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100年》中文版序

中国和希腊自古就有所谓事物表象的哲学认识。电影19世纪由法国人发明,后来作为一种西方的现代事物来到我们东亚的城市。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当时进电影院都是一种时髦的行为。当西方的观众对亚洲、非洲的异国情调叹为观止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心怀向往,通过银幕看到了将要到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榜样。

然而情况并不止于此。我们的先人早在电影到来以前便享有丰富的大众戏剧文化,他们在接受电影这个新生事物时往往把它看作传统戏剧的延展。日本有一种叫作“净琉璃”的传统文艺,它与木偶剧密切结合,发展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日本观众把电影看作了由西方传来的新型净琉璃。于是,当他们尝自己制作电影的时候,非常自然地从净琉璃和歌舞伎中借用了众多题材。可以说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因为有了京剧和粤剧这样的戏剧传统,中国电影才在情节剧领域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不错,东亚的电影发展史,就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发展历史,但它不仅仅如此。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电影是在本土已有的戏剧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日本电影的历史算来不过百年,但我们要理解这一百年的历史,就必须要了解电影到来之前的百年文化史。而这种文化融合本身就是一部东亚现代史。 日本人最早发现中国电影是1935年。左翼电影人岩崎昶( Iwasaki Akira,1903—1981)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为配合无产阶级运动而从事电影活动。但是在日本当局接二连的镇压之下,活动事实上陷入停顿,无法找到新的出路。当他听说蔡楚生在莫斯科电影节获奖的消息后,马上赶到上海。在电影院里他观摩了正在公映的《渔光曲》,被深深地感动了。岩崎昶访问了明星、联华、艺华、电通等电影公司,会见了沈西苓,还有史东山、应云卫、岳枫等电影人。回到东京后,岩崎昶马上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见闻。他在《电影的艺术》(『映画の芸術』)一书中,就电影在中国起到的重要文化作用,以激动的 笔调写道:“在这里谁都无法轻视电影。甚可以说,电影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其他艺术要从属于电影。人们认为电影是最高级的文化现象,电影人作为认真的艺术家受到敬,电影界的每一件事都会立即引来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任何电影人或者影评家都希望,当某国或某城市的电影处在登峰造极的时代,自己正好就在现场。岩崎昶的这篇文章让我们能够窥见强烈的幸福感和乌托邦激情。它们来自如下的执着信念:当领先世界水平的电影诞生之时,本人正好就在现场。但是,当时的日本正在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岩崎昶如此看好的上海电影根本无法在日本公映,广大影迷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日本从纳粹德国那里学来电影管理办法,于1939年制定了《电影法》。只有岩崎昶一人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结果被投入牢狱。这就是在日本最早介绍中国电影的故事始末。

生于1953年的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烈火中永生》。那是1965年,当时我是东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一位左翼美术老师的推荐下,我和几个同学去电影院看了这部影片。好像是在重庆的街道上,一位高声向群众呼吁并散发抗日传单的少年深深地打动了我。不,也许是一位姑娘。或许他并没有散发抗日传单,而只是呼吁人们起来战斗。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请允许我的记忆有些模糊。后来我找到了译成日文的原著小说,立刻醉心地读了起来。因此,当第 二年北京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来,我等立刻跑到书店求购日文版《毛主席语录》也就毫不为怪了。我常想,如果自己当初生在北京,恐怕毫无疑问会参加红卫兵运动。此后,升入高中的我,由于参加政治运动而被迫辍学,进饼干厂当了工人。我的工作非常单调:每天磕4000个生鸡蛋。当时唯一安慰我心灵的事情就是看电影。

如果说我也有过类似战前岩崎昶的体验的话,那就是1986年在东京的放映厅里看陈凯歌的《黄土地》的那一刻。这部完成后经过两年才辗转来到东京的电影,着实让我进入如痴如醉的状态。我被影片所感染,从导演试图挑战历史神话的勇气中,我读到了一位艺术家的良知。很快我了解到,这位我从没听说过的演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拥有同一个时代。当我知道了他和他所属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我对中国电影的热情才真正一发而不可收。

不久,我得知还存在着岩崎昶在半个世纪前发现的上海现代主义电影,我被上海电影在情节剧方面丰富的想象力所折服。作为电影史学家,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做这样一件工作: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和同时期的东京做一个比较。我们还可以设定第三项—给这两个电影大都会带来巨大影响的好莱坞的存在。美国在当时它的殖民地马尼拉开拓的电影产业,也将列入比较的视野。

这本被译成中文的日本电影史,是我有关电影的著作第一次翻译成中文。自己的著作能够在产生了上海电影、培育出第五代导演的国度里翻译出版,我实在感到高兴。这是一部专门讨论日本电影史的书但我绝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我的著述不仅有日本电影,还包括中国电影、韩国电影、泰国电影、以色列电影。我认为,日本电影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必须在东亚这个更为广阔的、知性的电影史的大脉络中才能真正对它有完整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欢迎中国的新读者对我的小书提出批评。 而且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100年之际在中国翻译出版,实在令人再高兴不过了。迟早有一天,会有中国人独自撰写的日本电影史问世。那时会有一个对日本电影的全新批评其角度与文化背景对于日本人来说都将是始料不及的。迄今为止,我通过与中国的电影人、知识分子的对话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电影的知识和智慧。我也希望将来和未来的日本电影研究者对话,得到另外种思考日本电影的可能。如果这本小书多少有助于这一天早日到来，身为作者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四方田犬彦 2004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