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创：重洋难阻报国心（三）
书接上回
第二章 大洋彼岸
69年前，我迫于父命，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于1923年抵达美国旧金山，在异国度过了9个春秋。9年的生活、斗争的实践，使我从一个仅有满腔革命激情，但找不到前进方向而四顾彷徨的18岁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1981年，我又从一个当年曾被美国当局以政治问题遣送出境的囚徒，转而以新中国国家公职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而重访这个阔别49年的国家。想不到这一进一出，一离一聚，竟是我一生奋斗的缩影。今天，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已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海外华侨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改善和提高，我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自豪，更为祖国日益繁荣富强而倍感欣慰。
一、加入美共
1923年7月，当我迫于父命离开祖国，含泪横渡太平洋，垂头登上旧金山时，乡亲们都纷纷登门，异口同声向我父亲致贺：“儿子来美继承父业，他日必定大展鸿图了。”父亲对此，喜形于色。而我却不以为然，终日闷闷不乐。
抵美后的我，日间在圣马利教会学校读书，夜间则在街边水果摊当售货员。
1924年初，国内国共合作的消息传来，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工农运动蓬勃开展，海外华侨同样受到影响和鼓舞。我和七、八个同学眼见驻美国的国民党人员，多为追名逐利、只想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故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就自行组织了一个“三民主义研究社”。该社旨在研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于缺乏指导，只是从本本至本本，更谈不上如何联系中国革命和美国华人社会的实际。仅凭一股朴素的爱国主义热情，又杂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无群众基础，工作面又小，这样从事反帝斗争，自然没有成效。逐渐地个别社员开始意志消沉，但组织仍维系着。
1925年6月，国内发生“五卅”惨案，6月又发生“六二三”沙基惨案。消息传来，华人中的热血青年，无不义愤填膺。同年7月，我终于在西人办的圣玛丽小学毕业，开始思索今后自己的前途。在父亲合股经营水果生意的“双记公司”中的几位亲人，均已年逾花甲，他们劳碌一生，节衣缩食，积聚金钱为的是回国建房置地，娶媳嫁女，一辈子都为儿孙的幸福而奔忙，却未能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自忖如果我真的继承父业，势必走他们的老路，如此庸碌地度过一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积极地谋取半工半读的职业。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撒斐路镇中学（位于三藩市郊区），同时受雇于一个美国公司职员家做帮工。这样，我决心离家，临行时留下“千言书”，阐明自己的意向，“不甘做笼中之鹰，也不愿守株待兔。”因此出走，恳请父亲原谅。
我出走后，乡亲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我是正牌傻仔，丢掉一盘生意不做，反去替人做工；有人说我不识时务，被人引诱，误入歧途；也有人惋惜地说：“老父创业竟无子守成啦！”父亲为此满腔怨气，怪责我不争气，让人小看他。对别人的蜚短流长我不在乎，对父母的担心我只有好言慰藉，但离家独立生活，走自己开创的路，这个决心是不动摇的。
离家后，我在一美国公司职员家充当雇工，开始时连一般的烹饪都不会，全靠勤学苦干。我每天早起，先煮咖啡，煎鸡蛋，烤面包以供东主全家的早餐，等他们食用后迅速洗净食、厨具，然后立刻带上几片面包和一点水果作为自己在校的午餐，就背上书包直奔学校上课。到下午4时下课后，即回去做好晚餐所需的准备工作，然后做饭。像早上一样，等到洗干净食、厨具以后的时间才是自己的，每晚实际上仅能挤出两小时温习功课。每逢周六，则要整天忙碌，为东主家打扫卫生等等。我的报酬是由雇主包食包住，每月工资25美元。但这份工作是不稳定的，一般被雇用半年左右，有事做一个月就被解雇，被迫替人做些散工、临工，到果园帮忙摘果子等季节工，也有因受不了雇主刻薄而自动辞工的。总之，从1925年到1932年这几年间，我总共换了8个雇主。
我在撒斐路镇中学读了一年多时间，终因失业而停学。1925年“五卅”惨案后，我已积极参加美国学生活动。1926年8月间正当我们“三民主义研究社”苦于开展不了工作的时候，美国共产党注意到我们这批爱国青年的心意，就派刚从中国到美国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李干和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的学生徐永瑛主动与我们联系，启发教育并知道我们的工作。他们组织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国内革命情况，帮助我们分析三民主义的阶级性，指出中国革命的转变过程和发展方式，通过学习使我们有茅塞顿开之感。徐永瑛认为“三民主义研究社”这样的组织形式是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更不利于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建议改组，易名“工余俱乐部”，并指示一个月后向纯工人方面发展力量。这些建议我们都一一采纳了。于是以原“三民主义研究社”的成员为基础，再在华侨开设的油、盐、米店中发展店员雷某，食品外卖员冯棉（此人于1929年发展入党，后由美共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回祖国服务）。成立“工余俱乐部”后，果然吸引更多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活动。我们还出版油印刊物《工余》，由我任编辑。《工余》一直办到1927年，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压迫剥削工人，宣传阶级斗争，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提高华侨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都起到一定作用。
在进行工人运动的初期，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不重视调查研究，不懂得从实际出发，遇事不知道要与群众商量，仅凭主观愿望蛮干，致使工作走了弯路。1926年下半年，部分食品行业工人，有改善生产待遇的要求。我们就盲目提出8小时工作制，由于提出改革的条件过高，脱离群众，更遭到资方的拼命抵制，致使刚刚起来的工人运动失败了。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劳动人民赴美谋生，大多数人均无支付赴美旅费的能力，更无办理入境签证手续，全凭在美经商的亲属支持、提携。这些华商为攫取利润，拼命吸收初抵美国的华工的廉价劳动，而被雇者为了生存立足，为了还清债项，不得不忍受剥削，他们甚至把雇主视作恩人，纵然每天工作长达14至16小时，全年无节、假日，都不敢有怨言。这个行业中当时有阶级觉悟者为数甚少，我们骤然提出8小时工作制，老板损失太大，工人也对此缺乏信心，如果当时我们提出每周6天工作制，也许可能为劳资双方所接受。这事实说明凡脱离实际，超过群众觉悟程度，或违反群众意愿的任何行动，都将一事无成，是害急性病。
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分关心我们这群要求进步的青年工作，指导我们组织“三藩市中国学生会”，以此为华侨社会中的青年反帝中心。我就吸收初中同学张**（1929年初加入共产党，后由美共派去莫斯科学习，1932年变节）、李**（小学时与我同学，比我年幼，现仍在美国三藩市）、郭**（是我小学的同学，现在美国洛杉矶）等人组成“三藩市中国学生会”骨干力量，还出版《群声》杂志，团结爱国华侨青年和学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中国革命，实行“清党”，对共产党人实行“宁错杀一人，不可放走一个”，同时也屠杀革命工农和学生。针对这一反共反人民事变，《群声》杂志号召华侨各界青年立即投入反帝反蒋的群众运动，我们“中国学生会”也发展壮大，和工余社、美国斯坦福大学、加省大学、市区大学的师生、留学生、店员工人等进步组织组成“三藩市湾区中国反帝大同盟”。广州起义的第二天，我们立即用反帝大同盟的名义印发传单，由学生会中的积极分子深夜在华埠秘密散发和张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本质，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的鲜明义旗。在实际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我，在1927年12月中旬，得到徐永瑛同志的介绍，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我又组织了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反帝反蒋的示威游行，革命斗争就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春潮，冲破旧金山（即三藩市）华侨社会的沉闷局面。
当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我们华侨社会的革命活动也随之而转变，即从青年学生的反帝反蒋活动转变为以工人运动为主。这样我的工作责任加重了。组织上决定我又转回工余俱乐部工作，以此为阵地，开展工人运动。
1928年8月18日，由美国共青团三藩市支部推荐，共产党员章汉夫同志（在美时用名为谢启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即任外交部副部长）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入党不久，美共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爆发，我跟全美国的中国籍共产党员一道，站在以福斯特为首的少数派一边，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反对包罗德和爱石（Love Stone）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9年下半年，我当选为美共三藩市华人支部书记。同年底，又被选为美工加州委员会委员。我入党时，章汉夫、冀朝鼎同志在加州西部活动，1929年下半年他们转移到该州的东部进行活动。张报同志当时是美共中央中国局的书记，在纽约从事革命活动，他后来去苏联，1956年回国，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现已离休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