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 |《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视域及其理论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视域及其理论意义
唐正东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到《共产党宣言》，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阐发了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历史观层面的阶级斗争的深刻内涵，以及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唯物史观基础。国外一些学者无法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思想，因而在对《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解读上出现很大误读。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生产方式
在1852年3月5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说，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功劳绝不是发现了阶级的存在或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只是证明了阶级与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是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形式等观点。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理解《共产党宣言》核心要义的关键点。虽然当时也有其他人（如基佐等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在讲历史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但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是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着该时代的政治及精神的发展史，由于生产方式所内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工业和商业始终处在对抗和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在政治维度上人类历史也就必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越发展，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越恶劣，他们也就越能够达成革命的联合。这种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始终站在唯物史观的层面来阐述共产党人在阶级斗争等问题上的观点。所以，《共产党宣言》不仅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唯物史观的运用史上也具有十分经典的地位。
1从《信条草案》到《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逻辑
《共产党宣言》是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写于1847年6月，以下简称《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写于1847年10～11月）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三个文本之间的思想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但学界有些学者认为《信条草案》的前6条问答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痕迹，因而不可能是恩格斯写的，而很可能是沙佩尔等“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写的。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信条草案》的第3条只讲到废除私有财产，但没讲到废除私有制；第6条只讲了启发和团结无产阶级，而没讲到发动暴力革命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等等。笔者觉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只要把《信条草案》放在恩格斯同时期的文本群中加以考察，那么上述疑问其实是不难消除的。
《信条草案》第3条在回答“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目的”的问题时，的确说过“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但此处不管是废除私有财产的观点还是主张财产公有的观点，都不能说明不是恩格斯所说的，更不能因为沙佩尔讲过实行财产公有的观点就断定此处的观点是沙佩尔的。因为当时讲财产公有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这样的思想。此时的恩格斯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回避这一提法，而在于给这一观点提供了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即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在1845年2月15日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就已经提到废除私有财产及财产公有的思想，并且那时他就给这种思想提供了唯物史观基础：“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当他明确地把制度层面上的“所有权的垄断”与单纯政治权力层面上的“垄断权的所有”区别开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对私有财产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唯物史观的层面。这也是恩格斯从经济关系发展史的角度来解读私有财产问题所必然得出的理论成果。
正因为如此，当他在此演说中接下来讲到穷人对富人进行斗争的两种可能结果时指出，第一种可能是不触动私有财产的本质而只是对它进行重新的分配，这种斗争是不彻底的，而只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方案才是彻底的，“只有后一种假设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请你们到英国去听听，那里向工人提出了什么样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难道所有这些计划都不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原则上吗？”恩格斯此处所讲的在触动匮乏和穷困的真正根源的前提下对私有财产的废除以及在共产主义原则下把财产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观点，怎么可能跟沙佩尔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相提并论呢？既然如此，在两年多之后的《信条草案》中，恩格斯怎么就不可能提废除私有财产并代之于财产公有的观点呢？
从学理层面来看，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是工业和商业的话，那么，私有制的外在表现就是私有财产。因此，当恩格斯（马克思也是一样）对现实经济关系的解读思路已经深入到私有制经济关系层面时，他不是不再讲私有财产，而是开始站在唯物史观的层面来讲私有财产。这就是他为什么在《信条草案》第四条中回答财产公有的现实基础时说“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原因。对于恩格斯来说，财产公有的确是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手段，但它不是建立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人性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基础上的。从这一角度入手，当我们在面对《信条草案》第2条即在回答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时，恩格斯说“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时，我们就能清晰地意识到，决不能因为恩格斯此处没讲到阶级斗争就认定这一条不是他的，因为恩格斯与沙佩尔、魏特林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不在于从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角度来界定共产主义者的目的，而在于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出发来阐述这一目的的实现路径。其实，恩格斯在两年前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已经有类似的观点，“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我们决不想破坏那种能满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相反地，我们尽一切力量创造这种生活。”显然，这种观点与《信条草案》中的上述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信条草案》第6条讲的用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实现财产公有的观点，就更不能简单地指责它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嫌疑并怀疑它不是恩格斯写的了。尽管傅立叶、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确喜欢用思想启发和教育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但并不能由此而认定凡是讲启发和团结无产阶级的，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此处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提启发和团结，而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启发和团结无产阶级。恩格斯此时所用的显然是唯物史观，而傅立叶等人的理论基础只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正因为如此，在恩格斯1845年具备了唯物史观的新思想之后，他仍然在多处讲到启发和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的重要性。譬如，他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就指出，“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们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力。那时，如果人的本性还不改变的话，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更是深刻地把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与政党的作用联系起来，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有利于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独自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以提高文化水平”。
关于这三个文本的另一个争论是围绕《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关系来展开的。英国布列斯托大学的特雷尔·卡弗教授认为，《共产党宣言》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写作风格上所反映的主要是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共产党宣言》直接把读者引向了阶级斗争。这是恩格斯革命斗争特征中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这可以追溯到他在1842年后半年所预言的、在英国‘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革命。……《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和煽动性特点与恩格斯的作品风格更接近，马克思更具有理论思辨性，因此也就在内在的政治影响方面更具有局限性。《共产党宣言》是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发展而来的，它试图规划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能坚持执行的计划；马克思的大多数精力投入到了对任何人都应该避免的观点进行严厉的批判中。”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尽管马克思在1844～1845年间主要致力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和德国哲学家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而恩格斯则从1842年11月到达英国开始就较多地直接谈论阶级斗争问题，但这只是由于他们俩走向唯物史观的理论路径不同（马克思主要是从理论批判的角度而恩格斯主要是从现实批判的角度走向唯物史观的）而导致的结果。这决不代表马克思只愿意讲异化、自由等哲学概念而不愿意讲阶级斗争等政治问题。一旦理论斗争需要，他当然也会讲阶级斗争问题。
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之前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对阶级斗争问题做了阐述。“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共产党宣言》中的下述观点相一致的：“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从这里我们还能得出《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只是来自恩格斯吗？如果说这样的文本依据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哲学的贫困》的最后一段文字。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乔治·桑的话来明确地指出，“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这种观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中简单地推论出来的。《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工人运动分析中时所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
2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阐释
《共产党宣言》是讲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的发展问题的，但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两部分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无法正确理解此文本的深层内涵。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明确地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追问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斗争史的阐释到底有什么理论特点。如果不能对此做出准确回答，就很容易把此文本中的阶级斗争史的观点仅仅放在政治学的维度上加以阐述，而忽略其深刻的唯物史观基础。其实，在第一节即“资产者和无产者”中的第一句话就对此作出了清晰的回答：“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笔者认为，这一论断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维度上来加以把握。
首先，它强调的不仅仅是对阶级斗争史的经验描述，而且更是从阶级斗争史的角度来阐释至今一切社会历史过程之本质内涵。如果说马克思在上述书信中提到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所做到的是对阶级斗争历史过程的经验式阐述，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文本中所做到的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对阶级斗争史的经验阐释提升到它的历史观地位和作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至今一切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不是其他社会要素的历史演变。他们是在把以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为核心内容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前提下才完成上述解读思路的转型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上清晰地看出来。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节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述了在过去各个历史时代中所出现过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现象，譬如，在古罗马社会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阶级之间的对立，而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阶段则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等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如果依此思路来不断地阐述下去，并致力于给每一种阶级或阶层对立提供一些经验上的素材或例子，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史的阐述就跟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差不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俩通过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对立简单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这一重要的理论中介，把阐述的重点转向了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对他们来说，这是在阶级斗争史的理解上比经验描述要重要得多的一个理论层面，因为不仅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对立简单化为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特定现象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而且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也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美洲的发现等新要素所推动的工业和商业的空前高涨，使封建社会内部的各阶级迅速瓦解，行会师傅被工业中的中间等级所排挤。而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中间阶级也逐渐被现代资产者阶级所取代。“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资产阶级本来就是由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所建构的，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因此，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不断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生产力维度上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使农村屈服于城市以及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生产力。同时，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维度上把一切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都破坏了，把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不仅把统治阶级简单化为现代资产阶级，而且还把被统治阶级简单化为无产阶级。
其次，它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到当下的阶段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基佐等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阐述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因为他们没有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绕道”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理论线索来谈论阶级斗争的当下结局问题，看到了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其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水平，而资产阶级试图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却只能使矛盾更加突出、社会更加混乱，“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这说明当下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改良来解决的。
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的压迫使无产阶级丧失了任何私有财产，因而使他们不可能像其他的阶级那样在争得统治权力之后，使整个社会服务于巩固其已有的生活地位，而是只可能通过废除一切私有制关系来重新取得社会生产力。这是他们必须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原因。同时，从主体维度上看，他们也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工人与工人之间处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中，但从唯物史观来阐释阶级斗争的解读思路，使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工人们必将自觉地意识到通过革命的联合来推进工人运动并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的重要性。“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
青年恩格斯曾经从竞争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工人之间的关系。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我们知道，竞争关系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外部表现。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对此有明确的阐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资本的外部运动中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并且以这种形式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所以，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接着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一定的规律，价值规律，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竞争中表现出来并行使它的推动力。”当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还尚未达到这种理解水平。这是跟他此时在历史观上尚未达到唯物史观的水平直接相关的。随着其思想的推进，恩格斯对工人之间竞争关系的理解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虽然考虑到竞争关系对工人运动尤其是工人的团结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并且还把这种竞争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但他已经开始明确地认识到这种竞争关系必然被工人运动所消灭。“这些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工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上，即建立在由于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上。……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此时的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社会效应的阐述上已经具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即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加以解读的思路，但他还尚未把这种解读思路完全运用到对工人运动问题的阐释上。因此，他此时只是指出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必然被工人运动本身所消灭，但还没有看到随着工业本身的发展，工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走向以工会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的关系。这说明，此时的恩格斯尽管在对客体维度上的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解读上已经贯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但在主体维度的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解读上，主要还是停留在政治学维度的阶级斗争层面上。
这种情况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了根本改观。客观地说，恩格斯在《信条草案》中对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问题还没有做出新的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文本未对阶级斗争问题进行历史性的阐述，正像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尽管谈到了工业革命使无产阶级以与资产阶级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并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力量，但具体到主体维度上工人之间的关系从竞争向联合的转变，则尚未明确地论述到。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不仅清晰地指出，只有在工人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当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真正同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进行斗争的阶段，才可能出现工人运动因工人之间的竞争而受负面影响的情况。“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而且他们还明确地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必将越来越从竞争关系走向联合的关系，“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从阶级冲突而不是单个工人与资本家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完全建立在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他们所谈论的是作为至今一切社会历史过程之本质的阶级斗争，而不只是政治学维度上的阶级斗争。这使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客体维度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独特本性必将推动主体维度上工人阶级越来越意识到联合起来推翻私有制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发展到现阶段时的必然结果的。
3国外学界对《共产党宣言》的两种误读及其评价
国外学界的不少学者在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思想时，没能抓住正确的解读视角，尤其是没能领悟到这两部分思想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总体上看，他们都看到了阶级斗争观点在此文本中的重要性，而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理论解读的学者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学者虽然强调了《共产党宣言》中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观点与阶级斗争观点的同等重要性，因而从表面上看避免了只强调后者的解读思路在方法论上的单一性，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准确地抓住和梳理出这两种观点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导致他们不仅在对阶级斗争观的解读上因过于侧重政治学的思路而显得在历史观维度上的深刻性不足，而且还使他们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思想的解读上，无法触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内涵而显得过于依赖经济学或技术史分析的方法论。
譬如，苏联著名学者纳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编写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观点时，一方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及其作为其结果的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对阶级关系的决定作用。“每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阶级关系。社会的阶级结构反映着它的经济结构，反映着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这一社会形态的剥削（统治）和被剥削（被奴役）阶级之间的冲突。社会革命就是这一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把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实际上却没有把最关键的问题说明白。他们虽然讲了经济结构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决定性，但没有讲清楚前者是如何决定后者的。经济结构对阶级关系的制约性可能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是以经济学加上政治学的形式。如果直接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剥削这一经验事实出发，并得出工人必然用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回击这种不公平的剥削关系，那么，这种阶级斗争就只是政治学维度上的阶级斗争。这种解读路径只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但没有说明此种阶级斗争的具体的历史的特性以及未来的必然走向。二是社会历史观的形式。如果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放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来加以理解，准确地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就可以看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其实并不只是一种经济学的现象，也不只是反映了资本家的贪婪，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资本自我增殖逻辑的必然反映。由此而来的必然是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特性的深刻理解。这种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治形式的更替，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消灭私有制，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由于纳尔斯基等人没有对经济结构决定阶级关系的这种复杂形式做出具体的阐述，因而他们的观点很容易被理解成经济学加政治学的制约形式。这就为国外学界对此问题的简单化理解打开了一个缺口。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但他对《共产党宣言》中的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之关系的理解也是不准确的。伊格尔顿的确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建构了一种新历史观，但他因无法理解这两个概念是如何结合的，因而怀疑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论述是否真的令人信服。“关于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具体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很多争论，甚至马克思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并非十分令人信服。但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话，我们不妨就此打住。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长期历史变化的理论和实践。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具争议的地方。”伊格尔顿眼中的争议之处是马克思没有解释为什么生产力总是在发展并进而让生产关系对它惟命是从。他认为像科技水平等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发展恰恰是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而非其与生俱来的驱动机制。由此，他认为这种经济结构的决定论思想具有明显的宿命论缺陷，“这个模式的一个明显缺陷就在于其宿命的论调，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挡生产力前进的步伐，历史以其不可改变的内在逻辑不断发展。一个‘主体’（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不符合这一主体的政治建构被不断推翻。这是一种极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但人类社会进步的真实图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伊格尔顿是因为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规律背后的社会历史内涵，才误认为这种运动规律具有与人的主体行为无关的宿命论特征的。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对他们来说，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们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的能力。人们不断改变自己物质生活的需要是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时也把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的原因。就技术要素而言，它只有在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才会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就像机器本身对他们来说没有直接的意义，但机器大工业却是他们的研究重点一样。伊格尔顿仅仅从技术维度来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这是他对马克思产生误读的根本原因。
建立在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思想的这种解读之基础上，伊格尔顿当然会把阐释的重心转向阶级斗争的概念，因为在他的解读视域中，阶级斗争具有主体自由的特征，它被赋予了反对生产方式的所谓宿命论特征的功能。他为此还生硬地解读出了马克思著作中的所谓另一种思路，“但马克思的作品中同时也体现了另外一种思路。根据这种思路，社会关系的发展优先于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资本主义最终能取代封建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比封建主义更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因为乡村的封建主义社会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取代。”这已经是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完全建立在政治学的层面上而无视其社会历史观基础了。仅仅从政治斗争的维度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思想，看似凸显自由的主体性维度，实则把他们的观点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拉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层面上。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一问题的阐释，有些地方并不正确。
除此之外，在对这一问题阐释上的第二类学者则直接放弃了生产方式内在发展规律的线索，而仅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从革命的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在《阶级斗争》一书中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一节中引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时，只引用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对这种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基础则完全忽视。而且他还直接得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只是一种革命斗争的政治理论的结论，“不言而喻，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阶级定义的细节就成为次要的了。重要的是，懂得阶级的对抗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组织这场斗争。然而为了达到目的，必须创建一个政党，它将成为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言人。由此，人们就从对阶级的社会学分析过渡到一种革命斗争的政治理论。”应该说，如果阿隆只是在探讨《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观点在政治学维度上的表现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是，他把这种观点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哲学的全部内容，并以此来排挤原本就存在于他们思想中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理论，那就会出大问题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功绩并不在于提出阶级斗争发展史的观点，而恰恰在于为这种阶级斗争史提供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共产党宣言》的解读中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从中读出什么样的理论观点。
（原文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