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林以亮论翻译书 傅雷
以亮： 大半年功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这种神经质的脾气不但对身体不好，对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来信，正好在我工作结束的当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覆。—本La Cousine Bette（注1）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后的润色。大概三十万字，前后总要八个半月。（注2）成绩只能说“清顺”二字，文体风格，自己仍是不惬意。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因为一般的成绩太坏。这不是谦虚的客套，对你还用这一套吗？ 谈到翻译，我觉得最难应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简单最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 = She is charming，读一二个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译成中文，要传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氛，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原文上下文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上下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永，译出来变了一杯淡而无味的清水。甚至要显出She is charming那种简单活泼的情调都不易。 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在于重心的安排。长句往往只有极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间夹入三四个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译文中统统拆了开来，往往宾主不分，轻重全失。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时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头上，到末了再译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个弊病，即重复字往往太多。 译单字的问题，其困难正如译短句。而且越简单越平常的字越译不好，例如virtue spiritual, moral, sentiment, noble, saint, 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词，在中文中无法成立，例如La vraie grandeur d’ame = the genuine grandeur of the soul译成“心灵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正伟大的心灵”不可。附带的一个困难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中有“这个”两字，隔一二字马上有“个别”二字，两个“个”的音不说念起来难听，就是眼睛看了也讨厌。因为中文是单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单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国文凡是the, that, 都是短促的音，法文的ce, cet, 更要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与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宾主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这又是一个轻重不易安排的症结。 以上都是谈些琐碎的实际问题，现在再提一个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比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份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末（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腔”。创作文字犯这个毛病，有时也是因为作者顾到读者，过于纯粹的方言要妨碍读者了解，于是文章就变成“普通话”，而这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之极的话。换言之，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份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搅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足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为尤甚。 泰德勒一书（注3），我只能读其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对照的部分。其馀只有X X，X X X二人能读。但他的理论大致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在我没有读他的书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坚信的。可见只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说凡是idiom，倘不能在译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 idiom，那末只能用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出来，因为照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译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变成intolerable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译者的taste极高才有这种判断力。老舍在国内是唯一采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张不光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我一向认为这个工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变成“见其小而遗其大”；一味的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决没有好的创作可能。 由此连带想到一点，即原文的风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象Gide之流，甚至再早一点象Anatole France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象淡水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关于翻译，谈是永远谈不完的。今天我只是拉七拉八的信口胡扯一阵。你要译的书，（注4）待我去图书馆去找到了，读了，再说。但，在1948年出版的British Literature Between Two Wars中也找不到这作家的名字。我的意思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平明”这一个丛书，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要顾到这点，恐怕Jane Austen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认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作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看，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注5） 不管怎样，我总希望你把眼前这部书结束。凡是你真正爱好的一定译得好。而且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比我好。因为你原来的文章比我活泼，你北方语言的认识与我更不可同日而语。只要有人能胜过我，就表示中国还有人，不至于“廖化当先锋”，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又假如这胜过我的人是我至好的朋友，我的喜悦更不在话下。多做，少做，全无关系，只消你继续不断的干下去。我以最大的热忱等着看你的成绩。 希望来信，大家不能再象过去大半年这样隔膜了，尤其为了彼此的工作，需要经常联络。 草草祝 康乐
安（注6） 四月十五日（1951）
——录自《翻译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
注1 林以亮按：傅雷在以前已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这是他的第三册，后来由平明出版社于1951年8月出版，书名《贝姨》，分上下两册。
注2 林按：以傅雷的经验和修养，每日平均也只不过译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字，可见翻译是快不来的。
注3 林按：这本书是Alexander Tytler的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有人人丛书版，在1950年前，是讨论翻译理论最重要的一册书，是我寄给他的。
注4 林按：我那时颇有意翻译Evelyn Waugh的Brideshead Revisited,后来译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一大半，终于半途而废。第三章曾以《兴仁岭重临记》为书名发表于文学杂志。
注5 林按：这里我同傅雷的看法有相当距离，我对奥斯丁的作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大概没有下过功夫，一时还体会不到原作的妙处。
注6 林按：傅雷号怒安，取自“一怒而天下安”。这封信的信封已扔掉，不知写于哪一年，猜想大概是1951年。以后他还经常给我写信，信中说及傅聪的进展情况和翻译上的问题居多。这封信是随手写的，并没有预先打好底稿，可是滔滔不绝的讨论翻译问题，而所把握的问题可以说“切中要害”，非但提出了原则，而且举列出实际上的困难，只有在翻译上花了不少心血，深明其中甘苦的人才说得出来。这虽然只是一封信，可是有极大的价值，可以列为重要的讨论翻译问题的文件之一。可惜就是我本人并没有在实际翻译上有所贡献，到今天仍是愧对故友，为之掷笔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