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本雅明书信全集1928-1940（前5封信）
译自Polity Press 1999年英译本
Henry Lonitz edited
Translated in English by Nicholas Walker
丛子钰 试译
1 本雅明致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柏林，1928年7月2日
亲爱的维森格伦德先生，
您亲切的话语让我很期待读到您关于舒伯特的论稿，您肯定也是这个意思。我只希望在此期间您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这篇文章。我希望您允许我提前跟布洛赫谈谈这篇论稿，与他共读的话对我来说会大有帮助。
您对我太友善了，在柏林那段时间还帮了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科恩，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您事情的结局，明白地说，不幸的是他任职的公司破产了，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还没有正式公布，那家公司倒闭的情况还是一个秘密。但到10月，他的处境肯定会变得极其困难，除非他的朋友能够代表他介入此事。在这方面，我现在必须也将尽我最大的努力，但要想成功，我就得再跟您提一下这位朋友的事。当然，我明白给他在柏林找个安排是不可能了。您觉得他现在要是去法兰克福的话会有前途吗？
我知道关于您的友善和影响自己已经强调得够多了，如果您认为这件事有成功的希望的话。
我以一个请求作为开始，却忽然想起来自己忘了想邀请卡普露丝来找我。真不是我健忘，只是前几周我被各种各样的事物缠住根本脱不开身，所以才没机会见她。
既然事情已经有眉目了，希望马上您就能从她那里听到我的消息。
致以最温暖的心意，
您的，
瓦尔特·本雅明
1928年7月2日
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区
德尔布吕克大街23号
2 本雅明致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柏林，1928年9月1日
亲爱的维森格伦德先生，
事实证明，为我这段时间的沉默找借口实在太难了，请把接下来的这段文字当作我的解释吧。首先我必须感谢您寄来的论稿。
收到稿子的时候我跟布洛赫在一块，我让他把材料拿回家，他还不情不愿。后来，由于突发情况，他不得不离开柏林，所以无法找到机会研究这篇文章，不幸的是，也无法把它还给我了。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最近几天我才有办法收回。但是，既然我不希望发生祸不单行的情况，也就是囫囵吞枣地阅读您的《论舒伯特》，我决定简单地告诉您一个简短的消息，您可能会在一周内收到实质性的回信，同时向您致以不算正式的感谢。
但丢脸的事还是需要一揽子解决掉：《文学世界》的编委会本来立刻热情地回应了我的建议，他们应该就格奥尔格专栏计划的稿件与你接洽。他们向我保证他们会直接和你联系。我真傻，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却没有考虑到这些组织的无能。在这方面，我也必须表示我的歉意。
希望未来能交到好运，
在此诚挚问候，
您的，
瓦尔特·本雅明
1928年9月1日
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区
德尔布吕克大街23号
感谢您为我朋友做的每一件事。事情既然有所进展，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再处理一下。
3 本雅明致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柏林，1930年3月29日
亲爱的维森格伦德先生，
请原谅我的打扰，但我太粗心了。你提过一些评论克劳斯的作家，我把其中一位的名字给忘了。你当时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意外。我记得有里格勒、哈克尔、菲尔特，但还有一个。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说他是克劳斯的一个学生。
能否尽快通过明信片告诉我？
诚挚感谢！
您的，
瓦尔特·本雅明
1930年3月29日
柏林，W
弗里德里希·威廉大街15号3单元
4 本雅明致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柏林，1930年11月10日
亲爱的维森格伦德先生，
我的母亲前些日子去世了，这是我最近没写东西的原因。很遗憾，我得长话短说。你的信提到了很多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很想详细地回复，但我有很多紧急的工作要做。你对我向研究所提交的题目的看法与我自己的保留意见完全一致。因此，我特别高兴地引用您的提法：“论文学批评的哲学”。我打算几天后写信给霍克海默。但是如果你能马上把这个新的提法传达给他，并进一步建议，鉴于我刚才提到的丧事，我将特别感激。希望能把我的演讲推迟到圣诞节后的某个时间——比如1月中旬。
你对《老古玩店》温和且坚持的评论终于打破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坚持，我已经对这本书着迷了好几天了。通过你的阅读方式，我觉得好像有人拿着一盏灯，在这些黑暗的通道上引导着我，最惊人的银光在我面前闪烁。
我是多么想用我自己写的东西来和你交流我的想法，因为我目前享受的与布莱希特的广泛又极具启发性的对话的回响还没有传到你那里。文章发表还得靠《法兰克福汇报》——特别是想到把关于凯斯特纳评论发给了这里——但事实证明，在这儿办事极其困难。很明显，他们正忙于考虑每一个选择。
我已经读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与哲学》，虽说读起来磕磕绊绊——在我看来——但至少是路子对了。
请立刻告知我关于你自己作品的情况。布莱希特下次来的时候，我也会跟卡普露丝女士问这事的。
诚挚问候，
您的，
瓦尔特·本雅明
1930年11月10日
柏林，威尔莫道夫
摄政王大街66号
5 本雅明致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柏林，1931年7月17日
亲爱的维森格伦德先生，
因为柏林之行算是凑凑合合地定下来了，我现在又能回信了。首先是我已完整阅读并详细研究了您的就职演讲。我也和恩斯特·布洛赫谈过这件事，他拿出你的信让我读。我直接说我的观点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整体，演讲成功实现了目标，极其精辟地阐明了我们所共有的最基本思想，并且就像阿波利奈尔所说的，它为每一种品质“树立了丰碑”。我认为布洛赫是对的，他声称唯物主义和由问题的理念之间的联系在某些地方似乎是被迫建立的，但这完全是出于精神氛围，而且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得到证明，这不仅是简单地像涂一层新油漆般“应用”马克思主义，而是与它一起工作，这意味着要与之作斗争。关于你对维也纳圈子的批评，他的评论似乎更有说服力。我相信我理解你提出的关于变通的考虑。要清楚地辨别一个人变通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你对现象学的发展提出了批评；你提到海德格尔学说中死亡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变通态度本身，而是你的演讲将这种态度与诸如此类的权威主张结合了起来，简而言之，就是在某些地方巧妙地避开了哲学“学派”所钟爱的传统论战方式。
现在谈谈布洛赫提出的关于我的名字的问题。我没有丝毫冒犯之意——希望也没有丝毫冒犯到你——在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必须收回我在法兰克福所说的那些言论，因为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那些关于作者身份的不太体面的问题是正确的。这句话决定性地表达了你所采取的反对“学派”哲学的如下立场：
系统探究「科学」的任务不是探究现实的或隐或显的意图结构，而是通过从现实的孤立元素中构建数字和图像来解释现实的无目的性。它抽取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进一步调查的任务，并尽可能以最有内涵的方式加以表述。
我同意这个建议。然而，如果不参考我的《巴洛克戏剧》一书的导论，我是写不出这篇文章的。这本书完全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相对和适度的意义上，这类事物可以被称为全新的思想。就我而言，在这一点上，我无法省略书中的一些参考资料不用说，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情况就更糟了。
我希望你也能从这次演讲中感受到我对这次演讲的极大同情，在我看来，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讲，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哲学友谊能像以前一样保持警惕和纯洁。
也许我可以表达这样的愿望：如果演讲出版了，而且你确实想在演讲中提到我的名字，那么你可以和我讨论一下这件事。
我怀着极大的喜悦读到你的《无歌之词》，尤其是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两篇的结论。
谢谢你寄来的烟草袋。
一如既往，你诚挚的
瓦尔特·本雅明
1931年7月17日
柏林，威尔莫道夫
摄政王大街66号
P.S 舍恩又来了，问了一些只有你能帮忙解答的问题，你能否挑两个紧急的问题回复一下？如下两个问题请寄到他的地址，埃舍尔斯海默公路33号：
1、你最喜欢的那首《乞丐逃到大门口》的旋律和歌词
2、《我所站立的那座山岗》的旋律
非常感谢
瓦·本
【注释】
阿多诺和本雅明在1923年初识于法兰克福，而后在法兰克福、那不勒斯（可能是1925年9月）继续讨论。
《论舒伯特》发表于第21期《音乐》（Die Musik）第1卷，1928年10月，见《阿多诺全集·卷17》，第18-33页。手稿已散佚。
阿尔弗雷德·科恩（1892-1954），本雅明的亲密校友，一个职业商人，1928年起本雅明就在为他找新工作，阿多诺写给克拉考尔的信中提到：“本雅明还在帮他的朋友找份跟格蕾塔一样的工作，看起来快成了。”阿多诺和格蕾塔分别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帮忙找的工作后来都没成功。
威利·哈斯（Willi Haas）主编的《文学世界》周刊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为纪念斯特凡·格奥尔格60岁生日，委托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刊登于1928年7月13日。本雅明本来计划把阿多诺列入受访对象。
除了提到的几位作家，本雅明在他论克劳斯的文章中还引用了罗伯特·肖（Robert Scheu）和奥托·施托伊赛（Otto Stoessel）。没法确定这两个人中是不是有哪位是他之前忘记的作家。
利奥波德·里格勒（Leopold Liegler，1882-1949），奥地利科学院秘书，在1924年之前也是卡尔·克劳斯的秘书。
泰奥多尔·哈克尔（Theodor Haecker，1879-1945），《烧火工》（Brenner）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克尔凯郭尔与内在性哲学》中提到了卡尔·克劳斯。本雅明在信中拼错了哈克尔的名字，他记成了哲学家马克思·哈克尔（Max Hecker）。
贝尔托德·菲尔特（Berthold Viertel，1885-1953），诗人、作家、剧作家、导演，在《火炬》上发表过克劳斯的诗歌。
本雅明的母亲于1930年11月2日离世。
1931年5月2日，阿多诺进行了就职演讲，题目是《哲学的现实性》。本雅明、克拉考尔和布洛赫都收到了这次演讲的打印稿。
1931年6月8日，阿多诺写信给克拉考尔，说到布洛赫的批评和自己的想法，并复信布洛赫（布洛赫和阿多诺的信已丢失）。在给克拉考尔的信中阿多诺写道：
亲爱的弗里德，有件事非常紧迫，昨天我收到布洛赫写的一封重要来信，信中谈到我的就职演说，我也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详细回复。既然他的信的大意和您的很一致（关于唯物主义的介绍；我假设这一切背后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我给他的答案实际上也是我给您的答案。我已经请他把那封信给您看了，我想请您尽快看一看，因为我相信我已经相当仔细地为您所攻击的东西辩护了。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是这样进行的，而不是从“总体性”的角度。整个问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策略。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种试图获得唯物主义的新方法的尝试，我相信这是指向正确的方向，尽管我也完全意识到这将会带来问题。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必须放到具体的语境中去。这是对马克思·韦特海默和库尔特·利兹勒对我那本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提出异议的回应，我在文章中逐字复制了这些异议。我们还必须从一个相当具体的角度来理解那篇文章。不用说，我不希望武断地把哲学简化为文章的形式。我简单地相信，在随笔体中有存在着一种法则，这个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哲学上得到充分的利用。
如果您能像我在写给布洛赫的信中所阐述的那样进行讨论，我将非常高兴。加入您的反对意见涉及到大学方面的考虑，那么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是完全按照演讲的主题进行设计的，没有任何与演讲本身不同的东西。我不太清楚是什么让人们如此不安。每个人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曼海姆的观点是最愚蠢的：他居然认为我投靠了维也纳的实证主义者!!!!
（阿多诺致克拉考尔，1931年6月8日，未发表）
本雅明和阿多诺在1931年6月底、7月初在法兰克福车站曾碰面，他所说的可能是碰面时提到了自己的名字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一书相关的问题。
《无歌之词》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1931年7月14日
烟草袋可能是阿多诺送给本雅明的生日礼物，本雅明的生日是7月15日
恩斯特·舍恩（Ernst Schoen，1894-1960），本雅明的密友，音乐家、作家，1929年5月起任德国西南电台文艺频道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