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中書事
讀張偉先生編選的《舊時書事》。從《宇宙風》雜誌一九四三年第一三〇期裡選出一篇阿驥的《買書有感》。雖然不是什麼名家名作。也沒有什麼獨到的體驗心得。然而飄零輾轉之際亦不忘買書。更可見書痴之態：
“到南昌。我不能忘和竹平見面他的第一句話：‘天津的書給我丟光了。’在天津。一小箱子的書就也在他那裡的。（而且。竹平曾說。‘我再離開時。一定給你帶著。’朋友啊。我記得。）這。本早在意料之中。然而。在他訴說離津經過之前。兩個人確曾默然許久。
如今在昆明又住了三年了。最初。是堅決的‘戒’了‘買書’一些時。但。早已破了戒。於是。華山南路。文明新街。便不少我的足跡。同時。任走路到那裡。遇到舊書攤。便也忍不住駐足的。而書架上。雖然新新舊舊的。就又有些容納不下了。”
也許這位“阿驥”當年是流離輾轉到昆明讀大學的年輕人。買書這件事也許就是動蕩生涯中難得的喘息與溫存。
文中提到的“文明新街”應該就是今天昆明老街裡的文明街。在民國那些年據說頗有幾家新舊書店。汪曾祺先生《讀廉價書》一文中說得很是有趣。是真正的苦中作樂。更有當年窮學生旺盛的生機：
“昆明的舊書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頭路西有幾家舊書店。我們和這幾家舊書店的關係。不是去買書。倒是常去賣書。這幾家舊書店的老闆和夥計對於書都不大內行。只要是稍微整齊一點的書。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購的價錢不低。尤其是工具書。拿去。當時就付錢。
我在西南聯大時。時常斷頓。有時日高不起。擁被墜臥。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點鐘還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飯還沒有著落。於是挾了一本英文字典。走進來。推推我：‘起來起來。去吃飯。’到了文明街。出脫了字典。兩個人便可以吃一頓破酥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還可以喝二兩酒。
工具書里最走俏的是《辭源》。有一個同學發現一家書店的《辭源》的收售價比原價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務印書館的書架就有幾十本嶄新的《辭源》。於是以原價買到。轉身即以高價賣給舊書店。他這種搬運工作幹了好幾次。”
學生們買書不含糊。南渡而至昆明的先生們自然也不會落後。讀鄭天挺先生的聯大日記。讀書買書的記載亦不少。祗是和學生們相比。更多一層憂思。
戰爭漸成膠著之勢後。經濟形勢日益惡化。除飲食費用房租費用水漲船高之外。書價亦漲勢驚人。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四日。鄭先生“偕膺中至商務印書館。書價已增至照定價加五再加一。原定價一元者。現售一元六角五分。淸寒子弟將何以讀書哉。”
差不多兩年後。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余抽閒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一觀。無可購之書。其價已漲至十倍半矣。凡原價一元者售十元五角。今後讀書人將何以得書耶。自改設學校。惟中產之家始得讀書。今書價陡增。恐能讀書者唯中上以上之家矣。此非社會之福也。”
先生之憂。除清寒學生無以進學之外。更有因階級固化使得人才無法再流動而日漸僵化的深憂。當然他無法預料的是七八十年後的社會。這一固化已成定局。
飄流西南。對當地鄉邦文獻難免不生興趣。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北折入華山西路。於書攤見《王伯舉先生集》。伯舉名元翰。明萬歷進士。吏科給事中。進工科右給事中。以敢言名。《明史》卷二百三十六有傳。伯舉雲南寧州人。卒於金陵。寧州今黎縣。在開遠北。滇越鐵路所經之婆號。即其所屬也。書為嘉慶庚申家刻本。題曰《凝翠集》。應有五冊。疏草。尺牘。文集。詩集。墓誌各一卷。今闕墓誌。索價五十元。以三十元得之。⋯⋯又未剪本《爨龍顏碑》一軸。拓頗精。僅有阮。邱兩跋。蓋光緒以前墨本也。索價六十元。以四十元得之。前年子水在文古堂得舊拓本。無阮跋。僅用五元耳。兩年而物價相去如此。”
在昆明買舊書更具詩情的是陳寅恪先生。暮年所撰《柳如是別傳》的《緣起》。開篇即是滇中一段往事。雖然我總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越讀越覺得這是陳先生的有意虛構：“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尚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
東山蔥嶺意悠悠。誰訪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縱回楊愛千金笑。終剩歸莊萬古愁。灰刧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
“寅恪少時家居江寧頭條巷。是時海內尚稱乂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觸。因欲縱觀所未見之書。以釋幽憂之思。伯舅山陰兪觚齋先生明震同寓頭條巷。兩家衡宇相望。往來便近。兪先生藏書不富。而頗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鈔八十回石頭記。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於京師海王村書肆者也。
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檢讀藏書。獲睹錢遵王曾所注齋詩集。大好之。遂匆匆讀誦一過。然實未能詳繹也。是後錢氏遺著盡出。雖幾悉讀之。然遊學四方。其研治範圍與中國文學無甚關係。故雖曾讀之。亦未深有所賞會也。
丁丑歲蘆溝橋變起。隨校南遷昆明。大病幾死。稍癒之後。披覽報紙廣吿。見有鬻舊書者。驅車往觀。鬻書主人出所藏書。實皆劣陋之本。無一可購者。當時主人接待殷勤。殊難酬其意。乃詢之曰。此諸書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躊躇良久。應曰。曩歲旅居常熟白茆港錢氏舊園。拾得園中紅豆樹所結子一粒。常以自隨。今尚在囊中。願以此豆奉贈。
寅恪聞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得此豆後。至今歲忽忽二十年。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復省視。然自此遂重讀錢集。不僅藉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
陳先生南渡入滇。備極艱辛。而最令他痛苦的事便是藏書的失散。他從北平寄出的書燬於長沙大火。滇越鐵路運輸的書又悉數被盜。真是無法可想。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嘗在給弟子蔣天樞的信中還在談到這批書的失落：“去年安南華僑彭禹銘君來。言其家住西貢。曾在海防搜買舊書。得到弟當年遺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兩冊。現因不能寄出。故尚在其家。弟當日取歐史與《六一居士集》及《續資治通鑑長編》互勘。李書未注。卷帙又繁。故未隨身攜帶。《六一居士集》及《集古錄》乃用萬有文庫小本。所注頗多。彭君末收到此書⋯⋯當日兩書箱中中文及古代東方文書籍及拓本。照片幾全部喪失。”
陳先生就這樣兩手空空滿心沮喪地進入雲南。於是乎才有《柳如是別傳．緣起》裡最終未買書而得紅豆的軼事。爲後來的著書唯剩頌紅裝埋下了遠因。
鼎革之後。這樣的舊情致偶然還有存留。一九五六年黃裳先生有《滇游日記》一束。很能引人懷思一下。比如十一月十一日的一則：
“早晨出去閒走。沿華山西路青雲街一直走下去。在一家舊書鋪里買到一冊《畹芬錄》。是姚安張根培的著作。就是在蓮池畔給陳圓圓立過一塊畫像碑的人。上面有他寫的《圓圓事略》。十年前我曾在《昆明雜記》中引用過。當時把他當作了一位古人。將《畹芬錄》也看作是一冊古書。不料這書的初版卻在‘三十八年十一月’。那正是解放前夕。
坐在茶館裡翻閱一次。書實在並無可取。只不過摘抄了一些人盡皆知的故事。但也有一二記事值得注意。據說那座‘娘娘墳’原來在‘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就被人掘開。又於同年七月十五日改葬於蓮花池畔。”
黃裳先生後來把藏書中和雲南相關的古籍收羅一處。各有題跋和筆記。匯總而成《滇南書錄》。成為他“讀書記”裡別樣的一束。據他文章中說把好幾種作為標本送給了雲南省圖書館。不知今日還能看到否。
話說回來。其實我也有在昆明買舊書的體驗。祗不過從來沒有機會淘到什麼值得一說的妙品。都是些平常舊書聊勝於無而已。好些年前愛去潘家灣。記憶中看得多買得少。還在身邊的好像祗剩一本揚州八怪的詩文集。
後來有一回偶然聽說昆明的舊書市場如今只有西站還稍成規模。正好住的地方距離此地只有幾百米。沿著廢棄的鐵道走過去即可。於是先去那裡。沒想到大門外還有“西站舊書交易”幾個醒目大字。裡面大約有五家舊書店在營業。
第一家堆積最滿。真是書似青山常亂疊。舊書幾乎從兩間房裡溢了出來。書架書堆之間留出的過道站一個人也夠嗆。估計是才打包了某單位的圖書館。屋子最外頭是十來摞紙殼精裝合訂本雜志。典型的單位自制合訂雜志的模式。因為實在太亂無處下腳。沒有去看究竟有哪些刊物。
書架上的書內容很雜。擺放亦隨意。只好側著身子慢慢看。幾個架子掃過去。沒有發現什麼有興趣的書。突然在另一個書架底層發現兩大排線裝書。心下一陣激動。抽出一本來看。原來是《新纂雲南通志》。
這樣的大書我從未見過。抽出來一看雖是舊式模樣。但絕非原印。好不容易翻出來第一冊。才知道是二〇〇七年出的影印本。本來想翻揀幾本有興趣的零本如藝文物產金石什麼的看著玩兒。不料店主過來搭話。說這書可惜差十數本未能配齊。不然一定是珍貴的資料云云。趁此機會問店主如何賣法。他略一思忖。說一百塊一冊。若多買幾本可便宜些。聞此語連價也不好還了。於是虛晃一招拍拍發黑的手走出店外。
最近的一回是庚子年的夏天。又去雲南小住了一月。在昆明呆了一周多的時間。發現修繕一新的文明街上開了一家東方書店。號稱是一九二六開業的老店。說當日有昆明人王嗣順乃北大英文系出身。認識我的朋友胡適之先生。因受新文化思潮影響。畢業回鄉後開書店以新風氣。
抗戰中西南聯大輾轉來到昆明。炮火之中弦歌不輟。此店也成了諸位文士學人出入留连的所在。當然汪曾祺這篇《讀廉價書》文章裡並沒有提到這家“東方書店”。不過今天這家重開的“東方書店”倒的確是在文明街上。如今正在重點打造的“昆明老街”核心位置。是以這樣的自我作古倒也不算太勉強。
一路閒行來到書店門口。雲南詩人于堅寫的店招倒也搶眼。如今的書店似乎必須和拍照。售賣飲品扯上關係。不過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選書好不好。入內逡巡一番。除了裝潢雅緻之外。選書的品味也果然對得起所標榜的舊時書店。尤其美好的是。他的二樓書架上大半擺放的是舊書。這就比單純的新書店更添得歷史感和縱深感。只恨所有的椅子上都坐有訪客。我只好專心找書。
雖說多是普通文史舊書。品相卻大多很好。可見主人的用心。舊書買賣不一定非得和回收站完全划上等號。看了十來分鐘。選出一套齊魯書社一九八七年精裝初印的《太平廣記選》。除書脊稍有塵封痕跡外。近乎全新。白色的漆布面外封配上大紅色四個篆字書名。髣髴雪野裡盛放的寶珠山茶。八九十年代齊魯書社。巴蜀書社。黃山書社的書無論就質量還是裝幀設計。都多精品。這一套書放在書架上頗為顯眼。於是欣而攜歸。
翌日又去二樓閒逛了幾個鐘頭。還喫了鳳慶的紅茶。挑出來幾本昆明幾所大學圖書館剔舊的文史書。看著書中的印章。足以悠然神遊矣。
其中有一本是殘本。是周輔成先生編選的《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一九六四年十月商務印書館刊行。原本是精裝兩厚冊。我這部殘書是上冊之一半。開始於第三百六十七頁。不知原藏者是不是嫌書太厚特意一分為二。
我會買這本書是因為原主人用牛皮紙細心做了封皮。可惜落款只認得一個“汝”字。時間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那正是舉國若狂的歲月。卻還是有人願意珍而重之地讀這樣落伍的安靜的書。亦是難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