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21年度读书报告
查看话题 >2021读书手记：「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时隔十年，我似乎又重回一个赤子，时光则无限后退，逼近那些丰沛、摇曳、连做梦都穿行于墨香中的青灯之夜。在某种意义上，我或许战胜了时间。
因为一些机缘，去年重拾了读书。其实，这篇手记原先并不在写作计划中，一开始的阅读也全凭兴致，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压力，只是觉得那种心无旁骛的快乐真是妙不可言。
读到差不多第20本的时候，困扰出现了。因为遗忘曲线太过强大，对于许多书，脑子里的记忆树好像只剩下了光秃秃一个书名。虽然我经常恬不知耻地说，记忆不必刻意而为，沉淀下来的自然是精华，可翻检着看似充盈实则空虚的大脑切片，我仍然感到了沮丧。
然而回过头来，我必须感谢这种沮丧。它让我最终明白，一页书不该在看完后就被揉皱撕碎，丢进心灵的废纸篓，而应成为一片刀刃，成为卡夫卡的那把斧头，挥向蒙昧的荆棘、鲁钝的冰山。
于是从那时候起，给每本书做书摘、写书评，就成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旁人大概难以完全理解，但我自己清楚，有些改变正在发生：量化的指标固然可观——毕竟73本书、16万字书摘和4万字书评很可能已经超越了过去27年的总和——更重要的是，时隔十年，我似乎又重回一个赤子，时光则无限后退，逼近那些丰沛、摇曳、连做梦都穿行于墨香中的青灯之夜。
——在某种意义上，我或许战胜了时间。
艺术的边界：打破第四堵墙
选择从《伟大的电影》聊起，有我的私心在。两年前，当我在键盘上一字一字敲下2019年的观影手记时，距离奥斯卡颁奖礼落幕还不到一个月，全球新冠大流行才初露端倪，谁也无法预想电影业将历经怎样一个漫长的寒冬。
不可否认，就票房而言，中国交出的答卷可以算是亮眼；但难以忽视的是，由于大量小成本独立作品的缺席，院线影片的面目好像越趋单一，狭小的选择空间把观众的审美一步步逼向局促的角落。
“大部分电影留在银幕上，只有少数能穿透你的灵魂。”罗杰·伊伯特曾写道。而很不幸，事实恰恰是，今天的大部分电影已经失去了穿透灵魂的力量。打开购票软件，面对一众商业大片，我很难相信其中会有哪些能让我“一想到以后再也看不到就感到无法忍受”。在失落感和好奇心的双重驱使下，我翻开了《伟大的电影》——一份长达一百部电影的片单。
对于仅仅用电影来打发时间的人来说，这份片单是缺少了一点吸引力；可在影迷的眼中，小津、费里尼、博格曼、布努埃尔，这一个个名字却如同凯恩至死也不能忘怀的“玫瑰花蕾”。制片厂统治、创作者主导的时代失落了，电影越来越迁就观众的品味，他们开始以为自己所见的就是电影的全貌。
作者写这些影评的目的，就在于把观众从误解和错觉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没有哪个艺术形式能像电影这样“可以如此出色地捕捉到眼中的神采，话里的感情以及在字句间保持沉默的思想”；但遗憾的是，电影这些美妙的功用被雪藏了，如同失用太久的某种感官，濒临退化甚至消失。
当代电影工业奇技淫巧的狂轰滥炸，让观众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无限飙升，却也钝化了他们的敏感，消耗了他们的耐心，使他们开始不可逆地失去了“进入电影叙事弧的能力”。
我这一代人，观看电影的介质高速迭代：我用屏幕2英寸的MP4看过《肖申克的救赎》，拿家用投影放过《生活多美好》，也在影院的最佳观影区欣赏过《潘多拉的魔盒》，我最大的感受是，真正伟大的电影或许真的没有那么倚仗于放映的条件，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需要的可能只是认识它们、进入它们的契机。而认识它们最好的起点，也许正是承认：我们对电影其实一无所知。
是枝裕和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进入电影的路径——导演自述。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读过任何一位导演的自传。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对于电影作品会有一百二十分的熟悉，可一提到导演，心中往往只会浮现出一个游走于片场、隐匿在监视器后的如谜的身影，面目不清。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才真正开始理解日本电影。先前对日本电影自带隔阂感的浓烈不适，是因为他对日本民族独有的时间观和生死观的阐释，才逐渐稀释。再回头看他的一些作品，想起他说的“纵然失去，也有传承下去的东西”，倏而感到一种别样的美妙和感动。
许多高度商业化的影视作品之所以极尽华丽壮阔却无法触动人心，究其原因，正是忽视了“无法取代的珍贵之物”，恰恰“蕴藏在日常的细枝末节里”。不管拍的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是枝裕和对细微之处始终不变的关注，也许以全景的角度看微不足道，对于每个拍摄对象来说，却意义重大，不可或缺。
如果说大部分电影依然带有强烈的生活印迹，那么戏剧尤其是话剧，则更指向一种形而上的表达。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竖起一道天然的屏障，被形象地称作“第四堵墙”。
尽管如今，信息的来源如此之多，我们不必真正了解斯坦尼的表演体系，也不必知道格洛托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单凭大量解读的文本，似乎就能无障碍地看完一部戏；但其实，我们的观演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剧评人的尖刻批评、演员的恳切姿态、好友的热情安利或无情吐槽，对于需要独立思考的我们，都是潜在的威胁。
作为美国大学教材，《认识戏剧》偏重通识之目的，摈弃说教的俗套，直接将读者置于观众席上，以读者为中心，引领读者发现戏剧之美。这是最便捷也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主观的探索，而非被动的接受，在感官通路上构建一道通向舞台的桥梁，穿越隔开舞台与观众的“第四堵墙”。
出色的戏剧呼唤优秀的观众。一名好的剧评人，乃至导演、演员、剧作家、设计师，首先必须是一位好的观众，这重身份无需也无法剥离。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在今天的戏剧演出中永恒不变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作为观众的资质”，当我们以观众的身份参与其中时，一台戏剧才是完整的，也才有了永恒的可能。
异质化青春：无法复刻的模样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产物，青春文学为大众所熟知，大概要归功于以“三驾马车”为代表的作家群不遗余力的创作和推广。然而回溯新近的中国文学史，这种书写懵懂情愫的传统，其实在郁秀的《花季·雨季》诞生时就已萌芽。
但青春是一种必经的状态，一段必存的记忆，从来没有一条硬性要求，规定只有正青春的人才有资格谈论青春。反而像海明威说的，“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我似乎更愿意向内窥视，一个成熟灵魂中尚还蓬勃的部分。
从本质上来讲，《人性的枷锁》就是一部如假包换的青春小说，是毛姆的青年时代在中年相纸上的显影。可不同于大洒狗血的那类青春文学，也不同于我们年轻时渴盼的花火般的生活，这本书平淡、琐碎得让人惊讶。但其展现的平淡、琐碎，正是生活的底色和本貌。
毛姆认为，只有斩除虚无的信仰、虚空的理想、虚幻的欲求，才更能把握住人生的欢畅。身体不完美、生活不顺遂、爱情不如意，菲利普面临的困局正是我们人生之苦的一个缩影；而宗教的束缚、道德的制约、世俗的逼压，这些祖辈相传的成功范式，像是加于灵肉的重重“枷锁”，让我们更不自由。而更可怕的是，这场困局就像玫瑰色的烟雾，蒙蔽心智，驯化感官，置身其中的我们却甘之如饴。
在临近结尾处，毛姆终于给我们开出一剂处方：
无须编织如此精美的毛毯，因为它并无实际用处，仅是人们消遣取乐之物而已。人们可以从生活、行为、感情、思想等繁杂交互的事件中凝练编织出一个规律、精致、复杂、优美的图案……其间，有一个图景最为明显，也最为瑰丽完美，那就是人诞生成长、结婚生子、艰难谋生，最后老垂故去的图景。
正值当打之年的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样的劝诫，毕竟“屈从于幸福”看上去有种不知进取的消极。充满疼痛的抗争有时那么真切，好似并不令人惧怕，反倒给人以“活着”的实感。我们或许会部分认同毛姆的立场，在走自己的路时却又我行我素，这也许就是年轻的特权。我相信，正是这种特权，让我们在回首前尘往事时，更有不抱憾的勇气。
《人生》虽和《人性的枷锁》有相近之处，也是关于一个底层的人渴望向上流动而不得的故事，但落脚点却全然不同。男主角最后的屈就，更多是迫于现实的威压，和菲利普的抉择有本质的区别，这是路遥早期的局限。
书中最让人接受无能的，应该要属脸谱化的人物塑造。高加林，虽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受尽命运的嘲弄，但英俊健美、聪敏坚毅、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简直就是“杰克苏”流水线造出的标准产品。加上不逊于琼瑶的戏剧化桥段，可以说是幼稚病不轻。
我并不想用“狗血”来形容路遥的作品，但在我看来，《人生》的完成质量就是在其应有的水准之下。社会形态不该为其粗糙的“习作感”背锅，毕竟后作《平凡的世界》就修正了情节的生硬、观点的粗疏，包括语法的拙涩。在今天看《人生》，特别对于写作者，应该看见的是一个不完美的镜鉴，也应看到，青春的书写该有更好的成色，以及更广的可能。
同样是对特定年代青春的回望，《芳华》的这一瞥显然更加厚重和深邃。由一次陌生却熟悉的偶遇始打开记忆的豁口，喷薄出一段激情燃烧的年华。因为脱胎于严歌苓的切身经历，整个故事流畅、丰满：开小灶的香气，练舞沤出的馊味，肌肤相触时指尖的微颤，如此种种，都在她的敏锐笔触和精妙譬喻下，变得真实可触。
但严歌苓的意图不仅在此，她要更进一步，触及青春被时代压榨时的绞痛。重现文工团的盛衰只是感性的追怀，她创作上的理性，在于反思的自觉：人性是如何被攻讦，榜样是如何被捧杀。时代让刘峰们成为钉子，却任他们剥蚀、朽烂；为何小曼们戴上红花，却要她们做为时代殉身的绿叶。
青春的飞鸟，在时代的寒流中化作噤声的鸦雀。所谓《芳华》，褪尽灼灼其华后，方见残酷和虚假。我们是否还能抱着审美的心态，怡然赏之？
韩寒笔下的青春又是另一种质感。刻骨铭心的语法在他的词典里过时了，要么插科打诨，要么愤世嫉俗，韩寒是下定了决心要好好治一治青春文坛的文艺病。
可尽管几本书中，这是最担得上青春文学名号的一本，读来却觉得隔膜重重。阅读体验方面当然比郭敬明们的小说好太多，但对书中所述内容的不可感，也成为阅读过程中的最大阻碍。那个迷茫年代，那种迷惘生活，那份迷乱情绪，都处于我认知和体验的真空地带；加之语言风格的影响，呐喊的分贝被减损，讥讽的力量被消弭，所谓控诉不过流于口嗨而已。
读完有浅淡的哀戚，但也止于一丝闪逝的情绪而已。语言碎片化过了头，把青春碾成了一把流沙，可就真的什么也握不住了。
《像少年啦飞驰》的书名太具有迷惑性，以至于时常让我联想到公路小说，看完后才大呼上当。而《在路上》却是实打实的公路文学，据说杰克·凯鲁亚克创作这部自传体作品时，是在三十米的卷轴上一气呵成，写到最后，长卷也就成了长路。
如果对《在路上》的创作背景缺乏必要的了解，就很容易误读凯鲁亚克笔下放浪形骸的青春。当主流语境中的“美国梦”在光鲜之外投下大片阴影，当遍地的梦想、幻想、狂想、妄想野蛮生长又残酷凋零，那被辜负、被排挤、被遗忘的一群人，身体中纵情的基因自然复活。
他们理所当然地与有限的生命达成了某种契约，用不休的狂欢、无尽的流浪，解构着那个应许却未竟的“美国梦”。非主流的叙事总是容易与边缘化的文化一拍即合，于是这群现代的吉卜赛人，便用迷幻药与麻醉剂，用禅学、神秘学和存在主义，用酒神式的博普爵士，挥就了专属于他们的集体史。
当萨尔的生活最终尘埃落定、归于安乐，他或许也终究彻底沦为了他所厌恶和惧怕的，一个“幻灭”的白人，“虽生犹死”。他或许永远失去了驾驭灵魂的本能、追索生命的天赋，也放弃了成为一个流浪者、放逐者的宿命。如果说“道路就是生命”，那么在萨尔停止奔赴下一站的那刻，他的生命也终于走向了，比肉体殒灭更令人扼腕的精神消亡。
就这点而言，迪安无疑比萨尔更可爱。在世俗与自由的博弈中，他可以把灵肉都作为筹码，为不设限的人生放手一搏。他严肃地冒险，也认真地失败，你可以说他是个生活一团糟的疯子，我却觉得，如果不顾世俗眼光的审视，他其实是个至情至性、无拘无束的精灵。
迪安也令人同情。他的一生不断产出着不值得记挂的成功和欢喜、失败与哀戚，他本人也如同垃圾子宫娩出的废物一具。他不顾非议，坚定背离他所认为空虚的“美国梦”，但否定之否定却只带来新的茫然。奔忙半生，他也没能找寻到父亲老莫里亚蒂，反而活成了又一个老布尔·李。可萨尔不愿给他盖棺定论，充斥在他心头的，唯有难以名状的思念。
何谓人生的真谛？何谓时间的奥义？摇摆来去，直至搁笔，作者也并未给出一锤定音的终极答案。随着意识的洪流暂且平息的，是沉淀于文字之下深重又无尽的瑰丽哀愁。与其说《在路上》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小说，不如说它更似一首编年纪事的诗篇。凯鲁亚克奔放的笔锋，不仅仅书写了他疯狂如梦的青春，更镌刻下垮掉一代的共同记忆。
迪安纵身一跃，跃入人海之中，而萨尔的世界里余波荡漾；甚至有那么一丝涟漪，穿越七十年长河，终于在我们灵魂的码头靠岸。多想回到萨尔在新泽西的天空下独坐河堤的黄昏——这个夜晚，我们不谈道德，不论成败。只等黑暗降临、金星低垂，只待温柔的晚风吹过三千英里粗犷的大地，让我们谛听年华老去的回响，然后一同想念，想念迪安，想念迪安的失意，想念连失败也伟大的迪安·莫里亚蒂。
为鸡汤正名：洗脱励志原罪
鉴于“鸡汤文”的风评已经跌到历史最低位，而我又曾是旗帜鲜明的鸡汤反对者，去年喝了几碗鸡汤的我，似乎有必要专门谈谈对“鸡汤文”态度的转变。
对我而言，过去的一年并不算太顺利，有段时间，几乎是无法自已地陷入焦虑。就是在这种境况下，我翻开了朋友推介的《金色男孩》。虽然这类书的腰封总是极尽赞美之能事，但这确是一本让我有所触动的书。
我相信任何一个学医之人，在看到主角作为实习医生打怪升级的情节时，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自己一路走来的寒暑日夜；而家族使命的牵绊、社会责任的担荷，如同一张砂纸，打磨尽亮丽光鲜的生活，剥离出裸露疲惫的灵魂，又令人心有戚戚。
这本书比普通鸡汤难得的地方在于，作者有呈现社会冲突的野心，并给族裔、种姓、性别、贫富这些为人们所一遍遍谈论和书写的话题，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容器。
《奇迹博物馆》的主旨，大概可以用黄伟文那句歌词来点明，“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单看书名，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梦幻的故事。其实“奇迹”一词，不过是对书中畸人、怪胎的粉饰。
一些叙事脉络会让人想起前几年的电影《马戏之王》——畸形人从受尽压迫到奋起反击的觉醒史，又或是打破阶层壁垒的动人爱恋——但《马戏之王》中的抗争是一场裂变，是盛装之下极尽堂皇的狂欢、挣扎和呐喊；而在这本书里，抗争改换了形式，哈德逊河畔的草木和湿气中，滋长着的是一支幽秘的阴翳礼赞。
伍绮诗则把目光投向我们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生活半径。《小小小小的火》中，闯入者与卫道者的对抗、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撕扯看似戏剧化，离我们却绝不遥远。这些斗争几乎发生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拷问着我们的人生抉择。
是该像理查德森太太一样循规蹈矩过完一生，还是学米娅做一个“现代的吉卜赛人”？这类问题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激荡的人生未必会比安逸的人生幸福，但没有经过拷问的安逸不值得留恋。
书名中的“火”，不仅仅指那把烧毁房屋的火，还代表着每个人内心深处某种火苗一样的冲动。可社会的规训夺走了心灵的空间和氧气，那缕承载着理想的火苗也终于衰灭。多年以后，当我们注视镜中的自己，是否还能在脸上看到“那缕久违了的小火苗”？
再看前作《无声告白》，伍绮诗笔下的人物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一再忽视的密布于亲密关系中的裂痕，被作者不断放大；无处转嫁的期待和焦虑，在代际和人际之间如同病毒一样扩散，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执念和偏见又让这种恶变更加不可逆转。
如玻璃般易碎的少年心绪，在成人世界的失语困境中发出的爆裂的锐响，终于让人流下迟来的泪水，空望着无声的遗迹，徒劳缅怀。或许正因为我们都明白世上没有时光机，所以我们更愿意相信人们会以某种方式绕过死亡，达成与莉迪亚的和解。
但事实上，美好被夷平之后的废墟，会像一座墓碑，时刻刺痛着他们的心，也会时刻告诉他们，无声深处，有时仍有余音，那是“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尽管低微，但俯身就能听见。
一样着眼于亲密关系，《我的爱如此麻辣》则要平和许多。看完原著，才发现电影《花椒之味》的改编确实失之单薄。电影像一份蘸碟，小说则是一锅底料，纷繁的生活像冰糖、陈醋、料酒、花椒，像杂陈五味，被熬煮进厚重的秘方里。
情感方面的体验，多少有相通之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道理，都被张小娴浓缩在了方寸火锅中：爱麻辣的人长情，吃火锅有家的感觉，汤底的迂回似感情难以捉摸，汤上的浮沫如富贵终会幻灭。
开放式的结局很可能源于她近年来参读佛经的体悟。人生总是来不及，来不及说出的爱意、记下的秘方，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生也总来得及，1983年的波特酒历久愈醇，一千万光年外的星星虽死方生，在荒谬的命运、吊诡的时间背后，只要愿意，还是能抓住一条尾巴，那是“永不流逝的飨宴”。
所以励志，或者说鼓舞人心，不该视作一条原罪。逃避可耻但有用，我们不该被剥夺的，是暂时远离情绪垃圾场而去往心灵庇护所的权利。
鸡汤当然终究是鸡汤——理想的高光难以完全照亮生活的迷宫，梦幻的口吻无法彻底消弭现实的创痛，知道了“生活在别处”可能还是会原地踏步，明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应该依旧会不愿散场——可有那么一刻，呼吸顺畅了一秒，好像也就足够。
我从来不相信药到病除，但“治愈系”却未必没有普世的价值，只是有些体悟需要机缘和时间。当我们一味贴出“矫情”“虚伪”的标签时，可能也选择性地忽视了某些力量和真实。
读书感怀，文字这种东西本不必分个雅俗高下，重要的是有让心弦共振的频率：对了，也就是好。一个故事，它或许不真实、不复杂，少了些严肃深刻，甚至还有点俗套，但只要打动了我，那么它就是成功的。
到生活中去：爱生活的人不失望
记得《新周刊》某一年的年度热词里，有个现在早已用烂甚至拍了同名电视剧的“生活家”。然而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人在我身边可以说难觅影踪。大概也因为物质主义的同化，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在一些圈子里成了消费的竞赛，朴质的趣味反倒变为奢盼。
这几本书的作者，无一例外都生活在上个世纪。在那个物质文明远不如今天的多事之秋，他们与艰苦作斗争的艺术，就是努力成为一个生活家。
梁实秋是名副其实的饕客，一本《人间食话》就是明证。他写的美食好“看”，功底深、阅历丰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有一份亲切感。《食物与厨艺》之类虽多干货，但显微镜般的微观视角，把食材拆解为分子，把下厨等同于化学式，烟火气消失殆尽；蔡澜之流的派头和学问是足了，但有些时候的“双标”却又有一股令人不喜的傲慢。
他对食物的热爱自带一种孩子气。他说友人得到一篓青蛤，不知如何料理，最后竟用锅煎，言语间不乏揶揄；回忆旅美经历，虽然十分嫌弃“洋快餐”，但对新奇的“烤面包片夹煎牛肉饼”念念不忘；细数北平的吃食，跟报菜名似的，一口气说出春天的春饼、黄花鱼、大头鱼、青蛤、藤萝饼、玫瑰饼、枣泥大花糕，夏天的鸡头米、菱角、莲蓬、藕、豌豆糕、驴打滚、爱窝窝、水晶肘、烧羊肉、嫩黄瓜、新蒜头，秋天的糖炒栗子、炰烤涮羊肉、“七尖八团”的螃蟹，直到“过了腊八就是年”。
食物在他眼中无贵贱，“青菜豆腐亦有其香，何必龙肝凤髓方得快意”。《人间食话》读来轻畅温暖，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他拥抱生活的态度。但不可否认，他虽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可有时不免阳春白雪，透出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趣。
相比之下，“老饕”汪曾祺的地气就更足。在《万物有趣》里，他尝过烧蝈蝈、蒸皂角仁这样的“黑暗料理”，说起鱼生呛虾醉蟹来滔滔不绝，吃菌吃成行家甚至编出本《口蘑图谱》，寻味寻到公厕竟然只为一口名满长沙的火宫殿臭豆腐——要放到今天，写出篇100w＋的美食文，对他来说应该也是手到擒来。
印象中的汪曾祺擅写草木虫鱼，这不过是他偏好题材的小小一角，那种诙谐的生趣，非栖身其中而不能道出。没有生字僻词，不苛求章法金句，完全随性而作，有时接近于口语白描，读来却不觉得无味。
他吐槽北京人对大白菜的喜爱，“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看吧，这就是汪曾祺——读懂了他，你对生活就永远不会失望。
和沈从文的渊源，要追溯到汪曾祺的高中时期。日军来犯期间，他出外躲避半年，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另一本就是《沈从文小说选》。而从日后的创作来看，沈从文清新恬淡的文风无疑对他影响深远。
沈从文写乡土风物、世俗人情，也写军旅时局。这些题材看似矛盾：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吟唱着田园牧歌的诗人会把目光转向战火里动荡的社会，也并不觉得一支以书写纯真情愫见长的笔能将痴男怨女的心思书写得透彻。沈从文却用他文字里的“真”调和了这些矛盾。
《边城》中，他对湘西的一切物事都那么谙熟。黄墙乌瓦，梦中崖上的虎耳草，睡时竹篁里的雀声，景语皆成情语，俨然“无我之境”。最勾人的是静水流深的那份哀愁，如同没有唱完的三年六个月的歌，和“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等待，绵绵无绝期。
之后的《八骏图》和《大小阮》则显示了沈从文技术上的日益圆熟。他跳脱出早期作品中单薄、同一的人物塑造方式，更善洞察和剖析，虽成熟许多，却丝毫没有沾染某些文人假大空的习气。他的目的仍然纯粹，他所做的，无非是以真实的性情和笔触，还原了这世界真实的样貌——真实的自然，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仅此而已。
如果说那些矫揉造作的华文如同匣中的明珠、瓶里的干花、笼内的金丝雀，沈从文的作品便像“流星，落花，萤火，最会鸣叫的蓝头红嘴绿翅膀的王母鸟”，那种美好无法束缚。
林语堂其人对生活的确切态度我知之甚少，但读了“粉丝滤镜”拉满的《苏东坡传》，从他对苏东坡的无限倾慕来看，他和苏东坡应该也有着相合的三观。
苏东坡生活的哲学我们已经听得太多：幽居黄州，他垦东坡，筑雪堂，乐则击牛角而吟咏，醉则登城楼而徘徊；贬居惠州，他在房周栽满橘子、柚子、荔枝、杨梅、枇杷，又试酿桂酒，然而尝来“犹如屠苏”；谪居儋州，最困顿时他伴椰林度日，煮苍耳为食，为制好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却差点把房子烧掉。
此书原名“The Gay Genius”。“天才”一词不难理解，也无可置疑；“快乐”却需细细体味。对苏东坡了解不多之人，大概会以为是接连不断的浊浪将他最终推向了域外孤岛，却不知这种放逐事实上成就了他遗世独立的理想；只觉得他不过擅长隐忍和排遣，但未看见他的心灵一直迸射出超然物外的光芒，贯透他整片晦暗的人生。
苏东坡的欣喜和达观如同风吹不散、浪扑不破的“一点浩然气”，升腾，流动，为自己、家眷、友人，为追随者甚至敌对者，乃至为花草鸟兽、山川风月送去“千里快哉风”。也许我们真的该原谅林语堂对于王安石的偏见，正因为他与苏东坡温暖的光辉相得益彰的热切文字，我们才得以重温这份不朽的快乐。
撒哈拉的三毛也是快乐的。主观的叙说大概筛去了许多扎心的细节，却并不妨碍我们步入她苦中作乐的生活。她好像有数不完的妙想来和撒哈拉的困苦过招：入不敷出的关头，她拉回建材店不要钱的棺材，由荷西拆为木板、锯为木块，敲敲打打钉成一张桌子；两人甚至跑去海边，捕鱼捉蟹，回到镇上，觍着脸一家一家地贩售。
汲汲于柴米油盐的生活，愣是被三毛过出了“风花雪月”的感觉：结婚当天，缺少鲜花装点草帽，她就“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帽子上”；快腐烂的羊皮，她拾破烂似地捡回来，效仿当地人制成坐垫；步行到很远的福利社排队几小时买菜，只为省下钱买录音带和录音机。
她并不否认经历物质考验的重要，然而精神上的不羁催促她去发现幽暗生活里的高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她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他们的文字固然美好，但背后也藏有生活的秘辛。生活不是常开不败的花，而含苞和枯萎自有它们的诗意。汪曾祺的儿子就曾说，他的作品“其实是对生活的美化，但是这个美化不是虚化。生活中确实存在美好的东西，他发现了这些美，提炼出来，整理、裁剪、放大”。
发现美好不是超能力，感知生活也并非高难题。仿效三毛“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太过遥远，但调低发现美好、感知生活的阈值，想必我们都能做到。
重新发现中国：书中观古今
大一时，我写过一篇论“爱国主义”的文章，但现在看来，也不过是通过疯狂掉书袋来掩饰对所谓“爱国”的肤浅认识罢了。喧哗的热爱常与政治挂钩，深沉的热爱却往往延伸向更广阔的场域，是五千年文明，是三千里运河，是两岸旧事，是一曲新词。
所以，“发现中国”不是去复读那些主流语境中符号化的中国，而是要在历史的罅隙、地理的角落、语言的背面、文学的内里、思想的深处，去摸索，去打捞，即使只找到一块碎片，也不枉所有的付出。
直到今天，历史这门学问也依然让我头疼。或许是受中学历史教学模式的影响，我看历史的角度一度偏于死板和固化。与传统的历史学习思路相比，黄仁宇的理念可谓大异其趣：不拘泥于记诵史实、解读史料，而从大处着眼，居高临下，俯瞰历史的脉络，亦即所谓“大历史观”。
基于此，他得以从纷繁的历史中找出“同类项”，也能够对倾覆的人事抱有一份悲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慧和温度的声音。他的“一家之言”不免沾染个人色彩，《万历十五年》如是，《中国大历史》如是，但从教科书的论调中抽身，我们亟需的，却正是这种能让感官得以解放的声音。
葛剑雄的“同类项”合并得更加彻底。“他以历史语言为“刀”，依次解剖出古代中国的“骨架”、“血肉”和“精神中枢”。它们形象地演绎出了作为“血肉”的人是如何建构起户籍制度，又如何形成了人口流动，填充满作为“骨架”的城市以及国家；而“精神中枢”——皇权如同悬于其上的魂灵一般，触不可及，又无处不在。
因此，在他看来，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史并非毫无规律可循。历史兴替，王朝更迭，他从成千上万的“副本”中，找到了提纲挈领的“范式”，恰对应着书名中的“万变”与“不变”。
而在《故宫的隐秘角落》的文澜阁一章中，祝勇的“变”与“不变”则更加具体。他透过“速朽的纸页”与“文化的永恒”之间的双向拉扯，由“纸张的易碎”反向确证了“文化的珍贵”。在消息生灭、文化荣枯都以分秒计算的今天，借由故宫这个入口，把我们带进一个历史的角落、文明的秘境，追索“变幻无定的岁月”中可以把握的永恒。
祝勇的视点聚焦于权力中心，费孝通先生的目光则下沉到乡村。《乡土中国》成书已有七十余年，令人叹服的是，书中种种观点犹如一把卡尺，用以测量今日中国的乡村社会，仍有惊人的准确。
到了《乡土重建》，费老开始提出解决问题的构想：在政治上，提倡“双轨”模式，其中似乎已经刻有“民主集中制”的基因；在经济上，坚持“乡土复员论”，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乡村振兴”一脉相承。这就是从土地中生长出的理论，扎实，朴质，充满生命，饱含深情。
其实不仅是社会科学，根植于地域性的文学作品也同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如北京之于老舍、王朔、刘心武，陕西之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地域是他们灵感的不竭泉源。
张炜在创作《丑行或浪漫》时，就用他熟稔甚至可以说融入骨血中的山东登州话，毫无保留地书写了刘蜜蜡——一个孬人、浪女——的受辱与出逃，以及流亡的一路上她肉体的奉献与心灵的不染。他也因此成功地证明了，方言在回应社会议题、拓展叙事边界、与故土大地建立某种强大联结方面所蕴含的可能性。
描画沪上风貌的文字不在少数，金宇澄以“说书人”的姿态出现，从市井生活里汲取滋养，又浇灌出引人神往的老时光。他的口吻，会让你想到弄堂里、街市间、饭桌上、灯牌下随处可见的青年派头或爷叔腔调，絮絮叨叨，却无比真诚而亲切。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序言第一句，短短九个字，就瞬间把我拉回与上海耳鬓厮磨的十年一梦，比王安忆大篇幅的铺陈还是要清爽太多。老虎窗，霓虹灯，苏州河，进贤路，海派空间作为故事上演的舞台，紧密而深情地包纳着同样的人在两个年代之间的相望和对谈。
《繁花》中的两条线，像两行电波一样相互作用，但若即若离。金宇澄始终没有将它们剥离开来，那个年代因此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混沌之中，难以粗放地划定边界。繁花未放、繁花正盛、繁花已尽，几种状态缠绵不尽，涌流不息，直至把读者也吞并入那永不停歇的运动之中。
在《北上》中，徐则臣又一次着眼于运河人家的聚散离合。运河边生，运河边长，他写运河就像呼吸奔跑一样自然。历史不能言语，运河没有生命，他却用亦虚亦实的故事和笔触——正像他借考古学家之口道出的观点，“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铺展出了一幅会呼吸的长卷。
我很少为主旋律埋单，但当书中提及运河的治理、保护、宣传、开发，我会不由自主地心生向往，仿佛也像《大河谭》的主创一样，共同望见了浩荡奔腾、生生不息的明天。运河虽然淤塞，但无形的洪流不允许它干涸，它需要的无非是一个“活起来”和“逆流而上”的契机。而这，正是徐则臣作品的面向。
一水之隔的港岛，徐天成以“编年体＋关键词”的形式历数近四十年来香港的大事小情。他没有改变陆港关系的野心，只为道出两地差异的“参差多态”，但使我们明白，当我们摹状着对政治既冷感又热感、对经济既悲观又乐观、对文化既自信又自卑、对生活既务实又务虚的香港人的形象时，其实我们也在自况。
回归弥合了历史的断裂，大桥消弭了地理的隔阂，但文化上的一味求同却是种危险的倾向。在急于向同胞输出我们的价值之前，不妨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听听香港人讲香港人自己的故事。
书名乍看有“伤痕文学”之感，可咽下不堪往事，孙康宜却把怨怼反刍成了感恩。确实，如果只是苦苦挖掘那些让历史蒙羞的细节，那么只会使残缺的历史更加破碎。作者多用生活化的表述，有些章节就像流水账，没有戏剧性的展开，连大悲大喜也被磨平了棱角。
读及“白色恐怖”之下的语音霸权，除了感叹历史的荒唐，更讶异于怨恨移植的毒害之深，也因此对作者愈加钦敬。于她而言，那段苦难的记忆无需刻意切除或修补，是它让她明白：少一点控诉，才能多一些释怀；学会感恩伤痕，才是最好的疗愈。
如今的人们，大概已经很难想象孙康宜所说的“语音霸权”。当我们谈论语言，氛围大多会像《南腔北调》一样轻松愉悦。这本书如同知乎大V的回答汇编，语言学、音韵学等枯燥艰深的学问，经过一番包装，也出落得趣味盎然。
作者对淋语、李春姬、Bilibili等亚文化圈层内容的极大包容，反而凸显了文化上的自信：不厚古薄今，不崇中排外。尽管一些内容有凑数之嫌，带来的快乐也略显单薄，但哪怕它只唤起了人们一丝扬弃、吐纳、保护与传承语言的自觉，那么这份快乐也是有分量的。
《汉语讲话》则是学院派的小课堂。不过，虽然有大师光环加持，这本小书的定位仍有些尴尬：若论建设性和专业性，和王力先生的其他论著显然不在一个层次；若以普及读本的标准衡量，可读性和实用性又不很强。
受成书年代的影响，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语音部分难度偏大，语法、词汇、文字知识又太过基础，整体结构显得头重脚轻。倒是附录的几篇论文，如《论“不通”》和《谈用字不当》，对于当下中国的语文教育仍具警醒意义。
《人间词话》中虽然写满王国维的个人趣味，但贵在有爱憎分明的天真。他尊北宋词而抑南宋词，称吴文英、史达祖等人“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措辞可以说是十分尖刻；对于姜夔，既念之深又责之切，不时要提出来批评几句。他把“不隔”与“隔”作为词好与坏的评判界限，从读者的角度审视创作，反对屈从于“文学上之习惯”，更强调情感的自然涌流。
《人间词话》本身言简义丰，倒是这个版本的编者，在注解之外还写了不少类似抒情散文的内容，与原文格格不入，读来有种怪异的割裂感。解读经典作品看似轻松，却同样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大量的案头工作，功夫不到就忙于著书立说，难免半瓶子醋晃荡，结局大概也只有沦为他人笑谈。
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的璀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宋诗的光芒。其实，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美在气骨，故瘦劲”，与“浑雅”“丰腴”的唐诗呈现出全然迥异的美学特质。
张福清的《宋诗导读》绝不“就诗论诗”，而是从文本出发，疏通语义、点明背景、厘清典故，佐以各朝史料、历代诗论和后世文献，进而归纳出诗人的个人特点、创作风格和艺术价值；从诗人、诗派到诗史，形成“点—线—面”的鉴赏体系，既有横径，又有纵深。
明清以降，诗词式微，小说崛起，于是现代小说成了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文本。我始终认为，写史之人，不能尽言人之所言，而要言人所不尽言，夏志清先生即是如此。
他不迷信于公论，冷眼审视“左联”的活动，厉声批驳周扬等人的作为，甚至做出“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一流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的预判；他不沉恋于私心，即使对《蚀》和《虹》大加激赏，也未忽视《子夜》看似壮阔的画幅下，是茅盾艺术性的倒退，其“小说家感性”已然“恶俗化”；他也不拘泥于名望，在张爱玲、钱锺书尚未登上名望顶峰的彼时，他已慧眼识珠，为他们在文学史中预留了一席之地。
译者在序言里提及了作者的“偏见”，但这里“偏见”却并不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并援引刘若愚之言，“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或许正是这种“偏见”，促成了这部有质感、有立场、有品格的文学史的问世。
王小波的杂文同样有着傲人的品格。犀利的幽默是他最吸引人的特质之一——尤其在这个“权力不容许幽默”的国度——但单凭“毒舌”并不足以展现出他的深刻。他针砭谄媚的格调、虚伪的崇高，剑指浮夸的话语、单调的思维，在痛陈时弊时始终抱有一股强有力的信念。
他既是作家，又是知青、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但凡将这当中的任何一重身份剥离，王小波其人都无法称之为完整。这多重的身份如同他的复眼，让他得以更加透彻地凝视历史、社会、生活和人心。
虽然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颇有微词，但事实上，他混不吝的外表下感时忧国、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知识分子古老的底色之一。与其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叛逃者，不如说这决裂中尚有一脉传承。
如今回看王小波，我们会倍觉亲切和怀念，和王小波所处的年代何其相似，现实世界正向我们无情倒逼。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就更需要从他思辨的机锋、讽刺的关窍中汲取理智、乐观地与生活共处的智慧和法门。
我们不必将王小波捧上神坛。可想想历史上知识分子们的不同抉择，相较于沦为喉舌的可耻、陷于失语的可悲，他的姿态绝对值得敬佩。如果不是天妒英才，我相信他定会兑现诺言，“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曾几何时，柴静也是这样的斗士。《看见》是她心中那道坝的溃塌史，土崩瓦解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无知和成见。遵从于既定的概念和固定的模式是一件舒适的事，但我们也因此被它们围起的堤坝困住，最可怕的是常不自知。
“真实”是一个动听的词，了解“真实”却让人心生不安，了解“真实的人性”则让人陷入强烈的畏惧，毕竟“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它不像一元一次方程，能求得唯一解；这种可能性是充满挑衅意味和危险信号的，是概念和模式被推翻的前兆，是堤坝决口前的那一丝裂隙——但我们需要它。
柴静的十年，实际上不是定义“已完成”的十年，而是发现“未完成”的十年。她撕下社会加诸记者的种种标签，空出这些位置，容纳更广阔的可能：无解也是一种解，留白是为了书写新的可能。明年就是这本书出版十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讲故事的人：从暗处看人心
尽管严肃文学界一直瞧不上通俗文学，不过平心而论，类型小说家们确实是一群长于讲故事的人。在我看来，通俗小说至少有一个无法比拟的优势，题材可选的弹性之大，为观测人心的阴暗面提供了绝好的角度。
或者说，这类故事满足了我们作为普通人同样会潜滋暗长的窥伺欲，就像在观看迈克尔·鲍威尔的电影《偷窥狂》时，我们仿佛也在摄影机后，亲历着令人战栗的快意。
6本东野圭吾，见证了他从本格派向社会派的自我放飞。但一连6本真的有读出PTSD，感觉这辈子都不会再看东野圭吾了。
《白夜行》当然最值得一读：从明确的人犯身上切入，去厘清其与周身环境联结、交缠而形成的庞大“蛛网”，关注那种连根拔起的罪恶又牢固的共生关系，对于个人动因的讨论也升而为对社会形态的观照。正因为我们沉到最底，得以窥见幽暗甚至腥臭的土壤和上面开出的罪恶之华，才更能理解“白夜行”三字看似轻盈的沉重，也才更能体会在阳光下大步行走的无边欢愉。
《危险的维纳斯》最差，自砸招牌。其余几本观感持平，各有亮点：《放学后》仍有浓重的本格推理色彩，着力营造的青春氛围颇有悸动的美感；《平行世界·爱情故事》在爱情外壳的包裹下探讨人机系统的伦理内核，稍得赛博朋克之味；《我杀了他》直至最后一刻也未揭晓凶手，真假虚实，不断逼迫读者回归文本，展开脑内风暴；《新参者》的探案过程如组装一架屏风，解密之余，还有丛生的家常气息。
在沉浸感方面，横沟正史承续了日本传统推理小说的正声，以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布局和节奏，给人以全身心投入的畅快感。长篇《夜行》和短篇集《人面疮》，无论故事背景设置于市井或乡野，字里行间都透出一股冶丽之气——在渲染氛围上，作者像给艺伎上妆，丝毫不吝粉黛。那些奇说异闻，其凄清冷艳之美，可比长吉之诗、梦窗之词、聊斋先生之杂谈异录。而对于人性的洞察，亦有可以圈点之处。
起笔似行旅风情录，收笔成异国惊情史，虹影的《阿难：走出印度》，正体现了文字描述的可塑性和“不可靠性”。作者无疑是驾驭文字的高手，从旅行、爱情到犯罪故事，小说不断变换面貌，也可以说不断蜕去作者所包被的“假象”，最终图穷匕见。
在《风声》中，麦家再次玩起叙事游戏。似乎常见的元素，经过麦家天才的调度，发生了不落俗套的化学反应。同一个故事，经由不同亲历者的述说，就成了真相的一体两面，仿佛真相在不同语境下伸出的两只手，左右互搏。事实被解构的过程，恰恰印证了“真正讲故事的高手是生活本身”，而“这个世界沉默的事远远比公开的多”。
马里奥·普佐给黑帮黄金年代的一封冷峻、绵长的情书。进入书中，我们仿佛同作者一样，洞察那些脱胎于正义的罪恶和凌驾于法度的道德。暗催生了光，光又孕育了暗，他们像病原依附着宿主，宿主又供养着病原，渗透交织，密不可分。身处正邪共生的偌大丛林，没有一头困兽是无辜的。
作者刻画的人物精准而丰满，于是一群可怖、可恨之人也有了许多可爱、可怜之处，永远像君王一样冷眼审视众生的唐·维托·柯里昂，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生活如此美丽。”
褪去了大都会的浮华气息，将视线拉回黑手党发源地的第二部《西西里人》，更有了一种不加打磨的粗粝和未经修饰的浪漫。对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被奴役的惶惧，在赋予西西里人热爱生活天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阴暗、逼仄、充满局限性的另一面。
吉里安诺算得上一股相当进步的力量，可他仍无法完全挣脱阶级局限的束缚。虽然他自下而上发起革命的自觉远胜于侠盗式的快意恩仇，却为乞求当局的赦免，最终转投改良主义和折中方案的怀抱。这样的故事，仅仅用“尔虞我诈”来囊括显然已不足够。单从这点来看，它的格局就可称不俗。
马里奥·普佐可能塑造了难以超越的黑帮群像：冷酷，有限度；温情，不过火。所有盘桓于人性之书中的命题，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或多或少的注解。这或许才是黑帮题材作品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挥之不去的血腥、酒精和烟草味中，有咖啡、干酪、香肠的香气，有橘子、柠檬、葡萄的芬芳，隐隐约约，飘然而来。
昨天，今天，明天：站在历史的三岔口
当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三岔口，我们拥有的选择似乎比以往都多，可实际上，纷纷扰扰的伪装和幻象，却让我们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就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目的不是要延续过去，而是要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此刻此时，我们该做的也许并不是马不停蹄地向前猛冲，也不是无头苍蝇般原地打转，而是反身走入历史，拾起那些散落在烟尘中的答案。
历史，终归是人类的历史。尤瓦尔·赫拉利以“人类”为切口，打开并探查历史的腔体，这并不让人意外。若按思维定势，所谓“人类简史”大概逃不开人类演化、国家兴替、宗教传播、贸易发展、文化变迁。但作者却另辟蹊径，在开篇就直指，“这个宇宙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如平地一声雷，摇撼着我们的神经。
在他看来，通过在人们心中播植一个共同的“虚构”的信念，国家、宗教、金钱的存在和运作才成为可能。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面墙，那么作者所做的绝非简单的修修补补，而可以说是重新粉刷。他掀起了“罩住了几万年的历史”的“沉默的帷幕”的一角，我从这一角，看到了亘古不变却又焕然一新的世界。
到了《未来简史》，作者又用“算法”一词来总括生物的本质。这里的“算法”并非数学运算或计算机语言，而是人的感觉、情感和思想：好比神经反射，从接受刺激、传递冲动到做出反应，看似无比复杂的过程，其实只是细胞和分子在执行着许许多多事先写就的命令行。
这一事实挑战着我们生而为人的神圣感，“算法”如同即将倒下的最后一块骨牌，威胁着已经岌岌可危的自由人文主义。在“以人为本”的古典理念被“数据至上”的新兴潮流不断冲刷和侵蚀的今天，历史进程的风向标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指向了智能与意识的脱钩、算法对生命的接管，以及人类阶级的分裂，乃至个人价值的瓦解。数据时代酝酿的不安和它孕育的希望一样强烈，除了直面挑战，我们别无选择。
赫胥黎就从一幅荒凉的异世图景开始，带领我们进入公元2532年的“美丽新世界”。骇人的是，所谓“美丽新世界”其实并不“美丽”：胚胎甚至尚未成人，就被划分成α、β、γ、δ、ε五个种姓——而胚胎们的命运也自此写就；而出生后的睡眠教育，更使人们全心热爱着自己的阶级和职责，相信着自己的幸福。
我们总是拒绝被“洗脑”，然而当“社会、本分、稳定”的口号、“文明就是消毒”的格言、“色唆风”和“唆麻”的快活美妙浸透了整个社会的肌体，你的抗拒便成了一种忤逆，一种罪过。独善其身常常很难，进退两难又太过狼狈，同流合污往往轻松愉悦，至于真理和良知？默默在心里处决就好了，反正无人知晓。
《1984》和《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好像都没有完全成为现实。现在的我们，更像是划着独木舟，顶着阴风浊浪，在两个巨大的漩涡之间周旋摇摆。谁也说不清将去向何方，但可怖的故事若要成真，需要的其实也只是一瞬。
“新世界”的人们看似彻底摆脱了污秽、动乱、孤独、死亡，然而事实上，他们永远错过了对抗罪恶的考验，绝灭了打败欲望的信仰，失去了甄别幸福的自由。赫胥黎的寓言，迫使我们翻开社会这块巨石的背面，去窥探尽善尽美背后的难言之隐。
我们有时会怀念曾经的“混沌和疯狂”，其实，我们怀念的是在混沌和疯狂之间抉择的自由。从这点上看，我希望那个“美丽新世界”永不到来。
如果说《人类简史》是对昨天的归纳，《未来简史》是对明天的推导，《今日简史》则回到当下，试图为曲折、破碎、崩溃、颠覆的生活求一个解。这本书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就像作者在序言中所写，它是在他“与公共的对话过程中写成的”；它传递出的，其实是群体性的忧虑、焦灼、困惑和迷思。
社交软件好像为我们安上了一个更大更响的扩音器，但到头来，我们却被淹没在了众声喧哗里，来不及发出声音，也很难听见回响，仿佛“一直待在如同回声室的同温层里，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我们可能穷尽毕生精力仍无法比肩作者的学识，也没有机会通过禅修、冥想踏上一次自我发现之旅。但偶尔从“同温层”中探出头来，倾听不一样的声音，应当既是一种可能， 也是一种必须。
《今日简史》用了整章的篇幅讨论战争，只是没想到，才距离出版不到4年，战事又一次被挑起。于是想起《好兵帅克》，这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反战奇书。倒不是说人类娱乐的天性作祟，让我对插科打诨情有独钟；而是面对战火中的生灵涂炭，再多言语上的讨伐都显得无力，好似唯有以讽刺为支点、用幽默作杠杆，才能撬动沉重的真实。
作者以官方认证“白痴”帅克叫人捧腹的荒唐，给腐朽入里的官僚系统送上了一记响彻头盖骨的耳光；用一杆不朽的巨笔，将残暴昏庸的帝国官僚都一一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全书议论之处颇少，但无一不是精要之笔。当军士开拔前线时，“官兵们仔细端详着那些坟墓，这样他们好逐渐地但是确信无疑地做好精神准备，来迎接那顶奥地利军帽最后会颁给他们的光荣：跟泥土捏在一起，挂在白十字架上”。满纸的笑料中，偶现的凛然一语，如同有了以乐为悲、其乐更悲的魔力，好让世人警醒，沉思。
同样宣传反战，《漫长的婚约》以不断变换的视角和文体，缀连起被战线阻断、炮火粉碎的离散在前线与后方的那些怕与爱。在慢慢丰满的细节中——无人区回荡的《樱桃时节》，废墟下互换的军靴，藏有暗语的绝笔信，隐于向日葵田的幸存者——在与战争、死神隐秘而伟大的角力中，人们用似乎渺小卑微的努力反向确证了战争的虚无、丑恶和残酷。
我喜欢一意孤行的马蒂尔德，她对于幸福有超越世俗的理解，正是在一次次的试错中，她用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解开了“等待和希望”的奥义；我更钦佩逃出生天的自残士兵，他们把苟且偷生的屈辱换算成隐姓埋名的幸福，这是看似无意义的生面向有意义的死的终极胜利。
生命可以背负很多东西，但绝不是无理的横暴。只有到个人价值不再时时处处雌伏于集体利益的那天，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变好。那一天，我们将有大把的时光反复练习生活中美妙的瞬间，是梧桐树下的一个吻，是潟湖边的一次欢爱，那么漫长，漫长到我们忘记了时间。
思想者俱乐部：今夜，我们聊聊哲学
去年算是我阅读史中的“哲学元年”。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 都是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洗礼的一代。马克思的哲学虽被奉为通识教育中的金科玉律，但却难以总括哲学世界的全貌；甚至在某些方面，其观点有明显的偏颇和局限。
所以，我们需要哲学。需要哲学帮助我们冲破固化思维的束缚、克服懒于思考的惰性，也帮助我们从自己的小宇宙跳出，去遨游在未知而迷人的星河。
市面上的哲学书籍可谓良莠不齐，且种类之繁，简直比乌鸦还多。这次几本书读下来，既有学术向，又有科普向，既有宝藏中的宝藏，又有地雷中的地雷。那么，这部分不妨就当做《排雷指南》来看吧。
哲学爱好者写成的通俗“哲学史”。林欣浩始终基于一定的线索推演哲学发展的脉络，哲学史的铺开在他笔下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把怀疑一切的休谟称为“哲学怪兽”，对康德的各种八卦如数家珍，在介绍罗素的学术成就之余，还不忘大谈其风流韵事，让冷冰冰的哲学有了温度。写法固然轻浮，提及的理论也不见得精深，但从实用的角度去看，或许会有不同风景。
《了不起的哲学家：西方篇》试图全方位地介绍从古到今的重要哲学家，却受篇幅所限，将每个人的观点都压缩在几页纸中，读来仿佛蜻蜓点水；且为求通俗易懂，刻意减少专业术语的使用，而不得不用长篇大论加以阐释，牺牲了精简，却没有换来准确。
相对而言，《东方篇》因为有了文化背景的依托而展开得较为自如。作者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例证、形象的譬喻直指各家的哲学内核，让“无法理解”的东方哲学显得不那么冰冷难近。只是印度、中国、日本的哲学理论一脉相承，三部分的写法却有些割裂，这是无法回避的不足。尽管如此，作为入门读物，它还是确有裨益的。
康德学说的高度远超出同时代的平均海拔，他不但调和了理性派和经验派的矛盾，化解了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危机，更发起批判“理性”本身的变革，为日渐式微的“形而上学”挽尊、正名、再估价值、重写篇章。因此，有人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说康德是西方哲学承前启后的“蓄水池”，既是此前学说流向的归宿，又是此后学说发源的滥觞。
就个人而言，康德对我启发最大的，在于其限制了理性适用的范围，“悬置知识为信仰留下位置”。但由于康德才思深邃却文笔粗拙，原作常让人不得要领、望而却步。邓晓芒的《讲演录》整理自讲课实录，平易晓畅，深入浅出，且经过加工，避免了口语冗余、啰嗦的弊病。对于进入康德乃至整个西方的哲学体系，这本书无疑是个绝佳的入口。
然而尼采却和康德不对付，康德批判理性，他批判康德，这大抵就是哲学界的“文人相轻”。周国平对尼采的推崇无需赘言，翻开这本书，那种迷弟一般的狂热便扑面而来。他谈尼采的酒神精神、强力意志、超人哲学，讨论“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大段引文信手拈来，配以条理清晰的结构、情绪丰沛的论述，确实为初读尼采者降低了不少门槛。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以这种面貌出现的尼采，也就难免沦为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人生哲学家”。当然，这似乎也是大部分哲学科普读物都难以规避的困境。相较于这本书，周国平的《尼采与形而上学》或许更适合沉心静读。可事实上，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尼采的伟大绝不只在于敢向“理性”开炮，他的学说直接成为了存在主义的源头之一。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呈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学创作完成的。
虽书名中有“存在主义”，但却夹带私货、喧宾夺主。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观点，被作者分解、重组，成为全新的思想基因，带上了深刻的个人烙印。书封上所说的“写给现代焦虑者的哲学指南”实在过誉，跳跃、碎片的写法也许还原了作者意识流动的轨迹，可除了把读者绕得五迷三道，大概无法使他们得到任何帮助。
《遮蔽的天空》中的撒哈拉像一道屏障，将战争的阴云阻隔于外，也投射出一块封闭的人性试炼场。其间，无意识的屈服让充满理性和尊严的人抱着盲目的希望一步步走向末路。
姬特自以为消灭了恐惧和愧疚，实则却堕入深不见底的虚无之中——放弃思考就像毒品成瘾，初时轻松快活，然而惰性一旦反噬，蚕食身心直到只剩一张皮囊，你会开始追念，那些在疲惫、痛苦、犹疑、挣扎中方能浮现的人生意义。
加缪的《局外人》之所以至今仍负盛名，抛开诺奖的光环不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与当代人互成镜像的人物——默尔索。他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捕，最终却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泣而锒铛入狱。加缪通过制造这个似乎反常规的孤例，从中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真相：人生荒诞。
缅怀死者，规划生活，检视罪行，祈求解脱，这些再正常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在加缪看来却是不堪检验的“游戏规则”。这套规则构建了我们立身的社会，也形塑了一种空洞、机械、冷漠、虚假的生活；我们越是积极地参与这场游戏，就越是不可逆转地成为荒诞生活的活动布景。就这一层面而言，自觉与主流社会隔开一段距离而被斥为冷血无情的默尔索，反倒更像一个真实的“人”。
加缪是温柔的。他没有给默尔索安排一个默然等待处决的结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默尔索的心中再次迸发出对生活的眷恋——并非出于对死亡的简单恐惧，而是当死神的镰刀挥下之际，他终于重新发现了当下的美妙，发现了“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
也许是前半部分所谓的“白色书写”太过冷峻绝望，反而像被压缩的弹簧，为高潮处爆发的热烈柔情积蓄了无穷的能量。一如一出古典的英雄剧，默尔索最后生命力的复苏——哪怕以死亡为代价——就像残酷戏剧中的高光时刻，足以击退茫茫的黑暗，这不能不说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勇气。
可以说，《局外人》的问世为加缪后来的“西西弗斯”铺就了通往峰顶的路途。西西弗斯或许走得更高更远，默尔索迈出的第一步也同样值得记念。我永远忘不了，最后那一刻，默尔索平静又欢欣地穿过死亡的甬道，走向新生：
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和我如此相像，终究是如此友爱，我觉得我曾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为了让一切有个了结，为了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我还是希望我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用仇恨的喊声来欢迎我。
个人史，心灵史：与宏大叙事共存
复旦大学研究员段志强，在探讨“宏大叙事”时说过：“如果宏大叙事不可避免，那不如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毕竟只有先意识到历史的不确定，我们才能创造历史。而那个创造历史的我们，首先应该拥有姓名，这是我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基本尊严。”
而当下的普遍现实是，许多人已然失去了左右命运的能力，他们任由自己被卷入大历史，而散作“毫无自主性的尘埃”。
这些书中的主人公，或在大历史下制造了自己的确定性，或献身于大历史的不确定性，或将心灵放飞到肉身之外，或被永远地困在躯壳之中。他们的个人史无论是悲是喜，都值得我们怀着一颗庄严的心，去聆听，去探看。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于连作为当时法国青年的一个断面、一例样本，很有一种代表性。他可以说代表了那个年代、那个群体左右奔突、上下浮沉的状态。生活，爱情，功成名就，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重要的是抗争和追索。
在《京华烟云》里，某些节点的某些事件在今天看来似无可避免，然而对于书中人来说，彼时彼刻的走向——主动趋近也好，被动卷入也罢——却全凭一种奇妙不可抗拒的偶然。正是在必然与偶然的交织中，与大历史并行的个人的小历史也面目清晰起来；不近人情的历史因为个人的参与，竟也有了血肉饱满的温度和温情。
太宰治则走向对抗大历史的极端。作为其绝笔，《人间失格》象征着他向人生发起的最终清算。尽管我并不太喜欢这类“私小说”用大量心理描写强化情绪的写法，但不可否认，太宰治成功地把琐碎的片段粘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如失去了蚌壳庇护一般裸露、脆弱、纯粹的“弱者”或者说“失败者”形象。外壳的失去不是被剥夺，而是主动舍弃，是残酷却又温柔的自我呈示，是以毁灭为代价的自我革命。
《斜阳》中的和子和直治，在阶层鸿沟弥合、社会权力移交之际，虽对身份的转变深感矛盾，却渴望做出任何牺牲，以换取进入新世界的资格。然而，他们越渴望与华美的沙龙割席，对于贵族特权的余念就越成为一股反作用力，将他们由内而外地撕裂。正是在这种奋力抗争与无法挽回的不可调和之间，超越个人层面的悲剧凸现了。
对一个时代的消亡，我们可能难有实感。太宰治巧妙地用大量浸淫着日常色彩的挣扎和退避，直指每个人都曾历经的挺进和败退。几乎在结尾处，太阳作为全书最重要的意象终于出现，伴随着和子的欢爱与直治的自决，朝阳和落日在那一刻重叠，时代的交接如同朴素的自然现象一般，也终究发生。直治的呼号，没来得及激起一点波澜就被暗夜和朝晖合力吞并，但他的呐喊绝不是没有价值的。
“活着”，对于福贵而言，可能是最好也是最难的事。“生存”与“死亡”历来是书写不尽的文学母题，余华借福贵的述说放大时代的余音，用人性的温暖中和世事的冷冽，一面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面是云淡风轻了无痕，在无边怅然之外，更给人一种同宿命言和的通达。“活着”，由此成为一个弱者面对生命所发出的一声强音。
许多推崇《平凡的世界》的人，或许先是被路遥苦行僧般的创作历程所吸引，后又为作者对偌大世界中渺小个体的关心而动容。如果历史潮流难以逆转，如果宏大叙事无法避免，那么留给我们的前路唯有一条，那就是用有限的青春年华书写好无悔的人生答卷。这并非一针鸡血，它不过是低垂的现实与高耸的期待间，被我们有意无意遗忘的朴素真理。
现如今，我们早已不必在泪水、血水、咸水、碱水中扑腾翻滚，所以我们愿意给的更少；而又因为在糖水、蜜水中浸泡着长大， 因此我们想要的却更多。苦难的崇高感远去了，平凡的幸福感却没有来，这让我们陷入无尽的困扰。
在今天重读路遥，不单单是为了忆苦思甜那么简单，而是要带着一颗平常心，去体味书中人的命运，审视他们历经的苦难，也见证他们在苦难中的奋斗，发现所谓命运，无非是苦难和奋斗的集合，然后回到当下，欣赏平凡的自己，认同自己平凡的奋斗，也拥抱自己周身平凡的世界。
在当下，成功学铺天盖地，内卷化竞争无序，这本书可以说是将我们从社会性焦虑中短暂解放出来的一剂灵药。当孙少平在煤矿下舍身探索生命的边界时，当李向前在车祸后奋力反击命运的嘲弄时，当金波在莽原上倾心浇灌爱情的花朵时，我们会知道，那些人生中我们所经受的幽暗、凛冽和荒芜，不过是平凡世界里平凡的片刻和角落。我们其实也是金波、李向前和孙少平们。我们并非踽踽独行。
“耶路撒冷”是什么？一处地标，一个图腾。更具体一点，在徐则臣的书中，它是一处没到达的地标，一个未完成的图腾，是整个故事的发端和归宿。它存在于回忆、描述和想象里，却好像没那么神秘。作为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它和秦环以死守护的斜教堂、耶稣像，其实并无本质区别。
甚至说“寓所”也不够恰当。“寓所”代表着“入口”，对于初平阳、秦福小、景天赐、杨杰这些备受往事折磨的人，一个精神上的“出口”比一个“入口”更为重要。真正超脱的可能是“精神病人”吕冬，他是唯一一个身不自由、心却翻越了藩篱的人。
徐则臣用看似温柔的冷酷，析出每个人脑海里那些充满罪恶感的结晶，催促他们踏上一场赎罪的长旅。而他们终将发现，有无数的人和他们一样，终其一生地奔赴，却永远无法抵达心中的圣地。
终于写完篇手记。有时候会奇怪于这种书写的执念，但当我写下最后一个句点，却觉得好像真的从一种莫名的不安中解脱出来。这是一场关乎过往安乐庸碌岁月的告解，我从365个日夜的虔诚中看到了未来的一点可能。
记得小时候好朋友过生日，我经常送的就是书，有一次甚至送出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现在的我是肯定不会了，可有一回，当我想买Kindle却被老李无情质问“你看书吗？”时，心中还是会浮起一点遗憾。
蓉儿的书店还开着的时候，我买过一本《白玉苦瓜》和一个图书福袋，只是几年过去也未曾拆开。或许我可以用“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来自我安慰，但事实就是，那些短平快、碎片化的感官冲击带走了本应属于我的欢欣和安宁。
最近，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上线，关于读书的讨论一时又不绝于耳。这一次，我终于不再是个旁观者，也好像重新获得了在文字中沉思、惊叹、欢笑、落泪的能力和继续热爱生活的资格。
正如《耶路撒冷》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该拾起的是什么？要感谢书籍，替我将这个宾语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