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译文｜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威廉·福克纳

写在前面的碎碎念：我其实没读过几页外国文学，但是我碰巧读过艾米丽的玫瑰。念书的时候为了练习阅读和翻译，我把这个小说自己译了一下。第一次读的时候被这个故事震惊得缓不过来。后来发现很多中国作家也喜欢写这样的故事，skeleton in the cupboard，现在也习惯了，阴恻恻的门后总有点啥惨案。好啦，我也看过，我知道有事发生，你别演了。我最有学问的时候应该就是准备考研的时候吧，现在看十年前的译文，好像也还行，翻译给了我这样不能讲故事又有无限表达欲的话痨一个表达的机会。 艾米莉·格里尔森小姐死后，镇上所有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男人们参加她的葬礼是出于尊敬和怜爱，因为，她的死意味着一座纪念碑的轰然倒塌；而女人们，大多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她房子里面的样子，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除了她的那个身兼厨师与园丁二职的老男仆，没有人见过她的房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样。 那是一座很大的，方形结构的房子。它曾经是白色的，外部装饰有穹顶和哥特式的尖顶，阳台上饰有云形花纹——典型的七十年代风格。这所房子坐落在一个原本高贵的街区，但是轧棉机和加油站渐渐出现在了这个地方，彻底毁掉了这个地方的高贵。只有艾米莉小姐的房子保留了下来，虽然房子渐渐破旧，但是它却倔强而又不失迷人地对抗运棉的马车，和输油的管道——那些很碍眼的东西。现在，与那些在杰斐逊战役中阵亡的联邦军和同盟军士兵一样，艾米莉小姐也躺在环绕着苍松翠柏的墓园里了。 在艾米莉小姐活着的时候，她象征着传统与责任。这是这个小镇自古以来的传统。自从１８９４年开始，那个禁止黑人妇女不穿围裙上街的市长沙多立斯上校免除了艾米莉的税款，在她父亲死后，免税成了她永久性的特权。艾米莉小姐并不想接受这份好意，但是沙多立斯上校对她说，她父亲借给了市里一笔钱，免税是市政府在还钱而已。只有沙多立斯上校那一代人才会想出这样的理由，也只有女人才会相信他。 当具有新思想的下一代人才成为市长和地方官的时候，这种安排就引起了些许不满。第一年，他们寄去了一张催缴税款的通知，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都没有回音。然后他们写给了她一封正式的信件，要她要方便的时候去一下治安官的办公室。一周之后，市长亲自写了一封信，要派他的车接她来。最后她终于回信了，信写在一张旧时的信笺上，墨迹很淡，字体瘦弱，但是流畅。信上只说她不想出门，税款的事，只字未提。 一些地方官作为政府的代表，拜访了她家。自从十年前她不再教女孩子们在瓷器上画画时，就再也没有人拜访过她。现在官员们站在她家门外，敲了敲门。他们被那个年老的黑人男仆领进了一个昏暗的有楼梯的门厅——好久没有人走过了，这里让人感觉封闭，阴暗。空气中弥漫着灰尘的味道。黑人把他们领进客厅，客厅里摆放着沉重的，真皮表面的家具，黑人拉开窗帘，他们看见皮面已经有了裂纹；当他们坐下时，细小的灰尘从他们的大腿上懒懒地升起，在阳光下慢慢旋转。壁炉前褪色的镶金画架上，摆着艾米莉父亲的一张素描像。 她进来时，他们都起身迎接。她是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身着一袭黑衣，颈上带了一条吹到腰际的细金链，拄着一根金头乌木拐杖，金子部分，早已褪色。她的骨架很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一样的重量，别人可以形容为“丰满”，而她只能是“肥胖”。她看起来臃肿苍白，就像是在一潭死水中泡了很久。她的眼睛好像藏在了脸上突起的脂肪中，当她的眼睛扫过客人们的面庞是，就像是两个黑色的小石子嵌在一块块生面团上。这时，客人们说明了来意。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只是倚在门边静静地听他们说，直到说话的人因为说错而停顿了一下。他们听到了在金链尽头那个看不见的表在嘀嗒作响。 她的声音干涩而冷淡，“在杰弗逊我不用交税，沙多立斯上校告诉过我的，你们查查市里的相关文件就明白了。”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了。我们就是市里的官员，艾米莉小姐，您没收到治安官签名的交税通知吗？ “我收到那张纸了，”艾米莉说，“他以为自己治安官，……在杰斐逊我不用交税。” “但是没有书面证明能证明这个啊，您知道，我们必须……” “你们去找沙多立斯上校吧。在杰斐逊我不用交税。” “但是，艾米莉小姐……” “去找沙多立斯上校吧。”（十年前沙多立斯上校就已经死了）“在杰斐逊我不用交税。托博，”那个黑人应声进来，“送先生们出去。” 二 　就这样，她十分彻底地击败了他们，就像三十年前在气味事件中，她击败了他们的父亲们一样。那件事发生在她父亲死后的两年，她的情人——大家都以为他会娶她——离开他不久。在她父亲死后，她就很少出去；她的情人离开之后，人们基本就见不到她了。有些妇人鲁莽地拜访过她，但是她都没有接待她们，只有她的男仆——那是还很年轻——提着篮子每天进进出出，只有这一点能证明她还活着。 　“一个男人能做好饭吗？”那些妇人们说；所以，当奇怪的气味从她家传出来时，人们也不太奇怪，它像一个纽带，把无所不能的格里尔森家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联系了起来。 　一个女邻居，对八十高龄的史蒂文市长抱怨那个奇怪的气味。 　“可是夫人，您想让我做点什么？”市长说。 　“能不能告诉她不要从她的房子里发出那样的气味，法律难道不管吗？”那个女人说。 　“我看不用这样做，”市长说，“可能就是她的黑人男仆在院子里杀了一条蛇或一只兔子，我会跟他谈谈的。” 　第二天，市长又收到两条投诉，其中一条投诉来自一个男人，他小心翼翼地对市长说：“我们得做点什么，市长。我十分不想打扰艾米莉小姐，但是，我们得做点什么。”那头晚上，地方官员们碰面了：三个须发花白的老人，一个年轻一点的，算是正在崛起的新一代。 　“这太容易了，让她把房子收拾干净不就行了，”他说，“给她点收拾房子的时间，如果她不收拾……” 　“闭嘴，先生，”史蒂文市长说，“你要当面指责一个女士，说她的房子气味不好吗？” 　所以，第二天深夜，他们四个越过艾米莉家的草坪，像贼一样潜入她家的房子，沿着砖房的底部和地下室的入口处仔细地闻着，然后其中一人拿过肩上背的石灰口袋，四个人一起在她房子的四周和地下室门口均匀地洒满了石灰。当他们完成这一切越过草坪会去的时候，一个黑着的屋子突然亮起灯来，艾米莉小姐就坐在那间屋子里，灯光在她身后，她直直地坐着，一动不动，就像一尊塑像。一两周之后，气味就消失了 　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觉得十分同情她。人们记起了怀亚特女士，也就是艾米莉的姑婆，最后是如何走向了彻底的疯狂，人们觉得格里尔森家的人都有当作些自命不凡，没有那个年轻男人有勇气与艾米莉交往。我们一直都把他们当作是画中的人：艾米莉小姐一袭白衣，苗条的身影是画的背景，而他父亲的影子则画的前景，他背向他，手里紧握着一个马鞭。所以，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她还是单身。我们觉得这样不好，可是也无可厚非，我们只是觉得虽然家里有个疯子，只要有合适的人出现，她就不该放弃所有机会。 　她父亲死后，整栋房子就留给她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是很高兴的，但是他们还是会为艾米莉小姐难过。她一个人留在这所房子里，没有什么钱，但是她却变得平易近人起来。现在，她也知道一分钱的重要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人都来拜访她，依照习俗准备提供安慰和帮助，艾米莉小姐穿着平常的衣服站在门口见了她们，脸上不带一点悲伤的痕迹。她对她们说，她父亲没有死。她这样做了三天，牧师和医生都来到她家，劝说她让他们来处理遗体。就在他们打算求助于法律的时候，艾米莉屈服了，很快，他们埋葬了她的父亲。 　那时我们没觉得她疯了。我们觉得她必须那样做。我们记得所有被他父亲赶出门的男子，我们知道，她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她要抓住那些她被剥夺的东西，就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 三 　她病了好一阵子。当　我们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头发剪短了，看起来年轻了不少，像个小姑娘，但是不是普通的小姑娘，是教堂窗子上画着的天使，悲伤而肃穆。 城里要铺设一条人行道，工程就在夏天，也就是她父亲死后不久开始。干活的工人都是黑人，他们在牲口和机器的帮助下施工。工头是一个叫霍玛·巴伦的北方人。他高个子，黑皮肤，声音洪亮，目光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个机智的人。城里的小男孩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跟着他，听他管教黑人工人；听黑人干活时的歌唱。不久，他就认识了城里所有的人，哪里有欢声笑语，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在不久以后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人们看见了一辆马车，黄色的车轮，拉车的是两匹棕红色的马，车里坐的，是巴伦先生和艾米莉小姐。 　开始，我们都很高兴艾米莉小姐能有此雅兴，因为女士们都说，“格里尔森家的人当然不会考虑嫁给一个北方人，一个工人。”但是还有一些老人，他们说，“不论多么悲伤，一个真正的上层石灰的女士都不应该忘记她高贵的责任。”他们说，“可怜的艾米莉，她的亲戚们应该来劝劝她。”她有一些亲戚在阿拉巴马，但是一年前，在分割怀亚特女士（那个疯女人）的遗产的时候，艾米莉的父亲与那些亲戚们发生争执，从此不相往来。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参加他的葬礼。 　就在老人们说“可怜的艾米莉”的时候，流言开始了：“你相信这时真的吗？”人们这样互相传说着，“当然是真的，否则还能怎么样……”微风拂过，百叶窗前的绸缎窗帘沙沙作响，窗帘挡住了周日下午的阳光，当他们的马车经过，轻快的马蹄声传来时，人们就躲在传来后面切切私语，“可怜的艾米莉……” 　她一直高昂着头，甚至在我们认为她已经屈服了的时候亦是如此。此时此刻，她仿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她作为格里尔森家的最后一人的高贵身份，她仿佛需要我们那些无聊的流言来彰显她高贵与无动于衷。在他们说“可怜的艾米莉”一年之后，也就是她的两个堂姐妹拜访她时，她去买老鼠药。 　“我想买一些毒药，”她对药剂师说，那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是还是很苗条，甚至比以前更瘦。他她的眼睛闪着冷漠，自负的光，脸上的肌肉僵硬着，眼窝深陷，就想灯塔看守人的脸。“我要一些毒药。”她说。 　“好的，艾米莉小姐，要哪种？毒老鼠的？我向您推荐……” 　“哪种都行，我要最好的。” 　药剂师说了几种，“这几种毒药连大象都能毒死，您想要……“ 　“砒霜，”艾米莉说。 　“您要……砒霜？好的，但是您要做……” 　“我要砒霜。” 　药剂师盯着她看，她也用直勾勾的目光回敬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药剂师说，“当然可以，如果你一定想买的话，但是法律规定您得说明您买砒霜的用途。” 　她不说话，只是仰起头盯着他的眼睛，最后，药剂师屈服，眼睛转向别处，转身为她拿了一包砒霜。一个黑人男孩把砒霜送到她家，她打开包裹，看见盒子上画着骷髅头像，下面写着“老鼠用”。 四 　第二天，大家都互相讨论她会不会自杀；我们都认为她自杀了也好。当我们最开始看见她和霍玛·巴伦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说，“他们会结婚”，然后我们又说，“她会说服他结婚的，”因为霍玛自己说过，他不会结婚的。他喜欢男人，大家都知道他经常和一些年轻男人在兄弟俱乐部喝酒。后来，当他们的马车在周日的下午经过的时候，我们躲在百叶窗后面说“可怜的艾米莉”，马车里的艾米莉昂首挺胸，霍玛带着向上翻卷的帽子，叼着一枝烟，带着黄色手套的手上握着缰绳和马鞭。 　有些女士说这是不体面的，这会给城里的年轻人做出不好的榜样。男人们并不参与，但是最后，女士们强迫一个浸礼会牧师去拜访她。牧师一个字都不肯透露那次访问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坚决不肯再去。周日艾米莉和霍玛的马车又一次出现在了大街上，第二天，牧师的妻子给艾米莉在阿拉巴马的亲戚写了一封信。 　然后，艾米莉的又一次坐在了他的屋檐下，而我们都在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后来什么都没发生。我们都以为他们会结婚。我们听说艾米莉小姐在珠宝店订了一个银质的男式马桶并且把霍玛的名字刻在了上面，两天以后，我们听说她买了一整套男式服装，甚至包括睡衣，然后我们说，“他们结婚了。”我们很高兴。我们高兴是因为艾米莉的堂姐妹们比艾米莉更加高贵。 　对于霍玛的离开，我们一点都不惊奇（那时，道路已经修好了）。我们甚至有一点遗憾他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但是我们相信他是为了准备迎娶艾米莉，或是帮艾米莉摆脱那两个姐妹。（那时，这是个小阴谋，我们都是艾米莉的同盟，帮她躲避他的姐妹。）又过了一周，她们终于走了。不出我们所料，三天后，霍玛就回来了。一个邻居看见了那天黄昏艾米莉的黑人男仆把他从厨房的门口领进去。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霍玛·巴伦，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后一次见到艾米莉。黑人男仆拿着菜篮子进进出出，但是前门一直关着。有时我们能看见她窗口站着，姿势就像那帮人撒石灰那天一样，但是六个月她都没有迈出门一步。我们觉得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就她那个恶毒，凶狠的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阻止她恋爱的。 　我们再次见到艾米莉小姐的时候，她已经胖了，头发也变白了。随后的几年，她的头发越来越白，直到全部头发都变成铁灰色，才不再变了。直到她７４岁去世那天，她的头发一直都是这种铁灰色，像活人的头发。 　从那时起，她家的前门就一直关着，除了她四十多岁时的一段时间，大约有六七年，那时，她教女孩子们在瓷器上作画。她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布置了一间工作室，现代沙多立斯上校的女儿和孙女们每隔几天就会被送到那里学习，就像每周六去教堂，然后在捐献盘里放上两毛五分钱那样。这时，她还是不用交税的。 　后来，新一代人开始管理这座城市，学画画的孩子长大了，不再学了，而且等她们有了孩子后，也不再把孩子送到她这了，那些颜料箱，笨重的刷子和从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画永远地被封存起来了。然后，艾米莉家的前门就关上了，永远关上了。当邮政业务在城里开始的时候，她拒绝在她家门上装门牌号，也不许在她家门前放邮箱。她不听任何人的话。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们眼看着她的黑人男仆渐渐变成须发花白的驼背老人，还在提着菜篮子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她都会收到一张缴税通知单，第二周，这张单子一定会被邮局退回来，因为她家没有门牌。有时，我们能从她家窗子里看见她坐在楼下的某间房子里——显然，她关闭了顶层的所有房间——她像壁龛里的塑像，有时看看我们，有时不看，看与不看，我们是不知道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她就这样自顾自地活着——高贵，自闭，平静。 　后来她死了。她先是病倒在那所充满灰尘的阴暗的房子里，只有一个步履蹒跚的黑人老仆照顾她。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病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早就不指望能从那个黑人老仆口中知道什么了。他从不和任何人说话，可能也不和艾米莉说话，他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可能是因为多年说话吧。 　她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一张带帘子的核桃木的床上。她灰色的头枕在一个枕头上，枕头由于长年见不到阳光，已经发黄发霉了。 五 　黑人在前门接待了第一批到来的妇人，并且把她们迎了进来，然后他就不见了。她们低声地交谈，好奇的眼光快速在房间里游动。 　不久，她的两个堂姐妹就来了。她们主持了第二天的葬礼，全城的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她的身上放着一大堆买来的花，她父亲的画像就摆在她棺材的正上方，女人们窃窃私语，谈论着这件事；一些很老的老人——有一些还穿这联邦军的制服——站在她家的走廊和草坪上，谈论着她，仿佛他们跟她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在一起跳过舞，他们中的一些人好像还向她求过婚，时序的错置使那一系列事件显得匪夷所思。但是对他们来说，过去并没消失，而是清晰可辨，中间那几十年仿佛没存在过。 　人们已经知道了楼上有一间屋子，四十年来从没打开过，现在一定得打开了。人们等到艾米莉小姐体面地下葬了，才把它打开。 　砸门的动作使屋里尘土飞扬。屋里弥漫这死亡的味道，但是屋子却布置得像一个新房：玫瑰红的床沿挂布，鲜艳早已退去，玫瑰红的台灯，铺着漂亮桌布的桌子，整齐排列的水晶器皿，褪色的银质男式马桶，上面刻着的字母早已模糊不清。在他们中间，放着一个衣领和一条领带，仿佛是刚刚脱下来的，人们把它们拿开的时候，满桌的灰尘上就留下了一个新月形的缺口。椅子上摆着一件衣服，跌得整整齐齐，地上放着一双鞋和一双袜子。 　那个男人自己躺在床上。 　我们久久地站在那里，盯着他那灿烂但是没有生气的笑容，很显然，他躺倒之前是拥抱的姿势，但是过于长久的睡眠背叛了他，消弥了所有有关于爱情的欢乐和痛苦。睡衣里面的躯体早已腐烂，他能做的，就是永远的躺在这张床上。 　然后我们注意到另一个枕头有枕过的痕迹。有人在那个枕头上见到什么，我们都凑过去看，看不见的灰尘和刺鼻的气味钻进我们的鼻孔，原来，那是一根铁灰色的头发。