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中午就能见到袁梦了。八点整，“复兴号”满怀爱意地驶出北京南站，下一站济南西，再下一站南京南，再再下一站就是上海了。下火车我就跟刘总请假。开标会三点开始，即使按照他“做任何事情都要打足富余”的原则，也足够富余了。散了会，我们飞贵阳，晚上八点半前就能一边喝着茅台镇的陈年老酒一边吃着酸汤鱼火锅，一边和张总商讨那笔拖欠四年之久的工程款了。
刘总坐一等座的17号车厢，我坐在二等座的8号车厢。不挨着他坐，我倒轻松愉悦：可以肆无忌惮地看手机、傻子一样地发呆或者四仰八叉地睡觉。当然，四仰八叉只是我睡姿的一种变形，你们哪里知道，睡前我已经把衣服的皱褶捋平，将头发捋顺，两只皮鞋并拢，精准地插进前排的座位底下的空当里。最让我惬意的是不用听刘总的东拉西扯，不用看他在我脸上游移的充满怀疑的眼神。不用先干咳一声，思量片刻再作回复他的一些问话。我的一个小漏洞一个小疏忽，都会招致他一番涉及哲学、心理学、佛学、儒家、道家的思想教育——我经常理解为是对我的过度解读和欠缺尊重。
长长的列车像一条移动的电影胶卷，在我眼前播放着城市、乡村、山川、河流、田园、丛林、草原、丘陵……一会儿白云朵朵，一会儿又阴云密布，再一会儿又钻进漆黑的隧洞。时而是一马平川，金色稻浪潺潺流动。时而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树上稀疏发黄的叶子渐渐变得繁茂翠绿，田间红砖房的颜色逐渐变浅，直至变成白色的小楼。只有极远处的山脉呈现出没骨的水墨青色。毛笔在清水里蘸一下，用笔肚涂出浓淡相宜的底色。天和山的界限不清，像是被一片薄雾笼罩至尽头。胶片里的城市大都可以剪掉，它们太雷同了，连广告牌都像是一家工厂出产，如出一辙。让人产生回放的错觉。 一队一字形的大雁像拉锁一样划过铅色的天空，但剪不开絮满蓝天的乌云。它们振翼与列车同行，好像要把我们带回到温暖的春天。它们从车窗右上角移到左上角，一会儿又被铝合金边框甩出了视线。它们不辞劳苦地迁徙，为的就是生存。人们尊重大雁，同时也在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幸亏有了动物保护法的约束，不然弹弓、石块或者酒瓶子就能把它们送上餐桌，手机订餐软件里一也定会发现它们四分五裂的尸体。我翻了半天手机，铁锅炖大鹅，固始鹅块，陈皮鹅都没找到。一份45元的港式烧鹅套餐，看起来颇有食欲：色如红枣，满屏飘香。我把菜单截图后发给刘总，他选了梅菜扣肉套餐。我告诉他，到南京南站，午餐会送到他的座位上。他回复了一个OK 的手势。
这也算是我出差的一个小福利吧。我平日的午餐大多是前一天的晚餐，微波炉里转一下，比外面的拉面、煎饼，韭菜盒子都要好吃。我的合租伙伴没有固定工作，这是我的一项大福利。周末我们一起把一周的菜买回家。晚上他负责做饭，我负责刷碗。他随便一做，我都吃得倍儿香。赶上他不做晚饭，我就去离办公室四百多米远的兰州拉面馆吃一碗拉面。他家的拉面比办公室对面的那家要便宜3块钱，我又能多喝一瓶可乐。
窗外的景色慢慢趋于平淡。我拉下窗帘，放缓椅背，靠在上面，像倚在袁梦柔软的胸脯上，真是一种享受。我刷了一会儿朋友圈，都是些哗众取宠或者虚张声势的大标题：定了！本市这项措施惠及百万居民。打开一看：原来是社区在免费分发耗子药；她竟被世界各国评为最美的女人！打开一看：最美的女人是妈妈；爆乳女友上床就想要……点开是：一款带货的胸罩软广告。我的阅读兴趣被玩弄得体无完肤，令我哭笑不得。方方正正的汉字在发生扭曲变形，慢慢变成一个个黑点，黑点又连成一片黑云，带着安眠药的气味，从手机屏幕上飘出来。我的双眼被蒙住，瞬间掉进睡眠里。连续一周，我都被钉在蓝色绒面的格子里。前天晚上更是一夜没睡。半夜两点吃了一个盒饭，顶到昨天下午2点。才在截止时间前在网站上提交了投标文件。当我站起身的一霎那，脑袋一阵眩晕，眼前无数金星闪烁。我真想抓一把，跑到当铺或者金店兑换成现金。几分钟后，刘总走过来，发现我脸色惨白，表情痛苦地瘫在椅子上，赶紧跑回去，把一瓶喝了一半的可乐递到我的嘴边，“低血糖。赶快补点糖。”他说话的声音好像从远处飘来把我唤醒，我不由自主地叼住瓶口，咕咚咕咚喝光了那半瓶可乐。五分钟后，我又是好人一个了。刘总摆出一副过来人的表情说，“记住喽，你们加班一定要备点甜食，饮料、糖块都行。” 哪还有什么“你们”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在心里反驳道。
在张姐被辞退那天，部门经理就把她的长悬臂的台灯夹到我的办公桌上，还问我要不要她养的那盆仙人球。我意识到，我已披上了张姐那件“预算员”的战衣，和她融为一体了。我后悔说过会使用预算软件的话——半真半假的话，何必当真呢。以前周末加班，张姐会带着小宝来。他只有三四岁，南瓜头，嘟嘟脸，脸色如一张白纸。他骑着扫帚，我骑着拖把，我们一起念着咒语飞翔在城市上空。玩累了，我给他喝酸奶、吃饼干。我问他，“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他说喜欢爸爸。我有点意外，继续问他，“那爸爸是做什么的啊？”他摇摇头说，“不知道。爸爸总出差，只有周六、周日才能见到他。”“那爸爸都带你去哪儿玩？”他望向靠近屋顶那一窄条挂着金属网的玻璃窗，眼睛里含着笑，“他带我吃比萨，吃意面，吃鸡翅，吃汉堡，喝奶茶，喝果汁儿。还带我去游乐场、去公园，玩到天黑再送我回家。”我说，“哦，爸爸真好！那为什么一周就见一面呢？”他低下头，“我不是说过了嘛。他经常出差，不能跟我们住在一起。”说着说着，他突然抽泣起来，“好长时间没见着爸爸了，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我有些手足无措，赶忙给他抹眼泪，“别哭小宝，” 我逗他说，“一会儿有一只狸花猫蹲在窗户外面。我们找它玩好不好？”他好奇地又望了一眼窄条窗，停顿片刻又哭起来。“不哭不哭，妈妈总夸小宝帮妈妈刷碗、帮妈妈擦地，是懂事的乖孩子。哭就不乖了啊，小宝。”“我想——爸爸，我——想——爸爸！”小宝哭得愈加伤心。张姐放下手里的活，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抱起他坐回到座位上，抽出几张纸巾给他擦眼泪、擤鼻涕。他扭动着身体，咬了张姐手背一口，嚷着，“我不喜欢你，办公室一点都不好玩。我要爸爸！”张姐边给给他擦眼泪，边回头偷偷看了我一眼，勉强挤出一丝忧伤的微笑。小宝耽误了张姐的大好青春，她只能听天由命地看着自己不断地贬值。她应该坐在5A级写字楼或者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宽敞舒适的单间里，而不是这间半地下室的2.2平米的格子间里。
老板最近一直在微醉的状态中，他对张姐那次不请假而离岗大发雷霆。他用含糊不清的口齿，清晰地说出了开除她的决定。张姐解释两句便被更大的吼声压制住。我们围着她站成一圈，她沉静忧伤地坐在椅子上，嘴边挂着一丝冷笑。后来，我向刘总求情，说她家小孩儿确实病了。刘总没好气儿地说，“你别瞎掺和，老板看不惯她有一段时间了。”
张姐走之前和我说，“那天，幼儿园的老师打电话让她接小宝，小宝情绪失控了，哭着喊着要爸爸。他爸的媳妇刚生了孩子，顾不上小宝了。小宝给他打电话也不接，说好的亲子活动他也不出席，这几天我真弄不了他。”我看她的眼睛有些湿润，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摇摇头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我跟过去和她一起收拾桌子。“男人靠不住，他爸出差不到半年，就和同事搞上了，比我小6岁，比他小9岁。哼，他说找到真爱了。”她咕哝着。我说，“张姐，以后小宝闹情绪，你就带他来办公室找我，我可以带他逛对面的商场。”她礼貌地笑了笑当作回答。“张姐，以后我有不懂的问题还要请教你呢。”“没问题，张姐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她继续收拾抽屉里的文件，没用的丢在垃圾桶里，有用的都放到一个牛奶的纸壳箱子里。临行前她郑重地对我说，“小彭，这里不能长待，温水煮青蛙。等你成长了，就会发现这儿像幼儿园一样幼稚，从老板到员工。”我瞥了一下嘴，表示赞同地说，“现在水都快煮开了。”我送她走到办公室的门口，给她开门，她头也不回，踩着咚咚的脚步在回声连绵的走廊尽头隐去了。
很快，裁员如多米诺骨牌一张接着一张地倒下。我心里焦躁不安，表现得却异常冷静，总是以一副嘲笑的口吻问同事，“喂，知道下一个是谁了吗？”那些暗地里让我痛苦烦恼的东西，就这样变成了玩笑话。甚至我故意把那些不该说的话大声说出来，好像要刺激一下玻璃门后的老板，让他尽快从酒精中清醒过来。此刻的青年人最需要朋友，平时关系平平的同事，都成了朋友。我们议论着将来的打算，相互寄托着苟富贵无相忘的情意。“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口头禅，好像我们已经提前获得了胜利。
我很幸运地成为扑克牌中最小的那张，等大牌都打出去，最后才能轮到我。送别成了我最主要的社交活动，我不停地替他们打开办公室的门，直至把空荡荡的自己关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蓝格子变得空旷，办公室变得荒芜。花岗岩的窗台上生出了苔藓，缝隙里长出了蘑菇，成群结队的蚂蚁在缝隙里筑巢，空气中充斥着一种酸臭发霉的味道。等到蚂蚁和爬山虎爬到我的办公桌上，我就用开水和剪刀对付它们。傍晚，我只需打开头顶那一束灯管，仿佛坐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老板和刘总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我孤单繁忙的身影，从而得到公司还在正常运转的结论。这会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希望吗？这是我们共同上演的一出不肯认输的大戏——不，这更像是我们不肯谢幕的一种仪式。刘总故作兴奋地要把部门经理的那台配置最高的电脑授予我。我手拄着头，呆若木鸡。他摇了摇头说，“那算了。”上司（部门经理）的上司（副总）现在成了我的上司，我升职了！我当部门经理的理想是提前实现了还是彻底破灭了。我试探着问刘总，“依您之见，我该怎么办呢。”刘总是老板的合伙人，他鼓励我说，“公司还没到山穷水尽、油尽灯枯的地步。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熬过去，就是一片曙光。”他凝视着我的眼睛，希望我的眼里能够射出一缕希望的光芒，但我让他失望了。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但他乐观的态度让我在半信半疑上减少了一些疑问，增加了一份确信。这段时间我总徘徊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在焦虑和自慰中过日子。我找出以前的简历，改了改，投出去几份聊以安慰。我没有彻底输给悲观，多亏了袁梦。她是我乐观的源泉，我只要幻想着和她在一起，就能短暂而忘我地减轻焦虑和孤寂。我不能没有她。我向她虚报了薪水（放大了二倍），又把办公地点，从五环外挪到CBD的国贸三期。为了让她相信，我经常找几张CBD的照片发给她。我甚至陷入病态的幻想中，幻想各种痛苦悲惨的事情，好像有了这么一个极端的痛苦，就能冲淡裁员给我带来的无助和沮丧。
刘总熬过黎明前黑暗的方式就是天天的在网上搜寻项目招标信息，然后，报名、交保证金、安排我做投标文件。我们工程公司已经成功转型为一家专业投标公司。一个接一个地投。中了，黎明的曙光就会从窄条玻璃窗洒进我们的这间半地下的办公室里。当然，也曾飘来几朵希望。有一家央企居然对我们发生了兴趣。我幻想着能一跃成为央企的员工。刘总可能也这么想，他至少是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再差也是个部门的经理吧。如果那样，我不是部门经理就是部门副经理。听说央企的部门都巨大无比，保不齐还有部门经理助理或者部门经理秘书的职位，我都能胜任。
过道对面的女人一会儿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包纸巾，一会儿掏出个笔记本电脑，一会儿又掏出一件披肩。一会儿又掏出一个充电线。每次都是放倒箱子，拉开拉锁，打开箱子，然后合上箱子，再拉上拉锁。为什么不一次都拿出来呢。就是为了吵醒我吗？邻座光头大叔的电话把我彻底吵醒，他炫耀似的大声谈论着一个大项目，后面座位上的女士不时发出嗤嗤的笑声。我迷迷糊糊地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戴着耳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看。
我没告诉袁梦今天要来上海。我想到她楼下再打电话给她，“亲爱的，你下楼吧，我就在你办公室的楼下……”她一定异常惊喜。异地恋是昂贵的，每见一面都特别珍贵。这将是我们相识四个月后的第五次见面。但我们好像认识了好久，我们几乎天天视频，畅想未来：她来北京，或者我去上海。再或者，我们俩一块漂到一个新的城市。现在就是如此，我从江南漂到北京，她从东北漂到了上海。我们当初都对家乡感到厌倦，希望漂得越远越好。但在大城市混凝土丛林和坚硬的柏油马路上很难生根扎根。但我们只要在一起，工作可以慢慢找，我们有年青的资本去浪费。
过了徐州，我终于按捺不住，放弃了那个让她意外惊喜的主意。我给她发微信，“干吗呢。”她回复，“还能干吗，做报表呢。”我把一首老歌“雨蝶”的MV发给她。5分钟以后，她说，“好听。”我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来呀。光说不练，假把式。”“我向你飞，雨温柔地坠。”“北京下雨了吗，上海在下耶。”“南京在下。”“你去南京了？”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火车还在往前开。”“去哪呀？”后面又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上海。”“真的假的！”“假的。”“讨厌，上次你就放了我的鸽子。害的我自己买了一束玫瑰，在同事面前溜达了一圈。”“哈哈哈，这次是真的！下车就给你买玫瑰去。”我给她发了一张车厢接合部电子显示屏的信息：“北京南——上海”“讨厌，我今天没洗头。”“意不外意外？惊不喜惊喜？”“那我等你一起吃午饭。”“别等我了，我车上吃。“不行！”“我想起一首诗。”“你真有闲心。”“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哈哈，我在中国的另一端等你睡。”“哈哈哈。”
心情愉悦地吃完那份烧鹅套餐，我又刷了一会儿手机，就到了上海站。刘总在站台的人群中找到我说，“坐高铁坐对了吧，就这天儿，坐飞机准耽误事。”“是啊，您的决定英明。”我奉承他是为了向他请假。“即使不下雨，也不能冒那个险。”“对的，嗯，刘总，我跟您请个假，去见一下我的女朋友。”他看了看手表，皱着眉头说，“时间这么紧张，非去不可吗？”“您放心，肯定耽误不了事，咱们会场见。”“唉，年青人，把时间打富裕了，千万别掉链子。”我小鸡啄米似的点头。他不再吱声。其实我只是陪读的小书童，他作为法人的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考试的是他。出了站，他发现我没有带雨伞，便大声说，“上海的降雨概率是51%，你没看天气预报吗？”他撑开伞，我有些尴尬地钻进伞里。外面下着又密又细的小雨，天空偶尔被轰隆隆的雷声填满。刘总一手给我撑着伞，另一只手拎着黑色公文包，我们一起走到火车站广场对面的马路上。出租车、滴滴快车排着队停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一辆空出租车驶来，刘总把我塞进车里，然后向对面的咖啡馆走去。
出租车将近一点在理想大厦的旗杆下停住。袁梦打着一把花雨伞站在理想大厦的门口：她穿一件藕荷色的呢子大衣，下摆被阵风扬起。半张脸缩在大衣的翻领里，露出了冻得发红的鼻子。一条花丝巾扎着一条马尾辫，又长又直的腿上套了一双黑色的长筒靴。在墨绿色玻璃的映衬下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她赶紧跑过来为我撑伞。我抱住她，她把头埋在我的怀里。我的手拉着她的手，手很凉。我抬起来搓了搓，吹了口热气。她笑着说，“没人疼啊。”我握紧她的手，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她拉着我的手说，“走吧，我还没吃饭，你请我吃比萨吧。”我握住她撑伞的手，她松开了，双臂环住我的胳膊。我说，“越快越好啊。”我们在雨中走了一段。雨下得不紧不慢，很像梅雨季节里的雨，但潮湿的空气使我感到格外亲切。花坛里几朵蘑菇露出头，竟然和办公室里窗台缝隙里长出来的一样。服务员好像认识袁梦，她们熟络地打招呼。袁梦把我介绍给她，“这是我男朋友。从北京过来的。”我站起来，她在桌子底下踢我。我笑着说，“你好。”服务员保持着职业微笑，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然后笑着点了点头，离身时微微瞥了一下嘴巴。“她是我一个老乡，我就是要她看看，我有男朋友，不是没人要的老处女。”“她那么说过？”“含沙射影呗。她比我小两岁，孩子都快上小学了，哎呀，天天在朋友圈里晒。”“那也不能歧视我们这些上过大学的吧。”“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儿了吧。”“嗯，以后常来。”“哈哈哈，这个可以有。”
洒满蘑菇粒和三文鱼片的芝士卷边比萨的优惠套餐只卖59元。我又要了一杯28元的法国红酒，有意营造浪漫的氛围，还不时地和她的奶油蘑菇汤碰杯。她捂着嘴笑，看看四周低声说，“你好傻。”“我不傻，为我们一会儿的温存注入一些兴奋剂。”她大笑起来。我们相隔一千公里，四个半小时后的现在就近在咫尺，吃完饭我们之间的距离将会变成杜雷斯的0.1毫米。
吃完饭，雨已经停了一阵子了，空气依旧灰蒙蒙的。我们走出餐厅。临街商场的橱窗里玲琅满目，袁梦不时驻足观望。我也好久没逛街了，我拉着她走进去，我想给她买一件衣服或者一个钱包，她每天都能看见或者用到，这样她就会经常想起我。她要了一条围巾，温暖牌的围巾，我说冲这个名字也得买。袁梦围着温暖牌的围巾，我都感觉到了温暖。她挎着我的胳膊，邀请我到她办公室转一圈。我说，“有必要吗？时间宝贵，我们赶紧去开房好了。”她说，“你不想要我的心，只想要我的身体。”我表情尴尬地摇了摇头。“趁中午大家都在，让他们看看我的男朋友。”在一棵树叶还滴着雨水的行道树下，她停下脚步，指了指颈部，“在这里吻一下，使点劲儿，要嘬出唇印儿的那种。”说完她把翻开的领口向下捋了捋，我看到了温润如象牙的皮肤和漂亮性感的锁骨。我看了看四周，捂着嘴有些害羞地说，“干什么呀？”“什么干什么呀，你明明听清楚了。”“不好吧，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你不懂女人，女人的基因里有一截叫虚荣。照我说的做。要嘬出血印子。”我嘬了一口。她认真地问，“红了吗？”我凑近看看，摇了摇头。她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小圆镜亲自检验，然后说，“使点劲儿啊。”我把自己想成吸血鬼，俯下身狠狠地嘬着。嘬完，我长吐了一口气。镜子里的红疙瘩令她满意，她仰着头说，“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 我揶揄她说，“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用胶皮管子自己嘬一个。”“那不是骗自己吗。”她一本正经地说。“但能骗得了别人啊。”“我没骗任何人，我讨厌欺骗。”她快步走在了前面。
她的办公室在理想大厦的8层。我们穿过宽敞明亮的走廊，走进铺着柔软地毯的办公室，玻璃格子里的黑色椅背上露出宽窄不一的肩膀，各种款式和颜色的衣服包裹着肩膀，肩膀上都有一段脖颈，上面架着短发、长发、直发和卷发的脑袋，脑袋都向前探着，像是要钻进那台残酷的机器里。他们的手指滴滴答答地敲击着键盘和鼠标，整个办公室像下着一场冰雹。
靠近门口的打印机每一秒钟吐出印着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纸张，它们被订书钉打穿，整齐划一地挤压在一起。一双惨白的手端着它们，下面是一双穿着西裤和皮鞋的腿和脚，嘚嘚嘚一路小跑送到门上标有***部经理的屋子里。每一张纸上又会长出一只戴着高级手表的手，它握着一只红颜色的笔，在上面画圈画叉，或者写上一些潦草刻薄的文字。
袁梦带着我缓步走过第一排玻璃格子。一阵紫罗兰的芬芳钻进我的鼻孔。“Susan，这是我男朋友小彭。”一个卷发的脑袋回过头，礼貌地向我们点头，“你好。”我回答，“你好。”第二排和第三排的几个脑袋转过来，他们的眼睛里喷射出好奇的目光，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我隐约听到含糊的低语声。靠近过道的女生尖锐地喊道，“晚上请我们吃饭哦，下午都忙着呢。”她望着我们，头发上满是香草味儿。我翕动着鼻翼向她点头，“你好。”袁梦慷慨地回答，“改天一定请你。”我们走到第三排，第二排那几个脑袋如向日葵一般跟我们转过来。第三排一个黄色卷发的女生冲着袁梦一脸坏笑，用挑衅般的红指甲指了指自己的脖子说，“我可看到了哦。”袁梦灿烂地笑着，脸上泛起红晕。我发现她指的部位上也有一个大大的唇印。我环绕在香气中，胸腔里吸满了香气，我接受检阅似的继续往前走。在第四排，也就是倒数第二排，一个毛寸发型的脑袋上的两个窟窿里射出十分不友好的目光，探照灯似的盯着我看。可能是我们离得太近了，他又转回去不快地敲打着键盘。“Robert，这是我的男朋友。”毛寸又回过头，嘴里嚼着一支圆珠笔，斜着眼睛盯着袁梦。他们的目光在混沌沉滞浮满金色尘埃的空气中纠缠了片刻。什么都没发生，他回头干活，袁梦带我坐在了她的工位上。我对工作环境优越的人总能心生嫉妒，但很快赶走了这个想法，他是个失败者，而我……我附在她耳畔问，“他就是你说的那位？”袁梦笑着点了点头，“喝杯我们公司的免费咖啡再走。”我微笑着点头，心里暗怨她为什么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这些无关紧要上。
走到五百米开外的快捷酒店的大堂，已是下午2点零8分的吉时。我订了一间钟点房，袁梦用手捂着嘴，指了指那个电子显示牌，便宜20块钱的特价房闪烁着柔和诱人的红光。我询问前台的服务员。她告诉我那种房间没有窗户，优惠二十块。我询问地望向袁梦，她点点头。我就订了那间特价房。服务员边刷我们的身份证，边微笑着说，“这间房挺好的，在走廊的尽头，很安静。”
进门划卡，打开空调，吹一吹屋内发霉的气味。空调里吹出的风也有一股霉的气味。我们来不及洗澡，拥抱着亲吻着挪到床边摔了上去。衣服胡乱地扔到椅背上，床上，床头柜上，地板上，我们翻滚中它们又缠到身上，随即又被扔到椅背上、地板上。外面汽车喧嚣的轰鸣声稀薄起来直至消散，我们好像置身孤岛，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孤岛。两具生锈的身体，在拥抱中渐渐光润了起来。她像一条就要蜕皮的蛇，扭动着全身在温柔而短促的律动下，咬紧枕头，脸上蔓延开红晕。她的血液好像也涌到了我的血管里，我的脸也红开了，很快我僵硬地停下，停在突然爆发的愉悦当中。我听到床垫里的弹簧发出了愉悦清脆的声响，它们一直在微微地颤抖，像是恢复了微弱的呼吸，抖掉了一身的锈迹，露出了久违的光泽。
我许久没这么快乐了，性爱是解决压抑和焦躁最好方式。心脏擂着鼓，血液在飞速流动，冲垮了所有的不快。我沉浸在剧烈的快乐和一阵隐隐的困意之中。刘总恼人的电话及时地响起，冲击着我的理智。我他妈一直怀疑刘总在我身上安装了监视器，我刚坐在马桶上，他会打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找他。我刚坐下来吃饭，他让我帮他在电脑上查一个什么文件。我正推着共享单车过地下通道的斜坡，他打电话来让我回公司帮他取份资料。我拿起手机，发现时间像青蛙一跳，跳走了15分钟之多。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把手机贴在耳边。袁梦的嘴巴从枕头上挪开，把头枕在我的胸口上。“在哪儿呢？”刘总永恒的开场白，沙哑的声音里透着不耐烦。“我马上出发。”我懒得和他解释。“多打点富余。”“好的。”我扔掉电话，亲吻着袁梦的长发，“我还想要一次，刚才太着急了。”“下次你多呆几天，我们可以慢慢地做爱，不用顾及时间。”我们汗水淋漓地依偎在一起，我还想亲她，“下次啊，”她推开我，“走吧，你们头儿该着急了。”“妈的，天天猴急猴急的，干什么事都跟奔丧似的。”我慢吞吞地穿着衣服，“亲爱的，一会儿你退房。”她把自己埋在被子里，看了看手机，心不在焉地说，“嗯，不着急，按照你的速度，我还能约两个人过来。”我跑过去，掀开被子，把她横过来，拍她的屁股。她狂笑着把被子抢了回去。我又亲她，她也热烈地吻我。直到我们都感到窒息，她才推开我。下床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一下喝了半瓶，剩下半瓶拿在手里，那水里保存着我们共同的气息。不知什么时候，门缝里塞进一张坦胸露乳的“包小姐”的名片。我踩着它推门出去，袁梦匆匆穿上酒店的睡衣，跟在我身后，我转过身，捧起她的脸，清脆地吻了她一下。知道我拐弯回头看时，她还在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手。她恋恋不舍地给了我一个飞吻。我用手在空中抓住她的吻，放到嘴边吻了一下。她捂嘴笑了。我登上电梯，已经开始想念她了。刘总的电话又打过来，我挂断了。
我不知道他着哪门子急，现在是两点二十五分，滴滴软件显示路程只需要20分钟。导航把出租车带到一幢大厦前。门牌号是281号。不是283号吗？我有些吃惊地问司机。他说，“跟着导航走的，没错啊。你再找找。”出租车开走了，我往前走了几步看到279的号牌，不对，一定是走反了。我有点慌，只好给刘总打电话。他说，“你进院，只要长眼睛就能看到283号。”我突然看到楼拐角上有一个大红箭头，上面言简意赅地写着“投标”二字。我紧跑了几步，比每天早上追公交车的速度还快，一直跑上二楼。离开标只剩8分钟。刘总的脸拉得很长，庞大的鼻子都没能帮着提上去。但发缝分得很精准，纽扣一直扣到喉咙上，他依然那么职业。
在去虹桥机场的路上，我们都没说话。我第一次看到刘总在我面前如此黯然沮丧，他靠在出租车的座椅上，把扣到喉结的纽扣松开，用手指狠狠地拢着头发。直到我们坐上飞机，听到喇叭里播放着航班延误的通知，他才扭过脸对我说，“一大早儿，我右眼就跳，就他妈知道今天悬了。这个标太重要了，中不了，公司很难撑下去了。”我靠在椅背上僵硬地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回去你找找工作，提前做些打算吧。”我说，“唉，冬天了，工作很难找。”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徐缓地吐出一口气。我扭过头问他，“刘总，您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跟着您干。”他苦笑一声，“我还有一辆不错的车，私车公用了多年，该到共享的时候了。”
将近十分钟我们谁都没说话，突然他直起身，对我说，“哎，我说小彭，异地恋可不靠谱。千万别沾。”我笑了笑。他的话激起我的逆反心理。别人越是不看好，我就越要坚持下去。“真有那么危险吗？”我是想说，“异地恋是毒品吗？成功率那么低吗？权威部门做过统计吗，不就是要么是零，要么是100%这两种结果吗。”“我就是教训。”他又靠在椅背上。我望着他，心里说，“你是教训，我就成不了经验？”我在这件事上好像和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杠上了。他拿出手机，翻了一阵子，举到我面前，屏幕上是一张长发美女坐在海滩上抿嘴笑的照片。“怎么样？”他狡黠地一笑，“我街坊的女儿，北京户口，工作稳定，温柔贤惠。有意向吗？”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袁梦穿着睡衣站在房间门口向我挥手的身影和那个遥远的飞吻。我摇摇头说，“谢谢刘总，脚踩两只船也不好吧。”他有些尴尬地笑了，“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好像要向他证明似的，拨打了袁梦的视频电话。她挂断了。我又发语音，“干吗呢？”她还是没理我。喇叭里传来：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乘客确认手机关机。我挨着过道，空姐微笑着看看我，又看看我手里发光的手机。我当着她的面关了机。飞机在跑道上龟行一段，拐了一个弯，在不经意间突然加速，发出轰轰的响声，像百米冲刺一般，一会儿飞机倾斜起来，离开了地面……
在一万米高空，我又看到了那队振翅高飞的大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