一趟也不怎么花钱……”

她瞪我一眼，说：“你想不想我好先？想不想我长命百岁啊？”

我说：“当然想，但是……”

“想你就收着！”徐和没有让我说完。

隔壁屋大嗓门的耀婆婆在外面喊：“天黑咯，你怎么还不走啊？快走啦！”他们担心这里荒僻，加上路远怕不安全，从下午4点就开始催促我了。徐和听到催促，不容拒绝，把钱塞到我手里。我不知再说些什么，只好俯下身拥抱了她，跟她说，过完年再回来看她。

护工大叔骑着辆电动车载我出去5公里外新开的地铁站。暮色降临，车水马龙，省道上塞满大车，喇叭声此起彼伏。我坐在护工身后，两手抓着背后的车座，在暮色降临和车流的轰鸣声中慢慢离开了太和。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两个月后，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爆发。麻风村因历史旧制归属于医院，自然全部封闭起来，不给人前去探访，即便是康复者的家属也不例外。

一直到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夏天，太和仍然没有对外开放。我在粤东的家中等到7月，听护工说徐和病重，实在无法再等，回到广州，给太和医院的医生打电话，想争取一下进院看望。

“不行。”医生的回答并不意外，“市卫生局6月份才发了通知，特别注意养老院、麻风院这些地方，我们医生现在进去都要隔离14天呢，你就让她走到门口看一下。”

“可是婆婆卧病在床，没有办法走到门口。”我说。

“走不动那就让护工给你视频一下嘛。”他回答得很快，也许已经接过几次这样的电话了。

我问什么时候才能解除隔离，医生说，不知道呢。

挂掉电话，我站在巷子里原地发了一会儿呆，护工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病床上的老人枯瘦苍白，像一张薄薄的纸。我不敢再问她的情况了。

8月酷暑，雨水如注。每当屋外大雨倾盘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徐和还活着吗？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9月最后一天，徐和去世了。缠绵病榻3个月，反反复复，捱到最后一口气。也许是她的命太硬了，身体里像长着蓬勃的野草，老天爷也收得艰难。这不是徐和期待的死亡，也不是我所预料的告别。她和哑女没有再见到面，我和她也没有再见到面。她的遗物全部被烧掉清理了，我非常后悔，没有留下她的任何一件东西——信件，照片，她的结婚证书，或者一张旧日粮票。

得知她去世消息的第二天，我睡到大中午，起来时打开大门，外面一地阳光灿烂。在这晃眼的阳光里，有一只黑色的蝴蝶翩翩然飞到我跟前，又飞走了。我愣了一下，家乡说黑色的蝴蝶是去世的亲人所化，是徐和来跟我告别了吗？

一年之后，直到我不再因为想起她而掉眼泪的时候，我写下了徐和的故事。有时候我会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她会记起些什么？她会梦见失散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吗？她会梦见哑女小时候还没有床高的时候吗？她会梦见我吗？会梦见太和4月午后的温暖阳光吗？

如同我们一起在走廊度过的许多个午后一样。山风吹拂，树叶摇晃，缝隙间漏下的阳光明亮而闪烁。她在我身旁坐着，轻轻摇晃自己的脚，好像孩童般天真，好像永远也不会衰老。她讲述12岁的自己，讲述自己的一生，漫长而久远，又如同在昨日发生。人生所有的痛苦和遗憾，像是被这春天下午的阳光给隔开了，永远也不会到来。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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