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权力与话语》（一）思想与态度•福柯的历史观（2、谱系学）

二、谱系学

福柯谱系学的提出是对尼采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尼采的谱系学拒绝追究起源，而是强调追究来源。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福柯说：“是要驻足于细枝末节，驻足于开端的偶然性；要专注于它们微不足道的邪恶，要倾心于观看它们在面具打碎后以另一幅面具的涌现。”谱系学就是要打散连续性的起源论，反对观念、价值和沉思等大而无当的空洞。尼采曾经毫不客气的问，为什么要对精神生活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当哲学家们把精神的高度凌驾于肉体，认为精神活动才是至高无上的，是人类高贵的象征，所以沉思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活动。而尼采偏偏不能认同。作为一个对强烈生命力无比推崇的爱好者，他看不上那些悲观的沉思者，尼采更愿意在身体之中去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在身体之中寻找来源的处所。当拒绝了起源之后，事物出现的那一刻，涌动的是权力的纠结状态，是两种权力的对抗和挣扎。在权力舞台上上演着相同的戏码，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对生存之物的攫取。而在这场斗争中，规则是属于统治者的，法律和规则，并不是对和平的替代，相反，它们依然是血淋淋的，是一种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置换。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更能清晰地明了尼采的这种谱系学方法，这也是福柯谱系学的直接承继。

谱系学的一般意义，是指对事物的起源和演变进行考察。从前追寻事物起源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发现无比重要，对于未来的事情具有预先洞见的作用。但是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洞见越来越多，事物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被确定，但是我们在意义之中能够获得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我们明了了许多的意义，朝着这些所谓的意义去努力，可是真正能够打动内心的事物却很少，在意义的框架之内活着越来越没有意义。而在我们身边的事物，却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美和丰富。因此必须要克制去单一地发现事件，而要在毫无历史意义的事物中把握和重现，不要去人为的设定种种意义，活着有时候就是没有意义。这种没有意义不是意味着消极和颓唐，而是能够让人感受到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谱系学绝不是要在历史中提炼永恒和唯一，而是要将一些东西重新引入历史中，让它们拥有自身的历史确定自身的范围。同时，尼采还强调，不存在获得知识的唯一科学方法。谱系学家要做的，就是追寻来源的序列，就要坚持在散落的事件中发现奥秘，确定偶然和偏差，发现错误，揭示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发生。

福柯总结了尼采的谱系学，以此奠定后期研究的基础。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继承了之前对于考古学中话语的考察，指向的是话语的形成、出现以及消失。

以《话语的秩序》为标志，福柯从研究话语规则转向话语的生成。他认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受到一定程序的选择：控制：组织的，这些程序的目的在于消除话语的危险，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话语从生成开始就已经是不自由的，社会对于话语的生成包含着一种戒备的心理，总是需要一些程序来对其进行驯化，以达到一种稳定性的功能。

和前一阶段相比，福柯抛弃了话语是自主性的观点，认为话语是被建构的。这种建构与真理、知识以及权力密不可分，话语生成的程序可以分为外部的、内部的以及话语主体的控制程。。并且，后一种在不断的蚕食前两种的空间，可是，可悲的是，主体也不是自主性的，也受到一系列社会规则的规约，比如说学校、医院、社团等。

为了能够全面地分析话语，还原话语的原初面貌，福柯认为要做出诘问真理意志：恢复话语的事件性特征以及摆脱能指的决定，要以颠倒、断裂、特殊性以及外部原则，完成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

传统历史观着眼于遥远高贵的事物，将目光投向崇高的时代；而谱系学则要朝向身体，投向社会的底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统治者对其的粉饰和伪装。

传统历史学宣称自己对于历史的观察是客观的、公正的，他们竭力隐藏自己的立场、位置、背景，来达到一种所谓的客观与公正，相信自己摆脱了这些规则的束缚，所考察的历史是一种真实；而谱系学从不宣称自己对历史的考察是客观和公允的，他们也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反而要暴露自己，以此来强化自身。“对谱系学家来说，历史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但他们不是去排斥它，而是将其夸大发挥至极点，让这种伪装举行一次盛大的狂欢，最终让它轰然倒塌，而历史学家则将这种伪装和装扮视作是历史的真实，将它们确定下来，让它们变成历久弥新的历史知识。”

由此看来，对于传统历史学的批判，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斗争策略上，谱系学相比考古学更加自由和灵活，并且在对话语概念内涵的所指中，从“话语具有自主性”转变成了“权力/知识联系”，谱系学时期话语概念的分析走向以及解释话语形成的方式发生了变动。

福柯延续之前对整体历史的否定，消解了神圣的历史来源。他认为历史起源于最普通的底层人民群众，在表层的公正性之下隐藏的是个人的辛酸史和仇恨史。

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记住的是开国的皇帝和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良将，这种书写方式为王朝的历史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和合法性。而那些在每一次战斗中浴血奋战的那些最底层的人，在历史书中则被忘记或者是极少被关注。但是如果没有了他们，历史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又是如此的不起眼。因此，看似客观公正，其实是学者们刻意精心选择的结果，历史呈现出来的是什么，从来都不是它本来的面目，而是加工改造的结果。所以，对于“历史理性”，谱系学研究提出了“历史感性”，对照柏拉图式的三种历史主义，即“对实在性的反讽式的破坏性作用，它与历史-回忆或确认相对；对同一性的分解和破坏性使用，它与历史-连续性或传统相对；对真理的牺牲和破坏性使用。”通过“历史感性”，历史成了一种反记忆的历史，不再是连续的，而是各种权力斗争的空间。

因此，考古学阶段的福柯，试图以历史的纯粹话语描述取代一种连续性的历史，到了谱系学阶段，通过对尼采观点的吸收，福柯将权力、主体还原至历史领域，来解释话语的来源问题。据此，福柯对于身体格外的关注。在《规训与惩罚》中找到了一种有关身体的“权力技术学”与“政治经济学”。惩罚的对象总是身体。身体的可变性是某种身体史的前提，在谱系学家看来，身体是可塑造的。“我们总认为身体只服从生理规律，无历史可言，这又是错了，身体处于流变过程中，顺应于工作、休息、庆祝的不同节奏，它会因药物、饮食习惯和道德律等所有这一切而中毒，它自我阻抗。”人对自身身体的认识不过是权力交织运作的结果。

综福柯的话语理论，以考古学取代思想史，实现了历史从现行排列到离散空间的转化；考古学转向谱系学，则是对空间运行的重组。这其中至少实现了两种转化：第一，克服了考古学时代主张的话语自主性所带来的封闭感；第二，为后期考察社会微观层面的种种事物，如监狱、身体、性等现象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种转变实现了对于连续性的因果序列的超越性历史的远离，对整一性的摒弃和对话语空间的离散型的揭示，并最终建构起独属于福柯的权力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