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动与世界断联的这一年 | 人间 · Z世代

配图 |《中国医生》剧照

作者：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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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夏天是我与这个世界断联的开始，当时我考研失败，就快要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正在一家电商公司实习，每天早上赶7点半的那趟公交，抱着沉甸甸的保温餐盒坐在公车座位上摇摇晃晃，从东边城乡结合部的窄巷子里一路绕到城北。下车就要飞奔，直到手机接收到写字楼上班打卡的信号，才能长舒一口气随着人流慢慢挤进电梯。

我的实习工作主要是负责产品平台宣传，每天跟着组长研究受众喜好，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渐入佳境，只等着拿到毕业证书转正入职，开启社畜萌新生活。

但没想到，期待中的新生活，竟然是人生一场噩梦的开始。

我从小身体健康，虽然是个运动废柴，但抵抗力还算优秀，即便在流感肆虐的冬天也能在大学宿舍里全身而退，从来没有住过院。

起初只是喉咙疼，当时我还在专心考研，每天对着成堆的备考资料，以为只是压力太大导致的上火，便没放在心上。

症状持续了半年都没有缓解，甚至说话发声都变得异常困难，有时半夜还会被喉咙里的剧痛疼醒。8月我去医院做了喉镜，医生说我声带下长了“新生物”，让我吃药看看情况。我边实习边吃药，最后彻底说不了话了。我每天冷汗从后背透到前胸，开始用本子和笔与别人交流，不断适应着成为“哑巴”的自己。

9月我换了一家医院看专家门诊，医生戴着巨大的口罩和帽子，用瞪得快要掉出眼镜的那双眼珠子直直地看着我，没有任何感情波动地说：“你可能是喉结核，我们这里治不了，你去专科传染医院吧。”

我的心在那一刻停跳了半秒，我僵住了，直到出了医院坐在车站旁的阶梯上都没有缓过来，一种突然的无力和失重笼罩着全身。

当天下午，我和父母一起去了省结核中心。省结核中心在城南，换了几路地铁又坐上乡间大巴，我们从满是学生的大学城一直坐到靠近山岭的乡镇。在车上看着越来越少的楼和远处越来越清晰的山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要被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了。看着不远处那块写着“结核防治院”的牌匾，我联想到的是监狱和精神病院。

“69号，在这儿。”

护士朝病房里新加的病床一指，快速地套上被子和床单，我一脸无措地站在一旁，病房里其他的病友齐刷刷地看着我：一个胖胖的正在吃香蕉的妇女，一个戴着眼镜看书的学生，还有一个头发花白干瘦的老人。等护士走后，她们问起我的病，我尴尬地摇了摇手，指了指喉咙，示意自己不能说话。因为我是比较少见的“失音喉结核”病人，床头被贴上了语言障碍的标牌。查房时医生对我议论纷纷，护士也表现得异常好奇，每次都故意关心我一句，看看我的反应。

住院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被抽了有20多管血。我第一次感受到抽血被抽干，站起身，脚像踩在棉花上，从胳膊到手都没有半点力气，只能躺在病床上按着棉签一动不敢动，看着护士拿着一堆贴满标签的试管走了。

下午又是一波抽血，巨长的针头扎进皮肤的一瞬间，我硬是忍住了迸出来的生理性眼泪，可结束的阵痛让我只能任由眼泪喷涌。隔壁病床的大姐安慰我：“才开始抽都这样，像我已经抽麻木了，肿起来了。”

在这里，每个肺结核病人最重要的检查标本是痰，通过查痰，可以判断病人是否存在结核杆菌、是否处于排菌的感染期。检查需要的是早晨从肺里咳出来的深痰，清晨医院走廊里，患者们都在拼命咳痰，为了赶在检查标本柜收走前把咳好的痰瓶放好。

初来时，我接过护士递过来的7个空瓶直发愣，用力咳了咳，只咳出来一堆唾液，咳得声带一阵疼。像我一样不怎么会咳痰、也咳不出来痰的患者很多，但咳不出痰就无法鉴别是否仍存在结核菌，医生会安排患者做气管镜肺部灌洗检查。

气管镜检查是结核病院里最恐怖的存在，很多人在前几次都会选择全麻或者半麻，由于麻醉的费用高昂，后期再做气管镜治疗时，都直接局麻。听到主治医生给我安排了全麻后，我舒了一口气，恐惧被“全麻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的心理暗示抵消了。

检查当天我拿着麻药和卫生纸走进检查室，却被告知喉结核因为涉及声带，只能做局麻。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陪着我的母亲犹豫地看着我，我心一横：“那就局麻吧。”

气管镜检查室里面围着四五个穿着手术服的医生，“过来，躺下”，嘴里被喷了几下麻药，舌根处渐渐麻了。

“把你的口罩往上面放，遮住眼睛。”医生助手在我嘴上铺上一层层纸巾，在我手指上夹上心跳监控器，“平稳地张嘴呼吸。”

我跟着指令，感受到一根管子从鼻子塞进去，穿过喉咙伸进呼吸道里——我要窒息了——局麻的作用微乎其微，我身体的瞬间反应是把插进嘴里的管子吐出来。我开始干呕，呕出来的唾液浸湿了嘴上的纸巾，护士连忙又往我嘴上铺纸。我大口地用嘴吸气，喘不过气后本能地往外呕，身体刚不受控制地蜷曲起来，又被旁边的护士按了回去。

“哎呀，别紧张，平稳呼吸啊。”操作的医生有些埋怨，我每一次挣扎地喘气都导致了管子错位，他必须要扶正再操作。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几秒钟后我感到一根插进肺里的管子吸走了些什么，我又再喘气，喘不过气后又开始干呕……直到管子终于从我的鼻孔里拿出来，这一切才结束。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身旁的护士提醒我。

我坐起身，劫后余生般出了一头的汗，眼泪流了满脸，拿着纸巾捂住正在流血的鼻孔走出操作室。推开门，母亲接过护士手里的标本，我一直在擦拭流鼻血的鼻子。回病房的路上，我看到母亲哭了，可能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肺部灌洗液标本为阳性，我被正式确诊为肺结核合并喉结核，开启了漫长而痛苦的抗结核治疗。

2

结核防治院建在人烟稀少的山脚下，早中晚准时紫外线杀毒。我每天早上6点多去水房接水后，会迎着有些凉意的山风站在户外，卸下戴了整晚的口罩，呼吸片刻的新鲜空气。

结核病是全身性传染疾病，我和病友们患病的种类各有不同，但多多少少都感染了肺结核，因此戴口罩防止交叉感染成了一进医院就必须遵守的规定。可即使这样，很多患者依旧会随便吐痰在路边下水道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路上的痰液，心里埋怨着自己说不定就是被哪个随地吐痰的人给传染的。

结核防治院里的病人大多面黄肌瘦、呼吸气短，走得异常缓慢。每天清晨都有一行人围着医院内院一圈圈地走，远看过去像是一群很久没有食人的僵尸。下午是挂“利福平（治疗结核病的一线药物）的时间，吊瓶有大有小，颜色鲜红通透，远看过去像是一瓶瓶血，“僵尸”们经常开玩笑说：“咱们又该补充血了。”

病友们人人抱着暖水袋，随着天气越来越凉，液体流进胳膊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我手背上一针针扎过的痕迹也越来越重叠，针孔处长了新肉，形成了一条条疤。

同病房的刘阿姨的手臂干瘦，手扎多了针后很容易鼓包，每次护士从一号床扎到最后一床时，她就已经跑针了，只能重新扎，扎在手腕上、胳膊上，针头就在肉皮上颤颤巍巍地悬挂着。为了防止跑针后又要重新扎针，我们在扎针前都会疯狂地拍自己的手背，或者把手放进热水里泡着，让扎得僵硬的血管暴起来。为了保持血管处于良好状态，我每天都在手臂上贴4至6小时的医院自制药膏，一贴几十块钱，我不舍得浪费，就一直贴着，直到药膏干硬了才取下，贴得太久，皮肤上出了疹子。

住院后期，我两只手背的血管已经被扎得没了弹性，护士会直接扎到我胳膊上。技术高超的护士会扎在小血管上，针头悬在半空中，我的手臂只能一动也不敢动地僵直着。也可以选择在手臂上扎滞留针，但每天的护理费也远超普通针，很多病友尝试了几次后便不再继续。

除了每天必要的输液，我还要坚持做雾化治疗（将药物经吸入装置分散成悬浮于气体中的雾粒或微粒，通过吸入的方式使药物沉淀于呼吸道）。早上护士将药放进雾化试管里后，我一只手挂着针，另一只手打开机器，咬着管口不断深呼吸，药雾包裹着我的声带被吸进气管。入院时我几乎完全失声，医生的那句“你以后声带可能恢复不了”让我深深地恐惧，于是每次我都用尽全力地吸，20分钟的雾化吸到最后，只觉大脑缺氧，腮帮子咬得僵硬。我想，如果每天坚持用最正确的方式做雾化治疗，药就能快点吸收，我就大概率不会变成哑巴了。

10月的山脚下已经开始降温，国庆节连着下了好几场雨，大部分医生放了长假，也少了一些护士的面孔，医院显得有些冷清。我与外面的世界已经断联了1个月，躺在病床上，望着电视发呆。看着一天天往后加零的账单，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医院就像一个牢笼，囚禁着身体也摧残着精神。靠近门口床位的女孩每天扎完针都要感慨一遍：“唉，什么时候能出院啊，我这手肿得都跑针了。”

“忍忍吧，会越来越好的。”刘阿姨安慰她。

我的床位靠窗，每天都能听到其他病房传来的声音。隔壁病房住着一个“特护”的老年病人，需要全天24小时监控心跳，安静的时候，能听到机器一直发出的“滴滴”声。老人床边经常坐着一个男孩，20岁左右的样子，我入院几十天，只见他一个人在，坐在病床边，睡觉吃饭一刻也不敢离开。他一直握着老人的手，我每次经过病房门口，都能感受到他的害怕和疲惫，想必老人是他很重要的亲人吧。

有天晚上护士查房查得晚，我迷迷糊糊快到12点才入睡，没过多久，就被楼道里的动静惊醒了——是那种病床滚轮快速推动发出的巨大摩擦声。我听见值班护士大声地喊着：“呼吸！吸气！吸气！”

随即传来主任急匆匆问话的声音，言语间的紧张彻底打破了夜晚的平静。第二天一早，我听到路上有人在讨论昨夜的抢救，听说是隔壁病房的老人。

我第一次感觉死亡和我如此接近，就隔着一堵墙，一道门。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守病房的男孩。有人说老人转院了，有人说去世了，流言真真假假传得越来越悲凉。待在医院，看到的人生百态比平时更残忍直接，小小方寸之地，有人失声痛哭，有人愁眉不展，有人冷漠淡然。

3

经过治疗，我的声带恢复了一些，能发出声音那天，我激动地说了好多话，忍着疼痛证明自己不是个哑巴。病房里的病友都惊喜地望着我：“你能说话了？！”我感觉自己重获新生，给我扎针换药的护士也都激动地祝福我：“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体重上来了就好得更快了。”

除了挂针和雾化，我还要坚持每天吃药。“药不能停”在结核病院里是每天实实在在的写照。彩色的胶囊和各种形状的药片被塑封在药袋子里，倒在手里一大把，有的药片发酸，有的胶囊发臭，有时药太多卡在嗓子里，我灌水送药撑得胃难受不已，吃完就已经饱了。

结核病的高消耗迫使我一边吃大把的药，一边补充恢复期必须的营养。香蕉、苹果、弥胡桃是病房里最受欢迎的食物。医院的饭少盐少油索然无味，母亲在医院附近村子里租了一间房给我做饭，是一个村民自住房的二楼，一个月500块钱，比住在宾馆里便宜很多。

沿着窄窄的楼梯经过走廊，有个小院子，有5间房，住满了住院病人的家属。房间里通常陈列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自己带的锅和炉子连着窗户外的插线板，墙上钉着根贯穿整个房间的铁丝，挂着毛巾和口罩。一近中午，家家窗前便开始油烟夹杂着饭香一起翻腾，味道能一直飘到村头。

租的房子隔壁住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叫任玥。她得了肺合并气管结核，每天咳个没完，说几句话就轻轻地咳几声。由于顺路，我和她一来二去地熟悉起来——说起来也算有缘，我俩的主治医生是同一个。

那位叫崔敏的见习医生，身高中等，体态微胖，戴着圆圆的金属边眼镜，走起路来慢腾腾的，负责的病人大多是很年轻或者基础病很少的中年人。她是病区里比较出名的医生——别的医生靠经验和地位出名，她则是靠病人一传十十传百的吐槽而出名。

医生办公室设在一楼走廊，门口经常站满了等待询问病情和想要看CT片子的病人。病人们每天还没到医生上班的时间，就望眼欲穿地盯着办公室的门，门推开的那一刻，如果自己的主治医生刚好出来，就能询问一下病情和治疗安排。我和任玥也在门口等过，想要问一问各自的治疗方案，崔敏总是三言两语打发我们，清冷的声音像是飘过来的，边说边退，整个人完全进了办公室后就快速关上门，自顾自说话的声音跟着身影消失在门缝里。她只要看到病人探头进了办公室，便会直接喊道：“出去出去，别进来！”

她总是来得晚，走得早，护士们装好吊瓶催促扎针之前很难见到她，我只能躺在病房里扎着针等她来查房。往往快到中午时她才轻飘飘地走过来，医生帽将头发裹得严严实实，面无表情地问一句：“今天咋样啊？”然后迅速结束对话，在本上画勾后飘走。刘阿姨和病友们有时也觉得她过于冷淡，同情地看着我：“你的医生每次来咋啥都不说啊？”

由于病种特殊，医生跟病人保持距离是可以理解的，但相比主任把病人带进办公室耐心讲解，崔敏的冷淡难免让人觉得心寒。

刘阿姨的主治医生姓胡，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瘦高男人，每次来的时候总是笑盈盈地对身边的助手吩咐检查内容。刘阿姨的胃不舒服，吃不下饭，总是一遍遍地问他：“我现在为啥吃不下饭啊？我为啥会得这种病呢？”胡医生就笑笑：“没事，阿姨，肠胃有反应是药物的副作用，你就安心养病，这又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病。我给你安排了这几个检查，检查一做咱们看结果再看需要添什么药。”然后用手帮刘阿姨掖好被子，随即取出上衣口袋的酒精朝手上喷了喷。

隔壁病床女生的主治医生是个有些发福的大叔，他常用轻松的语气安慰自己的病人：“没事儿，没多大的事儿，别放在心上，这是很正常的。”也会在她做气管镜的时候说：“你做气管镜局麻就可以了，因为你还年轻，全麻对身体不好。一会儿我让护士给你把需要的药拿过来。”

崔敏冷淡和寡言少语的风格让病中本就敏感多疑的病人们越来越不满，私下互相哭诉的事情不少。一次在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里，一个中年女人对着崔敏哭得歇斯底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要到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你不想做就别做了嘛，做检查的钱又不是进了我兜里。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气管镜室的人。”崔敏也不认输，声调扬得高高的。我和几个病友站在一旁被她看到，她扭过头，用有些尖锐的声音对我们说：“看什么看啊，别在这儿看！”

“医生，我这个胳膊起了点红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那加个过敏药吧。”

“我最近感觉有点盗汗没事吧？”

“那给你开个止汗贴吧。”

“我最近有点感冒，不知道会不会感染影响病情啊？”

“感冒就吃药啊。”

崔敏不仅不苟言笑，也不怎么说治疗的安排和方案，我的声带没有完全恢复，和她的沟通愈加简短生硬，很多安排都是护士通知后我才知道的。虽然我安慰自己：没事，只要她能治好我就好。可看着病友们与各自的医生交流顺畅，我却对自己病情的发展充满了担忧和焦虑。我用一天都不怎么说话的声带想要和她交流时，总是会得到冷冷的回复。病友们有时候也会当着我面感慨：“幸亏我不是你这个医生，要不然我要气死了。”

我只能默默地拉上帘子，几度控制不住地哭。我寄托在医生身上的期望彻底崩盘，我希望听到几句病情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哪怕是敷衍几句，我也能用它安慰自己一整天。

住院楼的二楼是耐药病区，这意味着这里的病人们要承受比普通病友更高价格、更强副作用的药物压力。一次我去接水，经过楼梯拐角时看到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中年男人缩在角落里抽泣，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在医院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孤身一人吃饭、锻炼、取药，付着每天不断增加的医药费。

看多了悲凉，一点温暖都变得弥足珍贵。

我们所在的病区有一对情侣，每天在病房前拥抱，拉手去医院的食堂，没有因为怕对方传染而心有芥蒂，反而每天笑嘻嘻地告别又再见。我在水房接水时看到过他们隔着口罩接吻，一旁接水的阿姨看到两人的举动后满脸嫌弃。

“多大了还不知道注意，在医院都得病了还搂搂抱抱。”

我和旁边的女生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看到了彼此眼里的一丝丝羡慕，共同经历病痛的感情，会更难得纯粹吧？

在我住院不久后，病房又住进了个藏族大姐，她的后背上鼓起了个大包，由于压迫气管，每次睡觉呼吸时发出像公鸡打鸣一样的声音，有时候像是会在半夜直接睡过去。她不会说普通话，但有一个会说汉语的弟妹，和她挤在狭窄的单人病床上照顾她。她们每天刷着短视频，里面反复播放着藏族歌曲，有时跟唱几句，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害怕她吃不惯医院的饭，弟妹会在外烧好饭送进来，跟过来巡房的医生翻译她的病情。这样的亲情让我触动，想起母亲给我送饭的时候——两层的饭桶打开，里面放着我最爱吃鸡腿和米粥。看着病房里其他人羡慕的眼神，难以名状的感动和幸福一瞬间哽在我的心头。

无论什么时候，只有父母是最疼爱我的人，最关心我吃得好不好，心情好不好，身体力行照顾我。微信里都是他们的问候：声带好点了吗？护士今天扎针疼不疼啊？医生今天有没有说你检查的情况啊？他们是我在面对病痛折磨感到害怕孤独时，永远坚定地温暖我、照亮我的港湾。我感恩他们，永远爱他们。

4

11月的时候，我住院2个月了。期间接过一次朋友的电话，忍着声带的疼痛，和她断断续续说了将尽10分钟的话，能简短就简短，能不说就不说。我不敢告诉她我生了什么病，只说嗓子出了点问题在住院。朋友叮嘱两句叫我好好休息，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藏族大姐做手术转院后，新来的女孩睡在了我旁边，是个准研究生。看着每天挂着针的手，她哭笑不得：“我同学还有我们村的人都以为我已经读研了，谁知道我在医院天天挂针呢……”晚饭后我经常听到她和朋友打电话：“我现在读研时间少，就晚上有点时间……我最近没怎么发朋友圈……”她不敢告诉朋友自己得了结核，只好一个个地隐瞒。每次放下电话后又头痛不已：“我恐怕出院了也回不了家，村里的人说不定会以为我退学了。”

结核病院里充满了各种各样这类谎言。

刘阿姨在家排行老五，得了传染病害怕被家人知道，不接姐妹们的电话。4个姐妹一个接一个地给她打电话，她只好不是说自己工作忙，就是推说假日不休息，闹出了一连串笑话，最后被识破谎言，只好哭着把实情全说了——从根儿上，我们这些结核病患者都觉得自己不是正常人，要不，谁会天天戴口罩睡觉呢？

因为结核病院没有复查喉咙的设备，我回了市里一次。那天下着雨，我打车往地铁站赶，刚好赶上晚高峰，出租车堵在乡间集市的小道上，雨水声混在交通拥堵的泥泞里，嘈杂一片。我忍着刚挂完点滴没有吃饭的恶心稍微把车窗摇下去了点，风带着水汽拍打在我的视线上，断联了2个月的我又触碰到这个世界了，却觉得与之格格不入。

地铁上一如往常地拥挤，我挤坐在座位的角落，看着地铁上的乘客——有闺蜜聚在一起聊天的，有下班疲惫不堪的，有带着耳机打游戏的，有讨论考研复习的。我把沉甸甸的包放在腿上，里面装着我的药和病例报告。

我是回到人潮涌动的都市了，但我没有一点安全感，我突然觉得只有医院才是我应该待着的地方——那里大家都有病，都不能正常地生活。我忍着饥饿感带来的反胃，一遍一遍地把想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往肚子里吞。下了地铁，我坐在饭馆里开始哭，控制不住地大哭。可能是太饿了，又或者是被刺激到了，我指着菜单上的饭示意着服务员，却听到他们在低声讨论我一定是谈恋爱被甩了。

硬是混着眼泪把饭吃完了，那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忘乎所以。

11月过半，我的声带又恢复了一些，已经可以长时间正常说话了，喉镜检查的结果显示，“新生物”已经消失，紧接着我又被安排做了气管镜。

崔敏让我填告知单的时候给我写了“全麻”，我抬头对她说：“我要做局麻！”

“局麻？”

“麻醉师说喉结核不能做全麻。”

我比上一次检查更紧张。我坐在检查室门口的走廊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你已经有经验了，一定会比上次更加轻松。但当我躺在操作台上的那一刻，心却狂跳不已，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被口罩遮住眼睛的我，在迷糊中听到身旁的医生说：“你紧张干啥嘛，心跳跳那么快。”紧接着又是窒息般的吸气干呕，我不由自主地蜷起身体，“不要动！不要动！我给你上药呢！”挣扎间我紧紧抓住了护士按住我的手，就像抓住救命的稻草。“快好了，快好了……”她安慰我道。我眼泪纵横，心里祈祷着再也不要做气管镜了，再也不要。

这次气管镜检查过后没几天，我的痰检被告知呈阴性，终于被允许出院吃药治疗。办理完出院手续，我和病房的病友告别，大家都互相许愿说和医院再也不见。

11月末的天气已经彻底凉了下来，我穿着羽绒服打车回家的时候夜风习习，望着窗外家家户户点起的灯火，我心里雀跃不已。

我回家了，我终于逃离那个可怕的地方了。

省结核病院（作者供图）

5

从医院回家后，我依然是被隔离的对象，在家一直戴着口罩，吃饭也单独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用紫外线灯做着消杀。我自认为是个积极阳光的人，但养病期间令我“破防”的事却时时发生。

“破防”的主要原因是同辈间的压力。之前我是朋友们的情绪垃圾桶，有什么烦恼他们都和我说，我也能积极回馈鼓励。但现在，他们发消息和我说起职场、读研、情感压力，我通通都不想回复——只要健健康康活着都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啊，我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安慰任何人，于是主动和他们断联了。想到已经工作的朋友经历职场获得了经济独立，考研的朋友提升学历钻研知识去了，而我还在每天与病魔斗争，就对袭击身体的各种反应诚惶诚恐。

过年期间我几乎抑郁了，桌子上的一排药换了一瓶又一瓶，我每天都面无表情地吞下一把胶囊。长时间吃有毒性的药让我的身体苦不堪言，胃出现了问题，每天吃完药都疼得要裂开，半夜也会疼得醒过来，辗转反侧间心脏也疼得更厉害。吃不下油腻的东西，看不了世界的美好，我的身体和心灵都疲惫不堪，一到夜晚就恐慌，开始害怕睡觉。

除夕当晚，全家人各自在房间吃完饭，我坐在沙发的一角远远地看着春晚，自动与其他人隔开距离。一年过去了，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一切会好起来吗？我不知道。

零点的爆竹和烟花声突然变大，我复制着“新年快乐，祝你健康平安快乐”给我通讯录里的每一个人。有的人回了，有的人悄无音讯。朋友发消息说：“大年除夕我又要熬夜了，昨天熬到3点，今天不知道要几点。”我回她：“少熬点夜吧，熬夜伤肝时间长了不好。”她回我说：“都熬习惯了啊哈哈哈，你咋这么养生？”

确实，健康是在平时正常人的许愿清单最微不足道的愿望。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待我的祝福，但在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不要体会到生病的痛苦。

2021年4月，春天来了，风都暖了起来。我看了一部叫《天赋异禀》的纪录片，讲述来自全球各地患有罕见疾病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生来就面对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却依然勇敢乐观地活出人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严重到睡觉都需要机器维持的患者，他让我联想到了每天不敢睡觉的自己，看着他带着呼吸面罩艰难地喘气，我突然觉得，相比于他，我的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连睡觉都无比艰难的人依旧这么乐观坚强地活着，我一个可以治愈疾病、只是现阶段停滞不前的人有什么理由郁郁寡欢呢？

从那之后，我迫使自己下楼晒太阳。春日阳光温暖和煦，白云软成温柔的团子，连成片的粉色桃花和从石缝里钻出的小草让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腿脚不好的女孩做康复训练，双手支撑着铁架一步步挪着向前走。猛然想起《有匪》里谢允对阿翡说的：“你手握利器，只要刀尖向前就能披荆斩棘，这还不够幸运吗？”

是啊，有为美好未来拼搏的资格，本来就是一种幸运了。活着，才有希望，活着，不就可以期待美好吗？既然现在人生已经跌入低谷了，那之后的路怎么走不都是向上吗？

我开始按着菜谱学着给自己做饭，读了在书架上没开封过的书，学了一直想尝试的尤克里里，等到断断续续能弹上几首曲子的时候，已经过了炎热的夏天。

2021年9月中旬，我与这个世界整整断联了一年。医生看过了检查结果后宣布：可以停药了。

当天晚上，我吃了一年都没敢碰的鱼，买了楼下花店刚到的向日葵，发了一年没怎么发的朋友圈。朋友私信我打趣：“好久没见你冒泡了，原来你还健在啊。”

是啊，我一直都在。经历了一次有点不敢回忆但永远记忆犹新的病痛折磨，经历了一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停滞，明白了不管经历什么苦难，只要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爱你的人依然存在，你对美好的向往依然存在，就永远不会与这个世界断联。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中国医生》（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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