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翻译德文维基词条“马丁·海德格尔”（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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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括号中有“注”字时是我所补充，没有时是原文所附。原文的注释并未翻译，感兴趣者可以从原网址察看。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于麦氏教堂镇出生；1976年5月26日于弗莱堡去世)是德国哲学家。他站在现象学传统（特别是埃德蒙-胡塞尔的），生命哲学传统（特别是威廉-迪尔泰的），以及索伦-克尔凯郭尔对存在的解释中，他想用新的存在论来克服这些传统。海德格尔最重要的目标是对西方哲学进行批判和奠定对世界的新理解的思想基础。

1926年，他写了第一部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确立了基本存在论的哲学方向（1927年出版）。

从1930年中期开始，海德格尔开始了对西方哲学史的全面阐释。为此，他从现象学、解释学和存在论的角度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考察，从而试图揭露他们 "不假思索 "的先决条件和偏见。海德格尔认为，以往所有的哲学构想都代表了对世界的片面看法--他认为这种片面性是所有形而上学的特征。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现代技术中达到了顶点。他并没有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把这个词仅仅与实现目的的中性手段联系起来。相反，他试图表明，技术是伴随着对世界的认识的改变而产生的。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主要是从利用的角度将地球带入视野。因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以及与之相关的对自然资源的不遗余力的 "利用"，海德格尔将技术视为一种不可否认的危险。

他将技术与艺术并观，并自1930年代末开始，从荷尔德林诗歌根基处的另一些事物（注:指荷尔德林诗歌根基处的“希腊的”乃至“更希腊”的东西）中发展了纯技术性世界参照系的替代者。在1950年起的后期文本中，他越来越多地致力于语言问题。它们（注:语言）的历史性地生长出来的丰富性避免了形而上学式的片面性。海德格尔试图不再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而是放在一个被他称为 "四合"（注:天、地、人、神）的世界的整体背景中去思考。人不应该统治大地，而应该以有死之旅人的身份栖居于大地上，爱护大地。

广泛的接受度使海德格尔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然而，他的作品在内容上是有争议的。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献身至今仍是有争议的话题。1933年至1945年，海德格尔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1934年，他是以汉斯-弗兰克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院法律哲学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因作为其全部作品的一部分的《Schwarze Hefte 2014/2015》（注:黑皮书）的出版，以前不为人知的反犹言论等得到公开。

一、生活与工作

1童年，青年与学业

马丁-海德格尔于1889年9月26日出生在麦氏教堂镇（巴登州），是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和乔安娜-海德格尔[1]（原姓肯普夫，来自格金根）的第一个孩子。他的妹妹玛丽亚生于1892年，弟弟弗里德里希（弗里茨）生于1894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木匠师傅，并在当地天主教堂担任神职人员。

这个家庭生活在简单而有序的环境中。深信宗教的父母在手头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努力确保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让儿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任命为牧师的祭坛侍者。直到1903年，当地牧师卡米洛-布兰胡伯（Camillo Brandhuber）发现了马丁的天赋，并为他颁发了奖学金，让他进入康斯坦茨的Konradihaus（注:一所教会寄宿学校），这是一个培养未来神职人员的大主教学习中心，并让他进入文法中学学习。

1906年起，海德格尔住进了弗莱堡的大主教中学寄宿舍（注:大主教圣·乔治中学），并在文法中学（注:指弗莱堡当地的贝尔托德文法中学，非前一所）完成学业。中学毕业后，他于1909年9月进入耶稣会，成为Feldkirch（福拉尔贝格）的见习生，但仅一个月后就因心脏问题离开了修道院[2]。

之后他成了一名神学院学生，开始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海德格尔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和评论。1911年2月16日，博罗姆学院的全科医生海因里希-加塞特诊断神学生马丁-海德格尔患有哮喘性质的神经性心脏病，加塞特因此向神学院寄宿舍官长建议让海德格尔回家，以便让他 "彻底休息几周"[3]。

然而，海德格尔后来被安排1911年整个夏季学期都休假，并被建议完全放弃神学的研究。海德格尔听从了这一建议，在1911年完全放弃了神学的研究，转修哲学，兼习数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由于此时哲学界中新康德主义及其对前康德本体论的否定占主导地位，海德格尔早期的教育道路由于依附于天主教而显得颇为非典型。

这期间有两部著作影响了海德格尔:弗朗茨-布伦塔诺的《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弗莱堡的独断论者卡尔-布莱克（注:他也是一位天主教神学家）的《本体论纲要》，他参加过布莱克的讲座。这导致了与学院传统（注:指当时哲学院主流）之间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海德格尔后来评判说，如果没有他的神学背景，他就不会走上他的思想道路[4]。

2014年秋，德国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宣布，从与他的兄弟弗里茨的通信中获得了572封以前未发表的信件和36张明信片。同年夏天，文学档案馆已经收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妻子从1907年到1927年写给父母的70封信。海德格尔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遗产亲自交给了档案馆[5]。

2家庭与人际关系

1917年，海德格尔与埃尔弗蕾德-佩特里（1893-1992）结婚。[6]她是新教徒；1917年3月21日，恩格尔伯特-克雷布斯在弗莱堡大教堂的大学礼拜堂按照天主教仪式为他们两人举行了婚礼，四天后，他们在威斯巴登按照新教仪式举行了婚礼。[7]

1919年1月长子约格（2019年去世）出生，1920年8月赫尔曼（ 2020去世）出生：他的生父是医生弗里德里希-凯撒，他是艾尔弗蕾德的儿时好友，马丁-海德格尔曾获知此事，[8]但直到2005年马丁-海德格尔给妻子的信件出版后才被曝光。"两人显然过着所谓的开放式婚姻"[10]。

海德格尔与教育家伊丽莎白-布洛赫曼有过一段恋情，他与她就后者在1933年国家社会党人 "夺取政权 "后因犹太出身而被解雇交换过信件（注:这句话极易被误解，实际上海德格尔与布洛赫曼的通信是经常性的）。她是埃尔弗蕾德-海德格尔的朋友和前同学。

从1925年2月起，海德格尔与他18岁的、同样是犹太人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有了一段恋情。在她的遗产中发现了他写给她的信和她关于这段关系的笔记，而她写给他的信却没有找到。从他与这位学生的早期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的想法。"男性从对仲裁者（注:指上帝）的献身精神中探询式地学习敬畏；从女性存在的原初整体性中单方面（注:指仅对男性有约束力的，这里有把男性对女性的献身类比于对上帝的献身的意思）全神贯注地学习整个世界"[11]。

同年4月24日，他写道："在我的工作中，眼泪和绝望永远不能带来任何可与您的仆人般的爱相比拟的东西。”这段关系是不平衡的：由于海德格尔不想危及自己的地位和婚姻，他决定了他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接触必须是秘密的。只有在两人都去世后，这段恋情才为人所知。1925/26年冬季学期，阿伦特在海德格尔的建议下到海德堡，跟随卡尔-雅斯贝尔斯学习。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结束这段关系之前，两人仍有单独的会面[12]。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关系具有终身意义，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二人没有联系，特别是在1933年至1950年。不过，他在任何作品中都没有提到汉娜-阿伦特的出版物，在私人信件中也没有提及她寄给他的作品。

3弟弟弗里茨

马丁-海德格尔著作和思想进程的最佳鉴赏家是他比他小5岁的弟弟弗里茨。他把哥哥生前发表的所有文章从哥哥难读的手稿中抄录成相应的排版稿[13]。

4早期创作

1913年，海德格尔以论文《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获哲学博士学位，师从阿图尔-施耐德。在被征召服兵役之前，他一直非常积极地参加弗莱堡学生社团联盟的天主教德国学生会，并定期参加他们的周会。1915年，他在那里作了关于现代哲学中真理概念的讲座。

早在1915年，他就在海因里希-芬克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教职资格认证，发表了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学说与意义理论》（海因里希-李凯尔特是第二审稿人）和讲座《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海德格尔在他的教职论文中一方面提到了邓-司各特的范畴理论，另一方面又提到了文本《关于意义的本质，或思辨语法》--后来归于托马斯-冯-埃尔福特而非司各特--这是一篇关于语言表达类型和与之对应的本体论范畴的论文。在这里，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早期对存在与语言关系的兴趣。海德格尔在这里试图用现代思想，特别是现象学的概念和方法论途径，使中世纪哲学为当下带来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学术生涯。1915年，海德格尔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邮政和气象观测部门。他不适合参加战斗，于1918年退役。

1916年，著名现象学家埃德蒙-胡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他接替了李凯尔特。从1919年起，海德格尔成为他最亲密的知己，成为他的助手（伊迪丝-斯坦因的继任者）和私人讲师。胡塞尔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真知灼见，海德格尔回顾性地强调了这种亲密关系给他带来的好处。从1920年起，海德格尔与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开始了友好的通信。1922年，为了能够在马堡获得一个编外教授职位，海德格尔为保罗-纳托尔普准备了一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草案，即所谓的纳托尔普报告，该报告预见了《存在与时间》中的许多思想。海德格尔把他的在这里刚刚诞生的哲学描述为明确的无神论，但同时在一个脚注中宣称：一个把自己看作是对生活的实际性解释的哲学，也必须知道这意味着 "举手反对上帝"[14]。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海德格尔与 "天主教的体系 "决裂，专心致志于哲学[15]。

深深扎根于德国南部的农村生活是海德格尔的特征。他从弗莱堡出发，亲自探索了南部的黑森林。在费尔德贝格和贝尔琴之间的风景中，他看到了完好无损的自然、健康的气氛和田园般的村庄。埃尔弗蕾德-海德格尔用她最近的积蓄在托特瑙堡买了一块地，由木匠师傅兼农民派厄斯-施韦泽按照她自己的计划建造了一间小屋。这座小屋在1922年8月9日即可入住，直到1931年才接通电网。海德格尔在那里写了许多作品。在他的一生中，他无法与繁忙的大城市交朋友[16]。

"我的所有工作....都是由这些山地和农民的世界所承载和指导的。......当我再登上来，整个先前的问题世界就像那座小屋似地马上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而且是以我离开它的形式出现的。我只是被投入到工作的自然振荡中去，基本上无法把握它的隐秘规律"[17]。（注:出自全集13卷《从思想的经验而来》）

1923年至1927年在马尔堡大学担任副教授期间，他与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成为朋友。在学生中，海德格尔已经被认为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他的学生包括卡尔-洛维特、格哈德-克鲁格和威廉-斯齐亚西。年轻的汉娜-阿伦特也听过他的讲座，她后来的第一任丈夫贡特-安德斯和他们共同的朋友汉斯-约纳斯也是如此。[18] 她在1969年的一次广播中回忆起当时他的教学所产生的魅力。"海德格尔的名气比《存在与时间》的出版还要早[......]学院的成绩单[流传]到手[......]这个名字像秘密国王的传闻一样传遍了德国。[......]吸引[学生]去弗莱堡，以及稍后去马堡看这位私人讲师的传言，是有一个人能真正完成胡塞尔所宣称的事情"[19]。

他轰动一时的巨著《存在与时间》于1927年出版。该书在埃德蒙-胡塞尔编辑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系列中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通过可以完整获得的早期讲座，《存在与时间》的源起可以被精确还原。显然，《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想在海德格尔的工作中很早就出现了。1928年，他成为胡塞尔在弗莱堡的继任者。他的就职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是形而上学？”。并且，他的讲座以及在1929年第二届国际大学课程上与恩斯特-卡西尔就伊曼纽尔-康德进行的达沃斯辩论使海德格尔广为人知。

5民族社会主义

本节涉及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事件。关于海德格尔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关系，见文章→马丁-海德格尔与民族社会主义。

（注：民社党）1933年夺取政权后，海德格尔热情地参与了他理解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1933年4月21日，他成为弗赖堡大学的校长。他被前任威廉-冯-莫伦多尔夫（Wilhelm von Möllendorff）提名担任此职，后者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已经站不住脚，并在前一天辞职--估计是受到纳粹政权的压力。海德格尔在1932年已经投票支持民社党，于1933年5月1日加入该党（党员人数为3,125,894）[20][21]，并在战争结束前一直是党员。

在他1933年5月27日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的校长讲话中，谈到了 "这种觉醒的伟大和光荣"。这篇演讲具有民族社会主义的内涵，至今还引起了很大的负面轰动：在演讲中，海德格尔呼吁对大学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以哲学为中心，它应该恢复其整体性，就像在古代世界时那样。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对应于 "领导者 "和 "追随者 "的关系。此外，他还强调了与所谓的 "人民大众 "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大学在培养人民的文化领袖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参加了纳粹宣传和平等化运动（注：在大学中排斥犹太裔学者的运动），并发表了关于焚烧书籍的演讲，他说他被禁止在弗赖堡发表演讲。在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期间，弗莱堡大学的犹太同事，如化学家乔治-冯-赫维西和古典语文学家爱德华-弗莱恩克尔被解雇，约纳斯-科恩、沃尔夫冈-迈克尔和海德格尔的助手维尔纳-戈特弗里德-布洛克也被解雇。[22] 根据他自己的声明，他禁止在大学悬挂 "告犹太人书"。

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大学里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仇恨。他谴责两位同事，爱德华-鲍姆加登（Eduard Baumgarten）和赫尔曼-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认为他们都是缺乏信念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在1931年与他们发生过职业纠纷[23] 。1933年，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堡为讲师和助理组织了一个科学营，让他们认识到 "民族社会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改造"。1933年11月11日，他在莱比锡签署了《德国教授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承诺》，并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24]他还签署了1934年8月19日的《德国教授对阿道夫-希特勒的选举呼吁》。

1934年4月27日，海德格尔辞去了校长职务，因为他的大学政策在学校和党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原因不是（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不想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政策，而是对他来说，这个政策还不够深入。海德格尔计划在柏林建立一个中央讲师学院。所有未来的德国大学教师都将在这个学院接受哲学培训。民族社会主义的马堡心理学家埃里希-雅恩施（Erich Jaensch）就此事写了一份专家意见书，其中他把马丁-海德格尔描述为 "我们在大学生活中最大的糊涂虫和最古怪的特立独行者之一"[25] 。

海德格尔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他退出了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政治。原本计划了以 "国家与科学 "为题的演讲，党的领导成员带着某种明确期待来到这里，但却被轻易取消了。海德格尔在礼堂里说："我讲的是逻辑学"。此外，海德格尔报告说，他从校长办公室辞职后受到了党的监视，他的一些著作在商店里已经买不到了，或者只在柜台下出售，没有标题页。

1934年5月，海德格尔与卡尔-奥古斯特-埃姆格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一起，成为由汉斯-弗兰克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法学院法律哲学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并在该委员会任职至少到1936年[27] 。

从1935年到1942年，海德格尔是尼采档案馆科学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在1942年辞职，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后来在他的两卷本《尼采》书中明确提出了对本应由他在那里负责的历史考证版尼采全集的批评。

1944年11月，他作为 "人民运动 "的一部分被征召入伍[28]（注：主要任务是挖战壕），但在大学的干预下，他早在12月就被再次释放。在麦氏教堂镇遭到轰炸后，海德格尔把他的手稿带到了比廷根。弗莱堡大学的哲学系被暂时迁往维尔登斯坦堡，海德格尔在那里生活到战争结束。

1945年9月，作为非纳粹化运动的一部分，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提出了一份专家意见，支持海德格尔的名誉地位和有限教学授权。净化委员会成员阿道夫-兰佩（Adolf Lampe）对此提出抗议，沃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和弗朗茨-伯姆（Franz Böhm）也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为什么该案于1945年12月1日被重新审理。海德格尔随后要求卡尔-雅斯贝尔斯提供专家意见，后者于1945年12月22日以书信形式答复。然而，雅斯贝尔斯认为，由于海德格尔参与国家社会主义活动，作为教职员工是不可接受的，并建议 "暂停教职数年"。1946年1月19日，参议院以此为依据，并根据主席康斯坦丁-冯-迪策为首的新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撤销其教师资格。1946年10月5日，法国占领军政府也明确表示，不允许海德格尔在大学里授课或参加其中的任何活动。[29][30]

1951年9月26日，随着海德格尔的退休，教学禁令结束。然而，由于海德格尔的纳粹历史、他后来对此的沉默以及《黑色笔记本》中的各种反犹言论，今天人们对海德格尔作品的接受仍有很大负担。

6晚年

1946年，海德格尔身体和精神崩溃，接受了维克多-弗雷赫尔-冯-格布萨特尔的治疗。在他康复后，让-博弗雷通过一封信与他取得了联系。在信中，他问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发生后，人文主义这个词怎么还能被赋予意义。海德格尔回复了关于 "人文主义 "的信，这封信得到了很大的回应（注：收于全集第九卷《路标》，这封信的发表是海德格尔战后重返公共视野的开端）。海德格尔又回到了哲学舞台上。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劳动者》（Der Arbeiter）一书对海德格尔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后者在《哲学献文》中采用了 "全面动员 "的概念），他于1949年访问了托特瑙堡。

随着他的退休，海德格尔重新获得了他作为教授的权利。他立即宣布了一个讲座，并又一次于弗莱堡大学的冬季学期中首度宣读。他的讲座非常受欢迎，与他的著作一样，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他还做了一些小规模的讲座，例如1950年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做了关于 "物 "的讲座，1951年在德国工业联合会达姆施塔特会谈上做了关于 "筑-居-思 "的讲座。1953年，海德格尔在巴伐利亚美术学院提出了 "技术问题"，1955年他在麦氏教堂镇举办的康拉丁-克鲁策庆典上发表了 "泰然让之 "的演讲。

1947年，苏黎世的心理治疗师梅达-博斯（Medard Boss）与海德格尔取得了联系，并由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1959年至1969年，他在博斯家举办了 "措利孔讨论班"[31]（注：集成为全集第89卷），这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在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基础上发展了对此在的“分析”。

1955年，勒内-夏尔在巴黎见到了这位德国哲学家。勒内-夏尔邀请海德格尔多次前往普罗旺斯。这促成了1966年、1968年、1969年和1973年在勒托尔的研讨会（注：收入全集第15卷），这是一次诗人和思想家的交流[32] 。

1959年9月26日，在他70岁生日时，他被授予家乡麦氏教堂镇的荣誉公民身份。[33] 1960年5月10日，海德格尔在维瑟河谷豪森被授予约翰-彼得-海贝尔奖。[34] 他从1958年起就是海德堡科学院的正式成员。[35]

海德格尔的思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这方面，应该提到《存在与时间》的众多译本，包括日文译本。海德格尔还对远东哲学家留下了持久的影响。[36] 汉娜-阿伦特支持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在1957年弗莱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500周年纪念活动中，他做了 "同一性 "的仪式性演讲（注：收入全集第79卷）。除了在1966年接受新闻杂志《明镜》（Der Spiegel）的采访外[37]，他还偶尔接受电视采访，如1969年接受理查德-维瑟的采访。

对他来说，格外重要的是1962年和1967年的两次希腊之行，在停留期中他记录了对希腊的印象，1952年和1963年与梅达尔-博斯的意大利之行，以及他与后者在伦泽海德的多次度假。1967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遇到了他所推崇的诗人保罗-策兰，当时他在那里参加了一场朗诵会。这次会面的爆炸性源于策兰的传记，他的父母作为犹太人被国家社会主义者杀害，因此他显然希望海德格尔对他在1933年后的行为做出解释，但他没有得到解释。尽管如此，两人还是一起去了托特瑙堡，策兰在留言簿上签了名。后来他给海德格尔寄去了《托特瑙山》一诗，其中写道"希望，今天...... "并写道"......为一个思考的/未来的/词语/在心中"[38] 。

海德格尔曾亲自准备出版他的全集，其第一卷于1975年出版。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去世。根据他的意愿，他于1976年5月28日被埋葬在他的出生地麦氏教堂镇。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儿子赫尔曼-海德格尔朗读了他父亲选择的荷尔德林的诗歌。他的哲学传人之一伯恩哈德-韦尔特（Bernhard Welte）致悼词[39]。

海德格尔深信，对思想作品的 "理解性占有 "必须发生在其内容中--思想家本人因此退居幕后。由于这个原因，自传资料极为稀少，很多东西只能从同时代人的信件或报告中推断出来。海德格尔对思想家传记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他在一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演讲中的开场白中看出："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亡。那么，让我们转向他的思想"[40]。

二、思考是一条路（哲学部分开始）

1问题，而非答案

在1969年的文章《马丁·海德格尔八十岁了》中，汉娜-阿伦特表明了支持海德格尔哲学的立场。在政治上，他和柏拉图一样，属于信任僭主或领袖的哲学家群体。她对他一生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因为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人们可以正确地问它是否存在--而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如此决定性地帮助（注：该文章的汉译中漏了“帮助”一词）决定了本世纪的知识面貌。这种思考有一种尖锐的独特品质，如果人们想从语言上把握和证明它的话，只有在及物动词意义上来使用‘思’这个词才能做到。海德格尔从不'思'任何东西；他思某物"[41]。

阿伦特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尔在哲学中所关注的内容。思考本身已经是Vollzug（注：实行），是实践，它与其说是为问题提供答案，不如说是让质疑本身保持清醒。因此，海德格尔拒绝历史性和系统性的 "哲学式博学"[42]。哲学的任务毋宁说是保持这些问题的开放性；哲学不提供确定性和安全性，但 "哲学的原始动机[引发于]对自身存在的不安"[43]。

“质疑”在海德格尔作品中具有核心地位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把哲学史主要解释为一部掩盖基本问题的历史。他说，这样一来，哲学不仅忘记了基本问题--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忘记了存在问题被忘记的事实。因此，提问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答案，而是通过提问揭示出没有提问就会继续被遗忘的东西。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质疑成为思维的基本特征。"质疑是思考的虔诚"[44]。

2进入作品与语言障碍

然而，尽管这些问题具有内在的开放性，但接触海德格尔的作品仍然非常困难。这不仅仅是由于海德格尔奇特的、具有文字创造力的语言--由于其不可模仿性，这种措辞特别容易被戏仿。一位 "明镜 "记者在1950年的一次讲座后讽刺地写道，海德格尔有 "让人懊恼的讲德语的习惯"[45]。

海德格尔的语言--尤其是在《存在与时间》中--以新词为特征，他还发明了nichten（注：无化）、lichten（注：照亮）、wesen（注：本质化）等动词。诸如 "das Nichts nichtet"（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注：无本身不着）这样的结构，是由于海德格尔试图把事物当作其本身来思考，招致了这种不合法的使用方式：无本身在不着。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都不能用于解释。通过这种剧烈的语义双关，海德格尔想克服哲学在理论上的疏离目光，跳到我们--即使我们没有看到--在具体生活中始终已经站立的基础上。

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海德格尔不再使用新词，而是对日常语言中的词汇进行语义的添加，以至于难以理解，因此它们的意义只能在他的论文的整体背景下才能理解。海德格尔因其对语言的处理而受到了尖锐的攻击。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多诺的论战作品《本真性的黑话》。[46]然而，海德格尔并不是为了使用这些行话而使用这些行话，他这样做是想摆脱与语言和内容密不可分的哲学传统。

对于读者来说，这意味着他或她必须首先获得海德格尔的词汇，实际上成为这种话语的居民，如果他或她随后希望从内部参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如其所是的那样。Dolf Sternberger正是批评了这一点：人们只能通过海德格尔的术语来回应海德格尔的术语。[47] 为了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有一条中间路线：认真对待他的语言，同时避免只是鹦鹉学舌。因此，海德格尔本人多次指出，不要 "像[人们]理解报纸上写的那样"[48]来理解他的言论，这一点非常重要。故而，他的概念是为了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指出那些总是已经存在，但总是被忽视的东西：它们正式表明的东西，每个人最终都应该能够在自己的直接经验中找到。"这些术语的含义并不直接意味着或说出它所指的东西；它只是给出一个指示，一个暗示，即理解者被这个概念背景所召唤，进行从自身向此在的转变"[49]。

3道路，而非成果

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引人注目的是大型和封闭型的专著很少。相反，主要是小型文本和讲座--这种形式似乎更适合于他传达他的思想，尤其是由于它防止了将其思想解释为一种哲学体系。

对海德格尔来说，思考和哲学是在运动中进行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涵盖了一条道路，这一点可以从Wegmarken（路标）、Holzwege（林中路）和Unterwegs zur Sprache（通向语言的途中）等作品的标题中看出。思考因此成为一种路径和运动，这就是为什么Otto Pöggeler也谈到了海德格尔的思考之路[50] 。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其说是被理解为一种观点大全，不如说是为追问 "基本问题 "提供了不同的路径。因此，海德格尔在为他的全集的序言留下的笔记中指出，它并未完成。"全集旨在以各种方式表明：在对模糊的存在问题不断提问的路径领域中的一条路线。通过这种方式，全集旨在引导读者接受这个问题，顺着它去提问，最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更具追问性地追问它。"[51]。

三、早期现象学：实际性的解释学

在完成了相当常规的学位论文和实习之后，海德格尔对当时的学院哲学的信心被克尔凯郭尔、尼采和狄尔泰等思想家所动摇了。[52]这些思想家以历史及其偶然性、道德价值和参照系统的可变性来反驳形而上学及其对超时空真理的追求。[53]海德格尔背弃了纯粹的理论哲学观念。他对如何现象学式地描述具体的生活越来越感兴趣，生活是在其历史演变的实际性中被赋予的，但不一定非要如此。通过这种被称为实际性的现象学解释学[54]的方法，海德格尔试图展示而不是解说生活背景和经验。这种现象学方法的目的不是把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对象，从而把它作为一个东西来设想，而是要推进到生活的充实性中。作为一个例子，海德格尔在1920/21年的《宗教现象学导论》讲座中，用使徒保罗的话解释了这一点："主的日子像黑夜中的盗贼一样来临。"[55]对海德格尔来说，使徒的原始基督教生活经验表达了一种生活态度，即不试图通过确定或计算使不可得的未来变成可获得的。海德格尔用对突然爆发的事件、立即生活的生命的全时开放，反对对生命的理论思考[5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助手，特别深地涉入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胡塞尔对他对尚未出版的著作给出见解，并希望在海德格尔成为学生和继承人。然而，海德格尔却在追求自己的兴趣，胡塞尔也注意到，海德格尔 "在研究我的著作时，已经有了特色"[57]。首先是狄尔泰对每种世界和自我关系的历史性价值观转变和偶然性的假设，导致海德格尔拒绝了胡塞尔关于意识的绝对有效的本质的概念。"生活是历史性的；不是分裂成各本质性要素，而是具有共同关联"[58]。基于这种将生命视为一个过程的观点，海德格尔拒绝了胡塞尔式的现象学（注：将生命）还原为一个超越性的自我，而这个自我对世界只是感知性的。这些早期的思考，加上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建议，最终促成了海德格尔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存在与时间》。

四、存在与时间

1“存在”问题

该作品于1927年出版，其主题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早就困扰着柏拉图了。海德格尔在研究的开始引用了他的话。"当你们用到'存在着'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59]。海德格尔认为，两千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答。"我们今天对'存在'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有答案吗？完全没有。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出 ‘存在的意义 ’这一问题"[60]。

海德格尔问的是存在。当他同时研究其意义时，他预设世界不是一种无形式的堆砌，而是其中存在着有意义的关系。因此，存在是有结构的，在其多重性中拥有某种统一性[61]。例如，在锤子和钉子之间有一种有意义的关联--但这如何能被理解？"从哪里，也就是：从哪个给定的视野中，我们理解这样的东西是什么？"[62]。海德格尔对此的回答是。"让存在这样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的视野就是时间"[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