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寻古记

年底心颇不静，也是源于某种对方向的迷茫，于是喜爱游走，希望在以往的人和广阔的天地中追问一些答案。帝都毕竟很大，尤其在元明清三朝成为人文荟萃、万象阜集之地，留下的古迹，给人们亲近它多了一重入口。

月初再游孔庙和国子监。帝都孔庙始于元代，彼时北京还叫作大都。蒙古贵族虽然本不懂儒学，但却仍只能以此为正学，并将程朱道学奉为圭臬，流衍六百多年。国子监最初也不是学校，而是教育管理机构，从明洪武十五年改作最高学府（明初国子监在南京，称南雍，永乐迁都后出现南北太学并列的局面），今天的国子监中尚能看到讲学的泮宫“辟雍”所在。古代学校也是官方学术的宣扬之地，国子监和孔庙毗邻而居，便道出了二者不可割裂的渊源。古代中国特重“治教”，翻《实录》，农桑就常和教化捆绑在一起，被视作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四书》视《大学》为古圣教人之法，要读者先读之以“定其规模”，我们对教育的重视确乎源远流长矣。今天孔庙与国子监的联通处，陈列着乾隆石经，近二百块巨石，将儒家十三部经典镌刻其上。曾经风霜，许多铭于金石的文字也已经漶漫、湮灭，但幸好这些文本的命运不像罗塞塔石碑那样依赖物质，它们经历焚书、兵燹、千年跌宕，终于安若磐石，粲若辰星。这里的孔庙和国子监，几乎与理学的发达相始终，游走其间，能够感受那六百余年斯文在兹的气度。

匾额由莫言题写，也很可解读

白塔寺，前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正赶上周一闭馆，大窘，次日又去。白塔寺似乎并不出名，经朋友赠我白塔寺的文创，才知道这个所在。网上一查，发现竟然算是元大都最重要的遗迹了。踏入院落，发现它的布置确乎和常见的明清寺庙不同，有一种独具的神秘和朴拙。白塔由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所建，这使白塔寺也有了当时的世界帝国的气息。这里曾是大都第一高处，于今仍能想见当时大都的繁盛和富足。虽然有文献不足之叹，但元代一朝文化毋庸置疑是尚待揭示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很渴望知道忽必烈或阿尼哥，抑或关汉卿的答案。

白塔很像北海公园的白塔

十多年以后再至明十三陵，心境和身份自然都已星移斗转。从前游历的是定陵，此番去想看看长陵。冬至之后的京郊极冷，长陵的游客极少，使这片帝王陵园益加寂寥森然。明成祖朱棣安葬此处，也是第一位安葬在这里的明代帝王。朱棣在位的永乐时期，也是将有明一代典章更加制度化的时代，许多明代的“祖宗之法”实际成于此时，而他迁都北上、驱兵大漠，更影响了数百年的政治文化。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顾亭林曾几次到十三陵拜谒，他追怀的是一个理想时代。我到此处，则更多是追怀顾翁。

寂寥长陵

报国寺在城南，离法源寺、牛街不远。此前在去往十三陵的长途公交车上，我从关于顾翁的文字中发现了报国寺的名字。这里后来已成为了古玩集市，现在又成为了一个目标并不明确的文化场馆，去的当日，满院子都是摄影展，大殿内还在召开某国际摄影大展的开幕式。人群熙熙攘攘，我则避到一边，在本年度最寒冷的一日，希望追寻到一点顾亭林的足迹。但可惜的是，除了一个路标“顾亭林祠”，再没有一点痕迹。曾经反清的顾翁，在清中期后地位不断上升，以至被请进孔庙、被清人立祠，一跃而为清代学术之开山，也可谓历史的吊诡。报国寺曾是顾翁呆过的地方，料想他不会常驻——还有万里山河待勘，万里诗书待核，这里只能是一个驿站。有趣的是，二百来年后，曾国藩也曾寓居此处，同是古代儒士的典范，但面貌决然不同。太史公记述说，仲尼死后，儒分为八；元明之际的文章大师宋濂也曾作《七儒解》，划儒为七。原来，儒的面相可以有如此之多，但又总被统摄在儒的名目之下。“儒者，柔也”（《说文解字》），儒的这种特质或许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质。若顾与曾相遇，又会谈论些什么呢？曾公让今人佩服，是因他可及，顾翁令人钦敬，则又多了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但或许，也如古典上说的那样，及与不及，信在一念之间。

摄影作品林立的报国寺

元明清近古，历史风尘之际的人物也就不那么模糊。国子监中的太学生徒，筹划白塔的阿尼哥，挥鞭策马的朱棣，匆匆奔走的亭林，身影都还潜藏在古迹和书卷之中，他们建功立业，他们失意彷徨，他们上下求索，他们挥手作别。历史长风吹不断的，或许还是古典传统中那“士”的精神。

写于 2021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