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火

今年的八月颇有点血光之灾的意思。

中旬的一个不那么炎热的夜里，眉弓磕在洗漱池边沿上，那时我正闭着眼睛，以免花伞喷下的水珠子进眼，一声巨响，震住了我整个的头颅，心里默念“还好还好，应该无碍”。

只是，隐隐闻到一股子铁锈味，不怎么陌生的气味渗入鼻腔，我不得不睁开眼，直看到镜子里鲜血直流的我的脸。不知为什么，年少时那么在乎美丑的我，此刻竟无动于衷、不以为然，仿佛这只是些微小事。我擦掉血迹，确定暂且安稳后继续完成了未竟的洗澡事业，简单整顿一番下楼步行至校医院。

快十点，天早黑了，但有人值班。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眼睛明亮温暖，看着很和善而有耐心，头发边分，扎在脑后，有些精细，但并没到一丝不苟且透着严肃的程度。她仔细地询问前后缘由，帮我处理伤口，但是，校医院换药室已经关闭且没有极细的医用缝合线，她建议我去校外的大医院做缝合手术。于是，她用胶带将白色纱布紧紧贴在我的眉尾处，把伤口妥帖地裹起来，直把我的面部扯歪。跟她告别后，我顶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白色包袱走进蝉鸣铺就的夜色里，打车去了医院。

近晚上十一点，急诊外科等候处的病患还不少，有老有少，手里拿着片子的、打着点滴的、闭着眼睛补眠的。但似乎，只我无人相陪，显得有那么点酸。值班的是外科主任，十分忙碌，一会儿进了手术室，一会儿接打电话，直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主任草草看过我的伤口，拿起手机打起电话，“是的，一位30岁的女性，需要缝合。”一通电话不到20秒，就挂断了。他并没有解释什么，就直接出去了。仿佛默认我已经懂了他的意思。就这样，事态模糊，带着忧疑却又只能等待，我耐心的返回走廊，坐在椅子上，进入第二轮等待。

将近十二点，一个穿着黑色短袖的年轻男性从外边拐进了走廊。他看见我，说“是你吧？”我点点头。他叫我稍等。整型外科的手术室就在这条走廊，正对着我坐着的椅子。医生换好白大褂，招呼我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并不大，四四方方，一排柜子，一张手术床，两张升降椅。我平躺着，一盏发着黄光的明亮的手术灯在我正上方。想起，上一次面对同样的灯光还是在根特——看牙，长期磨牙导致头疼。再上一次，是在厦门，拔智齿。再上一次，是第一回拔智齿。

这灯光，像一个无声的信号，告诉我，这和伤痛有关。细长的针管戳进我眉尾处的皮肤里，麻药顺着针管进入我的身体。当医生一针一针地把裂开的伤口缝起来时，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痛。一共七针，紧紧秘密，排成排，整齐地码在两厘米长的伤口上。我看着镜子里顶着黑线缝合的伤口的我，有些丑。至少，创口不再毫无保护的暴露在空气里了。

走出医院，湖风吹来，一点儿也没有夏天的炎热。

八月，是我开始在这个城市生活的第4个月。早早的，来了一记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