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苏轼《人来得书帖》
《人来得书帖》挥洒自如，横竖斜直，姿态横生，率意而成。整体来看，字与字之间少有笔画牵连，但通篇气息畅通，自然巧妙。其笔力雄健，骨劲肉丰，充分展示了苏轼独特的书法风格。
此帖是在季常（陈慥）之兄伯诚死后，苏轼写给季常（陈慥）的慰问信，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之句。款署“轼再拜”，但未署明发信的年月。伯诚死年，无从考查。
其文曰：“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另纸行书：“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帖上钤有“吴土谔”“御府宝绘”“仪周赏”等印。
《人来得书帖》与《新岁展庆帖》皆为苏轼被贬黄州时，写给频繁往来的好友陈慥（季常）的书札。由于两帖创作时间相距不远，又均系纸本，行书，书法风格极为近似，故历代书家鉴藏家常将两帖相提并论，1964年故宫博物院遂将二帖合为一卷。 明代董其昌对苏轼书法推崇有加。《人来得书帖》后有其跋语。“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苏轼的书法，既有黄庭坚式的豪迈气势，又有米芾的内敛遒劲。而最为重要的是，苏轼能够将他人之法与自身独特的书法创作相结合，在笔势与取法上做到书体上的创新与变化。
苏轼行书的特点，与其楷书的书写有许多接近的地方。特别是字体的取势，整体偏斜，但对字间与行间关系的处理却非常娴熟，以至于视觉上并未给人十分明显的倾斜之感。
苏轼这件《人来得书帖》，在书写中有许多受楷书书写影响的痕迹。其行间排布虽然略微紧凑，但并不拥挤；因书写字体较小，反而呈现出一种精致的美感。苏轼书写技巧精湛。其在书写此帖时，前半部的节奏稍舒缓，后半部的节奏则稍快，呈现出前稳后快的书写状态。但每个字的结体处理却毫不含糊，均能恰到好处地表现结体的优美。
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从苏轼一生的书迹来判断，他早年追摹晋人，笔画也细致流畅；中年遍参唐人笔法，执笔甚为有力，用墨也较丰，点画肥厚。而《人来得书帖》正是苏轼中年所书，充分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风格。然《人来得书帖》是在“无意”之中创作的，气度的忘我，意趣的自由，而非技法、风格的刻意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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