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塔格特丨《民粹主义》-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民粹主义》《Populism》
[英]保罗·塔格特著
袁明旭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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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9300字；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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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P61
1874年夏，俄国自发地爆发了一场男女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运动。他们满怀热情与信心，从大学校园走向农村。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著作和告诫给予这些年轻人以鼓舞和激发，使得他们具有了革命的观点并坚信国家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以改变旧的社会秩序。他们进行信仰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但主要是促使农民起来反抗沙皇统治。尤其是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深信，只有农民才具备沿袭传统和开创未来的俄罗斯的伟大智慧。
这些大学生遵循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的告诫，到人民中去，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个计划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学生们对农民迅速革命的潜力丧失了信心，转向试图以恐怖活动推翻国家政权，但同时他们仍然坚信俄罗斯的未来在于人民的观点。这次运动及其观点被视为1917年达到革命高潮的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的一个征兆。当然，民粹派的观点，众所周知，是当时众多革命思潮中吸引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部分。（p62）对于我们来说，俄国民粹主义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它是罗曼蒂克式的乡村生活方式和试图在此基础上开展运动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使得它如此显著的原因是农民被外界所推崇——即被一部分精英所推崇。民粹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受沙皇俄国的城市精英所推动，试图在自身之外的世界中寻找一个社会的理想。
1.俄国民粹主义：民粹派思潮（narodnichestvo）和
民粹派（narodniki）
P62
农民阶级发现自身深受剥削并成为俄国政治讨论中的主要对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Ⅱ）尽管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已经看到必须对农奴制作一些改革。1856年他宣称“与其等农奴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倒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西顿-沃森 Seton.-Watson 1967：335）。于是，他抢先于1861年宣告解放农奴，使他们从地主那儿获得了自由并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次改革并没有使农民真正分配到土地，因为他们必须花钱来购买土地的权利由于其贫穷的处境而无法实现，并且土地的“赎金”（Redemption Payment）对于当时靠农业仅仅维持生存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经济负担（派普斯Pipes1995，165-8）。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确反映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广大的俄国民众手中掌握着国家的未来，但是这种拥有土地与自由，直接对未来的掌控却是短暂的。
P63
对农奴的解放尽管并不像民粹派所期望的那样使农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但对于民粹派来说，作为一个根本的鼓励的源泉，它的确加强了农民的整体力量。沙皇统治基于封建体制，而封建体制又依赖于地主的管理作用。在解放农奴运动中，取消他们的地位意味着用新的行政机器来取代他们。在当时农民阶级结构的水平上形成了“村社”（obshchina）的组织形式。村社（obshchina）已经深深扎根于俄国农村文化和传统之中。从狭义上说，村社（obshchina）作为农民召集会议作出决定的村共产组织的一部分，是指那些持有土地并相互合作的农民群体。从广义上说，村社（obshchina）是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的农民共同体。（格兰特 Grant，1967，636-637）。
村社（obshchina）观念在民粹主义者的思想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将国际上广为传播的革命思潮植根于俄国的社会制度中。民粹主义者认为村社的重要方面是它们是自治的，基于农民的集体所有，并团结在强调平等的共同体的意识之下。这种大多数俄国人的结构不仅仅是组织的一个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看到了农民追求自由的潜力，并不认为农民仅仅是反动落后和保守的。
在俄国，对“民粹主义”这一术语历来有争议和爱争论的历史。引用 narod这一术语，类似于德语中volk（人民）这一概念，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作为一种运动的象征，强调它的普及性和民主的根基（派普斯Pipes 1964，433）。正是在“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之后，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及民粹主义者（narodniki）的术语才被广泛运用。再后来，这些术语又被用于掩盖各种不同的观念。（p64）（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 1964）概括了它们的区别，认为它们被用于两个相区别的意义。首先，它用来描述群众优于受过教育的精英这一观点并由此形成民众集体行动的理论（派普斯Pipes 1964，458）。在第二种意义上它用于描述坚信俄国有绕过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本来可能性的那些人。后一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被大大地限定了，而在其他一些背景下，前一种理解与民粹主义产生了最大的共鸣。在实践中，要截然区分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是很困难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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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学作品中的民粹主义，正确地说，它十分关注观念的分类和个人。作为我们的目的，虽然观念或个人相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的类别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但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俄国民粹主义来说却是十分有用的。作为一种多样化的变化的一套观念和人民，它更普遍地适合于民粹主义。
2.亚历山大·赫尔岑和俄国民粹主义的根基
P64
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从俄国知识分子的辩论中产生的。当时，欧洲和俄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中弥漫着革命的要求并相信俄国社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各个不同的思想家及其策略中所描绘的俄国社会所要经历的革命过程都是含混不清的。直到1917年10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观在俄国普遍盛行才得以改变。认为俄国社会制度有其特殊性，特别是俄国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很有价值，这一观点并不新颖也不仅仅局限于革命思潮中。18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亲斯拉夫派的运动是一次落后保守的罗曼蒂克式的运动，它强调在俄国需要培育人民意识和复兴精神、宗教革新（文图瑞Venturi1960，13-19）。
P65
汲取了亲斯拉夫派的某些观点并将之与一些更为西化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赫尔岑从19世纪中期的革命思潮中受到重大的影响。他离开俄国，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中清醒过来，1852年定居于伦敦，但他还一直保持着对俄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力。他通过创办“自由俄国出版社”和出版期刊《钟声（Kolokol）》（The Bell），在英国广泛传播其思想。《钟声》被众多的革命者保守主义者阅读，通过它，赫尔岑将俄国革命思潮与西方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义紧密联系起来。在19世纪后半期赫尔岑保持着作为俄国革知识分子的极其重要的特征和标准。正是在他的文章中，1861年11月他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激励。那就是“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上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引自乌拉姆Ulam，1981，102）。
赫尔岑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语言的表达。通过一些基本原则，他奠定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基础（文图瑞 Venturi1 1960，35；伯林 Berlin1978，197-208），这些主题主要集中在对自由民主的不信任，对抽象的怀疑，对俄国农民的忠诚以及对需要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组织的信念。探究这些主题，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是怎样促使行动主义者及其运动与俄国民粹主义联系起来的。显然，当我们将这些原则与革命活动家的经历相联系时，赫尔岑的影响常常并不必然导致与民粹主义相关的各种策略、活动和观点。
P66
赫尔岑认为政府“并非一种目的，而是一种需要”（引自文图瑞 Venturi1 1960，32）这导致了他对周围所声称的民主理想的不信任。他在欧洲的经历，无疑坚定了对西方民主观的抵触，尽管西方的民主观被议会及中心权威所验证，却甚少与人民相联系。他认为需要通过革命来解放人民，但反对通过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来实现这一目的。
对赫尔岑来说，政治行为远比政治制度要重要得多。贯穿他一生的一个主题便是政治生活并不服务于抽象的原则。意识形态上的抽象在赫尔岑那里被认为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意义的（伯林Berlin 1978，193）。民粹主义者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理论、对意识形态、对理性主义的仇视。显然，这对于一个毕生献身于思想研究但却认为实践重于理论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那个位置上赫尔岑做得再好不过了。这里，民粹主义者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悖论，那就是民粹主义者本来提倡非理论化的行为，但却同时把这种观点理论化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民粹主义者所遇到的困境就是：他们在根本上不信任政客但自身却成了政客。
赫尔岑的主张更多地应归功于其特殊的背景，他认为通过农民，特别是通过将来社会组织的基础——村社，有可能实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和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他将俄国传统的农民村社视为欧洲的贪得无厌的物质享乐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乌拉姆Ulam，1998，36）。俄国农民的吸引力部分地在于村社组织在实践上的有效性。但是赫尔岑对农民的信任部分地在于他坚信农民并不像城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样被现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的发展所玷污。农民的纯洁性表现在他们的单纯和没有被污染上。民粹主义者常常提出这样的观点—普通人已经被外界和邪恶势力所腐化。通过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民粹派眼中的俄国农民及其价值的浪漫化。
P67
赫尔岑在认为需要培养一批献身于人民的革命活动家的思想中表达了对政治行为的信仰。这个主题被那些到人民中去的学生所采纳，但却不仅仅如此。正是这散布于沙皇俄国革命知识阶层的思想赋予他们一个目标和一个他们在激发农民革命作用上的正当理由。
3.“到人民中去”
P67
两千或三千多年轻知识分子遵循了赫尔岑与人民共存的观点于1874年到农村去。①他们勤于实践并效仿柴可夫斯基主义者（Chaikovskists）和 Dolgushin及其追随者。The Chaikovskists是一群规模虽小但是很积极的宣传者，自1870年起，他们试图利用宣传的方式鼓动圣彼得堡的工人起来反抗。而且，他们也效仿亚历山大 Dolgushin，此人在1873年曾试图使莫斯科城外的农民发动革命。Dolgushin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寄希望于宣传，在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小乡村出版了一份期刊。他们印刷书籍和小册子，将它们散发到农村。他们试图通过与农民共同劳作而融入到农村社会中，（p68）并尽力激起农民对其境况的不满。但他们发现农民似乎毫无反应，甚至有敌意。 Dolgushin的团体很快被当局所觉察，终被逮捕并被判十年的劳役（文图瑞 Venturi 1960，496-501；乌拉姆Ulam，1998，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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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尔岑1870年死时，并没有看到他的思想遗产所结出的硕果。
P68
民粹派1874年“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缺乏成文的计划或正式的组织。他们来源于城市知识分子圈子，对政治的运作相对缺乏经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们散发鼓动革命的小册子，并且只要有农民经过，他们不加分析地与之交谈重新分配土地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在“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中，他们遵循诸如巴枯宁（ Mikhail Bakunin）和彼得·拉弗诺夫（Peter lavrov）等革命活动家和思想家的建议，这些人正在探索一条通过最受压迫和最为广大的人民发动革命的道路。巴枯宁的追随者将农民视为需要政治化和教他们弄清楚他们是如何被压迫的一个整体。拉弗诺夫的追随者把与人民一体、与人民同甘共苦、形成集体的革命意识视为己任。在俄国拥有这样6000万居民其中有4800万农民的土地上（派普斯 Pipes 1995，144），却如此贫穷，这些看起来更像是革命的策略。
“到人民中去”的运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也带有半宗教性的虔诚氛围。乌拉姆（Ulam）（1998）将之比作是一次朝圣。Dolgushin已经看到在宣传中有必要运用宗教性的语言，因为这是打破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社会障碍的一种方式。于是，他在宣传手册里引用了耶稣福音的话语。当学生到了农村，这种口吻弥漫于他们之间。这些积极分子和同时代的人是如何将自身与那些在普通人之间传教的一小群早期基督教徒进行比较是很容易识别的。宗教信仰驱动了早期的基督教徒，而对农民的信仰驱动了民粹派。
P69
民粹派的兴奋感很快就被两个遭遇的难题所泯灭。首先，最使其不安的是农民缺乏革命的斗志。民粹派原本设想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具备了革命的成熟条件。但在实践中，他们发现农民是贪婪的、保守的，对学生充满了深深的怀疑。虽然民粹派深信农民被沙皇政权的压迫，但在与农民的相处中他们却发现农民对沙皇怀有深深的忠诚。①农民和学生之间的隔阂削弱了他们的说服力由于过去并不常常干体力活和缺乏实践经验，民粹派发现与农民相处并非易事，要得到农民的信赖也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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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沙皇地位的问题对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当时所出现的一些革命理论家甚至认为不改变沙皇的地位也可能会发生革命。
民粹派所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他们所要推翻的政权也开始镇压他们，在1873年到1877年之间沙皇逮捕了1611个成员，在1877年和1878年的两次审判中达到高潮（西顿-沃森Seton，-Watson 1967，422）。有时，正是农民自身将这些理想化的激进分子报告给当局，这使得当局的反应越来越猛烈。1874年的夏天，显示了这群积极分子所能做的一切，更显示了农民所不能做的一切。
4.从人民到恐怖分子
P69
民粹主义者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上。（p70）如果农民不足以激发起来进行革命，那么袭击国家政权作为农民反抗压制的一种手段，就是必要的。民粹主义者试图寻找新的策略进行革命，以此来缓和对农民的失望情绪（沃特曼Wortman 1967，189）。这种转变即从宣传转向恐怖活动。尽管在理论上，这些激进分子仍致力于对农民的教化以及与农民共同工作，但在实践上，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特别的暴力行为。
P70
采取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严密的组织，这主要是由马克·纳滕森（Mark Natanson）来提供。1876年至1878年他发展了这个组织，后来成为自称是“土地与自由”组织的第二化身并成为暴力反抗国家政权的一个工具。①与“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相比较，“土地与自由”（Zemlya Volya）更加集权和组织性更强。这一组织宣称将土地赋予人民，打碎国家机器，推翻沙皇政权，保留村社作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图瑞 Venturi 1960，573-4）。甚至，在民粹主义者进行谋杀和策划爆炸的同时，他们仍试图将其行为理论化。暴力成为一种具体化的尝试并远离了抽象。不同于早期知识分子运动，而同时却与农民的性质相吻合（瓦利克Walicki19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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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次“土地和自由”运动是一次大约1000人参与的小规模秘密阴谋活动，它宣称给予农民土地和自由。它1863年失败。
“193审判”对“到人民中去”运动中的革命宣传进行指控，于1878年结束，最终仅40人被判为有罪，紧接着又是一次谋杀尝试，这次谋杀是由薇拉·佐苏丽琪（Vera Zasulich）进行的，（p71）她也是“到人民中去”运动中的一位成员，去行刺圣彼得堡一位不受欢迎的官员，尽管失败了，但审判的结果却转向对这位官员进行评定。佐苏丽琪（Zasulich）被陪审团宣布无罪，尽管她在近距离射程内射中了这位政府官员。这些事件使得大量的恐怖活动的策略合法化，这好像是通过法庭对这些极端分子的审判为恐怖活动提供了一种社会支持（乌拉姆Ulam 1998，265，274）
P71
“土地和自由”组织继续致力于恐怖斗争，以刺杀政治人物为标志。由此，紧张气氛升级。一方面是有些人为了信守民粹派的观点，认为应远离恐怖活动。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则坚持继续恐怖活动并最终要行刺沙皇。因此，1879年“土地和自由”发生分裂，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People's will”（人民意志）（Narodinaya Volya），它同样从事恐怖斗争。它作为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斗争，旨在夺取政权。它宣布了沙皇的死刑，并以此为目的进行投弹爆炸。在进行了多次的尝试之后，1881年他们成功了。这标志着这次运动的结束，因为新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运动的领袖被逮捕、定罪、处死。
当时，“People'sWill”（人民意志）组织刺杀了沙皇，但他们与民粹主义的联系是零碎的。在某些方面上，那些“土地与自由”组织中反对把政治策略与恐怖联系，更倾向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更接近于赫尔岑的遗念——有权利在人民之中进行宣传却反对进入政治机构。他们团结在“BlackReparition（黑色的再分裂）”（Chemyi Peredel）的名义之下，但他们被视为是退回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失败人物，并非是代表革命的力量（瓦利克 Walicki 1980，233）。（p72）当然“People's Will”（人民意志）的激进分子仍称他们是代表人民的，并以在村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但是他们坚持的策略，提出的理念，名义上与人民的联系说明了这个高度集权的恐怖分子组织已经大大偏离了俄国民粹主义的理念。民粹派的观点和经验塑造了他们，但他们在斗争中却不再坚持民粹主义的观点。
P72
把俄国的案例从对民粹主义的思考中略去是有诱惑力的因为作为一种精英分子运动，它与其它地方的民粹主义显得格格不入。一些学者提出了排斥的更进一步理由，他们声称将单词 narodniki（民粹派）译为 populist（民粹主义者）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与北美土地所有权的激进主义的比较是勉强的和做作的（奥尔科克Allcock 1971，372）。但采取这种做法可能是不明智的。无论翻译的问题是什么，显然，在俄国的事例中，民粹主义者是在与众不同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关于 Narodniki（民粹派），因为其特殊环境和随后的历史，是有可能轻易地将其要素分离出来的，尽管这些要素与其它地方的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些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如果仔细观察，俄国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普通要素的有力的启发者。
即使我们接受将民粹派（narodniki）纳入民粹主义者（populist）的范畴，但这并没有把我们从阐释俄国事例的所有困难中解放出来。要划清楚民粹派或民粹主义是如何构成的界限是决不可能的。我并不主要关注“到人民中去”的运动，因为我将它视为俄国民粹主义的概括（sum total）。事实上，如果它是一个总结，（p73）它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微弱的总量：这次运动是小范围的，短暂的，很不成功的。“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的确标志着俄国民粹主义的最高成就，或者，正如文图瑞（Venturi）（1960，470）所说，它是一次“真正的运动的春天”。在赫尔岑的理论的主题中，以及在后来转向的恐怖主义中，我们认识它（“到人民中去”的运动）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同样”的斗争的延续，并且由于1874年的事件它是完全可以充分理解的，正如根据后来他们转向恐怖活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爱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样。
P73
准确地阐释民粹主义构成的主要困难在于当时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我们对沙皇俄国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被我们对1917年发动起义推翻了国家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认识所调和。把二者放在一起，这意味着它至少是诱使人们将当时的俄国思潮仅仅当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先驱。在这一过程中，过分简约化丧失了俄国民粹主义的本质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特征。最终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只能从俄国革命思潮的基本性质中去理解。对部分民粹主义，独特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以及对集体的价值和村社结构的强调引起了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鸣。同样，民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观的复杂体系的一部分。在俄国民粹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情况下，民粹主义的一般的本性得到了验证。
广泛的世界性的政治观点与理解民粹主义绝不可能是不相关的。在欧洲政治思潮的背景中，民主是推动其它地方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一个驱动力。（p74）与其他民主主义者一样关注推翻专制统治，但是民粹主义依然对自由选择的代议制或自由民主充满敌意。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赫尔岑的对这种民主形式的敌意被民粹派所采纳吸收，并且在民粹派那里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单纯地将它作为一种俄国的现象来理解，将它们视作是对代议制政治的反对，可能是讲不通的，因为他们并不反对代议制而是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如果我们从俄国之外的观点来理解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民粹主义部分地视为它试图构建一种开放式的自由的代议制政治的思想和结构的政治。事实上，试图解释俄国后来的命运而参照来自西欧的观点，这是很奇怪的做法，包括马克思主义被改变成了俄国的形式，因此我们同样地必须更为广泛地来看待民粹主义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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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沃利克（1969；1980）认为如果不参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俄国民粹主义案例。这种断言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增强了民粹主义者探索俄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还是避开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的争论作为主题。这种假设认为，俄国民粹主义，在派普斯看来，是在狭义上即依据它的政治经济情况来界定的，而不是在广义上所进行的界定。
P74
在对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民主观的排斥中，民粹派同样也表达了在赫尔岑思想中很明显的对政治的深深的仇视。但是，民粹主义者不愿意参与政治通常意味着他们以随意的和改革者的态度来参与传统政治，民粹派的反政治对他们意味着情愿采用活生生的、教化的、煽动的方式而不是基于坚持宪法权利的政治活动的参与方式来构建一个全新的行为模式。转向恐怖活动，俄国革命者将民粹主义推向极端，否则民粹主义者就不会在反政治的活动中尽力的表现出对政治的厌恶之情。
P75
对俄国民粹主义者来说，俄国农村和农民是他们的中心。对俄国农村生活、农民的习俗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及组织形式的理想化形成了他们关于什么是构成民粹主义的中心的明确和详细的概念。在对村社的颂扬中，中心被描绘为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组织结构甚至是一种社区的精神。
正是因为民粹派自身并不是人民，所以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们喜爱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民粹主义运动是他们所寻求代表的人民所推动的。在人民需要从外界进行有效动员的地方是很容易辨识中心的边界的。作为俄国民粹主义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所掀起和推动的，根据定义，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与中心相分离。而将中心看做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有可能的。在其他一些民粹主义运动或观点中，中心是模糊的。通过观察俄国民粹派，使得我们看到了最清楚地关于中心的说法。
对寻找一条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强调，可以用肯定或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两种观点都是民粹主义的。通过农民的固有智慧和潜力来实现俄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观点表明了对这个特殊中心的占据者的信任。它同样表明了对外部影响力的排斥。赫尔岑对西方议会制度和革命理论的仇视，这已被马克思作为例证，并且也是民粹主义者对中心以外都怀有敌意的证实。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排外能够被看做是一种对由他们自身的观点而形成的观点的排斥。
“到人民中去”的运动是短暂和不成功的。运动的失败不能归因于民粹主义者对组织人民运动的困难性，（p76）况且他们也没有走那么远。他们的观点没有成为一种人民的运动，而只是作为一种只有相对少数的支持者的意识形态而保留下来。它并没有成为人民的大众性的运动，这是因为它崇尚主要来源于不能接受人民的现实性，它脱离了人民现实的根基。
P76
俄国民粹主义的易变性使得它寻求与农民的联系，但是它很快停止了短暂的真正站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因为这意味着这将失去民粹主义对革命的承诺。在极端的民粹主义者是屈从于人民的意愿还是倒向暴力革命上，民粹派最终选择了后者。
真正意义上民粹主义是很少赞同革命的。它倾向于倡导改革却不赞同完全取代政权。从俄国民粹派希望给俄国带来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革命的。从他们是导致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部分背景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革命的。一方面，说俄国民粹主义者不是一般的革命者的这一评论我们是满意的；另一方面，是什么使得民粹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又是什么使得他们与当时其他的革命潮流截然区分开来，是他们的信念即俄国农民的经验和结构中存在着真正的革命潜力，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农民，对于民粹主义者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为追求革命而被动员的目标，它远远不止这些。民粹主义的革命观是一个变化的革命观，但这种变化有的是落后的。民粹主义者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社会秩序容许完全实现农民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在俄国历史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来了。
俄国narodnichestvo（民粹派思潮）的案例与其他民粹主义尴尬地共存。（p77）民粹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承诺将其他大多数民粹主义中的微弱的激进主义带到了革命的极端上。对普通农民生活的崇尚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种敬仰并不是起源于农民自身，因此不应与自利相混淆。民粹派的理想主义使得我们瞥见了理论化的民粹主义中潜在地矛盾的观点看起来像什么样。但所有理论都不能使得他们克服在动员农民的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动员民众所取得的伟大效果和能力方面使他们显得逊色多了。
出版导言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现象，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世界各地先后都出现过民粹主义的运动或思潮。在当代社会，民粹主义也常常改头换面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出现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之中。可以说民粹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现象和思潮，但令人尴尬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民粹主义仍然说不清道不明，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共识。其实，按照塔格特先生的观点，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的概念，其特点就是多变性、易变性，要寻求它的明晰的含义往往会令人失望，无功而返。
民粹主义具有极其复杂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政治心态、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种政治心态，它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又反复无常、变异多端的政治心理。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思潮，它既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也缺乏一般理论的系统性，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都有所差异，而且它由于没有自身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又常常依附于其他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往往主张依靠民众自下而上地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同时，在社会运动中它常常又把民众作为达成目标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赞扬民众的力量和智慧，运动的领导者常常把它作为实现其目的的一种策略。
塔格特从历史的角度，认真分析了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典型的民粹主义运动，探索它们的共同点，洞察它们的相异处。通过历史事实的表述和理论的厘析，认为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悖论，它自身就处于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它高扬人民的大旗，但结果往往陷入个人崇拜之中，宣称要依靠人民，但另一方面又往往把完全的希望寄托在卡里斯玛式的超凡魅力型的个人领导者身上；一方面它反对现行的主流的政治形式，反对精英，反对代议制民主、反对制度化、反对政党等，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代议制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它要产生影响，进行动员，又不得不借助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借助政党的形式开展活动。一方面，它在理论上常常抨击政党、权力斗争，而在实践中，它又常常陷入权力之争。因此民粹主义由于其自身所固有的这种矛盾性，在结果上它常常成了自己所反对的东西，成了自己的对立面，陷入了自身所设置的不可超越的困境之中。因此民粹主义具有其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性。通过这本小册子的阐述，虽然我们仍然无法全面透彻地对民粹主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民粹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任何简单化、单一化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必须结合具体的情境，才可能有相对客观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作品中的部分文字反映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其理论的局限性是必然的，我们在阅读时需要认真客观地对待，保持批评态度，取舍得当。
（原书）编者2005年4月20日
目录
序言…1
第一章 导论…1
第二章 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13
第一部分：民粹主义实例
第三章 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33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61
第五章 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政治中的领导…78
第六章 宣扬民粹主义：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89
第七章 新民粹主义…98
第二部分：民粹主义的特征
第八章 民粹主义，人民和中心地区…123
第九章 民粹主义的制度困境…134
第十章 民粹主义和代议制政治…146
第十一章 结论…155
参考书目…160
译者后记…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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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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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启示录 2:5 和合本)
Consider how far you have fallen! Repent and do the things you did at first. If you do not repent, I will come to you and remove your lampstand from its place.(Revelation 2:5 NIV)
IN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