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公元1587年，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也故去了，戚继光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摸索于材料之中，对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人云亦云的束缚。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皇帝

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正德于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们迎接万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大臣们乘此机会，肃清了正德的亲信。嘉靖登极的前二十年可以算得上尽职。可是到了中年以后，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尤其不幸的是，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四十五年之久。万历的父亲隆庆，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里，临朝时如同木偶。万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到万历初年，宦官到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宫女到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14世纪，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京军。

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推翻而自拟批答。这这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上述情况必须尽量加以避免。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大婚之后，年轻的皇帝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新的生活天地既经打开，在圣贤经传的教条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更加厌倦紫禁城里的日月。

张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赍志以没。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人物享年仅57岁，使很多人为之惊悼。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但是，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胡闹，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忽视了他毕竟是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

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为佞臣。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私生活极其奢侈。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

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倒张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另一类干脆为了争权夺利，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24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15年了，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皇帝陛下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

首辅申时行

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他深知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他所期望的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要消除文官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搜刮自肥声明狼藉，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可以海瑞作为代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他们结成小集团。

即算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士所谅解。他的前任是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作必要的让步。张居正十年新政，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但是四书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地方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世间已无张居正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是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报复。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此时都成泡影；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一片丹心毫无意义。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

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熹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反对他们的，也同样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以资对抗。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万历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也许有一条理由，即本朝以四书伦理作为主宰，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他成了孤独的君主。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要求守成之主，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摆布，文臣们就愈称颂有道明君。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心灰意懒。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洵对争执，不过是把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隔阂和对立，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开国俭朴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对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

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罅隙。大小臣僚期望万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

正德的所作所为，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正德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正德的所作所为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也是把万历纳入规范的节目。万历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既缺乏坚强的毅力，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又纯系发泄设法报复。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

活着的祖宗

申时行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黄河与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都是依靠他处理得当。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并建立了亲切的关系。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皇帝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患补阙，有时造成严重后果。多年之后，申时行追思往事，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弄得事情不可收拾。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算万历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分，又有什么补益？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这种单纯的思想，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的悲剧，也使传统文化增添永久的光辉。海瑞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

嘉靖皇帝御宇四十年，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长生不死。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海瑞向嘉靖递上著名的奏疏，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比干，有时又痛骂他。

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闲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海瑞新职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洪武皇帝确立的整套政治经济制度，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富绅富户，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后，这一问题又趋尖锐。海瑞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他的热情不可收敛，牵涉面一发而不可收拾。

利用高利贷以侵蚀获取他人的产业，并不限于富户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为信用借贷的机构并不存在，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就会设法贷之于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田产的一部分作为抵押。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去无几。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风气。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盛衰迭代是常见的现象，但个别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高利贷就无法避免。追本溯源，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地方官的注意力只是集中于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四书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即使在海瑞的笔下，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戚继光的谢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帝国的文官，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就是失败的象征。武将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武人在刀尖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将领们出生入死，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即使大胜，作战不力仍然要受到处罚。严峻的纪律，是治军方针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起着重要的作用。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戚继光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戚继光周密而细致。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很幸运，戚继光(和谭纶)受到张居正的赏识。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情。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通常的方式是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对福利完全漠视。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这种施政方针的思想根据，乃是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息息相关。人的生活目的，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这个问题使读书明理之人为之不安。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时代往前发展，复杂性相继增加。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的，是宋代的朱熹。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元论的宇宙观。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儒家所提倡的宇宙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也很难再有区别。李贽和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保守、简单、肤浅。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则为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