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思录续

三、

……由于他们全都选择了权力来实现目标，他们都是国际政治舞台的演员。——莱昂纳德·罗宾斯《战争之经济根源》p63. 这个时间，不同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的最大限度与最小限度其实一目了然。 而这一切均与权力的消长相为关联，其可以将之推向权力斗争的最前沿，也可以使之丧失参与权力斗争的能力。——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汉斯·摩根索同时认为这种情况也会受文化转变的情况而变化，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太过于善良，这种情况有吗？我想是有的，但其首先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该国始终处在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之边缘，作为“最小限度”的存在，才有可能促使其转向于其他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此种边缘性并非由地理界定，如作为欧洲边缘的Ukraine，在特定的情况下，亦会成为世界的焦点。那么什么是外交政策的适用工具呢？对于邪恶国家，超凡政治魅力是天然缺失的，其无法因受国际社会尊敬与爱戴而施加影响，遂威胁、武力、非常规的阴暗手段则成为必然。这个时代，若不能在汉斯·摩根索理论之基础上再向前一步——即任何武力威胁皆是可耻的外交政策（眼下并无可能），那么，诸种阴暗手段仍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行其道，包括慷慨激昂之陈词、包括流血、以及无辜者生命的消逝。

四、

回头去看2014年5月2日的 Odessa clashes，两派阵营由思想对峙发展到街头对垒而终酿苦果。在国际叙述中，与此问题相关的那起shootings，被认为是导向悲剧的一个拐点，但当我对前因后果加以疏理并试图以此来判定“是非曲直”时，发现这完全没有可能，亦就是说shootings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又不会因其“不发生”而消除之后的悲剧。倘以counterfactuals去寻求另一种经验可能，则可以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沉痛事件——它对于之后产生的那个更大的悲剧，并没有绝对的责任，或者说：其本身即是这两股对立力量中自在的一个因子。在"what if"之后，看到的是满溢的情绪、排他性、是对自民族历史文化竭尽渲染、粉饰之能事后达成的神话效应——并很容易让人沉溺在这一致幻极乐的状态中。亦就是说，导致悲剧的真正根源是extreme nationalism，很不幸，两派虽然立场有别，但他们都符合此一特性。现在我们看到的万言书，其之“慷慨激昂”实际是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不对等倾斜后的一种应激反应，他一方面试图为violations寻找正当性，另一方面又渴望将compulsions达成逻辑自洽的假象，所以尽可能地煽动庸众来获取支持，为其之侵门踏户、为此后的killing、bloodthirsty，作伦理的自圆，亦寻求虚幻的道德慰藉。

五、

《无主之地》这个老电影，为什么20多年后依然让我记忆犹新，在于其叙事的力量，在于对权力、机构、媒体等诸组织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深切洞察与大胆设想，他们会如何处理舆论和世界所关切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关乎人的生命、更关乎人类的普遍尊严之时。21年前，丹尼斯·塔诺维奇对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做了生动阐释。电影最早被称为bioscope（生物镜），即意指显示生物形态运动的真实情况，这种综合艺术之于现实世界的奇妙联结，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那个为大众关切的事件，其中之诸多问题是如何在民众和在地authority间神奇切换的，按照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概念，其首先是作为一个冷媒介而进入大众视野的，遂受众不断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不断地寻找和发掘此一事件的可能真相、欲解开其中的诸多谜团。这种持续性的介入使authority深感不安，并通过连续的公告来试图扭转困局。这种公告，一般被视为高度透明的信息，对于大众而言，它将不再具有过多的参与性，“事实”即是如此——这就是热媒介、亦是authority挤压掉冷媒介提供的“论议”空间、排斥大众参与的一种基本手段。而围绕这一事件之冷、热媒介的反复切换，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