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同一种意义的追寻
最近，无意中得知高尔泰先生三部作品面世，分别是《艺术的觉醒》《回归，还是出发？》《美是自由的象征》，赶紧订购，孰料赶上假期，邮路极慢，直到近日才陆续收到。
三本书多是高先生旧日文字，《艺术的觉醒》谈哲学，《回归，还是出发？》落脚在文学与艺术，《美是自由的象征》讲的是美学。此三册学术与评论面世之时，我年纪尚小未能读到，隔了这么久，能有一套定本重版，雅洁的文字，智性的逻辑追求，热情的现世关注，实在不错。
先挑了《回归，还是出发？》一册，开篇《屈子何由泽畔来？》（1986年）虽是近四十年前的文字，读来仍感慷慨、浩荡，能引发很多现实思考。前一篇，高先生联系屈原的作品，讲华夏文化与楚国固有民族文化之异同，由此把握不同文化之下形成的个体人格与思维方式，往下就分析这样的异同带来对诗歌和文学的影响，并且，先生之文并未停留在文学与艺术，更由屈子之自沉，分析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回应前人诸多论辩，又在此生发开来，谈论诗人的命运与表现、诗歌的不同价值追求。在这样一篇又似评论又似随笔的长篇文字里，能看到一个极其鲜明的屈子形象及其源头，用高先生自己的话：“若问那株悬崖上的树的形式是谁造成的，那就应当说是树木本身的生命力、悬崖的压力和狂风暴雨的摧残共同造成的。”
哪怕是写评论，高尔泰先生文字，多的是壮怀激烈，多的是现实思考，笔力雄健，不拘于时，书中《文学可以是商品吗？》《话到沧桑句便工》《文学与启蒙》，都是多年前的对话、访谈与论说，但放在今天毫无过时之感。先生总是从切身感受出发，人性相通，扎根于大地的感受，是任何人都能感应的，于是这样的文字最终能立于时间之河，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高先生在《文学与启蒙》结尾有一段精彩答辩，“能不能是一个问题，想不想是另一个问题”，他是讲作家要有同情心，要有自我意识。联想到自身教育教学也是这个道理，工作之中，做多做少是一回事，愿不愿做、有没有做是另一回事——对学生好的事情，做，总比不做好。由此想到手头正在翻阅的徐莉老师《童书里的教育学》一书，这本书可以看作徐莉老师对儿童教育的“想”与“做”，对儿童的同情心。
简单说，这本书就是借着童书故事讲教育，“故事知道怎么办”，徐老师在书里给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讲故事，帮助大人与孩子建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关系。她用《尼尔森老师不见了！》来讲“大人要为关系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也提出了建立良好关系的策略；用《图书馆狮子》来讲“与孩子共建规则”；用《幸福来临时》分析儿童的问题行为背后，也有着隐藏的“积极的力量”；等等。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故事并不仅仅是徐老师的分析工具，只是为了提出一个结论，而是借着故事，提出了一种教育框架，借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对可能的教育过程进行了探讨，这些方面是最为精彩的。
很多老师都熟知绘本《大卫，不可以》，在徐老师眼里，这部经典正是提示“大人要无条件接受孩子当下的一切”，问题是，这句话讲出来简直令人生畏，是这样吗？做得到吗？徐老师用故事里大卫的表现，回答了这些问题，“无条件”“接受”“孩子”“当下”，这些关键词就是密钥一把，她一一分析，将结论化作思考过程，让大人明白，“教育从业者即使看不到成果，也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并从中感受喜悦和生命的价值”。这样的觉醒与领悟，应该是那些经典童书，带给教育人的最澄澈的教育学吧？
阅读带来思考，思考引发行动，手边正读的这两本，一文学一教育，一深沉一灵动，一远一近，一旧一新，作为同一种意义的追寻，却又无分今古，无分学科，“回归，还是出发”？或许，对教育而言，回归，就是出发，向着自身，向着未来，想可想之事，行可为之举；出发，亦须回归，回到教育的初心，回到学习的原点，回到儿童的成长。
作者冷玉斌 系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小学语文教师，本文发表在《中国教育报》2021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