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浅析《拆弹专家2》背后的港味情结
大三下学期的一篇期中作业,贴贴~香港殖民历史在香港电影中的各种隐喻,从这个出发点去看港片还蛮有意思的。可惜还是觉得这篇文章不够深入,每一个观点都有些蜻蜓点水,前后的逻辑其实有些割裂(我这篇文章的弱点。。)
Anyway还是放上来先存着了,有机会再多了解点香港殖民史和文化背景吧~
由中国香港导演邱礼涛执导的影片《拆弹专家2》于2020年12月24日登陆中国内陆院线,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该片讲述了一个典型的香港卧底故事:拆弹专家潘成风因在工作中负伤而失忆、却不慎卷入警方与恐怖组织“复生会”的斗争之中,为了寻找失去的记忆,他一面做卧底,一面查明真相。
“身份认同”一直是香港卧底电影的核心主题之一,虽然“卧底故事”并非香港独有,但这座城市却依托其独特的殖民文化背景,孕育出了别具风格的“香港卧底电影”。本文将以《拆弹专家2》为例,分析影片背后所折射的港味情结与文化隐喻。
一.寻找自我——殖民历史引发的身份焦虑
在《拆弹专家2》中,主人公潘成风自失忆以来便多次在警与匪的立场问题上摇摆不定,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实际上,这也是隐藏在香港人内心深处的一大困惑。在历史上,香港人经历了三次身份的转变:从大清国民到英属殖民地公民,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一百多年内。随着97年的迫近,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对未来的迷茫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写照。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西方的文化习俗便随英国人的到来冲击着香港本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长达156年的殖民统治下,香港长期陷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的矛盾情境之中,逐渐长成了一个兼具双方文化特质的“混血儿”,却不为其中任何一方所彻底承认和接受。“东方人试图在香港找寻西方现代物质文明遗迹,西方人试图在香港找寻东方的精神文明遗迹。但是,许多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却在东西方的双重边缘中迷失了自己。”香港人成为有城籍却没有国籍的公民,滞留于中西方文明碰撞下的灰色地带。
当潘成风问起昔日的好友董卓文自己是谁时,对方回答“我认识好几个潘成风”——昔日做拆弹专家救人的潘成风、断腿后偏激而充满仇恨的潘成风,以及现在失忆后的潘成风。过去的他既救人,也杀人,就好像香港人既用汉语交流,又吃西式早餐,潘成风的困惑也映衬着在中西文化交汇下长大的香港人内心复杂的心理状态。而随着剧情的推进,潘成风的身份也更加扑朔迷离,断腿前的他是救人的拆弹专家,断腿后的他是杀人的恐怖分子,失忆后他是游离于警匪之间的卧底,“你信我,你就是警察,你不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这正象征着香港在身份认同和国籍归属问题上的焦虑与不安,面对大国的博弈,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香港人或都是孤独又无奈的。新一代的香港人早已忘记祖先的生活方式,真相也逐渐模糊,身份认同与消失的记忆一起被割裂开来,正如片中潘成风失去的那一条腿。他撕心裂肺的愤怒或也象征着作为政治棋子的香港人被迫失去身份的伤痛和无力感。
二.卧底的命运悲剧——双重身份的抉择焦虑
毫无疑问,潘成风的“双重卧底”身份常常让观众联想到《无间道》这样的经典港片。而香港人对于卧底电影的痴迷,则可追溯到97之际香港社会普遍弥漫的一种抉择焦虑。
香港民众之所以更喜欢卧底故事而非间谍故事,实际还在于卧底对于敌我势力的“双重效忠”映衬了香港人内心的政治倾向。这种对政治上双重效忠的困扰则主要体现在1949年以后,香港成为冷战的前哨战地。一方面,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为大量英方间谍提供了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祖国的崛起又逼迫着香港人将“政治效忠”作为身份认同的前提。在1997年即将到来之际,香港社会普遍弥漫的身份认同焦虑实际也是迫于这种“双重效忠”的情境即将打破,香港人必须作出选择。他们将这种微妙的心理幻化于卧底电影之中,借由卧底周旋于警匪势力之间的“双重性”表达了内心深处真正的抉择焦虑。
而身陷于两个对立世界的卧底,不仅在身份上具有“双重性”,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将使其陷入痛苦矛盾的挣扎之中。一面是象征法律与秩序的警察,一面是重情重义的匪盗兄弟,在理性与感性的强烈冲击下,情节推动着卧底必须做出选择,选其一方进行“效忠”。而这就又意味着一个悖论:选择其中一方的则势必以毁灭另一方的道德标准为代价。正如影片中,潘成风最终因不忍看见无辜的人痛苦死去而选择回到传统秩序之中,但这随之带来的就是对于匪盗兄弟们的背叛。电影解构了名义上的道德,刻画了一个既忠于职业本分的警察潘成风,又背信弃义违背道德的潘成风。卧底的双重性暗示了其注定悲剧的结局,潘成风自知回不了头,最终选择牺牲的结局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香港电影中卧底终将走向死亡的悲剧结局,也或多或少地反射了香港人对于未来的悲观心态。
三.断腿的边缘人——集体意志的牺牲品
殖民的历史不仅引发了香港人的身份焦虑,还使其成为一个不为两个主流社群所接纳的边缘人角色,并最终沦为集体意志的牺牲品。在《拆弹专家2》中,香港人的这种文化伤痛也很好地体现在主人公潘成风身上,他对公权力的反叛与不信任,是香港人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政治心理在影像上的投射。
“边缘人的社会行为特性与香港人在东西方文化边缘所呈现的文化表征一样是边缘的,是香港和香港人的形象在电影中的投影。”潘成风在执行公务的途中失去了一条腿,成为一个残疾人。而残疾人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体,潘成风不再为警队所接纳实则表现了主流社会对这类弱势群体的排斥。在经历了殖民历史之后的香港,也似乎如同一个断腿的残疾人一般,游离于主流国际社会之外,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地区,在贡献着自己卓越的经济文化成果的同时,却依旧难以找到一个准确的身份定位。被排挤出警察队伍的潘成风恼羞成怒、被当成偏激的疯子上街游行,没有人记得他曾为守护这个世界而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腿。他努力地想活成一个正常人的模样,但即使撕掉车窗前的残疾证明也无法抹去社会在他身上贴的边缘标签。潘成风直言“我不是疯,我是痛”,这更像是道出了香港人内心殖民创伤的隐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曾因多次暴乱而被新闻报道为一座没有秩序的城市,香港市民受殖民文化影响而展现出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对集体命令的叛逆,与影片中的潘成风如出一辙。而影片也借潘成风的抗议再探讨了个人命运与集体利益背后的矛盾关系,有时候“牺牲小我、保全大我”正是公众秩序所维护的道德标准,更何况是牺牲潘成风这样一个残疾警察去拯救一百个人的性命,明智的人都会认可这样的处理方式。但影片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一看似全然正确的抉择,而是细致地刻画了潘成风从守护到反抗,再到牺牲的过程,他内心的苦闷与挣扎充分又彻底地展现了人性的深度,让观众切身投入地思考了这样一个伦理悖论:当这样的集体意志落在个体如你我身上,你我是否还会从容?这样的牺牲是否真的占据了绝对的道德高地?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都尽其本分之事,是意气的护卫者服从于理性统治者的勇敢之心。但他毕竟还说,这种本分就像“狗受牧人召唤一样”,或者它退回理性之地安静了下来,或者死亡将终结了一切。影片借潘成风的个人处境引发了观众的共情与再思考,揭示了个体命运必将遵循于集体利益背后正义的悲凉。
综上所述,《拆弹专家2》是一部极富港味的电影,它既回归了卧底故事背后所隐喻的香港历史文化,又体现了香港电影自始自终对深陷集体意志的小人物命运的人文关怀。古人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卧底的结局实质是一种具有悲剧色彩的正义之死,潘成风的死既展现了个体命运的悲剧,又彰显了个人奉献的伟大。同时,这种在经受历史命运的苦难后却依旧自强不息的活力与精神,也正是香港人想要通过电影强调的港味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