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 | 尊周攘夷：朝鲜对清朝之文化心态
朝鲜臣服于清后，虽然原则上已断绝了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但与明朝仍有潜通往来的机会。1644年明朝灭亡，对朝鲜是个极大的打击，“闻此报，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
明清更替，使朝鲜自身的认识发生危机，原来的“蛮夷”满洲入主中原，冲击着朝鲜传统正统观的认识，而现实中却不得不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使得其文化上、思想认同观中都发生矛盾和冲突，于是就只得依从传统，强化其与明朝的关系，重新确立其自我正统。随着与清宗藩关系的日益正常化，朝鲜内部原来的亲明势力极力倡导尊周攘夷的理念。
尊周实质即是尊明，怀念明朝；攘夷乃攘斥清朝。二者乃一体两面的关系，尊周是为了攘夷，攘夷重在尊周。这种思想贯穿于清代中朝关系始终，构成清代中朝宗藩关系背后的潜流。其时隐时现，几有将清代中朝关系再推向战争之势。从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此种思想在清代中朝关系中的表现。
尊周思想与朝鲜的对明情感
明朝灭亡，朝鲜所认定的中华正统随之在中国消亡，于是，朝鲜努力塑造自身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独持天下正，宗周幸鲁中”。尊周思想应运而生。
其实，尊周并非朝鲜独创，而是源自传统儒家思想。发端于春秋时期，为《春秋》所肯定，成为《春秋》大义的重要内涵。不过中国历史上更多地讲求尊王攘夷，而较少谈尊周攘夷。尊王，即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攘夷，即抵抗外寇侵略。数千年来，不论政体如何，对此二义必遵行不悖。朝鲜则只谈尊周，鲜讲尊王。这显示朝鲜王朝所宣讲的“尊周”，具有某种特定含义，他们大讲“尊周”，意在“尊明”。
明朝始终作为一个无法消除的潜在力量，影响着清代中朝关系，这就是朝鲜讲求“尊周思明”“尊周攘夷”的根源。而“尊周攘夷”长期以来成为朝鲜君臣对清朝的一种基本文化心态。弄清尊周的渊源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有助于理解朝鲜王朝尊周的实质。
一、中国历史上的尊周观念
西周末年，王室昏庸，犬戎攻入镐京，周平王东迁，周王朝从此日渐衰落，往日宗主国的威势不复存在。但正统犹存宗周，为了恢复传统政治秩序，春秋时期诸侯国把尊周作为诸侯称霸所资利用的一个旗号。齐桓公任用管仲首先实现其“尊周公、霸诸侯”的理想，开启尊周争霸的时代。
尊周观念，从儒家礼义思想来看是极其应当的。历史上对尊周十分称颂，刘向称赞曰：“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综合论之，春秋以后尊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代表中央权威的周室衰微了，无法号令于天下。但周室名义上的权威与正统仍在，具有一种诸侯国无法取代和获得的优势和权威。用当时诸侯的话说，周天子对当时的天下，“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其作用无法取代，于是必须尊周。尊周的具体表现则是尊周天子，亦即尊王。当时尊周与尊王，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尊王以强化中央集权，尊周乃尊周朝正统。
周初大封宗亲，以藩屏王室。但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之后， 王权衰微，诸侯并起。小并大，弱役强，周天子无法控制。于是诸侯挑战王权，挑战周天子权威。诸侯以下犯上之事屡屡发生，如郑庄公射王中肩、郑文公执王使臣、楚庄王观兵问鼎，等等。诸侯既不臣于天子，大夫亦不臣于诸侯，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皆废诸侯而自立。
有鉴于此，孔子作《春秋》贬之，诸侯已称王公，而《春秋》书其本爵；周室早已衰微，而经文致其尊崇；其他如臣子弑君，大夫擅国，亦皆大著贬词，极力宣扬尊王攘夷思想，故《孟子》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春秋》所倡导的尊王思想，以后历代皆受到注意。
而宋代尤其讲求尊王，其原因主要是惩唐末五代藩镇荼毒之祸，痛斥权奸柄国，明三纲以伸正统，惩强侯以尊天王，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故而，尊王成为中国历代中央集权的手段与口号，也是分裂时期各政权强化自身正统的一个法宝。历代宗主的正统地位，是分裂时期可以从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唯一令诸侯信服的正统。统一王朝倡导尊王，则重在加强中央集权。
其二，春秋时期，即便某个强大的诸侯很有实力，但事实上无法取代作为正统的周朝在精神文化上的影响力，故只能借“尊周”来强化自身权威，为本国树立正统的地位。因为周室式微了，失去了真正的权威，只具象征意义的宗主身份，所以要诸侯尊奉，才可能恢复以往的权威。尊周可以为诸侯赢得号召力，增强诸侯国的信服度，为其树立威信。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要称霸，先尊周。秦晋争霸，赵衰对晋文公说：“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晋文公采纳建议，遂“入襄王于周”，从而实现其称霸的梦想。楚庄王、秦穆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莫不假尊周之名， 行称霸之实，先后称霸诸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余年，终于灭吴，报会稽之耻，并陈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从而达到其称霸诸侯的目的。
其三，尊周观念，向来为儒家所肯定。因为至少形式上它维护了传统的正统形象。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乍看来同尊周相似，其实，“挟天子”与春秋讲求之“尊周”有本质的不同。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一切控制在曹操手上。而周朝则是一个政权，一种象征。
周天子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但始终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东周以后，尚历二十五王。周室对诸侯始终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战国初年，田氏代齐后，恳求魏武侯介绍，经周安王册封，才算正式的诸侯。
而且诸侯各国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即便最显赫的诸侯也没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非分之想，唯有楚庄王曾有问周鼎之意，但王孙满当头棒喝，“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而曹氏无一日不想代汉，终于其子曹丕取而代之。这些都显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曹操并非“尊天子”，而是“挟天子”，天子几成人质为其所用，他颠倒了原来的君臣主次与上下关系，因而受到儒家正统史家的指斥。
中国历史上，每每中央王权衰微之际，或处于分裂之时，尊周观念就为世人所倡导和推崇，因为原有的正统权威无力行使，但仍然具有正统的名分，不尊正统则受到批评，新的正统权威尚未形成，尊王、尊周，即成为强势政权塑造正统、号令诸侯的手段，它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
二、朝鲜王朝尊周与思明的关系
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想，源自中国春秋时期的尊周观念。宋时烈称：“孔子之作《春秋》也，大义数十，而尊周最大。朱子初见孝宗，罄陈所学，而讨复为先。此义一晦，则三纲沦，九法， 中国入于夷狄，人类化为禽兽矣。”李恒老更认为“朱子修《纲目》亦然”。
可见，朝鲜尊周之理论根据，就是《春秋》和《资治通鉴纲目》。但是朝鲜只讲尊周，鲜谈尊王。而中国历史上大谈尊王，鲜讲尊周。虽然在《春秋》中尊王与尊周意义相同，但是后来意义上则略有变化。尊王重在强化王权，而尊周原本意在强化周朝的正统性。而朝鲜只讲尊周，不谈尊王，即显示出二者的差别。
朝鲜所尊之周，则是已经灭亡的明朝。它作为一种文化正统则根植于朝鲜人心目中。而当时他们大谈尊周，是作为对付清朝的一种手段，是其塑造自身正统的一种策略，从而确保朝鲜文化心态上的优越感。
朝鲜大讲尊周，意在尊明，实际上表示朝鲜依然只认同明朝， 拒斥清朝。明朝灭亡后，朝鲜认同明朝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乃君臣父子，故不可不讲尊周。所谓“我邦之于明室，君臣之义，父子之恩，盖二百有余年”。故义则君臣，恩则父子也。“臣不可不祀君，子不可不孝敬父母”，故朝鲜要谨事大、诚尊周。明朝虽然灭亡了，作为正统的化身仍然存在，故必须尊奉。
第二，朝鲜乃大明之朝鲜，尊周、尊明，即是尊朝鲜自身， 确保朝鲜之正统观。李起淳（1602—1662）声称“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宋时烈亦以明朝灭亡后，唯独朝鲜保有“大明天地，崇祯日月”，故不可不尊奉明室，崇祀明朝皇帝。
郭钟锡（1846—1919）论道，朝鲜乃“天地为大明天地，日月为大明日月，山河区域为大明山河区域”，因为：“方皇猷御极，车书礼乐，典章文物，固已协万邦、光四表，而格上下矣。天地所囿，日月所照，山河区域之所包，被服谣俗之所及，动植群生之所自乐，夫何往而非大明也！”因而即便崇祯后二百四十余年时，依然可“唤我作大明人”。
朝鲜君臣以大明遗臣自居，尊周以尊明，也就是尊朝鲜自身，借此加强自身的正统地位。成大中（1732—1812）对尊周的具体含义进行了透彻的阐述，他说：
尊攘大义，属国反为之主，而周之史无与也。如其周也， 尊王之义安所施哉？吾故曰《春秋》幸在鲁也。明之于我，即周之于鲁也！况重之以万历之恩耶！然恩义一理也，未有无义而恩者，故恩莫大于君父，而义为之则。我之恩明，即我义也。不然，何其感人心而立人纪，若是之久耶？故上焉而皇坛崇其报， 下焉而华阳阐其义，使我东免为夷貊之归，而焕乎其冠冕，如日月之辉。黄河再清，必来取法，《礼》所谓广鲁于天下者，不其在斯耶？明虽亡，赖我而犹不亡也！
成大中是英祖（1724—1776在位）、正祖（1776—1800在位） 时期的重要文臣，其时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已相当融洽，而他依然大讲尊周，大讲思明，可见这种思想之根深蒂固。概括起来看，成大中所阐述朝鲜尊周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尊周是藩国对宗主国的一种反映。尊周大义、尊王攘夷是属国应行之事，如周朝本朝是无法实施尊周的，也就是说宗主国不能行尊宗主国之事，只能由鲁国实行尊周。“明之于我即周之于鲁”，这句话点明了朝鲜大讲尊周的内在实质，尊周即是尊明，明之于我即周之于鲁，反过来讲，我之于明，即鲁之于周也。所以更应大讲尊周，以示尊明。这是朝鲜尊周的内在实质。
其二，朝鲜尊周表现是崇祀明朝诸帝。“上焉而皇坛崇其报， 下焉而华阳阐其义”。肃宗建大报坛时说：“今日建庙，不特予崇报之诚，亶在于此，神皇在天之灵，亦安知不恋兹东土耶？尊周之义，皎如日星，予志之定，坚如金石，断不可已也。”明确表示尊周是其建大报坛的意图，建坛崇祀。
1704年明朝灭亡六十周年之际，肃宗国王在昌德宫后苑建大报坛，崇祀明神宗，英祖将其扩展到明太祖和明崇祯帝。此后，大报坛就成为历代朝鲜国王崇祀明朝皇帝的祭坛，直到1908年被毁。华阳洞是宋时烈临终前遗命弟子所建的。1703年权尚夏（1641— 1721）等在华阳洞建万东庙，崇祀明神宗和明崇祯帝，以后就成为朝鲜儒林祭祀明朝皇帝的圣地。1830年代，明朝九义士后裔在朝宗岩建大统庙，崇祀明朝三帝和九义士。凡大报坛、万东庙、大统庙对明朝皇帝的崇祀皆是尊周的具体表现，被视作“崇明三义”。
其三，尊周以存明，尊周以报恩。正因为崇祀，正因为尊周， “明虽亡赖我而犹不亡”，从而报明朝壬辰“再造”之恩。朝鲜以为明朝有三大恩：明太祖的赐国号乃“大造”之恩、明神宗出大兵拯救朝鲜于水火乃“再造”之恩、崇祯帝在内忧外患焦头烂额之时，尚出兵思救的拯救之恩。“有此三大恩而不思崇奉，则岂可曰礼义之国也哉？”明已亡，朝鲜以尊周崇祀而使之不亡，从而报答明朝之恩。
可见，朝鲜对明朝始终有割不断的情感。明清更替，而朝鲜王朝由明朝藩国变成清朝藩国。清朝是取代明朝而建立的政权，是对明王朝正统的否定。
朝鲜的正统地位是来自于宗主国中国的确认，华夷观的影响，使得朝鲜不可能接受清朝的正统性，故而只得依从明朝，强化与明朝的关系，从而解决其正统危机，避免现实中的矛盾，这样就转化为尊周思明的行动。尊周与攘夷紧密相关。因为朝鲜始终视清为夷狄，朝鲜尊周意在贬斥清朝。尊周与攘夷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仔细探明尊周观的另一面，即攘夷观，我们会有更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