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在苦难中撕开人性的冰与火
最近这两年，偶然间发现自己很少阅读苏联的文学作品。不知为何，我更愿意去阅读类似于狄更斯的作品或者看迪士尼的电影，至少故事的结尾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被惩罚的很惨。而对于苏联的文学作品，每一次阅读都有窒息的感觉，莫名的沉重压得喘不过气。
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还没有读到一半就放弃了，因为那里的故事让我出离愤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沉重的人心罪恶和绝望的生活环境，一次次冲击了内心；继而网络上在祭奠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借此机会拜读了《罪与罚》，过程与结果令我淬不及防：他的文字就像一把剃刀，将覆盖在我灵魂表面的污垢全部刮掉，剩下的是赤裸裸的人心。所谓人性的善恶，在此刻尽显无疑，无可辩驳。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了一个贫苦的年轻人在社会的压迫中，杀害了典当行的老太太，最后自首的故事。故事情节没有跌宕起伏，可是透过字里行间，我完全沉浸在主人公的情绪中，似乎我成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那个人，将内心深处的东西暴露无遗，从而陷入了无尽的沉思。
1、贫穷
《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生活在狭小的斗室中，房间里的家具少的可怜，他只能在一个破沙发中睡觉。他没有任何的收入，房租都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食不果腹。
对于这样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一直在逃避生活的现实，或者说无力去应对残酷的社会。他已经完全躺平了，仿佛要告诉世人：既然一直被压迫，那就一直压迫我吧，反正我只是一根从未茁壮成长的韭菜而已。
为了填饱肚子，他迫不得已去典当父亲留给他的手表。面对典当行老太太的精明算计，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愤怒就像一座活火山，于无声处爆发出恐怖的力量：他杀掉了老太太。
即使躺平，他还是要吃饭，毕竟躺平不能解决生活的问题。不管是客观或主观原因导致贫穷，贫穷本身并不是罪恶，但是会导致很多的罪恶，并且这些原因中更蕴藏着无数的罪恶。
这也正如书中所言：人是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其实，很多人生活在一种环境中，习惯了逆来顺受，只要上帝能够赏一口饭吃，那么就算是再肮脏的存在，也会选择袖手旁观。
但是，存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合理，有的时候，存在仅仅是存在着。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妹妹为了让哥哥和母亲过上好生活，打算嫁给一个中年老男人；马尔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雅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被迫去卖淫。当索尼雅第一次把卖淫的钱交给家里后，一个人躺下来面对墙壁啜泣，浑身在颤抖。
那一刻，我意识到贫穷蕴含着可怕的力量，这股力量可以将一个人的尊严碾成粉末。
有一次到华北平原的某村庄。那里没有自来水，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手压式的井水。要是哪家有红白事的时候，准会有很多人想混到酒席上，因为桌子上的酒肉是平时很难吃到的。
有的村民为了体面，花几千元买柜式空调。但是等到了冬天，不舍得花钱来取暖，更不舍得开空调来取暖。即使在房间里说话，哈气依然清晰可见，屋子里的温度也只有几度而已。
当我和村民聊天时，得知现在农村结婚实在是太难了。男方必须在县城有车、有房，还要二十万左右的彩礼，就差父母双亡了。在这个贫穷的村庄，老百姓的经济来源无非是农作物，根本无法负担起昂贵的结婚费用。正因如此，村里有几十个大龄光棍，一直跟着年迈的父母生活。
贫穷本身不是罪恶，可是贫穷有一种能耐：它可以幻化出各种罪恶，将四肢健全的人捆绑起来。
2、人性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写到：除非你穿上一个人的鞋子，像他那样走来走去，否则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为了研究精神分裂，用写作和绘画的方式让自己沉浸在潜意识的幻象中，去体验精神分裂。这个举动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地狱之中，虽然荣格是主动的，但是仍然有风险让自己深陷其中。我一直有种感觉：心理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想要了解陌生的事物时，通常让自己融入其中是最快捷的方式，但是却不能全身而退。
我在试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勾勒骨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完全沉溺其中，让自己完全成为双重人格的老头？当故事中的人物痉挛时，我仿若看到一个大胡子的老头在伏案写作，突然癫痫病发作，而后将癫痫也描绘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
荣格的老师弗洛伊德在研究心理学的时候，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时光流亡到伦敦，恰好结识了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正是那时，茨威格经常和弗洛伊德讨论，这对他以后的写作有着莫大的帮助。从《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断头往后》、还有半自传作品《昨日的世界》中，我能感受到茨威格那种细腻的感情描写，将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一层层的剥开。
如果说茨威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描写方面的区别，前者将重点放在了词藻上，而后者则是将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毫无保留的呈现给读者，这也让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更加具体的人。如果茨威格的文字能让我心跳到120，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能让我心跳至200，也有人说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找斧头、走到典当行老太太的楼梯中、拉响门铃、举起斧头砍到老太太的头颅、再举起斧头杀死老太太的妹妹、最后躲在门后面差点被人发现。这一切的行为和心理描写，我看到的不再是文字，而是自己变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心脏在突突的跳动。
那时，我仿佛变成了杀人犯，拿起了斧头砍向老太太的头颅，眼睁睁看着头颅被劈成了两半。杀人之后，有人叩响了门铃，我就躲在门后面，听着外面的对话，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只想赶紧逃跑，不被发现。
拉斯科尔尼科夫存在着双重人格，敏感多疑、恐惧、善良、残忍、易怒、抑郁等词汇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人。正如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所言：卑鄙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记得网上曾经有这样一段调侃：一个人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喊各种口号，遵守各种规定，但是私下却中饱私囊。有一天这个人走在大街上，看到街边的乞丐实在是太可怜了，然后从兜里掏出一百大洋放在乞丐跟前。那一刻，这个人的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似乎这次的善良之举可以抵消此前所有的罪恶。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第一次表现的是货真价实的高尚；第二次表现的则是同样货真价实的卑鄙。为什么？因为他具有大起大落的卡拉马佐夫性格——这正是我所要讲的核心问题——这种性格能兼容千奇百怪的相反极端，能同时看到最高处和最深处，既看到直上云端的崇高理想，也看到极端堕落的万丈深渊。
其实上面那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所谓的卡拉马佐夫性格，而我将这种性格称为人性。当我在社会上行走多年之后，渐渐认识到人性其实就像一个八卦，阴阳互补。这个世界哪里有所谓的至善或者至恶的人存在呢，所有人都被阴阳所裹挟着。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不想去批判人性的阴暗，毕竟我的内心也有一个黑洞，深不见底。
人性就在那里，不管我是否批判，它依旧客观的存在着。
3、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公开场合宣读过关于反农奴制的信件，因此而遭受了长达四年的流放。在当苦役犯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看到的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只有两种身份：奴隶和统治者。
作为底层的他，根本看不到这个社会的希望曙光在何方，看到的只有贫穷、饥饿、卖淫、道德的沦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正因如此，他在《罪与罚》中将拉斯科尔尼科夫刻画成一个完全躺平的青年，而这也是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
不管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者将宗教作为必不可少的元素添加进去。面对人生的各种苦难，宗教就如同一根精神拐杖，民众拄着拐蹒跚而行；宗教也像一个精神上的发泄口，民众可以将自己的精神诉求寄托在宗教信仰上。
记得我姥爷去世之后，没多久我姥姥开始信奉基督教。那时，很多人不理解我姥姥为何去信奉宗教。在农村，信奉宗教虽然不被当做是病态，但是似乎总有人会“另眼相看”。
其实，不论姥姥是否信奉宗教，人生的苦难一直都在那里。也正是因为信奉宗教，她结识了新朋友，而宗教信仰或许可以减少她精神层面的痛楚，最后这根拐杖帮助她走完了余生。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苦难是永恒的话题。苦命的民众信奉宗教，希冀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实现灵魂上的救赎。但是，统治者将宗教作为驾驭老百姓的工具，这让本就凄惨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并且这套工具可以毫不费力的延续下去。
正如《乌合之众》中写到：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改变，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
人生的苦难从来不因时代的更改而消失。在贫穷的时代，活着本身就充满了苦难；当回到现代社会，即使物质能够保证我不再饥肠辘辘，可是欲望和现实的差距总会让内心充满了矛盾。此时每每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是不是这种精神胜利法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都处在疾病和贫穷的双重夹持下，他在笔墨中挖掘自我，也恰如一个技艺精湛的医生，用手术刀将人性一刀刀的切开。在《罪与罚》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有血有肉，也有灵魂，并且我就是这个具体的人，我们都是这个具体的人。
冬日的午后，阳光正照射在我的身上，后面拉着长长的影子。光明与黑暗一直都埋藏于内心，只不过我不敢去探视，而苦难正在前方某个站台等着我，我却迟迟不想登上列车。
一切终将来，也终将去，只愿灵魂得到片刻的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