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居里夫人自述
有一天，他突然郑重地向我提出了请求，希望我能与他一起生活，共同实现追求科学的梦想。一开始我很犹豫并没有答应他，因为这将意味着我要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家人，我不能仓促做出这种决定，必须要好好考虑一下。
假期来了，我回到波兰度假。那时，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要再回巴黎求学。直到那年秋天，因为一些事情，我再次回到了巴黎，进入了巴黎大学的一所物理实验室进行科研实验，同时着手准备我的博士论文。
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他接触比较频繁，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密切了。直到我们彼此都确信除了对方以外，再也找不到更适合自己的生活伴侣时，我们便决定结婚了。
爱芙 居里描述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2】大女儿降生
如何照顾好我们的小艾琳娜和我们的家，又不放弃我的科学研究工作，俨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放弃科学研究，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也认为我绝不能放弃工作，他甚至从没有这样想过。就像他过去常说的，上帝特地为他量身定制了我这样一个妻子，为的是能与他分担一切。我们俩谁都没有想过要中途放弃我们如此珍视的科学研究工作。
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得不请一个女佣了。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亲自照料女儿的一切琐事。当我到实验室工作时，女儿就交由她的祖父照看。老人家非常疼爱自己的孙女，常说孩子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有了家人们的关爱和帮助，我可以安心地投入到我的研究工作当中，又可以兼顾女儿履行做妈妈的责任。但是遇到特殊情况时，比如孩子生病，我就得彻夜不眠地照顾她，原来的生活规律也随之打乱了。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她的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蒙苏利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面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
【2】二女儿降生
1904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艾芙·丹妮丝出生了，我只好暂时中止实验研究的工作。
到了快第二次分娩的时候，她虚弱到了极点。除了她的丈夫，她不爱任何东西：不爱生活，不爱科学，甚至于也不爱将生的小孩；而她的丈夫的健康无时无刻不使她忧虑。布罗妮雅由波兰来照料她生产，看到这个被压垮了的、失了常态的玛丽，觉得无限惊骇。
她不断地重复说 ：“我为什么又要送一个生命到世上来？人生太艰苦，太乏味。我们不应该使无辜的生灵受这种折磨”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新生婴儿的微笑和嬉戏，使这个年轻的母亲感到愉快；极小的孩子总能使她怜爱。她在一本灰色笔记本里，随时记载艾芙最早会作的姿势和开始长出的牙齿，正如以前对待伊雷娜那样。玛丽的神经状态随着这个婴儿的发育渐渐好转。分娩造成的强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从而使她恢复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触她的仪器，这种心情她曾经忘记了。不久她又到赛福尔去教课。她动摇了一些时候，现在恢复了她的坚定步伐，又走上了艰苦的途程。
【3】作为母亲
西奥镇的学校并不是太理想。当时小女儿还年幼，相比教学质量，我更看重的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譬如到户外游戏、散步，以及接受初级的小学教育等。我的小女儿活泼、聪慧，尤其喜欢音乐。她的姐姐则遗传了她父亲的性格，很内敛，不怎么活泼、反应也不够敏锐，但却有着一般孩子所不具备的理解问题和善于推论的天赋，看来她有可能会像我和一样热衷于科学事业。但那时，我并不想送她到中学去念书，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些学校的上课时间太长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发育。
在孩子教育方面，我的观点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生理发育和身体成长的需求，留出一些时间来培养他们的艺术文化。而当今的大多数学校，学生们的时间都让读写和训练给占用了，家庭作业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并且这些学校的大部分科学课程，都与实践相脱节了。
在巴黎大学的教职员工中，有不少人都和我有着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互助合作小组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人都负责向孩子们教授一门特定的课程。虽然我们的工作都很忙，而且孩子们的年龄又各不相同，但我们都对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颇感兴趣。在少而精的课时里，我们将科学和人文课程进行有机结合，所有的科学课程都有实验跟进，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这种新式教育我们坚持了两年，大部分孩子都受益匪浅，我的大女儿也是如此。通过这两年的学习，她竟然进入了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就读，而且毫不费力地通过了各门功课考试，并且以小于一般学生的年纪进入巴黎大学，攻读科学专业。我的小女儿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新模式的教育，后来她也考进了一所学院。一开始她只选修了其中的部分课程，后来才转为正式学生，攻读全部课程。她的学习成绩良好，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我很重视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除了户外散步之外，我十分重视体操的训练和各种户外运动。在法国，人们常常忽视了女孩子这方面的教育。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要作柔软体操的练习，一有空闲就带她们到山区和海滨度假，所以她们姐妹俩都会游泳、划船，至于远足或骑自行车远游，对她们而言更不是什么难事。
玛丽就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总留出时间照料孩子；因为她有职务，不得不把她的两个女儿交给女仆，但是定要亲自证实伊雷娜和艾芙睡得好，吃得好，梳洗得整洁，没有感冒或任何疾病，她才放心。若是她偶尔没有十分注意，伊雷娜一定提醒她！伊雷娜是个很专制的孩子，嫉妒地独占着她的母亲，只勉强容许母亲照料“小的”。 冬天时候，玛丽常在巴黎走很远的路，去找伊雷娜肯吃的一种苹果和香蕉，若找不到，她差不多不敢回家。
玛丽如果偶尔请人到家里来，她总尽力把菜肴做得差强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会神地去佛达路或阿来西亚路装满蔬菜鲜果的车子中间转来转去，挑选好果子，并且郑重询问乳品商人，他的各种干酪的优劣；然后从卖花人的篮子里挑几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兴奋预备比平常复杂一点的菜肴，邻近的糕点商人郑重其事地送来冰其淋。在这个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随便的聚会事先就引起这些忙乱。到了最后，玛丽检查餐具，移动家具请来的贵客或是路过巴黎的外国同行，或是给玛丽带来消息的波兰人。居里夫人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组织过几次儿童聚会；她亲手用花环、包上金纸的核桃和各种颜色的蜡烛装饰的圣诞树，还留在年轻一代的快乐回忆中。
【4】皮埃尔之死
巴黎科学教育界做出了一个决定，将任职一年半的讲座教授的席位，由我来接任。这可是一个破先例的决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女性担任过这一类的职务。巴黎大学的决定鼓舞了我，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我打起精神又重新投入到原来的研究工作中。我从来没有期望获得这种荣誉，因为我除了愿意无偿地为科学事业献身以外，没有任何野心和奢求。但在这种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形下授予我这一职务，又不由得使我悲从中来，我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担当起这一重任。几经犹豫，我觉得至少应该尝试一下。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
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听着接踵到克勒曼大道来的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的建议。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雅克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
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能叫这个有天才的妇人听一个主任的指挥么？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有人问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见时，她茫然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考虑，她不知道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公公对她叙述她应该接受的重大任务的一些细节，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