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第十一辑概述
清华简第十一辑于2021年11月出版。这一辑中只有一份长篇文献《五纪》。
《五纪》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献。从战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份文献中所透露的信息有点偏离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主线。这里挑选其中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进行介绍说明。
五纪
“五纪”这个概念，可见于《尚书·洪范》：“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指的是天文历法上需要掌握的五种元素。但在《五纪》中的表述略有不同，称为“日、月、星、辰、岁”。把“星辰”给拆开了，去掉了“历数”，看起来比《洪范》的说法更整齐一些。
《五纪》中很多地方能看到《洪范》的影子，但具体说法却和《洪范》有差异。比如《洪范》有“庶徵：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指的是五种气象征兆。在《五纪》中则是“一风，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天下之时。”其中《洪范》里的“燠”相当于《五纪》中的“暑”。而《洪范》中的“旸（晴天）”，在《五纪》中则换成了比较奇怪的“大音”。“大音”在出土文献中经常出现，在《五纪》中的其他位置也有出现，具体解读放到后面再说。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似乎《五纪》作者有意在《洪范》等文献的基础上另起炉灶。
五方五色的匹配
《五纪》中反复提及五方五色（东青、西白、北黑、南赤、中黄），表明它也是承袭了战国时代流行的观点，不过文中没有提及“木金水火土”。当然，“木金水火土”与五方五色的对应出现在清华简的《卦位图、人身图》中，说明还是属于这个体系的。
五方五色五行是这个体系中比较稳定的组合，其他的匹配组合就不那么固定了。比如《五纪》中提到五种测量工具，按照五方五色匹配排列为“绳、矩、准、称、规”。而在《淮南子》中的序列为“规、矩、权、衡、准绳”，其中“准绳”是把“准”和“绳”并列与“中黄”匹配，或者单列“绳”。在西汉杨雄《太玄经》中的序列为“规、矩、准、绳、量”，除了“矩”都匹配“西白”之外，其他匹配都不一样。《管子》和放马滩秦简中也有测量工具匹配五方五色的记载，但前者表述不准确，后者简文残缺难定，这里就不再列举。
《五纪》中提到的另一个组合是人体器官，序列为“目、口、耳、鼻、心”。《黄帝内经》中的序列出现两个版本，《金匮真言论》为“目、鼻、二阴、耳、口”，与《春秋纬元命苞》中的序列相同。而《阴阳应象大论》记录的序列为“目、鼻、耳、舌、口”。除了“目”都与“东青”匹配之外，其他匹配也不一样。
以上两例可以看出，《五纪》在对五方五色之外的事物的匹配还处于摸索阶段，后来的文献没有一味跟进，而是设计了其他的匹配方案。
《五纪》中还列举了五种德行，匹配序列为“礼义爱仁中（忠）”。原本在先秦文献中存在“六德”的概念，具体所指也有不同说法。《国语·楚语》的“六德”为“信、仁、智、勇、衷、淑”。《司马法·仁本》的“六德”为“礼、仁、信、义、勇、智”。《周礼·地官·大司徒》的“六德”为“知、仁、圣、义、忠、和。”郭店简《六德》的“六德”为“圣、智、仁、义、忠、信”。或许还有其他的版本，但这些版本已经涵盖了常见的德行。以上四种“六德”的说辞可以整合到一起，那就是“仁、义、礼、智（知）、信、勇、衷、忠、淑、圣、和”。战国时期的学者往往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简化操作，从“六德”体系中摘出五种德行作为重点宣传的对象，这样又可以和五方五色进行一个匹配，形成一套整齐的理论体系。郭家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有《五行》，是摘选了“仁义礼智圣”进行阐发道理，可能属于思孟一派的学说。后世儒家则一般选择“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
按照儒家的观点“仁者爱人”，“爱”是“仁”的一部分，而《五纪》单独把“爱”拎了出来，又配上“忠”，提出“天下礼以事贱，义以待相如，爱以事宾配，仁以共友，忠以事君父母。”搞出了一套不同于思孟学派的说辞。
按照《太玄经》中记载的匹配序列为“仁、谊（义）、智、礼、信”，在《吕氏春秋·孟夏纪》中也有残存的痕迹，可以追述到战国晚期。与《五纪》相比，除了“义”都匹配“西白”之外，其他匹配也是皆不相同。
二十八宿
目前所知最早的二十八宿记录出自曾侯乙漆箱，分别是：“角、坑（亢）、氐、方（房）、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西萦（营）、东萦（营）、圭（奎）、娄女、胃、茅（昴）、縪（毕）、此隹（觜觿）、参、东井、与（舆）鬼、梄（柳）、七星、长（张）、翼、车”。其中“东萦”相当于壁宿，“车”相当于轸宿，其他名号基本上与后世二十八宿也是对应的。始于角宿，终于轸宿，即始于东方七宿，终于南方七宿。
而《五纪》中的二十八宿则是：“建星、牵牛、婺女、虚、危、营室、㿟辟、奎、娄女、胃、昴、蜀（浊）、参、发（伐）、狼、弧、咮、张、七星、异（翼）、轸、大角、天艮（根）、本角、驷、心、尾、箕”。“建星”是与斗宿邻近的星团，替代了斗宿；“㿟辟”相当于壁宿；用“蜀（浊）、参、发（伐）”替代了毕、觜、参三宿；用“狼、弧、咮”替代了井、鬼、柳三宿；“张、七星”是把星宿与张宿做了对调；用“大角、天艮（根）、本角、驷”替代了角、亢、氐、房四宿。记录顺序始于北方七宿，终于东方七宿。
《五纪》对二十八宿的处理，在各种传世文献中也能看到若干痕迹。除了《史记·律书》之外，在《国语》中也有体现。说明这套体系也从战国一直流传到汉代。
《中国天文学史》认为先秦的星宿体系分为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大体系。其中巫咸氏体系资料最少，可以忽略。主流的二十八宿实际上就是石氏体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古天文研究中心的吕传益先生认为《五纪》中的二十八宿更接近甘氏体系。所谓“甘氏”据说是先秦时期的一位星象家，名字叫甘德，他的生活年代无从考证。他的籍贯也有不同说法，有说在齐，有说在鲁，有说在楚。从历史角度而言，鲁国后来被楚国吞并，也算是楚地，由此看来，甘德是齐鲁地区的人可能性较大。
从时间来看，曾侯乙的下葬年份根据《楚王酓章镈钟》可以定在楚惠王五十六年，相当于公元前433年。而清华简的时间下限，根据《系年》中记载的最晚年份为楚悼王五年，相当于公元前396年，比曾侯乙漆箱至少晚了37年。至少从现有资料来看，甘氏二十八宿体系可能并不比石氏二十八宿体系更早，可能只是石氏体系的一种改造版。
王胜利在《甘德系楚国天文学家证据两则》中指出，罚、狼、弧三星要比东井、舆鬼、觜觿三星偏南，特别是狼、弧二星比东井、舆鬼两星偏南40度以上，甘氏星宿之所以要用罚（发、伐）、狼、弧，可能是甘氏测量地所在的楚国要比石氏所在的魏国（或三晋地区）偏南。所以楚文化中对“罚（发、伐）、狼、弧”更为偏爱。
有趣的是《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提到一个“甘公”，《前汉纪》说他是“齐客”，看来是齐人。张耳被陈余击败后，本来打算投奔项羽，但甘公却说：“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于是张耳转投刘邦。甘公似乎是个星相家。但他的活动年代已经是秦末汉初，不可能是甘氏星宿的创立者，也许他是甘德的后辈族人。不过甘氏星宿体系不讲“东井”而讲“狼”，这位甘公似乎又有数典忘祖的嫌疑。
十二月神
《五纪》中提及了十二月神，也就是“取（陬）、若（如）、秉（寎）、余、咎（皋）、虘（且）、仓（相）、壮、玄、昜（阳）、古（辜）、涂”。这个体系还出现在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后世的《尔雅·释天》也有记载，可以算是带有楚文化特色的事物。奇怪的是，这套十二月神的来历却是一个谜，在《五纪》中也只是罗列名称，并没有给予过多的阐发。子弹库楚帛书中不但记录了利用十二月神进行占卜吉凶的文字，还给十二神绘制了图像。“取（陬）”月神是蛇首鸟身形；“若（如）”月神是四首两身连体鸟形；“秉（寎）”月神是方头怪兽形；“余”月神是分尾蛇形，蛇之双尾相绞；“咎（皋）”月神是三头人形；“虘（且）”月神是猕猴形，双臂长而柔软，身后有尾；“仓（相）”月神是鸟身人首形，头上戴角，鸟身仅一爪；“壮”月神是两足吐舌长毛兽形；“玄”月神是两头龟形；“昜（阳）”月神是歧冠鸟形；“古（辜）”月神是牛首人身；“涂”月神是口吐长舌人形，头上插有羽饰。
这些古怪的神像颇有《山海经》的感觉，但十二月神却没有出现在《山海经》之中。李零先生根据“虘（且）”月神对应猕猴形象，猜测“虘（且）”可能指的是“狙”，也就是一种猴子。“玄”月神对应双头龟的形象，可能指“玄龟”。由此看来，十二月神的名字可能与对应的神像或神兽的名字有关，只是目前还无法完全搞清。
四荒、四冘、四柱、四唯与四维
在《五纪》中反复提到了四荒、四冘、四柱、四唯与四维这几个概念，似乎是想利用这些概念构建一个抽象的空间模型。按照原文的表述，“四唯”与“四维”是不同的概念，“四维”是用来指四方星空，而“四唯”与“四柱”组合，是陆地上使用的概念。“四维”与“四冘”都有东、南、西、北之分。“四柱”却是两个东柱，两个西柱，没有南北。“四唯”则是分为左南、左北、右南、右北。“四荒”是否根据四方划分，原文中没有明示。从设置来看，《五纪》的作者野心不小，却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解释，应该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来观测和理解天地，可能只是创造或从别处借用这些概念，同时将它们神格化，构建一个形式上严整的体系而已。这也给学者的研究解读带来了一些障碍，在学术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二十四神祇
《五纪》中的神系非常庞杂，其中典型的就是“群祇二十有四”，也就是二十四个神祇，这些神祇与术数中的“神煞”很相似。术数中所谓的“神煞”是配合干支占卜时出现的神怪，用于判定吉凶，由于占卜类型五花八门，“神煞”的名称也是层出不穷，不可胜计。《五纪》中的二十四神祇，四个方向各有六个，分别是：
东方“日、扬者、焯昏、大昊、司命、癸中”；
南方“大山、大川、高大、大音、大石（祏）、稷匿”；
西方“月、娄（蝼）、拳躬、少昊、司录（禄）、大严”；
北方“门、行、明星、颛顼、司盟、司[米交]”。
其中“日、月”最好理解，就是字面的含义。“日、月”转为神煞出现在马王堆帛书《隶书阴阳五行·天一图》中。《五纪》中日在东，月在西，符合常规认知。
“扬者”在《五纪》中已经明示，就是指“风”，不必过多解释。
“焯昏”的“焯”指明亮，“昏”则是指昏暗。大概是用来描述明暗之间的蒙昧状态，也可能是指某个特定的星辰，但缺少文献证据。
“大昊、少昊、颛顼”这三位对于上古先秦史爱好者来说非常熟悉了，他们对应的方位分别是东、西、北，与传统的五方五色对应也是一致的。然而《五纪》二十四神祇中却没有排入南方炎帝（赤帝）与中央黄帝。对于黄帝，《五纪》是单独拎出来讲述他的故事，而对于炎帝（赤帝）却只字未提。在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有炎帝命令祝融降世稳定天地的说法。清华简《五纪》与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孔家坡《日书》中存在相似的创世世界观，对待炎帝（赤帝）的态度似乎判然有别，值得深思。
“司命、司录（禄）”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它们可以理解为无实体的神灵，司命掌管生死，司禄掌管利禄。同时两者也可以指文昌六星中的两星星名。到底是先有神名还是先有星名，不太容易确定。文昌六星位于斗宿，属于北方玄武。而《五纪》将司命放在东方，司禄放在西方，用意不明。
“癸中”所指何物不容易确定。新莽封泥有“中癸校尉章”，中癸校尉就是中垒校尉，则癸、垒相通，垒为高墙，在垒中大概相当于在牢中、狱中。那么“癸中”可能是代表狱中的神灵。
“大山、大川”也可以通过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指名山大川，古代要祭祀各地的山川的神灵。《五纪》则是把“大山、大川”简化为两个神祇。
“高大”在《五纪》中有专门的解释：“高大尚民之祖，凡彼百生、万族、貌民，贵贱、长短、男女，皆使仰皇天之三德。”被奉为万民的先祖。其中“大”字的写法比较特殊，是在“大”的右边横上加了一个短竖，表明这个字有特殊的意义，不过它的古音与“大”相近，可以通假。这个特殊的“大”在楚简中表示某种神灵，受到祭祀。这个神秘的“大”是否能在传世文献中找到依据，学者们绞尽脑汁，提出过很多假说。其中董珊先生的观点获得了较多支持，他认为楚简中这个多了短竖的“大”，就是《礼记·祭法》中提及的“国厉”、“公厉”、“族厉”的“厉”。“厉”可以理解为无数祖先魂魄所形成的集合，但其中作祟者就是俗称的“厉鬼”，需要专门祭祀安抚。“高大”则是祖先魂魄中最高者，体现了保佑后嗣万民的一面。
“大音”在前面提到，被列入《五纪》的“天下之时”中，这里又出现在二十四神祇体系之中。“大音”究竟何指十分令人费解，前后两个“大音”是否是一回事也不容易判断。此外，“大音”还出现在汉代的“刑德”占卜体系之中，与丰隆、风伯、雨师、雷公四神同列，这四神在传世文献中都有记载，唯独“大音”的名号被其他名称取代。所以清华简、北大简的整理者猜测可能是指雷神或电神，雷神这个名额被“雷公”占据，那么剩下来似乎只有电神。不过按照“刑德”体系，“大音”对应西方，而《五纪》的“大音”列在南方，似乎也不是很匹配。饶宗颐先生则认为“大音”就是“太阴”，也就是岁阴、太岁，也就是岁阴纪年中虚拟出来的天体。这种说法看似有一些道理，不过古文字中“阴”有专门的字，一般不会用“音”替代。另外在先秦占卜体系中，五音（宫商角徵羽）占卜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五纪》不知何故，对五音的内容也有所回避。“大音”是否有可能是神格化的“五音”也未可知。
“大石（祏）”指的是古代供奉神主的石匣，也被神格化成为神灵。古代祭祖有固定的时间，因此《五纪》说“大石（祏）”有授时的功能。
“稷匿”也是一个挺奇怪的称呼，在《五纪》中也能简称为“稷”。围绕“稷”的常见说法一般就是五谷之中的“稷”或者代表农神的“后稷”。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出现了“黍稷之匿”的说法，指的是黍稷成熟。看来“稷匿”是将农业丰收本身神格化为神祇。
“娄（蝼）、拳躬”可能是成对出现的事物。“娄（蝼）”应该指的就是蝼蛄。古人用蝼蛄的出现作为时令的象征，因此被神格化。“拳躬”在文献中虽然没有记载，但可以通过字形进行分析。“拳”在古文中除了指拳头，也可以指蜷曲的状态，而“躬”也是与弯曲有关，说明这是一种具有弯曲形态的事物。《五纪》又说“拳躬尚饮”，把“拳躬”与饮水联系起来。在古代天文历法术数相关资料中，具有弯曲形态和饮水特征的事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虹，一个是蚯蚓。马王堆帛书《隶书阴阳五行·天一图》中有神煞“虹宫”。不过考虑到“拳躬”与“娄（蝼）”并列，看来指代蚯蚓的可能性更大。
“大严”为何物，文献中缺少记载。《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提到雍地曾经有供奉“诸严”的神庙。汉代之后的古人已经搞不清“诸严”到底是什么，但从名称来看，应该表示多个名号中带有“严”字的神灵。由此看来“大严”或许是“诸严”系统中最高神。
“门、行”在先秦时代是家宅祭祀中的两个位置。“门”就是家宅的大门，“行”就是宅院的道路，门有门神，行有行神，讲究的大户人家都有祭祀供奉。包山M2中曾经发现了祭祷“五祀”的神牌一套五枚，分别书写“室、门、户、行、灶”，可知家宅一般有五祀体系。传世文献如《礼记》又在家宅五祀的基础上配备了“厉”、“司命”、“中霤”这几种祭祀，其中“中霤”相当于“室”，“厉”和“司命”则是家宅祭祀之外的神灵。《礼记》还根据祭祀种类排出户主的等级，可能是汉儒整齐文献的结果。其中“厉”和“司命”实际上也出现在《五纪》二十四神祇体系之中。
“明星”在古籍中主要有两种特指的星，一是指太白星，另一指灵星。其中灵星祭祀在古代一度非常繁盛。不过灵星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位于角宿的天田星，属于东方青龙七宿。而《五纪》中的“明星”却被放在北方，用意不明。
“司盟、司[米交]”可能又是成对出现的事物。“司盟”在《周礼》中以职官的形式出现。[米交]字在《五纪》中还有一种写法是从米从爻从攴，说明其为交声或教声，大概就是“敹”字，《白孔六帖》注“敹，古料字”。《周礼》又有“司约”，与“司盟”成对出现。约、敹、料皆与交声、教声相近。那么“司[米交]”可能也“司约”有关。在《周礼》中司盟和司约除了执掌世俗盟约，还执掌向神祈祷的誓约，故而也被神格化。
《五纪》中除了以上二十四神祇之外，还在中部排入天、地、大禾（和）、大乘、少禾（和）、少乘六个神祇。大禾（和）、大乘、少禾（和）、少乘所指为何也搞不清，似乎与“四荒”对应。四方二十四神祇，再加上中部六神祇就是五方三十神祇。
接着《五纪》将五方三十神祇加上北斗、南门、八宿、四冘、四柱、四唯、四维与人体的骨骼、器官进行匹配，组成一套庞大的“天人合一”系统。虽然这套体系没有传承下来，但战国时代还有类似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黄帝战蚩尤
《五纪》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提到了黄帝战蚩尤的传说。
蚩尤在《尚书》、《逸周书》等传世先秦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其中《逸周书·尝麦》中简要地讲述了蚩尤故事的前因后果，说蚩尤原本是赤帝的臣子，驱逐赤帝自立，于是赤帝求黄帝出兵擒杀了蚩尤。这段内容也成为后世黄帝战蚩尤的基本主线。《山海经》中的黄帝战蚩尤则是增加了很多神话色彩的桥段。
除此之外，蚩尤还出现在其他战国出土文物中，比如上博简《融师有成氏》和鱼鼎匕都有提及。传世鱼鼎匕目前有两件，一件是二十世纪20年代山西浑源出土，一度成为罗振玉的藏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另一件是近年在山西发现的私人藏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吴镇烽先生鉴定为真品。两件鱼鼎匕原本是布满了错金铭文，内容一致。前者柄部折断后重新拼接，残损了几个字，使得文意不通；而后者错金流失，柄部也有折断，但所幸文字保存完整。经过比勘释读，完整版铭文内容是：“曰：延有是昆夷，遂王鱼颠。曰：钦哉！出游水虫，下民无知，三目人之蚩尤命，帛（薄）命入羹，柔入柔出，毋处其所。”大概是一段诫语或者咒语，喝鱼头汤的时候不要忘了死于鱼首的蚩尤。这段铭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将蚩尤与“三目人”联系起来，而“三目人”很可能是指“三苗人”。一些迹象表明，在先秦传说中经常将蚩尤与尧、三苗这些关键词联系起来，形成另一种版本的蚩尤故事。但由于《逸周书·尝麦》中的黄帝战蚩尤的故事成为主流叙事，蚩尤与尧、三苗的传说不受重视，被斥为无稽之谈，但这个版本的传说却并未绝迹，而是在民间长期流传，并从两汉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后期。
《五纪》中的黄帝战蚩尤故事从风格上是介于《逸周书·尝麦》和《山海经》之间，不过它的旨趣并不在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想借这个故事传达某些特殊的信息。因此，故事中直接将蚩尤说成黄帝之子，这样写可以减少一些枝节的人物登场。前面提到，《五纪》中刻意回避炎帝（赤帝）的出现，在讲述黄帝战蚩尤故事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五纪》中将四荒、四冘、四柱、四唯说成是受到黄帝驱使的神灵，但是似乎四荒、四冘、四柱、四唯都不是蚩尤的对手。黄帝大惊，于是祈求更高级的大神前来助阵，于是高畏与畏溥被召唤出来，之前失利的四荒也重新加入战斗。“高畏”在《五纪》中已经做了交待，是天神的尊号之一。而“畏溥”是什么神，却没有解释。清华简整理者猜测“畏溥”可能读作“鬼魃”，可能与《山海经》中打败风伯雨师的魃有关，聊备一说。蚩尤战败被俘之后，身体被肢解，不同的部位化作不同的东西，这种说法与马王堆帛书《十大经》的记载类似，但所化事物有所差异。
《五纪》中讲述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一方面是为了推出名号为“高畏”的上天最高神，这种说法无论在传世还是出土文献都未曾见到。一方面是阐述君主在展开围城大战的时候要采取何种祭祀方式来祈求胜利。至于故事的前因后果是否呼应，并不是重点，所以费解之处非常多。
总结
以上就是对《五纪》中部分内容的介绍。《五纪》的撰写年代，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是战国中晚期作品，但笔者前面根据《系年》的下限，认为它可能是战国早期文献，文中很多内容讲述都非常简略，对于世界观和神系的构建也比较粗糙，所运用的很多文化元素没能成为后世的主流观点。一部分思想演化成“黄帝刑德”的理论，成为一种术数思想浓厚的意识形态。文中很多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