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警察的困境》一：柏林墙的倒塌-(5）

阿玛尔菲塔诺想，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有爱心的、快乐的孩子，在我消失在泥泞的平原上小学里，我是最聪明的，在我迷失在山区和雾中的中学里，我是最勇敢的，我是最胆小的少年，在弹弓大战的下午，我在地理书中遨游做梦，我学会了跳摇滚和扭腰舞、波莱罗和探戈，但没有学会奎卡(Cueca一种拉美舞)，尽管我不止一次地止步在树荫下，准备好了手绢(cueca所需)，心里被某种东西驱动着，因为在我的爱国主义爆发中，我没有朋友，只有敌人，纯粹主义者被我的奎卡舞步羞辱，我的无意义的和自杀式的异端思想，我在树下饮酒后睡觉，我遇到卡门西塔马丁内斯含情脉脉的目光，我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在Las Ventanas游泳，我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与其他学生合租的公寓里煮了最好的咖啡，我的室友们，像我一样的南方人，会说咖啡真好，奥斯卡，你做的咖啡最棒，虽然它有点浓，实际上它太意大利了，我听到有人叫我"绝对的懒鬼混蛋"，一次又一次地，在公共汽车上在餐馆里，仿佛我已经疯了，仿佛大自然在磨练我的感观，想警告我些可怕的和无法看见的事，我参加了共产党和进步学生协会，我写了小册子读了《资本论》，我迷恋并嫁给了伊迪丝·利伯曼，她是南半球最美丽、最可爱的女人，我没有意识到伊迪丝·利伯曼应该得到世间的一切，得到太阳和月亮，得到一千次的吻，然后再得到一千次的吻，我与豪尔赫·泰利尔一起喝酒，与恩里克·利恩聊精神分析，我被开除出党籍，但我一直相信阶级斗争并为美洲革命而斗争，我在智利大学教文学，我翻译了约翰·多恩，以及部分本·琼森、斯宾塞和亨利·霍华德的作品，我签署了左派团体的宣言和信件，我相信变革，为消除世界上的一些痛苦和排斥而尽自己的力量，（但我还不知道—我是如此无知—苦难与卑劣的本质），我是一个浪漫的人，在我心里只想和伊迪丝-利伯曼一起漫步在明亮的林荫道上，来来回回，感受她温暖的手，在和平中，在爱中，而命运的风暴、飓风甚至大地震在偷偷升起，我预言了阿连德的倒台，但却没有做任何准备，我被逮捕并被蒙上眼睛带去接受审讯， 当更强壮的人被打垮时，我经受住了酷刑，我听到三个音乐学院学生被折磨、强奸和杀害时的哭声，我在（智利的）Tejas Verdes集中营呆了几个月，我活着出来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我的妻子团聚，我与左派团体保持着联系，那些浪漫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枪手、精神病患者、教条主义者和傻瓜，无疑都是勇敢的，但勇敢有什么用？我们还要勇敢多久？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书，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出版社翻译 J.M.G.阿琴波尔迪的《无尽的玫瑰》，我听从了我心爱的伊迪丝所希望的，我们女儿的名字是对阿琴波尔迪的小说标题的致敬，而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向罗莎·卢森堡致敬，我看着我的女儿在阿根廷微笑，在哥伦比亚爬行，在哥斯达黎加迈出她的第一步，然后在加拿大， 我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因政治原因离开国家，也因学术原因进入国家，带着我图书馆的残骸，还有属于我妻子的几件衣服，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还有属于我女儿的几件玩具，以及我唯一的一双鞋，我称之为 "无敌鞋"，它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区附近一个意大利老鞋匠的店里用神奇的皮革制作的，我曾在炎热的夜晚与拉丁美洲的新激进主义者交谈， 我看着从火山中飘出的烟雾，我看着像女人一样在咖啡色的河流中嬉戏的水生哺乳动物，我参加了尼加拉瓜革命，我离开了妻女加入游击队，我把我的妻子和女儿带到了马那瓜，当她们问我参加的是什么战争时，我没有回答，我说我一直在战线后方，但我看到了伤员，垂死的人还有许多死亡，我看到了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的眼睛，如此的和如此狗屎混合在一起，让我对竞选活动的每一天都感到恶心，我是马那瓜的一名文学教授，没有什么比举办伊丽莎白文学研讨会和讲授维多夫罗、聂鲁达、德・罗卡、博尔赫斯、吉隆多、马丁·阿丹、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巴列霍、赫莎梅尔·德尔·瓦莱、欧文、佩利瑟的诗歌更让我感到荣幸的了, 以换取可怜的薪水和我的穷学生的冷漠，他们过着绝望不稳定的生活， 我最终离开去了巴西，在那里我可以赚更多的钱，并且可以支付我妻子所需的医疗费用，我在世界最美丽的海滩上扛着女儿游泳，而比海滩更美丽的伊迪丝·利伯曼在岸边看着我们，赤脚踩在沙滩上，仿佛她知晓我永远不会知晓的事情，她也永远不会告诉我，我在一个夜晚成为鳏夫，在一个窗户被打碎的温柔之夜，四点一刻时我坐在伊迪丝·利伯曼的床边的夜晚，她是智利犹太人，法语教师，隔壁床的巴西女人梦见了一条鳄鱼，一条在灰烬中追赶一个女孩的玩具鳄鱼，我必须继续下去，同时为我女儿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把痛苦堆积在一起，我一生中第一次雇用了一个仆人，罗西娜，东北人，21岁，是村里两个留守女孩的母亲，我女儿的好仙女，有一天晚上我听完罗西娜的悲惨故事后，我和她睡在一起，可能给她带来了唯一的不幸，我翻译了奥斯曼·林斯，并且是奥斯曼·林斯的朋友，尽管我的译文从未售出，我在里约遇到了地球上最善良的左派，我—为了他们，为了我自己，为了对艺术的热爱，出于一种反抗意识，出于一种该死的义务，出于一种信念，没有任何理由，为了好玩—我被卷入了旧的麻烦之中，不得不离开巴西，时间只够收拾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我在里约机场看着我的女儿和罗西娜哭泣，看着莫雷拉说这些女人怎么了，看着路易斯·利马说你们一到就给我们写信，看着机场休息室里来来往往的人，看着伊迪丝·利伯曼的鬼魂比科尔科瓦多山上的的基督像还高，同时我看不到任何东西，看不到来往的人，看不到我的朋友，看不到罗西娜，看不到我的女儿，看不到我们要离开的伊迪丝·利伯曼或沉默或微笑的鬼魂，我来到巴黎，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我负责在办公室里挂海报、扫地，女儿睡在我们位于Eaux街的一间小阁楼里，我努力奋斗，直到在一所高中找到工作，我在一所德国大学找到工作，我带着女儿去希腊和土耳其旅行，我带着女儿去尼罗河旅行，伴着我们两人的，总是那些接近但无法触及我们感情的秘密核心的朋友们，我在荷兰的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教授一个关于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的研讨会，这使我受到关注，甚至使我有点出名，我为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拉丁美洲左翼分子出版的《如此糟糕》周刊撰稿，我发现在一个文明国家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是多么好的事情，我发现了变老（或疲惫）的最初迹象，这些迹象长期存在于我的身体中，但以前被忽略了，我去了意大利生活，在意大利工作，在意大利旅行，在我祖父母的土地上，我写了关于鲁道夫·威尔科克的文章，他是马塞尔·施沃布的心头之爱，我参加了欧洲各地的会议和座谈，像一个公司老板一样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睡在五星级酒店，在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都是为了谈论文学，谈论创造文学的人，我终于在巴塞罗那大学洗心革面，在那里我认真而热情地投入工作，在俄国人发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热情的同时，我发现了自己是同性恋，我被琼·帕迪拉发现，就像发现大陆一样，我被扫地出门，重新发现了快乐，并付出了代价， 我是嘲笑的源头，是学术殿堂的耻辱，被贴上肮脏的南美人、基佬苏达卡（对拉美人的蔑称）、青年诱拐者、南锥体女王的标签，我现在坐在我的公寓里写信，恳求朋友，寻求在某个大学工作的机会，而随着时间流逝，几天，几周，没有人给我回信，好像每个人都突然不存在了，仿佛在这些危机时期，任何地方都不需要文学教授，我做了那么多事，对那么多事保持信念，现在却要相信我不过是个肮脏的老男人，没有人愿意给我一份工作，没有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