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如何塑造“阳刚”人设？

伴随冷战形势的严峻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新闻媒体的发展，20世纪中期，美国政客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进入了全新阶段。民众考量政治人物的方式、双方沟通的渠道，都发生了变化。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政客必须对自己的“人设”进行调整，以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众口味。

每个新潮流都会吸引来投机分子，这次也不例外。这些人乘着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之风，加强了自己的“国家监控者”形象及“男子气概”形象。

这种形象，可以同时抵御两种社会焦虑心理：一种是对敌对意识形态的焦虑，一种是对消费主义浪潮下阳刚之气丧失的焦虑。

讽刺的是，这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政客里，有两人其实是同性恋，另一人常年伴有同性恋传闻，而同性恋，恰是他们所处的政治语境里，他们这些“国家监控者”的监控对象，以及最没有“男子气概”的人。

在一个极度焦虑的时代，这些追逐权力的投机者，本身也被恐惧驱使着。

埃德加·胡佛

胡佛堪称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官员之一。他不仅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监视系统，也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现代大众媒体潜力的政客。

（胡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工作岗位类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70年至1910年间，白领岗位的数量增加了7倍多。

工业化的力量，包括经济现代化、城市化、移民，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转变，使相当一部分公众担心国家的道德结构会破裂。

从田间到格子间的劳作方式变化，深刻地影响了那个年代许多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养育男孩的方式，亦引发了社会对于男子气概消失这一话题的讨论与焦虑。

对传统白人基督教家庭来说，一切不“阳刚”的男孩教养方式，自然是决不能接受的。1878年至1905年间，大量基督教“道德促进”组织应运而生。“男子气概”本身就成了一种道德。

法律层面也不断收紧，仅以曼哈顿一地为例，因有偿同性恋行为而被定罪的男性人数，在1916年至1920年间，从92人升至750人。

在此背景下，1895年，胡佛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公务员家庭出生了。

（胡佛）

胡佛一生受其妈妈安妮的影响最深，二人关系极其亲密。安妮控制欲极强，不仅掌控家中大小事，还从小就给胡佛灌输了强烈的秩序观。

胡佛把这种秩序观，贯彻到了人生的每一天。他主动选择上最严格的学校，选择最难的选修课，拿最好的成绩，从未缺过一堂课，从不迟到。每周准时参加教会礼拜自不必说，年仅14岁就被任命为教会通讯秘书。

（胡佛）

他对自己高要求，对他人亦如是。在管理学校青年训练团的过程中，他以严格的管理手段和杰出的管理能力，受到同学的钦佩，人气极高。

这些经历，对胡佛性格和价值体系的塑造至关重要。他得到了指挥他人的乐趣，以及通过带领一群人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而产生的自我价值感和赋权感。

这段经历还教会了他对机构的忠诚。他发现，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一个组织，带来的回报远大于单打独斗，更利于推动自己的议程。

胡佛没当过兵，但他生活作风之严谨不亚于任何士兵。他每一天，都在同样的时间起床，吃同样的饭，去同样的地方，穿纤尘不染的衣服。

（胡佛）

与台面上的庄重形成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热销全美的八卦杂志。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都市话题》为例，该杂志创办于1879年，最初以发表严肃题材文章为主，创刊不久便破产了。

尤金·曼恩兄弟接手该刊，并将其转型为彻头彻尾的大尺度社会八卦杂志。接下来六年里，该杂志的发行量从几千本增加到近十万本，重获新生，其读者遍布各社会阶层。

（《都市话题》封面）

八卦媒体火爆的背后，根源是民众的八卦心理。胡佛不仅意识到了，还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的事业铺路。

1936年5月1日，FBI逮捕了黑帮成员阿尔文·卡皮斯后，胡佛接受了媒体采访。由于抓捕现场没有媒体在场，因此，胡佛的表述，成了记录此案抓捕过程的唯一凭据。

胡佛的描述中，带有大量富有戏剧性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将FBI及胡佛塑造成兼具强硬执法手段与现代办案策略的神勇将士。他还强调卡皮斯被捕后的恐惧和狼狈之态，总结说一切罪犯“对我们来说都是黄鼠狼”。

这种宣传效果斐然，《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卡皮斯在新奥尔良被胡佛亲自抓捕》，《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胡佛率队逮捕国家头号逃犯》。

（FBI抓捕卡皮斯）

这种英勇探长和亡命之徒的角色设置，是西方通俗读物里非常经典而常见的，极易令读者产生代入感。胡佛利用公众对性别的传统认知，将自己和FBI塑造成为国家抵御威胁的男性堡垒。

对抓捕卡皮斯的宣传，只是胡佛经手的不计其数案件中的一桩。为了加强公众对FBI与纪律、秩序、坚强意志等形象的联系，胡佛对打击性犯罪和窃听公民这两方面做到了极致。

1910年通过的《曼恩法案》，将卖淫、不道德行为和人口贩运问题定为重罪。其中“不道德行为”具体指什么，没有人知道。胡佛充分利用了这块模糊地带。

至于对公民的窃听和秘密线人的广泛设置，则在胡佛的运作下，成了FBI的当家绝活，及某种程度上的代名词。截至1956年，FBI收集的个人档案已达近500万份。

此外，胡佛手握许多超级名人的裸照，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

说到底，胡佛想打造的，是一个白种人、男性、异性恋、信仰虔诚、守法、致力于维护“真正的美国精神”的人物形象。

在他的苦心运营下，原本用来泛指政府特工的“G-Man”一词，成了FBI特工的专属称呼。他希望人们认为G-Man是美国家庭生活和安全的守护者，是基督教式的法律和秩序的拟人化形象。

胡佛对G-Man的招聘要求很明确：高学历，外表得体，加入过兄弟会等崇尚男性价值体系的组织，最好是单身（这样就不会因家庭影响工作）。后来成为胡佛高级助理和终身伴侣的克莱德·托尔森完全符合这些要求。

（胡佛与克莱德·托尔森）

日常工作中，胡佛要求特工必须穿着锃亮的鞋子、剪裁考究的西装，把发型和胡子修剪整齐，每年进行体测，勤于体育锻炼。他会不定时抽查特工的办公室、工作记录和个人仪表。

深知媒体重要性的胡佛，要求G-Man与媒体打交道时，必须始终保持礼貌。他自己则经常通过代笔作家，定期直接向媒体投稿，文章主题自不必说。

胡佛对影视作品中呈现FBI和他本人的形象非常重视，配合度极高。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胡佛和G-Man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好莱坞电影、广播剧、漫画书都对这群人反复宣扬。

以1935年为例，那一年，共有七部以特工为主角的电影，其中一部的片名甚至就叫G-Man（中译名《执法铁汉》）。

（《执法铁汉》海报）

这些文化形象，令FBI及其特工的形象深入全美。他们不再是乏味的联邦官僚，而是西装革履的动作片英雄，专业、可靠、稳重、理智、健壮，他们不仅可以保卫小家，还可以保卫美国这个大家。借此，FBI在国家安全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反过来也得到了巩固。

而这个“阳刚”机构的最高代言人胡佛，为了堵住关于他性取向的议论，联系多个八卦媒体，把他写成很抢手的单身汉，还让他们散播他和女明星约会的假新闻。

（胡佛）

约瑟夫·麦卡锡

（八卦钩沉之前写的麦卡锡个人文章，点这里看）

麦卡锡经常被人批评为短视的疯子。

（麦卡锡）

他似乎不会进行战略性思考，总是不假思索地对政敌发动毫无保留的正面攻击，哪怕伤敌八百、自损一千，都在所不惜。

事实上，麦卡锡的疯癫策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品，其中掺杂了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以及他想塑造的某种公众形象。

这种风格，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确实把他提升到了一定高度，又在他职业生涯后半段，狠狠毁了他。

麦卡锡1908年出生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卡锡深受原生家庭影响，一辈子没有落下过教会礼拜活动。

（麦卡锡）

麦卡锡身上还有另一重深刻的时代和阶级烙印：勤奋。农场里永远有许多体力活要做，而麦卡锡永远是家里最勤劳的那个孩子。他的邻居形容他“像个魔鬼一样工作”。

这一特质，贯穿了他的一生。大学期间，为了付学费，他做过司机、洗碗工、厨师、加油站服务员、面包师、推销员、电梯员、拳击教练等各种兼职。

为了多挣钱，他甚至会去赌钱，而且总是不计后果地加大赌注。这极能体现他的某种性格特征。

他还加入了Delta Theta Phi兄弟会，并与其他成员度过了许多喝酒、抽烟、打牌、狂欢的夜晚。

（麦卡锡）

麦卡锡一直有从政之心，但刚从法律系毕业后的那几年，他不得要领，进展不顺。1939年，他宣布竞选巡回法官，因为该职位即便没有太强的党派背景也能被选上。

这次，麦卡锡胜选了，但他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攻击对手、吹捧自己等常规动作（虽然他当然也都做了），而依然在于他的勤奋。他在有限的时间里，拜访了尽可能多的选民，且做足了功课。

（麦卡锡竞选巡回法官宣传单）

有一家农场的选民如此描述麦卡锡的拜访：“他知道我的名字，我妻子的名字，我孩子们的名字，我们家狗的名字。当我走到前门时，他给我女儿递了个棒棒糖，还跟我儿子玩摔跤。他还帮我们挤好了牛奶。”

这是典型的麦卡锡式竞选风格：有备而来，避谈政治，强调自己的底层出身，突出自己坚韧、大胆、直率、勤奋、有活力的特质，将自己塑造成工人阶级男子形象的缩影。

这也是麦卡锡和胡佛的不同之处。中产阶级出身的都会男子胡佛，一直努力给白领工作赋予男性气概，而麦卡锡则一直强调，他的蓝领阶级出身，可以使他免受白领工作的“女性气质”影响。

（麦卡锡竞选参议员宣传单）

巡回法官一职，是麦卡锡政治生涯的起点，而他早在那时，就意识到塑造公共形象，以及与媒体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且关注到了每个细节。如果他看到某篇新闻报道没有使用他的最新照片，会安排秘书主动联系这家媒体，并寄出最新的。

麦卡锡带有民粹主义的男性气概表演，还有另一重功用。在他竞选参议员的1946年，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令反共之风吹遍全美。社会氛围的变化，极易令保守派民众感到不安，而麦卡锡身上的标签，对缓解工人阶级的焦虑感很有帮助。

（麦卡锡）

1947年1月起，麦卡锡开始在国会上班，并在入职第一天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广而告之。他壮硕而不修边幅的外形，与国会的其他文雅男士形成鲜明对比，颇受关注。

麦卡锡对此心知肚明。他很懂要向媒体“投喂”哪类细节，以加强自己“魅力男蓝领”的形象。

比如，他告诉媒体，他用手掌磨刀片，以显示他的手有多么饱经沧桑。他也很乐于向媒体透露他经常换女朋友。

但他也知道，有些“蓝领爱好”绝不可为外界所知。比如，他嗜赌，又经常嫖娼，但他却对记者说，他连掷骰子都不会。

与操纵媒体时的敏锐相比，麦卡锡在同事关系的处理上，有一种莫名的迟钝。

（麦卡锡）

他在工作中遇到冲突时，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动辄公开抨击别人，但在与同事的私下相处中，又能将这些矛盾和不快完全抛在脑后，表现出善意和友好。

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这种做派。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对此这样评价：“麦卡锡像一条杂种狗，一会儿讨好你，一会儿又想把你的腿咬掉。”

但麦卡锡感受不到他人的不满。他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像他这样，能把工作和生活的情绪完全分开。这也导致他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频频对他人施以致命打击，把人都得罪了个遍，完全没给自己留下任何转圜余地。

就这样，麦卡锡在参议院的前几年可谓浑浑噩噩。他没做出任何成绩，反倒得罪了一票人。

距选举年已剩不到两年，他必须有点大动作。

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在林肯纪念日晚宴上发表演讲，自称手握一份205人的美国国务院间谍名单，给美国反共运动舔了一把柴火。他从未出示过这份名单，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他的这番言论很有市场。

麦卡锡的煽风点火，加上不久后爆发的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清洗活动“薰衣草恐慌”（相关文章点这里看），为麦卡锡奠定了形象基础，即他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可以保护美国的人。

（麦卡锡）

麦卡锡的吸引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与保守派民众建立情感联系的能力。他们都崇尚保守的民粹主义价值观，如民族主义、亲属关系、地区自豪感、宗教信仰、自力更生，以及“勤奋工作”这种模糊但强大的概念。

麦卡锡批判政敌时使用的那种戏剧化的、极为笃定的表达方式，也易令许多民众产生信赖感。

彼时，适逢美国八卦媒体的黄金时代，《机密》这样的顶级八卦杂志，巅峰时期发行量超过百万份。它将笔头对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八卦是其的重点关注对象。

（《机密》封面）

为搜集情报，《机密》培养了一支架势不输G-Man的线人团队。这些职业范围囊括三教九流的线人，通过秘密录音、摄像、窃听等方式，为《机密》输送源源不断的一手消息。

《机密》的政治立场非常保守，因此它是散播红色恐怖阴谋论的一大源头，亦经常发表仇同言论。它笔下的胡佛和麦卡锡，是为国家安全而勇敢冒险的英雄人物。

《机密》的现象级火爆，引来众多模仿者，有四十多本照搬其风格的杂志创刊。

对麦卡锡来说，这些杂志不仅是他的传声筒，亦是他的学习对象。他在许多场合发言时，都会模仿八卦杂志的措辞，来增强戏剧性、吸引听众注意力，如“不可思议”、“闻所未闻”、“耸人听闻”、“难以置信”等等。

（麦卡锡）

一通组合拳打下来，麦卡锡的政治地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已达到了他人生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顺利赢得了1952年的连任竞选。

以麦卡锡的行事风格，风光之下必埋着隐患。

1953年9月，麦卡锡和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助理结了婚，因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已很糟糕，需要有人照顾。

但许多人都把这桩婚事，看作麦卡锡掩饰真实性取向之举，因为私下不断有流言说，他和他的下属，存在超越普通同事的感情关系。

这个下属，叫罗伊·科恩。

罗伊·科恩

（八卦钩沉之前写的罗伊·科恩个人文章，点这里看）

注重外表、迷恋权力、野心勃勃、关注阶级地位、擅长政治交易，这些都是罗伊·科恩与生俱来的特征。

（科恩）

与中产阶级新教徒胡佛、蓝领阶级天主教徒麦卡锡相比，1927年出生于犹太富豪家庭的科恩，可谓一出生就站在了精英阶层的起跑线上。不过，终其一生，他都没被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完全接纳过。

科恩的人设塑造策略，是胡佛路线和麦卡锡路线的融合。他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将高调反共作为投射自己“男子气概”的手段，并充分利用媒体，尤其是八卦媒体，来传播此形象。

他从小就对使用权力跃跃欲试。他会在学校课间休息时，给纽约市长打个简短的电话，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会致电警局，帮闯了交通事故的老师摆平问题。

这种通过展示权力在同学中获取影响力的做法，自然是科恩从父母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科恩和胡佛一样，都与妈妈极其亲近，不过，科恩的妈妈朵拉教养孩子的方法堪称离谱。

（科恩与妈妈）

朵拉将科恩视为“王储”，恨不得控制他的每个细胞。她把年幼的科恩打扮得像个老气横秋的商人，还带他做过一次失败的鼻子整形手术，并鼓励他像对待奴仆那样对待家里的佣人，允许他在外对人颐指气使。

科恩还学会了母亲对他人的蔑视，蔑视对象中包括他的爸爸，因为这个“倒插门”爸爸在家中地位不高。

（科恩与父母）

这种高压的家庭关系，令科恩一生，都对母亲有一种又爱又恨的矛盾情感。他成年后对女性群体的厌恶，被外界认为是对这种亲子关系的投射。

科恩的父母，乃至他的许多亲戚，都很早就意识到科恩与其他男孩的不同之处。为了让儿子更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科恩的父母在他中学时将其转到一所男校。不过这一做法适得其反，科恩身边同学表示，他16岁时开始与男生约会。

科恩和胡佛、麦卡锡一样，天生懂得八卦消息的重要性、懂得如何操控媒体。他13岁时就为《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撰写过八卦专栏。

他对塑造公共形象的痴迷，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进入职场后，科恩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以顺利进入核心国家权力圈。

他用来塑造男性气概的手段和麦卡锡一样：反共。这个话题，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流量很大，一桩间谍案，可以霸住报纸和广播头条很长时间，非常适合科恩这样急于上位的人。

（科恩）

科恩在任职助理检察官的短暂几年里，有意识地给自己是树立了“手段狠辣的红色猎手”的名声。为了能给被告定罪，他不择手段，经常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将谣言当成真相，透露给媒体，以影响最终的审判结果。

在他的悉心经营下，沃特·温切尔、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乔治·索科斯基等知名八卦专栏作家，不仅都成了他的好友，更成了塑造他明星检察官形象的重要渠道（这些作家和麦卡锡亦关系密切）。

（沃特·温切尔）

科恩的成名作，是1951年的罗森博格案。多年后，科恩承认，为了让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这对夫妇被定罪，他通过不合规的途径取得关键证人证词，并与法官厄文·考夫曼私下联络，催促他尽快宣判死刑。最终，罗森伯格夫妇被送上了电椅。

（罗森伯格夫妇）

这个判决结果争议巨大，并把当时美国民众分成了极端对立的两派。科恩自己对这个结果却是极其满意的，通过这起审判，他证明了自己不是个小年轻，而是个能要人命的的、极端反共的检察官。他踩着别人的尸体成就自己。

为了塑造“正统”男性气概，科恩自然必须利用女人。他经常与女人高调约会，以便被媒体拍下来。这些女人中，最有名的是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科恩向她求过很多次婚。在某次约会时，二人开的车堵在了车流里。科恩没有原地等待，而是直接弃车而去，丝毫不在意这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

（科恩、沃特斯、特朗普）

这种反社会行为，是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罗伊·科恩式的行事风格。这主要是天性使然，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科恩的理解里，侵略感是男性影响力和权力的标志。

他是在按他的理解去模仿某一类男性概念。

科恩的种种表现，引起胡佛关注。FBI曾受惠于科恩的媒体关系，因此，作为回报，胡佛将他推荐给麦卡锡。1953年1月，科恩加入了麦卡锡的政府运作委员会，并成为其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另有一说，是科恩主动找中间人介绍认识的麦卡锡，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三人彼此熟识）。

（科恩与麦卡锡）

科恩的犹太人身份，对麦卡锡与反犹主义撇清关系非常有利，科恩也很识相，经常主动提及自己的犹太血统。麦卡锡很喜欢这个脑子灵光的小伙子，说：“他（指科恩）拼命工作，对我很忠诚，我觉得没有他我活不下去。”

科恩很快就取得了麦卡锡的信任。他不仅斗走了同在委员会的豪门子弟罗伯特·肯尼迪，还把与自己关系极亲密的富二代大卫·沙因也带进了委员会。

（科恩、麦卡锡、沙因）

麦卡锡虽是当时的“顶级流量”，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关注，但身边的核心智囊却只有这两个年轻小伙。

鲁莽举动自然少不了。1953年4月，科恩和沙因前往欧洲，声称要调查当地图书被共产主义渗透的证据，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毫无规划。二人在18天里走马观花般地访问了9个城市，且每到一地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被许多驻当地的美国外交官嫌弃不已，也败坏了麦卡锡在欧洲的名声。欧洲媒体把科恩和沙因形容为“卑鄙的窥探者”、“病态的豺狼”、“现代法西斯主义”。

（科恩、沙因）

一些眼尖的欧洲媒体，开始隐晦地暗示科恩和沙因是情侣关系，这些报道很快被美国媒体转载。麦卡锡这些年得罪的政敌和媒体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同性恋”这把在反共运动中被广泛使用的大斧，这次砍到了美国最知名反共政客身上，而这出宫斗戏的高潮，莫过于1954年4月22日召开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

按规定，沙因当时需要进入陆军服役。他当时享受的待遇已然比其他士兵优渥，但护友心切的科恩依旧不断申请更宽松的条件。除感情因素外，这背后亦存在科恩想通过耍官威来彰显自己“男性气概”的心理。

（科恩、沙因）

1954年，忍无可忍的陆军指控科恩的不当施压行为，麦卡锡则反过来说陆军的指控是报复自己之前对他们的审讯。为了厘清这些冲突，原本由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小组换了负责人，并决定举办这场载入史册的听证会。

这场听证会受到的关注可以用几个数据体现：持续了36天，留下了200万字的书面记录，电视观众、广播听众、报纸读者分别累计达到4500万、5500万、6500万，出席的媒体近200家。

（听证会一角）

这么高的关注度，对麦卡锡和科恩来说本应是求之不得的，但结果远非如此，因为观众真正想看的，是关于麦卡锡、科恩、沙因三人暧昧关系的内容。

麦卡锡自1950年起便一直被传为同性恋，其源头是他的政敌安德鲁·皮尔森的细密考证和资料搜集。科恩和沙因从欧洲回来后就更不用说了。

（麦卡锡）

那些麦卡锡用来对付政敌的八卦媒体手段，现在全都朝他自己来了。一天到晚咋咋呼呼要反共反同的阳刚男儿，竟是同性恋——没有哪家媒体会放过这么耸动的内容，更没有哪个被麦卡锡得罪的政客会放过这个机会。

听证会得出的结论是，科恩存在过度干扰陆军的情况，而陆军也存在干扰麦卡锡调查的情况。这个结果看似不痛不痒，但麦卡锡的实际损失可谓巨大，因为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

陆军顾问韦尔奇的某助手曾加入过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韦尔奇知情后解雇了他。麦卡锡和科恩都知晓此事，但介于科恩有逃避服役的记录，因此双方在听证会前达成协议，都不提各自的“黑历史”。

然而在听证会进入末期时，麦卡锡突然提起此事。遭到背叛的韦尔奇激动不已，对麦卡锡说出一句著名的指责：“先生，你一点体面都不讲了吗？你终于一点体面都不讲了吗？”

（韦尔奇）

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听证会结束后，麦卡锡的支持率跌至34%，媒体的批评铺天盖地，他成了政坛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以及民众发泄对极端主义怒火的靶子。

他为数不多的政治盟友也开始弃他而去。胡佛低调而果断地与他切断了关系。

麦卡锡和科恩的另一重落魄，是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男子气概”，也随这场听证会而去了。无数观众通过电视转播，直观地看到了听证会其他出席人对他们性取向的隐晦调侃，也看到了最后他们彻头彻尾的失败。

（听证会中的科恩）

麦卡锡几年后病逝，在华盛顿混不下去的科恩去了纽约，但民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臆想没有消失。这成了胡佛在政坛继续攀爬的武器。

1956年3月，埃森豪威尔总统默许胡佛使用窃听、监视、秘密入侵私人住宅和办公室等非法手段，来抓捕“共产主义颠覆分子”。

（左前为胡佛和埃森豪威尔）

这一手段后来被命名为COINTELPRO，而其监视对象迅速扩大到三K党、NOI、各类工会、黑豹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等一切胡佛想监控的组织，涉及2340个秘密行动。

更多阅读

[1]美国政坛同性恋清洗史

[2]贱人往事

[3]罗伯特·肯尼迪

[4]最邪恶政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