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现代世界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进入现代以后，欧洲逐渐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并高速发展，在国家强大的同时主导了500年来的世界秩序。而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摧残了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清朝的乾隆皇帝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但他的对策却是把持权力，闭关锁国。
作者︱张弘
全文共 12553字，阅读大约需要 32分钟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全球秩序的领导者。但是，《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提醒读者，欧洲不仅在过去500年里主导了全球秩序，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欧洲依然强大，并且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书作者是西班牙人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在作者笔下，作为欧洲人的自豪感充斥于字里行间，化作激情飞扬的历史叙事，渐次展开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令人目不暇接。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一直是世界文明的领军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在欧洲近500年的扩张史中，每个欧洲帝国都对其殖民地造成了深刻影响，这既包括宗教、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等软实力，也包括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共产主义等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影响了全世界，也使得实现民族独立的后殖民社会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也在后殖民时代带来了地区间的矛盾冲突，而今日世界秩序的主体结构，仍然是欧洲国家在百年前建构的，这些殖民扩张时代遗留的问题也一直充斥其间。
欧洲的国家、民族间，欧洲文明与其他传统文明和新兴文明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和张力——这正是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到今天为止，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和架构都来自欧洲，也仍没有哪种文化具有足够的优势，去挑战欧洲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欧洲国家、欧洲社会仍是众多后发国家发展的参照。虽然目前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新的关口，世界整体格局也许面临重构，对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对人类为何走到今天的回顾与总结中，欧洲文明都不可或缺。
由此作为起点，更启发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明代曾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比葡萄牙的航海还要早七十年，为何中国当时没有成为海洋大国，并且踏上现代化的快车道，及时融入现代世界？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所展开的现代欧洲史，犹如一部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的史诗。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欧洲文明加快了它的发展步伐，无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领先地位。在此后的500年，欧洲主导了全球秩序。
然而，我更关心的问题是，欧洲凭什么塑造现代世界？在欧洲主导现代世界的这500年里，中国为何成为了“停滞的帝国”？在欧洲文明塑造现代世界之时，中华文明的贡献为何乏善可陈？
▌立宪君主制建立与民主的兴起
无论古今中外，政治制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关系。不同的政治制度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制度，一旦政治制度变化，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制度，进而决定国家的成功或失败。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在1500年之后，经济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政治上转向绝对君主制。但是，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很快就被抛弃，拒不接受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649年被处死，民众、贵族和教会一起，不断推动政治制度变革，逐步从君主制过渡到民主制。在此过程中，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一直是神权高于王权，王位不过是天主教会的一个机构，国王不过是教皇派出的一个机构代表，其职责是执行上帝在世俗世界的律法。[①]而现代国家的建立，首先意味着王权挣脱神权，摆脱君权神授的束缚。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并成为国王，建立了封建制。他用司法来管理自己的领地。1154年，威廉的后代亨利二世登基，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此后，英国逐渐形成了普通法传统。1215年6月15日，英国贵族逼迫国王约翰在《大宪章》上签字，国王被迫和贵族分享权力。由于1455年─1485年的玫瑰战争，大贵族势力衰落。到亨利七世1485年即位时，大贵族已经无法威胁到王权。
1529年，亨利八世将罗马教廷驻英国代表、约克大主教兼枢密大臣乌尔西免职，并利用国会揭露神职人员的腐化。1531年，亨利八世指控英国神职人员接受教皇特使命令是背叛国王，罚款10万英镑并强令教士会议宣布亨利八世是“英国教会最高元首”。1532年，亨利八世利用国会做出规定，教会立法必须经过国王批准。[②]此外，亨利八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剥夺教会权力。因为继任的英国国王信仰不同，在处理神权和王权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反复。
荷兰与西班牙持续80年的战争，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纠纷所引发的三十年战争，催生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民族国家由此从欧洲诞生。很快，国家是为人民福祉而存在的理论被广泛接受。[③]
查理一世在1629-1640年走向了专制的第一步。[④]1648年，克伦威尔带领议会军打败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军队，并于12月初将查理一世羁押在赫斯特堡。1649年1月20日，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5月19日，英国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即位，议会回归。
1685年詹姆士即位后，他推行专制主义政策，这是走向专制的第二次努力。结果在1688年引发了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亡，威廉和玛丽夫妇担任了国王。“从1689年到18世纪初，英国议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奠定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使英国顺利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重要过渡，这既为17世纪4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划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又为以后资本主义的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前提。”[⑤]
170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规定英国王位不得传给天主教徒，从法律上杜绝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制定这项法案标志着，议会可以议立新君。这使得“君权神授说”被约翰·洛克的“天赋人权论”所取代，国王“统而不治”、议会权力至上的君主立宪制得以形成。从1688年到19世纪前期，以上院贵族为核心的土地贵族始终控制着国家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贵族及其子弟控制了枢密院、内阁、议会两院和军队。[⑥]从1714年到1830年的一百多年里，国王和议会和谐相处。
光荣革命中产生的辉格派和托利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托利派不再坚持君主专制，辉格派也满足于将王权限制在“统而不治”的状态。两党为争夺议会席位和内阁官职争斗不休。在整个18世纪，除了乔治三世短暂的“国王之友”内阁外，一直是辉格派掌权。[⑦]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到1850年，英国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产值的39%，商业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5%。英国率先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人口大幅增长。
根据1710年辉格党人通过的法案，各郡议员候选人每年至少要有600磅收入，城市议员候选人每年至少要有300磅收入。据此，全国仅有10%的地主贵族和1/30的资产阶级才有资格当选议会议员，全国95%以上的居民没有选举权。[⑧]
与此同时，劳资双方的矛盾也逐渐突出，工人成立了自己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目标鲜明的政治主张。他们通过罢工和游行等方式争取自身民主权利，促使1832年议会改革。借此，获得选举权的人数从43.5万人增加到65.2万人。1836年，工人组织“伦敦工人协会”成立，次年7月提出一份文件，内容是年满21岁男子享有普选权，废除议员财产资格限制等等——由此引发了1836年到1860年之间的宪章运动。虽然三次宪章运动都被政府镇压，以失败告终，但它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在以后的英国政治中逐渐被法律化。[⑨]
在欧洲称霸世界的过程中，革命也是现代欧洲的伟大产物。英国向北美殖民地直接征税，导致了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英国的宿敌法国不仅在1776年2月6日承认美国独立，而且为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国民公会废除了奴隶制。进入19世纪之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委内瑞拉、智利、阿根廷、巴西、比利时、希腊等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不断深入欧洲社会各个方面，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革命运动的原始动力。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场革命诞生的两个思想深刻改变了欧洲：1.政府必须表达人民的意愿，这让代议制民主传遍欧洲。2.将人人平等视为一项原则，这导致延续300多年的奴隶制被取缔。继法国之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先后取消了奴隶制。
西方世界认为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将民主制推广到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成为坚定的民主国家。《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英语国家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国家，民主制发展更好，这一趋势在20世纪更为明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家的政治都很稳定。[⑩]
对于这一现象并非“无法解释”。在建立并实施民主制度之前，作者列举的这些国家大都存在着良好的法治作为基础。以美国为例，在建国之前，移民美国的英国人就继承了英国的法治传统，并普遍贯彻于地方自治。澳大利亚起初只是英国流放囚犯的地方，但这些囚犯也广泛采用了英国的法治，并以此为基础，成功建立起一个司法集权的民主国家。从政治学角度考量，良好的法治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民主。与这些国家司法集权不同的例子是，法国、德国等国家都采用的是行政集权（中国也属于行政集权），其民主化道路也更加坎坷。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在西方普遍建立
19世纪出现的代议制民主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代议制民主必然会面对考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大都被卷入其中，欧洲宗主国从殖民地大量征兵。在亚洲，与英国结盟的日本进攻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青岛。中国一心想加入英法阵营参战，但日本担心中国借此提高国际地位而加以阻止。战争中，中国向英法两国派出了大量劳工，间接支持了英法两国。[1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17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停战之后，志大才疏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并流亡国外，奥匈帝国皇帝查尔斯也同样如此。霍亨索伦、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王朝失去了王权。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坚持专制，对于改革三心二意，几次错过了变革机会。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1918年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考察，梁启超于1920年出版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唱衰欧洲。
正如《20世纪思想史》所说，一战结束之后，民主制饱受怀疑。在俄国，布尔什维克1917年夺权之后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政体。在意大利，墨索里尼1922年成为意大利内阁总理，1928年建立了法西斯政体。1926年，葡萄牙发生了军事政变，建立了独裁政权。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更使法西斯主义进一步扩张。在德国，希特勒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随后建立了法西斯体制。1936年，弗朗哥发动军事政变，并且在西班牙内战中凭借德、意两国的支援，打败了由苏联人支持的西班牙共和军，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体制。
由纳粹德国对外扩张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目睹“精神故乡欧洲”的沉沦而感到绝望，1942年2月22日和第二任夫人一起在巴西自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600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约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迫害和屠杀。1945年之后，英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此外，在二战中，大量的欧洲知识精英都流失到美国，这促进了美国在科学、技术、文化等各方面飞跃发展。此外，二战不仅让欧洲失去了世界霸权，而且分裂成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阵营的欧洲国家对于民主的信念变得更为坚定。[13]
而欧洲文明在二战之后显示出很强的反思能力。从1947年起，欧洲国家逐步放弃了自己过去花费大量人力、军力和资本夺得的殖民地。印尼、印度、孟加拉国、刚果等国家纷纷独立。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诞生，随后几十年又开始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民主制度的确立，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战之后，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欧洲国家以自由民主的制度基础，迅速恢复生机，并逐渐繁荣昌盛。德国从废墟中重建，并成为欧洲头号强国。麦克阿瑟1945年占领日本之后，主导日本政治精英制定了新宪法，确立了民主制。此外，麦克阿瑟还推动了日本的土地改革、财政与金融改革。当麦克阿瑟几年后离开日本时，日本民众热情欢送。[14]时至今日，日本人依然对他心存感激。傅高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显示，民主政治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注入了空前的活力。上世纪5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持续发展，日本民众普遍变得富裕。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2002年，欧元正式开始流通。
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大约500年后，又创立了一个“国家之上的国家”，以民主制度、人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等作为准入标准的欧盟。
欧洲建立了福利国家。《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强调，美国梦与财富有关，欧洲梦与生活质量有关。美国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欧洲梦则创造了更和谐的社会，防止贫富分化，避免人们落入“老鼠赛跑”的生活方式——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做着压力很大、毫无意义的工作。
尽管当下的欧洲面临很多问题，诸如多元主义文化在宗教恐怖主义面前破灭，经济增长缓慢，人们想要太多福利而只想付出最少的劳动，英国脱欧等等。但是，21世纪的欧盟依然继续影响和塑造着全世界，欧洲文明依然是全球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在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方面，欧洲仍然遥遥领先。
▌中国三次丧失趋向市场经济的机会
作为现代世界的巨大动力，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秦代建立的王权专制主义政治延续两千多年。中国经济史家侯家驹先生认为，汉代、南宋、明代都有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这三次都具备顾志耐所说资本主义勃兴的三个前提：世俗主义、平等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项是经济显著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政府减少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或自由化）则为其充分条件。但是，南宋“内因君庸臣劣（或君懦臣嬉）坐失统一良机，外因蒙古之崛起，受其铁蹄之蹂躏”[15]，使得这一机会丧失。而汉代和明代都因为王权肆意妄为，扼杀了这一机会。
秦代大一统之后，嬴政和刘邦都推行农本主义，重农抑商。汉惠帝至文景之治，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汉武帝刘彻推行国营等统制经济手段，扼杀了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使之几成绝响。[16]
公元前118年，刘彻下令实施盐铁专卖，各地的煮盐、冶铁都收归政府，收入所得补充赋税。官府提供煮盐工具，招募平民煮盐，生产及生活费用由平民自理，产品由政府全部收购。政府雇佣民工或服刑囚犯，承担铁的开采、冶炼，锻造生产工具，生产的铁器全部归国家所有。另外，任何人不得私自冶铁、煮盐，更不准擅自转运销售。刘彻全面垄断盐铁，谋取所有环节垄断利润获得财政税收，实现了《管子·海王》中盐铁专卖的设想。[17]
此外，刘彻还实施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实际是以诸侯国向朝廷上交的贡赋为底本，由中央政府所设的官方商业机构从事地区间远程贩运贸易。其具体做法是：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立均输官，诸侯向朝廷进贡时，质优价贵或体小轻便的贡品由均输官直接运往京师，其余物资交给各地均输官运至其他缺货地区出售。[18]所谓平准法，就是在京师设立机构，以各地输入物品及官方制造的产品为本钱，进行交换和买卖，以平抑物价。均输法和平准法相辅相成，加上盐铁专卖，使得整个国家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的统制经济。[19]
盐铁专卖导致铁器物劣价高，盐价高企，且强迫民众买卖。在《盐铁论》中，文学贤良对此予以痛斥。司马迁称之为第五流政府：“最下者与之争”。而刘彻实施的这种统制经济还开了一个坏头，在其之后的两千年，政治力量干预经济活动成为常态，只是程度上有差别。此外，统制经济还导致了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官商勾结，腐败盛行。最显著的例子，是汉哀帝刘欣的宠臣董贤自杀死后，“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
而明代被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在于各种工业发展迅速，尤其在江南地区，有松江的棉纺织业中心，苏州的丝织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等等，另外，广东佛山镇的冶铸业也非常著名。
但是，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是一个奢侈之徒，他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加上三大征（指他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及婚礼、珠宝等项，“积而算之，亦既二千六百余万矣。”
巨额支出使得明朝财政爆发危机。1596-1599年，朱翊钧派出大量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到各地掠夺金银。矿监到处树帜寻矿，拆毁民房，挖掘坟墓，抢劫家财和葬物。税使在通都大邑增设税监，在交通要津设榷关税卡，造成了“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的局面。1598-1606年，据不完全统计，这批人上交银671万余两，金2.2万两。，但“纳之公家者十一，吞之群小者十九。”以此推算，这些人搜刮的金银数字当有四五千万两，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金银器皿和珍宝。[20]
朱翊钧竭泽而渔掠夺民间财富，重创了当时欣欣向荣的工商业。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常州等城市，都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日趋枯窘，全国出现了“贫富尽倾，农商交困”，“虽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凋敝”。时人以为，矿税之祸，甚于倭寇。“倭为皮肤之疾，矿实腹心之病。”而此次劫掠中，各地上缴的银额，又被固化为每年上纳的正额商税。河南省每年额派正税银为15350多两，自从1599年榷税后，实增包税银71650多两，广东省增加到18万两，山东为12.1万两，荒僻的广西也要派银4万两。[21]
朱翊钧从民间大肆搜刮钱财，不仅彻底破坏了全国的工商业，而且激发了市民的激烈反抗，明朝的衰落自此难以挽回。史学家赵翼认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矣。”
从汉武帝刘彻和明神宗朱翊钧的作为不难看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刚刚萌芽，方兴未艾之时，就被王权的滥用所摧毁。朱翊钧此举不仅葬送了明朝江山，而且使得中国彻底丧失了与西方平行发展的机会。
社会学家赵鼎新认为，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18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1500年之后，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乏善可陈
欧洲文明塑造了现代世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与之相比，中华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贡献乏善可陈。时至今日，韦伯等学者都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在各种见解之中，政治制度都是重要原因。
自秦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一直以掌控权力为第一要务，大多数王朝都保持着重农轻商的传统。明代以前，中国只允许官方派船出海，或者经过官方许可后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不许来华，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很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中国的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海禁的废弛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但海禁政策是其主流——只允许官方垄断经营的朝贡贸易，禁止民间从事海上贸易。1405年起，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但其主要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让一些国家前来朝贡，以示对中国臣服，满足皇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正如安振《千秋兴亡·明》一书所说，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使得明朝的赏赐开支成为沉重的经济包袱。因为有利可图，郑和六下西洋回朝时，竟然有16个国家派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一书显示，即使是明代中期1567年隆庆开海之后，也有诸多限制：一方面只开放了月港这一个小港口，出洋的地点必须确定（不准去日本），经营的物品及其数量也有限制。隆庆开海以后，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才真正形成了华侨出国高潮。正德十二年，明廷市舶司始行20％的税收，这标志着明王朝海外贸易中税收的真正开始，导致朝贡贸易的进一步衰落，私人海外贸易进一步活跃。
到崇祯年间，皇帝再度禁海，但郑芝龙以民间力量统合起各支海上力量，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上商业集团。在此前的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就屠杀中国吕宋华侨25000人，到1635年（即崇祯十二年）西班牙殖民者再度屠杀华侨22000 人。究其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海禁政策驱使福建漳州、泉州人流移海外，变成了殖民者的刀下亡魂。
清代（1636-1912）不仅沿袭了明代的禁海政策，而且更加严格。1655（即顺治十二年）年，清朝建立不久，就颁布了《禁海令》。1678（即康熙十七年）又颁布了《迁海令》，命令沿海居民内迁，同时严禁民众出海，“片帆不许入口”，对外通商口岸只有澳门。直到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才允许沿海地区民众造船出海。两年后，清廷在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各设一个榷关（即后来的海关），允许外商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对华贸易。但这一政策到1711年又开始收紧，重申海禁，对外贸易只允许在广州进行，并制定了许多禁令。对外方面，清廷废止唐宋以来的“市舶司”，设立粤海关。粤海关不直接与外商交洽，相关事务通过牙行（即十三行）从中经办。另外，清廷还颁布了许多禁令，限制外商。
而清廷对内的闭关措施更为严厉。其中包括：1.在移民方面，禁止民众出洋，限制海外移民返回清朝。2.禁止向海外出口大米、铁器、硫磺等等，一些物品只有广州的商行可以有限经营。3.严格控制造船业，限定所造船只的规格、尺寸等等。4.严格限制出洋水手、客商，并制定了严格的出洋手续。5.严禁中国的历史书籍出洋。6.严格限制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并且极端歧视华侨。
不难看出，当欧洲各国在海洋上争先恐后对外扩张，并且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商贸利益频繁发生战争的时候，明、清政府却把王权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严厉钳制民众思想，控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正如徐洪业在《千秋兴亡·清》一书所说，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并且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以乾隆为例，他从法国科学传教团的成员，1745年来华的蒋友仁那里了解了大量欧洲和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情况。1750年来华的钱德明在给友人的信中，对中国君主“重视法国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感到欣慰，他曾这样描绘乾隆皇帝的库房，“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皇帝阅兵时士兵所用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乾隆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外交使团去法国会见路易十六，但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终止了这一计划。[22]
与欧洲列强相反，乾隆大力推行抑商政策，以弱民、穷民。对于民变，乾隆历来都是坚决镇压，在朱批中，随处可见严惩刁民、顽民的字样，诸如“此等刁民，即鸣枪伤一二何妨”、“顽民聚众，干犯刑章”、“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等等。1893年，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先后被处死，1794年，乾隆就对白莲教疯狂大搜捕。[23]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仅没有促使乾隆产生紧迫感，放弃禁海和思想钳制等做法，反而促使他让中国自绝于世界，导致清廷在1840年以后一败再败，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灭亡。
▌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
“在法国，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斯塔尔夫人的名言，说出了欧洲政治的真相。从古希腊开始，欧洲的政治制度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在古罗马得到进一步完善，其后，古罗马的共和制变成帝制。基督教兴起之后神权扩大，在君权神授的中世纪，王权变成了教会管理俗世的代理。其后，王权与神权对抗，并且逐渐占得了上风，民族国家建立。但是，绝对君主制又引发了贵族和民众的反抗，他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代议制民主。虽然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保留下来，但公民成为了国家主人。[24]
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提供了极强的解释：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压榨性的政治制度和压榨性的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压榨性的政治制度采取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也可能产生经济增长，但压榨性的政治制度很可能将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改变成压榨性的经济制度，使得经济增长中止。[25]在学理上，这一分析框架存在一些争论，但是，在现实的观察中，这一理论却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一理论说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从政治上讲，包容性强调人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包容性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26]
英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为英国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打下了基础。“光荣革命巩固了产权，并为其奠定了理性基础，改善了金融市场，削弱了国家颁布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基础，消除了工业扩张的壁垒，使得政治制度对社会的经济需求和对外开放做出了反应。”[27]因此，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开始，并实现了最大跨越。
不仅如此，英国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还实现了良性循环。当英国民众要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英国的政治精英作出让步，这使得民主在英国稳健发展，英国人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1864年，英国有选举权的成年人仅为9%，1868年增长到16.4%，1886年增长到28.5%。1918年通过的《人民代表法》确认女子年满30岁可以与21岁的男子同样享有选举权，这一性别歧视政策10年后被取消。在20世纪初，英国成年人中有选举权的不到30%，到1921年增长为74%，1931年增加到96%。
与英国相比，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一直被威权所困。从文化上看，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初是法国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为“美好年代”，巴黎被称为“光明之城”，是世界之都。而德国在1914年成为头号欧洲强国，但后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坎坷，与其没有及时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为什么没有建立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这或许是基于不同的政治传统。中国自秦汉大一统之后，就从封建制进入郡县制，君主大权独揽的王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牢牢确立，此后不断自我强化，到明清两代达到高峰。在西方，无论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都有僭主和寡头集团统治的现象，但长期的封建制直到现代世界才被摧毁。就权力格局而言，封建制之下，最高统治者无法享有中国皇帝那么巨大的权力。在古希腊，一直有民主传统，并且被后来的古罗马人继承。在中世纪，王权长时间受制于神权，即便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期欧洲的“绝对君主制”，也远远不能和东方专制主义相比，[28]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从1661年一直执政到1715年，路易十四执政期是欧洲君主专制的典型。他建立的绝对君主制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但是，路易十六正是因为征税遭到贵族反对，才被迫答应召开三级会议，因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显而易见，欧洲的绝对君主制下，国王掌控的权力仍然比不上中国皇帝。
过于巨大且没有遭到强有力约束的中国王权专制主义，不仅扼杀了市场经济的萌芽，而且错过了工业革命。在“王权支配社会”，没有任何力量与之抗衡且没有受到真正约束的情况下，中国一直没有基本的法治，也就难以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而欧洲进入现代之后，逐渐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借此高速发展，加大了领先其他文明的距离，可谓一骑绝尘。
延伸阅读书单
[①] W.M.斯佩尔曼《政治思想简史》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②] 王美秀、段琦等《基督教史19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③]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58页，格致出版社2011年3月版。
[④] 芬纳《统治史》第三卷30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⑤] 阎照祥《英国史》190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
[⑥] 同上，201页。
[⑦] 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2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⑧] 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97页，法律出版社2015年5月版。
[⑨] 同上，206页。
[⑩] 同上，225页。
[11] 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版。
[12]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13] 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14]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2017年5月版。
[15]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832页，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版。
[16] 同上，131页。
[17] 刘守刚《中国财政三千年》10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7月版。
[18] 同上，106页。
[19]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143页，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0] 王毓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下4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 同上，494、495页。
[22] 李景屏《乾隆与法国大革命》，《文史知识》2010年4月。
[23] 同上。
[24] 李筠《西方史纲》272页，岳麓书社2020年版。
[25]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5月版。
[26] 同上。
[27]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151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5月版。
[28] 刘北成《论近代欧洲绝对君主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一期。刘北成还强调，只有俄罗斯的情况复杂一些，兼有东方专制主义和欧洲绝对主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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