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已随王谢去

谢燕子已随王谢去

话说南北朝时期，深受北齐高祖皇帝高欢信任的朝廷重臣陈元康，不顾同僚非议，抛弃发妻李氏，只为迎娶一位因丈夫的父亲犯罪而被没入官奴的女子为妻。其中原因何在？是这位罪犯之媳美艳不可方物？是皇帝所赐婚姻拒绝不得。还是因其妻状若河东之狮，令其孰不可忍？

好吧，容我再来讲述一个故事发生在不久以后的故事。侯景（就是那个后来将梁武帝萧衍活活饿死的家伙）专权梁朝，向梁武帝提出要与王、谢家族通婚，武帝说：“王、谢的门第太高了，和你不般配，建议你在朱、张以下找得佳偶。”侯景气得脸色铁青，狠狠地说：“总有一天我要将王、谢的女子配给奴隶。”

故事讲到这里，你该知道此文开头的陈元康为何宁可抛弃发妻也要娶罪犯之媳了吧？是的，原因无他，仅仅因为此女门第高贵，乃范阳卢氏卢道虞之女，而范阳卢氏，和崔、卢、王、谢并成为“四海大姓”，所谓“望出范阳，北州冠族”。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传说，仅仅存在于伊甸园中，或者是启蒙运动以后人本主义思潮泛滥后的近现代社会语境中。而真实的历史可能并非如此。实际上，人们的婚姻取向是人们价值观念的晴雨表，往往普遍地反映出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价值取向和基本观念。这在生产力不够发达、人与人的依存程度较高的古代社会尤为明显，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套用一下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类的本性中，总希望自己的后代得到最好的一切，那么，而这后代产生的来源，便是婚姻。说得动听一点，那叫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济后世”，说得直白一点，则是资源的优化配置，或强强联合，或互通有无。比如，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清朝乾隆皇帝将女儿嫁到山东孔家，就显得意味深长。至于追求所谓热烈的爱情，乃至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那都是后来人们的神话，或者鬼话。

一、根深蒂固时

当我们今人引用古人的观点，说起“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或“富不过三代”时，其实并非自古有之，而仅仅是来自宋元以后人们的经验总结。实际上，长久以来，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变动是非常态，静止才是常态。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次出现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布衣卿相局面，仅仅是在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那时节，豪杰辈出，风云际会，社会出现大变动，大革新，阶层出现大分化，大流动。

但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经济逐步稳定，强宗大族也逐步发展。哪怕西汉的历届皇帝，以汉武帝为代表，对强宗大族不停分化、打击、瓦解、铲除，但依然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政权的豪强化已然成为趋势，世家大族和累世公卿局面逐渐形成。甚至可以说，到了东汉，已然形成累世公卿，世代执掌朝政的局面。如新野豪强地主邓氏，因邓禹辅佐刘秀夺取天下有功，官职司徒、太傅，从此刘、邓累世结亲，世代显贵，东汉几乎成了刘、邓两姓共有的天下。就这样，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实力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世家大族统治的门阀士族政治，在官僚体系上也出现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门阀士族享有巨大的政治、经济特权。

自古以来，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意思是说年轻人的亲事当由父母做主，但在门阀制度下，哪怕父母做主子女的婚姻，也得受到世风、同僚乃至帝王的评价和干涉。原因很简单，既然门阀士族高贵的社会身份和政治特权都来源于血统，那就要尽一切可能保持血统的纯正和门第的优越，就必须是士族之间通婚，久而久之，成为约定俗成的风俗。倘若士族如果与寒族通婚，轻则受到其他士族蔑视排挤，重则遭受免官禁锢。前者如弘农杨氏（弘农在今陕西华阴），自西汉昭帝时期的宰相杨敞（司马迁的女婿，汉武帝时的宰相）时起，这个家族便以“清白传家”自许，却因东晋初年他们过江时间较晚，婚姻仕宦错过了时机，导致“婚宦失类”，常受到其他人的排斥，以至于当时官至太常在杨佺期常激愤咬牙切齿；后者如南朝萧齐时的大族东海王源与富阳满氏结亲，将女儿嫁给门第稍低的满家，哪怕满家已官至侍郎，照样遭到门阀沈约（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的弹劾，建议皇帝将王源“免所居官，禁锢终身”。

既然士族以联姻庶族为耻，那么反过来，庶族则以攀附士族为荣。如同本文开头所说，为了达到与士族联姻的目的，许多庶族出身的官吏更是使劲招数，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范阳卢氏家的女儿，父亲早灭亡，庶族出身的幽州刺史赵邕想与之成婚，以提升门第，叔父答应但姑娘的母亲不允许，乃至带着女儿偷偷逃回娘家躲避，赵邕气得要命，竟然利用刺史的权势，将这倒霉的叔父考掠至死。

而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其中的故事主人公也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

最著名的应属“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王家和谢家。前者最有名的除了丞相王导，王家在后世中，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了。“东床快婿”一词的由来中，儒雅的刺史郗鉴听说丞相王导家的子侄个个都很英俊，就有意在其中选择一人为女婿，最后选择了东床袒肚的那一位，也就是书法家王羲之，倒也成就了一段佳话，据说王羲之夫妇之间志趣相投，恩爱非常。

但到了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王凝之这一辈，似乎就没那么幸运了。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乃东晋丞相谢安的侄女，大将军谢炎的女儿，其母阮容，乃狂著名的“竹林七贤”阮籍、软咸的族人。想必谢安在子侄辈中，最为欣赏的就是这个侄女谢道蕴，以至于数百年后，著名的唐朝诗人元稹在怀念亡妻时还以“谢公最小偏怜女”引入。但实际上，才学出众的谢道韫对这门叔父为之精心安排的婚事并不满意，以至于回娘家时直言不讳地抱怨：“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究竟谢道韫痛为何恨王凝之，并无记载。但想想王凝之后来在“孙恩之乱”中，只知求神拜佛，结果除自己被杀外，四子一女也全部殒命，倒是谢道韫自己组织突击队，奋起反抗，寡活下来，似乎谢道韫年轻时的抱怨似乎是有迹可循？

而王献之，也就是王凝之的弟弟，其婚姻可谓是悲喜半掺，令人唏嘘。他和秦梅竹马的表姐郗道茂结为夫妻，无奈王献之被新安公主看中，为了抗拒新安公主，甚至不惜将腿弄残，但新安公主依然不肯罢休，只得和郗道茂妻子离婚。多年以后的临终之时，做法的道士问他平生有何憾事，他说：“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如此看来，士族之间的联姻，双方是否幸福，是否满意，也取决于彼此的缘分和情投意合程度，它不一定比如今的自由恋爱更糟糕，也不一定更美好。那时的人们生活在家庭的保护和羁绊中，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也没有经验去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给父母处理，难免按照世俗的标准择偶，但谁说世俗的标准就是糟糕的标准呢？流传百年千年下来，说不定更适合世俗中的大多数人呢？

二、流风余韵中

到了隋唐初年，朝廷擢升人才的标准终于改变，尤其是科举制的兴起门阀制度最终衰亡瓦解了，但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存在的门第观念，却依然存在了数百年之久。这足以说明，人们观念的改变绝不在于一朝一夕。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及其子李世民自称出自陇西狄道，是著名的关陇大族，但很多人对此深表怀疑，因此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很看不起他们。这使得新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恼火，李世民甚至数次下诏，揭露士族内部通婚以及庶族攀附士族结婚的种种弊端，说他们的联姻不过是一种“卖婚”，无非是为了“多纳货贿”（好像他心爱的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是为了爱情一样），还说士族的女子“无礼于舅姓”，甚至居然公开指责山东高门士族卢崔、卢、李、郑诸家子孙人品不好，阿附富贵，无礼无耻。为了表示冷落他们，李唐王朝之初的王妃、主婿都选自新贵大臣之家，不与山东士族通婚。纵然如此，瘦死骆驼比马大，旧士族也偏偏不肯同皇室通婚，甚至以此为荣。他们骨子里看不起新贵，认为新贵们没有娴熟礼教，缺乏风姿蹁跹，而且不理朝廷“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等七姓北方最显赫的高门望族不得自为婚姻”的诏令，“潜相聘娶”。实际上，就算那些新贵，骨子里有何尝不曾向往和高门大户结亲呢？房玄龄、魏征等朝中重臣照样与山东士族联姻。

到了唐朝中后期，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中书令薛元超的妻子是巢王的女儿和静县主，也就是文宗皇帝的侄女,然而薛元超却感叹说，他一生之中有三件恨事，其一就是未能娶五姓女。所谓五姓女者，即清河博陵崔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陇西、赵郡李氏之女。

五姓嫁女，已经到了非只看门第不看官职的地步。冀州长史吉懋（从五品），欲为男娶南宫县丞（县令的副手）崔敬女。崔敬起初不答应，后因惧怕吉懋所掌握的自己的把柄吉懋的权势而应许，却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等到迎亲之日，崔敬的妻子郑氏才知道此事，抱着女儿大哭道：“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实际是嫌弃吉懋家门户低。女儿也坚决不肯上车。最后，他家小女儿说：“父有急难，杀身救解。姊若不可，儿自当之。”于是登车而去，替姐姐嫁给了吉顼。这个故事倒有有趣的结尾，那就是吉顼最终成为了宰相。

民间如此，皇室的笑话更是比比皆是，以至于到了“皇帝的女儿也愁嫁”的局面。唐末的宣宗皇帝想为公主选士族子弟为婿，“衣冠多避之”，最后只好选了一个不修细节、名誉不好的士族化的鲜卑族后裔于琮。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文宗皇帝本意是将永福公主许配于于琮，只因一次公主和皇帝吃饭时把碗扔在地上，筷子一折两断。皇帝叹气道：“你这样的脾气，怎么能嫁到士大夫家里去？”当即就取消永福公主做新娘的资格，换上她性格贤淑的妹妹广德公主。想来皇帝内心也有自卑的成分?

但或许士族不愿与皇室结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鲜卑血统的李唐公主们的确是惹不起呀！从唐初与辩机和尚私通的高阳公主，到后来和母亲韦氏一起干掉父亲中宗皇帝的安乐公主，哪一个不是个性强烈，飞扬跋扈？怪不得宣宗皇帝将长寿公主嫁给郑颢之日，千叮咛万嘱咐：“不得轻视夫族！”后郑颢之弟病危，宣宗派使探病，使者回宫后，皇帝问：“公主何在？”回答说：“公主在慈恩寺观戏呢。”宣宗皇帝大为生气，说：“怪不得士大夫不愿同我家结亲。”然后把长寿公主叫回来狠狠训斥了一顿。

更悲催的还在后头，话说文宗皇帝为太子永向宰相荥阳郑覃求婚，希望可以让郑覃的女儿为太子妃，但是郑覃可以宁可把孙女嫁给九品卫佐之崔氏，却不愿意女儿为皇太子妃。文宗很气愤的对郑覃说：“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联作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也就是说他们李家好歹也是大唐二百余年天子，难道比不上一个九品官员的崔氏吗？

三、烟消云散后

经过唐末的农民起义，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庄园制终于崩溃了，门阀士族制度也衰亡了，士族子弟如鸡飞鸟散，四处谋生，个体小家庭又一次普遍化了。那种仅仅由于出身在某家士族，门第高贵，从而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士庶界限已经趋于泯灭，子子孙孙累世为宰相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如宋初的几位宰相，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基本都是靠进士之路爬到高位，而非家族荫庇，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如果说秦汉之际，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仅仅是出现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导致的大洗牌的特殊现象，而到了北宋以后，已经趋于普遍而稳定了。在庄园经济彻底瓦解之后，似乎又出现了单纯以财力相雄长的局面，经济社会更加自由，商品流通更加通畅。那些比较贫穷的族人，可以通过科举而取得青紫，也可以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而成为暴发户。而公侯卿相一旦去世或失势，则可以突然沦丧，子孙泯没，家产荡尽。但和西汉不同的是，这一现象却不是是皇帝刻意打压豪门大族的结果，而是一种财富流动的自然现象了。

虽然宋明元清近千年间，一直有所谓的家族组织，那属于同一个祖先却又分裂成无数个体小家庭的子孙，聚集于一个村落，形成宗族，有族规，有家法，有祠堂，有族田，有族谱，家族成员之间也会进行生产协作亦或经济互助，但与门阀制度下的家族毕竟有着巨大的分野了。或许由于成员私有财产的发展，或许由于内部的矛盾冲突，尽管大家庭组织也得到过官方的大力提倡和辅助奖励，但终究没有成为更为普遍的形式。即便形成，也很难与封建政权紧密相联的，虽然家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都保、里甲等基层政权，却再也没有获得更大的政治上的特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之间婚姻的缔结，也只看家财是否相当，至于是否出身名门望族，人们并不去计较。宰相之女下嫁平民为妻，宰相之子娶贫家女为媳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此后在身份等级方面的通婚限制，也仅仅剩下“良贱不婚”这一条了（也就是良民不得同贱民如乐户、官户、奴婢等结婚），这在唐以前婚姻论阀阅，宰相之家“女为王妃男尚主”的时代，的确是不可同日耳语了。

结语

燕子已随王谢去，历史是曾经的现实，它曾真实地存在过，但也真实地成为了过去，我们无需取笑那如今看来不可思议之事。每一个人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很难绝对超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限制，或许表现生产力和社会结构，也或许表现为社会观念和思维方式。这观念，或许会在时光的流逝中渐行渐远，但或许只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日久弥新。而今天的人们，生存于这个来自群体的制约日趋减少，个体日趋原子化同时也日趋自由的社会，我们的选择,究竟是囿于曾经存在却正在逝去的观念，还是拥抱正在来临的时代中蕴含着的新的观念，抑或是自在自为地超脱于一切观念之上？这，都是你的选择，你自己的选择，且自负其责，包括你的职业、你的婚姻、你的育儿方式，乃至你的性取向……你，愿意且有能力这样吗？愿意且有能力成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个体吗？

2016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